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历史，就会发现早期中西文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古中国文明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古希腊文明则是以商业文明为主的。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多河泛平原区，其地形条件是有利于农耕的，而南欧则多山地丘陵区，其地质特点不具备定居农业的条件，南欧人只能将目光投诸海洋，环地中海周围的海洋资源和贸易资源成为争夺的焦点。因此，在西方人的观念当中，幸福来自大海，来自贸易和征服，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殖民和贸易扩张就是典型。我们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灵体系中就可以看出，海神波塞冬在诸神的地位中是显赫的，仅仅次于宙斯。

　　农耕文明毕竟是一种相对稳定和安全的文明样态，古代中国人也自然地选择了这一种生存方式，但这并不等于说古代中国人对海洋是轻视的，是漠视的。其实，殷商的建立者正是一支发轫于海洋的部落，殷商是九夷当中的一支，他们擅长于航海和贸易。人们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殷人在取得政权后，本能地选择了农耕生活，逐渐放弃了海洋生活。但从他们占卜的器材——牛骨、龟甲等，可以看出，他们依然对大海有着天然的崇拜，在重大决定面前，是龟甲为他们导航。

　　敬畏大海，是古中国人的长期的基本的心理基调。我们从精卫填海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大海始终是作为一个障碍而存在。这种心理基调一直持续到唐朝，唐朝有严格的出海令，公使容易获得允许，而民间则很难拿到出海通行证。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海上交流实际上也是从唐朝起开始繁荣起来的。不过，唐朝的海上交流主要侧重于海上文化交流，虽然也有海上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也初具规模，但总体上有限。唐朝的海上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事件应是日本派来十几拨遣唐使团访问中国，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绚烂的篇章，也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本书中所提到的鉴真大和上东渡传法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宋元时代的海上交流则侧重于海洋贸易。宋朝国力积贫积弱，传统的农业税收已经不能有效地维持政府的运转。尤其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南方富庶，必然要重视商业以增强国力，对抗北方金和蒙古的威胁，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海洋贸易。到了元朝时代就更不必说，元朝致力于建立一种“世界秩序”，后人甚至把元朝所建立的世界格局称为“现代世界的雏形”。因为蒙古人的生活必需依赖交换，所以他们天生不排斥商业，他们建国初期向西扩张就是为了打通商路，待到政权巩固之后，陆上丝绸之路自不必说，海上丝绸之路也更加畅通。海洋贸易逐渐繁荣起来，与之相关的对于季风、洋流和潮汐的考察也逐步成熟起来。

　　明清时代的海上交流则侧重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中国的海上政治和军事并不以侵略和掠夺为目的。中国最早发明了罗盘指南针，奉献给了世界的航海事业。最早发明了火药，甚至在南宋和元朝时期都有所使用，但中国并没有用这些杀伤性极强的武器去敲打其他国家的大门。明朝中后期，沿海一带倭患严重，国人反而变得保守起来，不与人争。后来满清入关，中国的封建王朝达到顶峰，人力物力财力也达到顶峰，产生了“天朝上国”的夜郎自大心理，最终酿成几百年的闭关锁国。乃至于在14、15世纪世界格局发生了重要转变的时候，错失了与世界争锋的最好时机。

　　我们在本书中将鉴真作为一个海洋人物看待，是因为他的六次东渡的故事是和海洋紧密联系着的，他是一个跨海文化传播大使。他去日本的目的虽然是弘扬佛法，但他同时带去了中国的建筑学、书法、中医、雕塑术，这些都对日本的文化和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日本人称其为“天平之甍”，意思是日本天平时代的文化屋脊，由此可见对鉴真的认同度之高。

　　唐玄奘和鉴真两人同属于盛唐，唐玄奘的贡献是输入型的，从西天取到了真经，建立了唯识宗；鉴真的贡献则是输出型的，他将佛法传到海东，建立了日本的律宗。

　　当初，佛教传入日本才不过百八十年，还没有形成正式制度，一切混乱不清，完善的戒律根本就不存在。日本很多人可以自度成僧，导致 “私度僧”十分泛滥。很多百姓为了逃避课税，纷纷躲进寺院做个假和尚，等收税的人走了，又“还俗”了，这样就导致日本出现了田庄大面积荒芜。还有一些假和尚，白天道貌岸然，晚上花天酒地，道德严重败坏。于是，当政者决心按照大唐的受戒规则来约束僧侣，没有正式受过戒的，就不具备僧侣的资格，这就需要有个精通戒律的大师来日本传法。这样就有了日本僧人赴唐寻僧，鉴真大和上东渡传法之事。

　　当时，日本派出过十几拨遣唐使，很多使船都不幸遇难。海洋简直成为一个魔咒，“沧海淼漫，百无一至”是两国海上往来人士的真实写照。虽然海途凶险，但并没有阻碍日本僧人赴唐求法的意志，也没有阻挡鉴真大和上东渡传法的决心。

