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通过市委宣传部长张垂元的关系，顺利地进了县委宣传部，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国家公务员。去县委宣传部上班的那天，县委宣传部的女部长苏彩英亲自派车将我从乡下接到了县委。

　　司机胡上跃踩了一脚刹车，车很快停了。我整个身子在惯性作用下猛然前倾，身后仿佛有一种力量。当我睁开双眼，迷迷糊糊醒过来，感觉自己像做了一场梦，眼前的一切是那样陌生而新鲜。望着挂在县委大门外墙上那块“中国共产党木桐县委员会”的牌子，我轻轻地推开车门，一股从未有过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阳光或强或弱的从树叶里落下来，像一颗颗发亮的棋子，熙熙攘攘地散落在县委大院里，一闪一闪的，似乎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我下了车，几条光束准确的照亮我的眼睛，我用手挡了挡，感觉自己也成了一颗闪动的棋子。

　　部长苏彩英从车上下来，掏手机给部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一分钟不到，楼上下来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老远就将右手向下垂成四十五度的样子伸到身体前侧，笑眯眯地朝我走来。不等苏部长介绍，年轻人已经握住了我的手，另一只手还紧紧盖在我的手背上，熟练地上上下下的晃，说：“来了，小刘来了，早几天就听说你要来呢，我是部里的新闻干事，叫余阿喜。”我迎合着他笑，右手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动作也晃了晃，赶紧说:“你好，你好，余......”我犹豫了一会,不知该怎样称呼他。本来我想叫余主任的，可办公室的郎主任当时在场，他余阿喜看上去又那么年轻，叫主任总显得早了点，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要是我那样叫主任，余阿喜肯定是高兴了，可郎主任会不会有想法，这就难说。我就只好灵机一动，改变了主意，叫了一声“余老师”。余阿喜说：“嘿，你还真叫对了，我以前就是当老师的。”我一听不禁心里松了口气。见余阿喜下来，苏部长就跟我说：“小刘，住房呢可能有些紧张，部里还在想办法，就先在宾馆里临时住下来再说。”我点点头，心里头不亦乐乎。心想：这待遇不错。正这么在心里想着，苏部长转过身去对余阿喜说：“小余，你就安排小刘去宾馆，我和郎主任出去还有点事。”说完，跟我打了声招呼，随后同郎主任，还有司机胡上跃一起开车离开了县委大院。

　　余阿喜显得很热情，挑了件重的东西走在我前面。路上，余阿喜说：“小刘，你可是超编进来的呢，要是换了别人，想都不敢想。”我好奇地问：“超编是什么意思？”余阿喜出神地看我一眼：“嗨，这个你都不懂？”我摇了摇头。他接着说：“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平常坐车超载你能明白吧?”我连忙点头：“这个我懂。”余阿喜就问：“市委宣传部张部长是你什么关系？”我这时又犹豫了，我跟张部长有什么关系呢？我还真的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本来是想回答说没什么关系的，可我这样说他余阿喜肯定不会相信，听他的话的意思，我要是跟张部长没什么关系，肯定是进不了宣传部的。而如果要是说有关系，我又说不清是什么关系。迟疑好一会我才回答说：“也没......没什么，就有点关系。”余阿喜回过脸来朝我笑了笑，抢断我的话：“这个你就别瞒了，连苏部长都亲自派车下去接你，肯定是有那个关系，说老实话，张部长到底是你大伯而是大舅？”我实在没法回避，只好勉强地点了点头：“大伯”。我突然觉得又有些不对劲，张部长姓张，我可是姓刘，哪有大伯跟侄子不一个姓的？我便赶忙改口：“说错了，是大舅，大舅。”余阿喜自个儿笑笑：“就是嘛，肯定是有关系，要不能进宣传部吗？”

　　其实我跟张垂元之前从未谋面，是继父刘苍山给我找的关系，但至于什么关系，继父刘苍山不曾跟我提起。每当我问他的时候，他也总是闭口不说。也许这是他的一个秘密。但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刘一染去世后不久，刘苍山成为了我的继父。

　　刘苍山是村里的一名屠夫。大学毕业后，我没能如愿以偿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后来当了继父的帮手，也成为了一名屠夫。数年后，继父却突然找到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张垂元，把我调进了县委宣传部，当了公务员。继父的举动很让我意外。直到现在我都没能知道，继父跟张垂元之间的关系。只是继父让我去市委找张垂元送过钱。

