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遇到她以前我不怕死，不惧远行，也不曾忧虑悠长岁月，现在却从未如此真切过地思虑起将来。”

　　战事结束，一九四六年春，我时年二十五，在八三师六十三旅炮兵营任中尉观测员。部队驻守在江苏泰州。夏天，炮兵营移驻泰兴。这时，父亲来了一封信，大意是弟弟兆掄近期将要结婚，望我能回家参加庆贺，同时也希望借此次回家机会，把我的婚事谈好。

　　那时，部队里请假殊非易事，须经旅长批准，而批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的炮兵营营长刘恒鑫为人爽直豪迈，得知我的事，主动表示愿意自己承担责任，不报请旅部放我回家两周。

　　营部里几个年轻人平素与我玩得甚好。临行前夕，大家几个备了酒菜给我饯行。我也喝得醉陶陶的，倒头便睡着了。次日清晨，我匆忙整理了一些简单的行装，带了一些盘缠和营长送我的战利品——一把日本军刀便出发。想不到忙乱之中还把靴子穿错了。原来营长曾送我和营部军需孙漪每人一双深黄色的短筒皮靴，是在皮鞋店里定做的，款式完全相同只是孙漪的稍小些。我走出营门后才觉出右脚有些挤痛，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路，顾不得那么多了。

　　走到泰兴城南门，初阳方照大地。街上全无行人，只有城门口守着两名卫兵。多年战乱已令这座城市树木稀少，四顾萧条，唯见近处土色的城墙和碉楼，远方灰蒙蒙的道路和房屋轮廓，在淡黄色的阳光下现出一片昏黄。正是“废池乔木，犹厌言兵”。

　　我依计划去镇江乘船，赴江西九江。到达镇江时近晚上八九点，码头强烈的灯光映亮夜空。我顺着石级一路下行，登上一艘开赴九江的大轮船。七月里天气燠热，大多数乘客不愿进舱，或坐或卧，提着行李铺盖在甲板上吹凉风。我不喜混杂在哄闹的人群里，就进船舱找了个铺位休息。犹忆船舷边有一个圆形的小窗口，隐约还听得到甲板上小贩在叫卖食品，而我想是疲累，很快就睡着了。

　　船至九江，再转南浔铁路抵达南昌，然后直奔陈家桥十八号。假期不长，父亲抓紧时间，第二天就拉了我坐长途车去临川。抵达的时候天色已晚，父子二人便投宿一家“高昇客栈”。住定，父亲方向我介绍起亲家的大致情况，大抵是说毛思翔伯伯是他的至交，家道亦殷实等等。次日，我们就去了美棠家。

　　屋子很大，我走过第三进的天井，正要步入堂屋时候，忽见西边正房小窗正开。再一眼望去，恰见一位面容姣好、年约二十的小姐在窗前借点天光揽镜自照，左手则拿了支口红在专心涂抹——她没有看到我，我心知是她，这便是我初见美棠之第一印象。天气很好，熏风拂面，我也未停步，仍随父亲进堂屋。思翔伯与伯母出来迎接，接着就叫了美棠出来与我见面。

　　稍歇了一会儿，父亲便取出一枚金戒指，大约是母亲生前早已备好了的，交给思翔伯。思翔伯也随即就把戒指拿给竹床上的美棠，又给她套到手指上——我俩的订婚便是这样完成了。

　　我们入席，吃饭交谈。思翔伯殷勤地劝我们多吃鸡汤，又随口问我：“吸烟么？”“喝酒么？”我都道不会。其实酒我倒是喝的，但此时情况特殊，不必回答得过于仔细为宜。他连说：“那很好！那很好！”