　　以荣叡和普照为代表的几名日本僧人，他们的使命就是寻找到一位懂得戒律的大师去日本传律授戒。他们在长安和洛阳一带一找就是十年，也没有找到适合的人选，直到遇到了道航。道航乃是扬州鉴真大和上的徒弟，道航把他们引荐给鉴真大和上，鉴真大和上决定东渡传法。初次东渡失利之后，玄郎和玄法就退缩了，但荣叡和普照却坚持了下来。此后几次东渡，荣叡碰到接二连三的牢狱之灾，加上海难的摧残、羁旅的劳累等等，荣叡最终客死在异乡，为了国家的使命，真正做到了死而后已。普照则坚持到了最后，并且幸运地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这两个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这个民族的特点，坚韧、较真。日本在大化革新之后，积极向中国学习。他们的学习精神，他们的低调态度，是绝对值得称赞的。这一点他们延续到了近代的明治维新，当中国的现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便转而向西方学习，这让他们一直保持在世界先进行列当中。

　　以鉴真、祥彦、思讬、道璿等为代表的中国僧人，他们为了度化众生，也同样反映出中国人愿意将最好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品格。在整个六次东渡的过程中，以鉴真的高徒祥彦为代表的三十六人都无常而去，他们矢志不移的精神，为了弘法大业不惜生命的精神，也应当让国人感到自豪和骄傲。

　　由此可见，在文化范畴内，海洋的观念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它已经不单单是那个有鱼儿游弋的广袤无边的蔚蓝的实体，它更是一种象征，或者象征着鸿沟，或者象征着隔阂，然而，“一衣带水”又让我们看到联结的希望，看到交流和理解的可能。这或许才是海洋文化要表达的内涵。

　　在古代，法华精神连通了中日两国，而在当今世界的宗教格局中，基督教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伊斯兰教不断壮大，只有佛教在不断萎缩，那么法华精神在未来世界文化沟通中将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

　　再说鉴真等人六次东渡，没有一次获得官方的允许，严格来说都属于偷渡。这六渡本身就是要和官方的海洋观念相对抗，中国其实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不具备冒险精神的国家。无论鉴真等人给日本带去了什么，或者是律法、或者是佛经，这六渡的经历就是对他们的执着精神和宗教精神的最好的阐述。这六次东渡也无疑是最传奇、最具文学性的。

　　鉴真的第一次东渡就如同胎死腹中，渡海的船只、货物、人手都准备好了，但是却因为徒弟之间口角上的纠纷，一位高丽僧人如海诬告他们与海贼勾结，乃至于东渡之事夭折。他们的船只被没收，几位日本僧人下狱四个月。

　　鉴真的第二次东渡是在长江口的狼山一带遇上恶风，船体经不住波浪的击打，简单修理之后又到了下屿山，但最终由于风浪的缘故撞在礁石之上，困守在荒岛上三天，幸好有渔船经过，报给明州太守，太守前来将一行人搭救至阿育王寺。

　　鉴真的第三次东渡是东渡的消息被明州一带的僧众得知，这些僧众不愿意大和上冒险，便向州官告状说荣叡和普照等人诱拐大和上，这样荣叡被抓，东渡之事再度失利。幸好荣叡诈病，逃过一劫。

　　鉴真的第四次东渡是一行人认为在长江一带出海容易被官府发现，所以筹谋从福州渡海。他们翻山越岭，吃尽了苦头来到了永嘉的禅林寺，眼看着就要到目的地了，突然有官府中人携带官牒来追。原来是鉴真的徒弟灵佑联合诸寺三纲，请求官府遮令留住大和上。鉴真被“护送”回扬州之后严厉苛责了灵佑，恨他不能理解自己的心意，枉费了一番栽培。灵佑在大和上门外站了六十个夜晚，大和上才原谅了他。

　　鉴真的第五次东渡最为传奇，他们从扬州的新河出发，到了南通狼山一带遇到大风，停留了一个月，大和上做了一个好梦，得了好风便继续进发，期间还目睹海市蜃楼。之后风急浪高，船被打得难以招架，丢了很多货物。在最紧要的关头，船长就像有神灵附体一样，声称自己看到了四大天王护船，让大家不要惊慌。再后来分别过蛇海、飞鱼海、飞鸟海，总是让人胆颤心惊。船上的淡水已经喝尽，众人饥渴难耐，荣叡做了一个好梦，梦见官人前来送水，第二天果然有甘雨降临，解了燃眉之急。再后来有四条小白鱼引路，在小岛上补充了淡水，最终漂流到南海的振洲，一时间不辨冬夏，后被别驾冯崇债救下，众人才得以活下来。此后是漫漫还乡路，在返回扬州的途中，大和上分别经历了荣叡之死、普照远走、自身失明以及祥彦坐化，对于一个老人来说真是无比沉重的打击。