　　说话间到了宾馆，余阿喜走到服务总台前，要服务员拿了张住宿登记表，在上面填了起来，最后在备注一栏加上一句“接待市里报社记者”，然后交给服务员。服务员看了看要余阿喜交两百块钱的住宿押金，余阿喜说：“谁说的，你没看这是接待科负责结账的吗？”服务员说：“先生对不起，接待科昌科长说了，省里以上的可以先安排，省里以下的必须先找接待科。”余阿喜的脸色明显地变了，问：“真的？”见服务员点头，余阿喜从服务员手上将登记表又要了过来，没好声气地说：“好好好，我把市改成省总该行了吧。”边说边把“市”字改成了“省”字，随后交给服务员。服务员粗略打量着我，我尽量挺直腰杆子，生怕服务员看出些什么来。还好，服务员没有说什么，只是笑了笑就给了我们一张房卡。余阿喜要过房卡，自言自语的：“什么都要讲地位，真是的哪有这么多规矩，到头来，变个法子还不就一个样。”我站在旁边不敢出声，不是害怕自己普通话讲的不好，倒是担心那个服务员听出我的口音来。

　　进电梯的时候，我和余阿喜刚站稳脚跟，一大伙人挤了进来，余阿喜急忙喊：“别进了，别进了，没看见人多吗？再进就要超载了。”电梯外面还没挤进来的那个人用眼睛瞥着余阿喜：“电梯是你的不成，你能坐我坐不得，挤挤不行吗？”余阿喜不高兴地喘息一口气，不出声了。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也没有认真去揣摩余阿喜和那个人的话，只是觉得有些怪怪的。余阿喜按了按按键，电梯“唰”就把我们送到了楼上。

　　进到房间里，我上了趟洗手间。在农村上厕所都是蹲着，今儿个坐着我还真不习惯，尤其是里面的那块镜子，我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拉了半天没拉彻底。我出来时，余阿喜有点不高兴的样子，我以为是我上厕所让他等得不耐烦了，说：“真不好意思，让你等久了”。他说：“那个人真是的，都挤了那么多人，他还挤，还说我的不是。”我听着他的话像和刚才上厕所一样，心里不透彻了，似乎有个什么意思在里面，但又不好直接说出来，我琢磨着转了过弯说：“我不也是挤进来的嘛。”余阿喜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不妥，赶紧向我解释：“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小刘你可别放在心上。”我说：“没事，都是说说话而已。”他说：“是的，是的，说明我们一见面就熟了。”我心里俨然一笑，装着什么都没听见。

　　休息了一会，余阿喜看了看手表，说：“呀，就下班了，时间过得够快，半天的工资就到手了。小刘，今天就由我请你去吃顿便饭。”我说：“我请，还是我请。”他说：“也不是我请，能报账的，算我陪你吃顿饭。”我说：“那不好，我才来，还没正式上班，哪有不为国家做什么贡献就先吃国家的。”余阿喜对我笑笑：“你这是哪个国家的规定？我们国家好像没这个规定吧？不吃白不吃，吃了是本事。”我看他一眼，心里怪怪的，问：“吃饭哪还能讲本事？不就是张开嘴巴就行了。”他说：“当然要讲本事，嘴巴谁不晓得张，问题是嘴巴张开了，有不有东西掉嘴巴里去。你讲讲，你以前到县里来，谁，谁请你吃过饭？”他生动地做了个摆手的姿势，“没有吧？肯定地说是没有的。”我想了想，觉得他的话也是个道理。我不由发现世界上不管什么事，多讲几句多听几遍，所谓的道理就出来了。因而我不好意思再勉强，跟着就往外走。刚准备下楼，余阿喜腰上别着的手机“笛笛”的响起来，余阿喜看了看没接，而是从新打开房门，到房间里回了个电话。出来后对我说：“我还以为我一个人陪你，苏部长和部里的同志都在等你去吃饭。”他朝我使了个很特殊的表情，“这可就是本事，本事呢。”我琢磨着看看他，就是弄不彻底那个本事究竟是个什么本事。我只好很不自然的笑了笑：“你看，你看，提到吃饭，肚子还真有些饿了。”他说：“都一样，都一样，人活着就都得吃饭。”