　　趁父亲与思翔伯话旧，我往四周再看了看。看见美棠和那年十二岁的幼棠坐在竹床上，其余三个小家伙——舜棠、小棠和爱堂就聚坐在边上几个小板凳上，惊奇地打量着我。

　　天色将暝，父亲告辞回高昇客栈，次日便返南昌。我则留下来和美棠谈谈心，又逗这群小孩子说笑玩耍。

　　美棠其时看起来颇消瘦。一问才知道，原来她前不久患上疟疾，最近几天才刚刚好。虽是大病初愈，她兴致却也很高。美棠很喜爱唱歌，就拿了几张报纸卷成圆筒形状代替扩音器唱，唱的都是流行歌曲：《花好月圆》《凤凰于飞》《夜来香》《莫忘今宵》《满场飞》《特别快车》……唱了好多支。

　　晚上我就留宿在美棠家，彭姐和莲发姐帮忙料理住处。房间里空空荡荡，夜里我躺在空房间里回想日间所见，心里却不能平静。美棠没有兄长，后面却有一串小鬼头等着长大，我如今作为半子之靠，要怎么样才能帮着照料起这个家，把小孩子们都带大成人，责任可不轻。

　　三弟婚事既毕，我的假期也将结束。美棠随家人同返临川，我就带着她的照片回部队。此时六十三旅炮兵营已移回泰州驻地，故我回部队仍走原先的路线：先到九江乘轮船返镇江，不过此次是早晨十点的船次。我站在甲板上看风景，听着汽笛长鸣。江上船只往返，水光闪动帆影，远处红日时现。同样这一江水、一座轮，归途上的我心中所思却和来时殊异。在遇到她以前我不怕死，不惧远行，也不曾忧虑悠长岁月，现在却从未如此真切过地思虑起将来。

　　我于一九四八年七月间回到江西南昌。

　　美棠和我的婚事定在农历八月中旬，现在就得开始准备起来。

　　我与定姐一起去临川把美棠一家接来南昌。她的嫁妆早已齐备，所缺些无关紧要的零星小物，我同她就仍是往洗马池那里去逛街采买。

　　一天，我们和弟弟一家三口一同上街，弟弟的儿子荫曾那时只有一岁。我们正要走进一家瓷器店时，荫曾忽然大哭起来，坚决不肯进门，于是他们一家只好守在门外。我和美棠两人进店，选了两副饭碗和调羹，价格还颇昂贵。谁知回来后被岳父看见，笑我们不懂瓷器，买的都是款式工艺过时的“古董”了……我们便也觉得好笑起来。

　　婚期就在眼前了。

　　婚礼前一日，我独坐在新房的小圆桌前想起了母亲。想她今日如能在这里，如能目睹我结婚成家的人生一幕，竟该何等高兴，而我又该何等美满。悲从中来，我终是伏在桌上痛哭起来。后来是八舅母进房来，坐在对面细声抚慰我良久，我才渐渐止住。

　　第二天一早，陈家桥这边的人就急急带着布置礼堂和婚礼的用品赶去江西大旅社。岳父母本就住在那里，美棠也在定姐一家的陪同下来到旅社里新娘的休息室化妆打扮。江西大旅社的大门前是一个小院子，院子左侧有一排精致的小店铺——一家美容美发店、一家摄影店和一家租借婚纱礼服的店。我去美发店最后修理发型，美棠则去选婚纱，我俩各顾各的。

　　江西大旅社是西式风格建筑，大厅宽广高大，挑高了两层楼。厅当中建有一个大的花台，置满各色花草，两侧有走廊，屋顶则是玻璃天窗。那天的阳光就透射而下，直照到婚礼的现场。这时的大厅也已经布置好了，地上铺了正红色地毯，正中前方摆了长方形的条桌，也铺了红绸桌布，其上放着结婚证书、美棠与我的印章和印泥等物，两边点燃了大红囍烛。

　　证婚人请的是时任江西省省主席的胡家凤。胡家凤因与父亲是从前北京法政大学堂的同学而相熟，出任省主席后劝父亲出来做点事，故父亲后来做了江西省的省参议员。胡家凤为人正直自持，先前任省政府秘书长的时候，因为家贫付不起“电灯费”而被电力部门以土政策剪断了电线。谁知不到一个月，胡家凤就被擢升为省主席，惊得电力部门连夜接通电线登门道歉，事情在全南昌传为笑谈，大家也都敬重主席的清廉。

