“美棠和我眼看身边太多家庭妻离子散亲人反目家破人亡，但幸我们从没有起过一丝放弃的念头。”

　　回到家，父亲给我报了户口，又去派出所填写了“旧军官登记表”。时局日益紧张，岳父也结束了汉口的钱庄生意，经南昌回临川。

　　这年春节，我们仍和往年一样玩牌消遣。但年一过，就要考虑今后的谋生了。岳父也在想办法。年后他来到南昌和父亲商量，准备给我俩开一家店。但做什么生意呢？我们怕单纯的“买卖”难做，想做点有劳动力的加工产品，要么，就开个切面店吧。买来面粉，自己加工做切面，这样便属手工业。计议定当，岳父托人从汉口买来一台切面机器。起初岳父拟取名“利群面店”，父亲又觉得“群”字笔画较繁，不如改为“利民面店”。

　　岳父自己出去找店面。我只想租个小店面，卖点熟面试试，但岳父大概做惯大生意，看中了珠市街口、象山南路一家新盖好的店面，门面约有三十平方，上下两层，店租每月四石米。楼下左首有一间小房间，岳父便住在这里。外面就是店堂。

　　我申请了工商牌照，并印了数百张包干面的卷纸，上面有利民面店的招牌和店址。父亲的书记员赵椿林此时也无事可做，自愿来店里帮忙做面、挑水，管吃住，工资不论，每月拿五角钱零用。我们又花三元买了一只旧的、半圆弧形的黑漆柜台，在左首摆放了一个雅致的玻璃门书橱。那原是毛贻荪的书橱，现在拿来作摆放卷子面之用，可算是“斯文扫地”了。店堂前堆放二三十袋“兵船牌”面粉，是最优质的品牌。一张方桌，供吃饭和待客之用。右首墙边是我们的切面机。最后面是厨房。屋后有个宽敞的院子，总有五六十个平方，未经收拾，只围以竹篱。除了晾晒衣物以外，那年中秋，我们也曾在那里摆过一张小桌，供奉果品，以事赏月。美棠和我住在楼上。

　　我和赵椿林到别家面店去偷师取经，观察老师傅的做面方法。自己回来多次试验，总算做成，但质量很不稳定，不是太湿，就是偏干。

　　筹备工作持续到一九五○年三月，我们的面店正式开张了。美棠那时已经怀孕，开张那日岳父兴致很高，置办了不少酒菜，请一众亲友来店里吃饭。那日店里热气腾腾，众声喧哗，大家笑着谈着，欢声好像昨日。

　　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晚上十时许，美棠在楼上卧室里阵痛加剧，急去请来医师，父亲和姨姐闻讯也赶来宽慰美棠。两三个小时，希曾出生了，大家高兴极了。“希曾”的名字是父亲所取，他还说，就在前数日他曾得一梦，梦见一条黑龙在面店门口翻腾飞舞。

　　岳父很会烹调，每日买猪肚猪肝等给美棠加强营养，岳母也从临川赶来，带来了手做的婴儿鞋帽等物，家里天天欢喜忙碌。满月那天，我们在面店办满月酒，大家又热闹一番。

　　至于店里的生意，却十分不尽如人意。湿面一天只能卖个三五斤。有一天夜里，店里来了个贼，偷去一把中号的切面机器刀，顺便还背走一袋面粉。中刀乃是常用的刀，失去了它，我们就只能切出宽面和细面，不能切出中等宽度的面了。再后来，店堂里堆积的那些面粉则因为阳光曝晒而生出小虫，并且略带些酸味。如此，生意也更差了。

　　七月里一日晚上，我忽然被屋外喧闹声惊醒。推窗一看，但见街对面之店铺已尽着火，熊熊烈焰，扑面生痛。南昌民房多为砖木结构，除主墙以砖墙隔开外，屋内板壁一般均用木料。若天干物燥，就极易着火。万幸的是风向并不正对我店，窗棂虽然被外面高温烤得枯焦，但最终不曾起火。美棠抱着希曾回陈家桥，我与赵椿林留下看店。大火烧到天亮，总算扑灭。

　　到了八月间，开店已近半年，美棠一结算，亏损甚大。我们盘算一番，决定关门大吉，切面机、柜台、剩余的面粉也都廉价处理了。

　　这期间我也四处在找别的出路，但并不容易。一日，我在马路电线杆子上看到贴的小广告，说是某测量队需要招人，我便按地址写信去应征。因我在军校学过观测，会制作地图，对此亦有兴趣。然而信如泥牛入海无消息，我也知是“历史原因”。

　　又到年终，十二月中旬时候，上海的十三舅来信，说他在上海经营的大德医院总院需要会计，望我去上海任职。

　　美棠、岳父与父亲都觉得很好，说不必耽搁，过两日便动身吧。

　　我便去南昌火车站买票。此时的火车站空无一人，亦无一物，徒有四壁而已。我进入一个小门，墙上张贴着残破的火车站规则，右手边上有半圆形的售票口。我买了票，再看四周，唯见角落里一堆未及清理的垃圾。