　　原来苏部长和郎主任出去是去安排中饭了。我和余阿喜从宾馆里出来，胡上跃已经开车过来接我们。到酒楼的时候，苏部长和部里的同志见我过去，都从座位上不约而同的站直身子，还没和我见过面的同志相互和我打着招呼，都热情地向我伸出手，争着作自我介绍。我有些惊慌失措，毫无主张地把两只手都迎合了上去，还真弄不清楚究竟握着谁的手了。苏部长身边和对面空着两个位置，不用说是留给我和余阿喜的。我没有多想就近坐到苏部长对面的座位上，郎主任和其他同志赶紧把我拉起：“小刘，你得和苏部长坐一起。”我有些不好意思，仍坐着没有换的想法，我往苏部长那边看，想看看她的脸色。苏部长说：“小刘，来，坐这边来。”我还是有些勉强，说：“都一样，都一样。”这时郎主任朝我使了个眼神，我就不好再勉强，拉扯中，我被推到了苏部长身边的位置上。余阿喜等我坐下，才最后一个坐到苏部长对面的位置上。都坐下来的那会，我抬头看了看余阿喜，余阿喜也正好抬头往我这边看，我有些不自在，看上去他比我还要不自在，我就对他笑了笑，认为笑一笑什么事都没有了，可他对我笑的那种表情总让我感觉有些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些意思在里面，可我就是想不出来。

　　准备开始的时候，苏部长示意服务员第一个帮我倒酒。我本来想推辞，可刚才郎主任的那个眼神又弄得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就干脆装模作样地坐着，一言不发，倒是什么事也没有了，一切都正常进行。服务员往我酒杯里倒满酒，继而从苏部长，几个副部长，主任，副主任......按顺序一路倒去。酒和菜都上齐了，苏部长第一个端起酒杯“号召”同志们向我敬酒。苏部长说：“小刘，我向来不喝酒的，今天就喝一点点，一点点，表示欢迎。”我赶紧端起酒杯说：“感谢领导，感谢领导，我也不太会喝酒，今天就喝一点，喝一点。”接着把酒喝了，味道麻辣辣的，虽然有点难受，但心里很是舒畅。我实在是没有料到，仅仅因为我是张部长介绍来的，他们对我竟显得如此热情，我真有种自豪感，感觉自己由一个农村里杀猪卖肉的屠夫，转眼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县委宣传部干部后，地位是那样显而易见。我这样想着，就有些得意忘形，喝起酒来没了准。不过我也在想，还好，张部长只是个市委宣传部的部长，要是我是省里哪位当官的介绍来的，说不定晚上都有人挤到我的床上来，那就不得了，搞不好就要出问题的呢。你看你看，这酒喝多了人的胆子都大了一半，我真是想到哪里去了，真个儿没准了。

　　望着一大桌的酒菜，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苏部长客气地招呼起来：“小刘，你可别客气，别当在自己家里，能吃能喝，那是本事。”前面余阿喜说吃饭是本事，现在连苏部长也是这么说，我就愈加琢磨不透了，感觉本事还真是个本事呢。郎主任和部里其他同志也热情的招呼我：“来喝酒，要是抽烟不会，喝酒就醉，那这个干部当的有个什么味？”我勉强点着头，可什么东西吃在口里都不知道什么味了，肚子却饿得要命。而其实我第一种感觉不是胃口的快感，还是那种奢侈让我想起继父和母亲以及打工的妹妹刘翠来，我的生活“改善”了，可他们依然过着拮据的生活，那刻，我的内心总有种强烈的不安。在苏部长和同志们的推辞下，我第一次喝上了高度白酒，我的心似乎需要酒的麻木，同时我实在无法回避苏部长和同事们的盛情，就一杯接一杯的自觉地灌下去。在我还够清醒的那阵，我听到苏部长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小刘，从今天起，你可就是人民公仆，是国家公务员，要经得起‘酒精考验’呢。”我什么也没说，又喝了一杯。随后是以余阿喜为主角，一个接一个“敬”我的酒。我再喝的时候，我开始感觉酒杯里冒起一股烟雾般的气流，让我揣测不了眼睛跟酒杯之间的准确距离，我费了好大一把劲才摸到一只酒杯，一晃又喝了下去，我就再也不知道我的祖宗姓什么了，眼前的一切变得重叠且模糊，同志们的笑容和盛情看上去都显得是那样的令我琢磨不透。我感觉我还能喝的那刻，我的脑袋已经倒到了桌上，整个身躯瘫软得像堆湿泥巴，失去了知觉，可我的手里依然紧紧握着那只酒杯，我还没醉，我是人民公仆，是国家公务员，要经得住“酒精考验”啊！