　　鉴真的第六次东渡是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船来访华，遣唐使有意邀请大和上东渡，却没有得到玄宗的首肯，只是随顺大和上自己的意思。大和上东渡之志不改，乘坐遣唐使船发往日本，虽然期间也经历了一些小波澜，但总算顺利抵达日本。

　　话说回来，鉴真大和上的传记已经不少，有文传、画传和评传。那么这本传记和其他有关鉴真的传记又什么区别呢？

　　首先，本书的切入方向是将鉴真作为一个海洋文化人物，作为一个跨海文化传播大使，这区别于传统上以“高僧本位”这个角度去看待鉴真。传统上为鉴真写传记大多是把他作为一个宗教人物看待，而本书不仅关注到他在弘法方面的贡献，还关注他在建筑、医药、书法以及雕塑方面的整体的贡献。因此本书特别重视烘托来自日本方面的需求，从而表现出大和上东渡的文化交流意义。

　　第二，本书遵循所有传记的写实特征，但同时特别重视文学性处理，重视可读性和通俗性。在写作过程中，时间和地点都力求标注清楚，把古代纪年法和古代地名都进行了现代转化，更有利于现代人的认知。文学性的处理则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1、根据具体史实和客观情节，推敲人物情绪并将其展现出来，一般的传记侧重于行动描写和记述，不重视情绪的描摹。2、根据有记载的语言对白，合理推敲人物的思想活动，一般不过分推敲。3、根据故事发展情境，一定程度上放大场景写作，比如蛇海、飞鱼海、飞鸟海一幕，这些场景在其他传记中都是一笔带过，其实是可以扩展的。4、根据已有情节，想象填补那些未知情节，保证在情理之内，并且不影响主体故事基调和故事走向。笔者之所以分外注意文学性这一点，是因为笔者发现关于鉴真大和上的通俗性的传记其实并不多，要么是古人写的《唐大和尚东征传》，古文和现代白话文毕竟有差异，不利于全民阅读；要么是专业的评传类的，比如《鉴真评传》等，这些大多涉及到专业的佛学知识，况且他们多以论述的语调写成，文学性都不是非常强。所以笔者愿意尝试写一个通俗易懂的版本出来，以满足更多读者的需求。

　　第三，本书的定位毕竟是海洋人物，所以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特别重视海洋因素的处理。1、哪些航海必备条件，鉴真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鉴真为什么拿不到当时最好的船只，当时最好的船只的工艺到达什么水平？这些在写作中都有交代。2、当时的海文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洋流，鉴真为什么会遇到大风，会触碰暗礁，会飘到南海？笔者以现代的海洋气象知识来解释这些问题，更有利于读者理解。3、鉴真一行人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是坐以待毙，还是天助自助者？是只向佛祖祷告，还是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在东渡遇难时，精神的力量到底能发挥了什么作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游》里面，当第一次大风暴过去之后，少年派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自己也面临绝境之时，他有问过上帝，他到底要怎么做？准确地说，后来他是在信仰的力量和海洋救生知识的双重因素下活了下来。那么我想鉴真一行人在东渡遇难时，尤其在第五次渡海时，听天由命漂往海南岛，他们内心有没有问过佛祖呢？这些在文章中也都有渲染。

　　第四，本书在写作中特别重视对四方面阻力的处理。1、这其中，来自官方的阻力最大，朝廷从来没有支持，而且严令不得私自出海，这些阻挠的官员主要有谁，他们干了什么事，这背后反映了那个时代什么样的海洋观念？2、第二方面的阻力是来自大海的阻力。他们为什么总是选择在冬季出海，顺风吗？在大海中碰到飓风、海浪、暗礁，是如何认识这些现象的？这其中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对海文的认识水平到什么地步？3、第三方面是来自技术的阻力。当时的造船水平在世界处于什么样的水平，鉴真为什么没有得到最好的船，他们的船是什么样的水平？4、第四方面的阻力是来自信仰能否坚持的阻力。出海海员有没有过怀疑，都有谁在打退堂鼓，谁死心塌地跟随，鉴真为了稳定军心做了些什么？

　　最后，佛教的世界观是相信因缘和合的，缘分未到，纵然使百分力也无济于事；缘分一到，一份力也能成就一件大事。鉴真大和上六次东渡，一腔热忱、矢志不移，但前五次毕竟未能成功。尤其是第五次，整个东渡计划似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流亡海南，漫漫还乡，两位弟子也相继逝去，让人似乎看不到希望。就像是来自佛祖的考验，就像是必须要经历六道轮回一样，就在似乎已经竭尽全力的时候，第十次遣唐使船来了，来自奈良的海船做了个顺水人情，鉴真一行人终于抵达日本，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因此，笔者很乐意将这种因缘的观念纳入到写作当中。

　　本书的写作正是坚持了以上几种明确的观念，力求做到尽心竭力。限于笔者的学力，本书一定存在着很多漏洞，所以还请大方批评指正，笔者将感激不尽，并且一定虚心接受，更求进步！

　　雷 勇

　　2013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