　　那天夜里，父亲和姨姐备了几个好菜，也请了岳父来聚餐。吃了饭，大家款款地聊，父亲吸着水烟。那是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但当时并不知晓。

　　美棠抱怨说，希曾哭闹得凶的时候，我有时会动手打他。父亲听了忙道：“不能打！以后我给他写个‘免打牌’挂在头颈上，再也不许打了。”边说，边用点水烟的纸捻子在希曾脸前画着圆圈。那时希曾才七个月大，只知道瞪大着眼睛，随着纸捻上燃着的小光点转悠。

　　我们决定由我先去上海，待一切顺妥后再告知美棠，让她带幼棠和希曾同往。

　　十二月底，又是一个清晨。我坐上人力车，脚下是大箱子。父亲、姨姐、美棠、三弟、弟媳等人都来门口相送。车子起了，就要走了。我忍不住回头深深望了父亲一望，隐隐地感到这许是最后的一眼。

　　等我再次回到故乡南昌，已经是五十八年以后的事了。那一眼回望，也真成为我与父亲之间最后的相望。

　　我于一九五○年年底某日抵达上海的时候，天已傍晚，忙叫了辆三轮车直奔华山路一一三六号，十三舅和舅母在门口台阶等着我。是夜，我便在表弟房里加了张铁丝床睡下。

　　美棠和我的计划是，我先把主要行李带去上海，落实好住处再把她和爱堂、幼棠接来。我们起初租住在山东南路上的寿康里，后来我在新永安路十八号花费七两金子订下了两间房。自此以后时间漫漶人往人来，孩子们在这里出生、成长、远行、归来、离开，美棠与我则在这个屋檐下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

　　我那时在大德医院兼任两个岗位，领取双份工资。一是大德医院的会计，刚好用上先前所学；一是大德出版社编辑，那也正是兴趣所在。一家人在一起的生活忙碌而欢喜。

　　五十年代初时，上海市民的生活还很活泼热闹。每个周末，许多单位的工会都会组织联谊舞会，大德医院的工会也是。美棠最喜歌舞，又爱与人交往，是个逢舞会必到的人物。那时候私营舞厅照常开业，美棠和我也常常去玩。

　　不跳舞的时候，我们去看电影。我的视力很好，美棠则是近视。我们去看电影，如果坐在中间排或者后排，美棠就看不清楚。结果坐在前排……时间长了，我终于也成了近视眼。这样一来，我终于和美棠同步了。

　　美棠在抗战期间因躲日机轰炸，曾随父母避居汉口乡村。那时她看见稻田里插满了秧苗，误以为是韭菜，留下过笑柄。

　　我以前也从未进过菜市场，到上海后要去菜场买菜，也因为分不清卷心菜和黄芽菜，落下了口实。这事从此也成了我们在儿女面前互相揶揄的笑料。

　　我因在大德出版社编《妇婴卫生》刊物，一次看见上面刊载巴甫洛夫的“无痛分娩法”，像得了宝，回家就对美棠宣传起来。美棠听我把话讲完，淡淡问道：“这个巴甫洛夫，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话没说完，她就往我大腿上狠狠拧了一把：“痛不痛？”她还是淡定地问。“痛！痛！”我叫道。“女人生孩子，你们男人怎么知道痛不痛。”她说。

　　孩子们的调皮，她也要一一对付。那时每值夏季，黄浦江里总有许多小朋友游泳。申曾最喜欢游泳，长到十二岁的时候还横渡浦江。但当时他尚幼小，水上公安局的人为了保障小孩子安全经常派人去阻止他们游泳。孩子们见有人赶，每四散逃逸躲藏，而申曾逢到这时候就躲到船底下去，危险非常。美棠便下死命令不许他去游泳。申曾想了个办法，他游泳回来，在岸边让太阳把身上晒得干干爽爽方才回家去，心想那样他母亲定抓不到他游泳的证据。美棠见状，只抓起他手臂，拿指甲在胳膊上一划——就是一道泡过水的皮肤才有的白印子。“你又去游泳了！”

　　那时候路上游行很多，顺曾很喜欢看。有一次，他才四岁的时候，跟着游行的人群走啊走就走失了。我们四处寻不着他，问人也都说不见，着急得很。美棠提醒我一家一家派出所去问，果然走到嵩山路派出所的时候，说有群众送来一个走失的小朋友。我忙骑车赶过去，天色都黑了。一踏进派出所大门，见顺曾坐在乒乓桌上吃着民警给他的面包，更有人吹笛子哄他。他倒是快活得很呢！

　　我给孩子们做了一本大画册，封面上题了“大家画”三个字，鼓励大家把所见所想都画上去，然后互相观摩，提高兴致。

　　孩子们小时候在画册上画下各自的理想，只是现实生活改变了一切。

　　一九五七年，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我赴安徽劳教，自此开始了与家人二十二年的分别。家计陡转直下。动荡的年代，五个孩子正要度过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期，长大成人、读书学艺、上山下乡、工作恋爱。岳母日渐年高，所谓母老家贫子幼，家中无一事不是美棠倾力操持。美棠和我眼看身边太多家庭妻离子散亲人反目家破人亡，但幸我们从没有起过一丝放弃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