　　客人们陆陆续续都到了，有两百余众。按礼，新郎官应该亲自去接证婚人。而这时胡家凤的专车也到了，我便上车，车辆往省政府驶去。省政府也许是前朝遗留下的府台衙门，陈旧而透着幽雅之气。未几，胡家凤便从厅中走出，着一身淡黄褐色的中山装。汽车缓缓开去旅社，因路上时有人群想围观一下省主席的真容，开不快。及至下车，父亲和亲友们已在门口迎接。随着证婚人的到来，现场的气氛又掀起一个小小高潮。

　　美棠和我这时并肩立于台下，她披一袭洁白婚纱，我着一身淡黄军装。那是当时军人里流行的美式卡其布军便服。两位傧相——大峥表弟和大忻表妹立在我俩身边，此刻也是光彩照人。证婚人立于前方中央，右侧站着父亲作主婚人，左侧站着婚礼司仪。我还记得司仪喊：“请证婚人致辞！”胡家凤便从衣袋里拿出发言稿，原来都是四字一句的祝词，全是文言词句，念了有三五分钟，可惜我俩都没听懂。接着司仪又喊：“请主婚人致辞！”父亲因是律师，口才好，他不用发言稿即兴讲，倒讲了有近一刻钟。以后便是“新郎新娘向证婚人鞠躬”“新郎新娘在结婚证书上盖章”，乃告礼成。

　　我们在江西大旅社大厅门口的入口处拍结婚照。这个门口并不十分宽大，呈扇形，四级台阶，两侧各有一根爱奥尼柱，檐亦扇形有纹饰。六十年来人世沉浮如飘萍无定，这张相片也散失在岁月里，然而回想起当日拍照时的情境，当时的光线怎样伏上这一檐一柱，至今历历眼前。

　　吃罢酒席，众人回到陈家桥。到了晚间，我俩的新房里挤满了宾客。闹新房开始了。美棠和我坐在床沿，听候大家“出题目”。众人有的要我们交代谈恋爱经过，有的则跟着逗笑取乐。这些都好应付。最难搞的要算罗家的大姐夫罗镜清——图中穿格子长袍的瘦高个子。我的大哥也热烈参与其中——图中光头穿蓝色长袍的那个，只不过，他不是来闹，而是来帮我解围的。罗镜清每回提出难缠的问题，我大哥便站出来缓冲和调停，帮助我们顺利过关。

　　婚后一天，岳父母一家返临川，美棠与我一早去送行。又过数日，姨姐将我与美棠、弟弟与弟媳丽珍叫到一起。在一间小房间里，她当着众人面拿出两个包裹，说这些是我母亲的遗物，她已经代为保管太久，如今终于一家人齐整，又都成了家，可以正式交还给我们了。一共是一斤黄金，我与弟弟各拿半斤。还有两箱衣物。美棠觉得我们不会在南昌久留，便只拣了一件母亲的羊皮袍子。那是一件新制的皮袍，外面为浅绿色的绸缎，里面的羊毛雪白，都有寸余长。其余都留给了丽珍。让人抱憾的是，其中还有母亲一个小小的白布包袱，内中是她一生所写的诗词手稿，也有些是我替她誊抄的。她小心翼翼包好后，包袱角上还用一根细的蓝色布带扎好。我把它放在衣箱里，因为行李太多，便把这只箱子运回南城，以为那里是老家，最安全。却未料我们此番离开南昌，竟再无机会回南城。世事更迭，母亲一生的诗稿最终未能留下片纸只字，此事令我悔恨至今。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二○○八年，我独自一人回到了江西大旅社。大旅社的门前因为曾打响南昌起义的第一枪，如今已成为南昌起义纪念馆。建筑格局也多有变化。昔日宽敞开放的大厅现在改为方形封闭的中式堂屋，厅前的花木依旧，只是当年的花台不再。玻璃天窗已拆毁，唯阳光朗照的庭前，仍是当年携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