　　我睡了好几个钟头，才好不容易从酒精的幻境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不知让谁扶到了宾馆里。醒来后，我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具有一个做国家公务员的能力了，一想象中午喝酒的那种狼狈，我就害怕，我怎么就经不起“酒精考验”呢？我实在弄不明白，那些没有颜色的东西，为什么能将一个人就这样简单地“考验”到了极点。我感到在经受这场“考验”后，我的改变又是那样突出，真有点难以确认现在的那个我是否还是原来的那个自己。我似乎开始发生萌芽状态时的变化了，像是变得和酒精一样麻木。但我还隐隐约约地认识到，因为虚荣，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可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经受那种麻木不仁的“酒精考验”的么？

　　我向来懂得做人得像个人样，当人民公仆就要像个人民公仆的道理。来到这个世界，我也清楚地认识到，父亲刘一染曾经为了所谓的个人虚荣丧失了生命的良知，而我决不能因为虚荣再变得没有良知，我要像继父那样老老实实做个好人，尽管我奢望和追求着的是虚荣，可我不能为了所谓的虚荣失去做人的原则，人的一生中，良心很重要。只是我无法预料，变化莫测的世间万物，无时无刻存在着的，是一种怎样客观或主观的变幻。我脑海里是一片模模糊糊，好像再也清醒不过来似的，一顿饭下来就把整个人都换了。

　　到了半下午，余阿喜跑到宾馆里叫我去办公室，说苏部长给我安排办公的地方。余阿喜见我还红着脸，摇摇晃晃的，他说：“看样子小刘的酒量还是不怎么样，要加强锻炼呢。”我说：“这个要锻炼啥，不喝酒还为国家省得点。”他说：“那我说小刘你就不懂得，我们国家那么大，单靠省你这点，一只老鼠也喂不饱，亏了你自己。”我不明白，问：“自己亏什么了？”他说：“亏，亏呢，要是领导都喝了，你不喝，等到提拔重用的时候，西北风都喝不上。”我说：“那你肯定能喝？”他先是扬了扬手，继而又捏了个拳头，说：“喝不得，也得喝，喝成胃出血，都是图个领导面前印象深。”我就不再问了，真有些后悔当初没跟继父学喝酒。照余阿喜的话，以继父的酒量，要不是当年父亲刘一染害继父坐了牢，说不定找个机会，继父喝到市里省里去都是有可能的呢。我不禁为继父的命运感到无比惋惜和遗憾。

　　苏部长带我往几个办公室里转了转，对我说：“小刘，个个办公室都挤，你先看看，想到哪个办公室就跟我说。”我没多想，说：“随便，随便，有个坐的地方就行了。”苏部长说：“那不行，得有个好的环境，工作才干得好嘛。”最后，她带我走进文明办：“我说小刘，看来看去，就文明办地方宽一点。”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不一会儿，郎主任和办公室秘书顾北帮我抬来了一张办公桌。顾北开玩笑说：“这桌子嘛，旧是旧了些，不过越旧的东西越值钱，再过些年说不定成古董呢。”郎主任似笑非笑：“你们是年轻小伙子，对生活体验还不够深，我说，要是老婆旧了，还能值钱吗？”顾北转了转眼睛，还真是答不上话来。正在文明办找资料的余阿喜漫不经心地突然冒出一句话来：“顾北，听见了没有？老婆旧了还能值钱么？我们郎主任就是郎主任，盐都比我们年轻人吃得多。”他边说边伸出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向大家亮了个“八”字的手势，“不多一斤，也有八两。”彼此的谈话让苏部长听到了，批评了一句：“党员干部，说哪里去了。”就没有人再敢出声，直到苏部长出去了，郎主任才轻轻地补充说：“老婆旧了不值钱，一个人老是坐在一个位置上，也值不到哪里去，时间越长，身价越低哩。”郎主任也边说边伸出一根指头，用力朝前划去，“同志们，要向前，向前看啦，别老跟在我屁股后面没出息。”余阿喜马上说：“郎主任坐办公室的时间长，屁股后面迟早是要带个‘长’的，不跟你跟谁？”郎主任有些不自在，说：“你可不要笑话我，领导听到了又要挨批评。”他拍拍自己的屁股，又说：“你看，我的屁股都坐‘板结’了，再长也长不到哪里去。”郎主任这样说着说着就把话题扯到了我的头上，他特别强调地指着我接着说：“要‘长’得快，还是小刘，小刘这样的‘嫩屁股’，什么都长得出，上面还有施肥的，不长那才怪呢，迟早是要往市里调的。”郎主任的话一说完，余阿喜和顾北都不约而同看着我，眼神稀奇古怪的，老是对着我有意思的笑。我刹那间像是明白了什么，也假装跟着笑起来。

　　坐在我对面的是县文明办主任叶欣，大概是女性的缘故，尽管已经结婚，对于部里那些男同胞来说，却显得“物以稀为贵”。顾北和余阿喜给我弄了块玻璃压在办公桌上。顾北对我说：“刘有运，你可是后来居上，这办公室我想好几年了，没成，你有福呢！男女搭配，工作不累。”接着，余阿喜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叶主任，补充道：“顾北呀，我们跟小刘比不得，我们是男女分队，想打磕睡，小刘的工作要是干得比我们出色，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呢。”叶主任不好意思笑着说：“啧啧，说什么鬼话，开起我的玩笑来了，你们可不要把小刘带坏了，刚才苏部长什么说了？党员干部呢！”余阿喜抬起头来，看了看门口，见没有其他人，就神秘兮兮地对叶主任说：“党员干部更有发言权。”我听了老想笑，但没有笑出声来。望着窗外，树叶在风中不停摆动，我的思想也随之摆动。

　　叶主任和余阿喜等人都出去了，我看了看表，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就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收拾抽屉里面的废纸屑。我打开中间的抽屉，无意中发现里面歪歪扭扭刻着四个字：到此一游。下面还用红圆珠笔画了一张跟景点导游图相似的图案：科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有意思的是图案下面还写了两排字：男女老少，购票入场。我不禁自个儿发出了一阵冷笑。正笑着，进来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见我在抽屉里翻东西，把我当小偷似的，严厉地说：“干什么，啊，大白天的你干什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还在琢磨抽屉里那些有意思的话。年轻人声音拉更高了：“哪里的，哪里的，到办公室来翻什么？”我赶紧抬头，问：“你哪里的？”他理直气壮的说：“嘿，你这人怪呢，到办公室翻人家的东西，还......还......”这时候叶主任正好进来：“呀，己明上来了。”年轻人没有回话，用脑袋朝我甩了甩。叶主任笑眯眯地介绍说：“己明，你没看出来吧？他是小刘，市委宣传部张部长的那个小刘。”年轻人的脸顿然变了，慌忙向我伸出手来：“呀呵，是小刘，你好，你好，看我的眼睛瞎的，越来越近视了，这两天下乡了，没去接你，不好意思呢。”他这么一说，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说：“用不着，用不着，还请多关照。”他说：“哪里，哪里，还靠你关照，噢，忘了，文明办干事蔡己明，你呢？”我说：“哦，蔡......蔡老师，你叫我小刘行了。”我差点叫他蔡主任，还好改了过来，要不然叶主任听了会不高兴的。

　　蔡己明见我老是在笑，就说：“小刘还是个蛮幽默的人啦。”我本来想说蔡己明才是个挺幽默的人的，可嘴还没张开，叶主任抢了我的先，说：“我说己明，你可不要谈小刘，部里最‘有墨’的人是你，就你学历最高。”蔡己明一脸委屈地说：“因为高，高才上不去呢。”我还看着抽屉里的字在笑，蔡己明好奇的跑到我旁边，仔细看了看，说：“呀呵，这桌子怎么这么面熟。”他又看了看，“怪了，怪了，没想到五六年前坐过的桌子，今儿个又见面了。”他边说边往中间抽屉里看，看完了又看看我，说：“哦，明白了，原来小刘在笑这个。”我问：“这桌子你以前坐过？”见叶主任在办公室，蔡己明赶紧把抽屉关起来。等到叶主任出去了，蔡己明才对我说：“我不但坐过，里面的字还是我写的。”我很认真地笑着说：“蔡老师真幽默。”蔡己明自嘲地笑笑，将肚子朝我一腆，拍了拍：“有墨，有墨，满肚子是墨呢。”下班的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

　　晚上一个人睡在宾馆里，星光在窗外的天空闪烁，我感觉自己的前途是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