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

　　卡特·亚赛纳（Ｋａｔｅｂ

　　Ｙａｃｉｎｅ）

　　父亲常出远门，只剩下我和母亲。她胆子小，夜间不敢独自入睡，便给我讲故事，不让我睡觉。有时，还捏一点烟末放在我鼻子里，刺激我不致昏然入睡。

　　在阿尔及利亚，小孩和母亲关系亲密，如果是男孩，到了生育年龄则应避开女人，同男人来往，同母亲的关系也随之渐渐疏远。男孩可与堂表姐妹、和自己的姐妹在一起，但时常有不愉快的事发生。

　　我们家的第一场“悲剧”是语言。由于语言障碍，我离母亲越来越远。

　　父亲讲两种语言，是阿拉伯通，６岁上法文学校前我只和母亲讲阿语。法语逐渐把我争夺过去，母亲见我整日埋头做法文作业，眉头紧蹙，可一字不懂。我对法国文学和诗歌着了迷，她爱莫能助。我想办法教她法文字母，渐渐地她也能读懂报刊刊头，后来竟能读懂法文报纸。她开始滥用法语，尽管如此，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我们的关系得到重新建立。

　　她聪明绝顶，出人意料，而且有语言天赋。她没有求助于任何人，靠躲在门后听外祖父给舅舅上课学会阿拉伯语。

　　她父亲发现后，就让她和男孩子们一起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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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国家，妇女会被迅速遗忘。所有阿尔及利亚男人在母亲面前都有自责感，因为他们是其中的一部分，如同现代社会的男人否认女人一样。

　　我小时候，妇女从不跨越门槛，其任务是做饭、照看孩子，唯一的外出是彼此洗澡时或在墓地相遇。我清楚记得孩童时随母亲去洗澡时的情景。还记得当时那些妇女的形象，后来她们到青春期后都披上面纱，因此无法辨认了。

　　去洗澡要走三四公里的路，一路上不见行人，母亲便把面纱掀开些。可怜的母亲，每当她掀起面纱，我都觉得必须对她说：“你快把面纱放下来！”对妇女的隐居生活我出过力，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有一种负罪感。由于宗教信仰和传统风俗，即使爱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也不得不这样做。

　　人们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入学读书，妇女开始走向劳动市场。可惜，本已开始消失的面纱也随着完整主义而复活。妇女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最初参加工作的妇女被视为妓女，而且受到袭击。西迪贝勒阿巴斯目前有４０００妇女在在电视机厂工作，她们在这种精确度要求较高的领域工作较之男人更理想。

　　我有幸生活在一个诗人、音乐世家。母亲在村里备受爱戴，每逢妇女大会或节日，她便成为活跃人物：指挥大家唱歌、跳舞、演奏、讲故事、说笑话。她还能从我们为数不多的外出中获得灵感，重新表现出来，真是惟妙惟肖，扣人心弦。记得有一次外出旅行，她第一次看见火车站。好，她随之用语言和手势把这个车站描绘得淋漓尽致，它的环境、气氛、擦肩而过的人群和他们的讲话都全部变得栩栩如生。

　　她惟妙惟肖地模仿父亲外出穿衣、讲话语调、滑稽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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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带恶意地嘲讽他，有时也很刻薄，可以看出她的艺术细胞极为丰富。

　　父亲也是诗人，他在家时的场面很象一首诗，我不能忘怀。我们的房屋不大，只有二间和一个厨房，我有两个妹妹，院子里种着一棵无花果和一棵玫瑰树。当父亲修剪玫瑰树时，母亲便放开喉咙纵情高歌，她唱的歌有传统歌曲，也有即兴创作。

　　我１５岁时发生君士坦丁人第一次暴乱，血流成河。

　　我们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受到很大打击。

　　其中有一人被杀戮，十几人同其余上千人一样死于无辜，我被逮捕。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母亲精神崩溃了。她开始说谵语，先前母亲的风采突然无影无踪。感情上的摧残使她判若两人，那形象使人难以置信。一个被彻底毁灭的女性听到小鸟歌唱，认定它们在诅咒她。更悲惨的是她对火焰的痴迷。清晨，妇女的首要任务是点火准备咖啡，她却站在炉火边，烧灼自己的双手、双脚，甚至头颅，常常因此留下一道道疤痕，惨不忍睹。她住进医院后，我只能在假期看到她。父亲沦为酒鬼，不久便抛弃一切走进另一个世界。生活艰辛难耐，但更残忍的是送母亲去疯人院。

　　她从里面出来，又住进去。我移居法国前，不能常从法国返回阿尔及利亚看她或逗留时间过长，我把她送到另一心理病医院治疗，９年中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１９６２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我回到家乡，刚刚从疯人院出来的母亲生活在妹妹家。她生病后，我又把她带到阿尔及尔，后来在那里归天。我们之间的鸿沟没有填平，彼此间的交流没能重新建立。对一位作家和诗人来说，母亲首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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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在摇篮中听到的首先是母亲的语言。母亲的去世把我同母语一刀两断。

　　悲剧过后，风平浪静。

　　母亲被彻底毁灭，与她的交流已成泡影，恰恰是这个原因促使我重新追回自己的母语——阿拉伯语。

　　我今天的一切都应归功于母亲。我的第一批文章是在学校完成的，她没能读。我的第一本书是诗集，她看到了，也了解其内容，可以说我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她非常理解我，对我写的内容没有任何诧异。我敢说，倘若条件允许，她也会从事创作，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我的书能出版，她感到无比自豪。

　　父母他们没有打过我一下。似乎有一天父亲看见我偷偷吸烟时，才用拐杖轻轻打了一下我的屁股。

　　父亲渴望我能同他一样成为律师，至少应该完成学业。

　　然而，中学毕业证书到手后，高中没有录取我。

　　１５岁，我已迷上文学，只想潜心创作。有时，母亲因我长时间伏案写作惴惴不安，尤其是１９４５年事件后，我已患上神经衰弱。我紧闭门窗、杜门谢客，沉浸在波德莱尔、洛特雷阿蒙的作品中。

　　母亲怅然若失，心乱如麻。有一次，她用托盘送来食品。我在创作中最怕被别人打断思路，便拿起托盘朝她抛去。我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已很紧张，失去了共同语言，她感情脆弱，极为敏感，顿时老泪横流，这种情况只有在她听音乐时才偶尔出现。她试图掩饰，但由于伤心还是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我小时候，母亲总是那么慈祥、温和！她常亲吻我，倘若我产生爱慕之情，她必定了如指掌，有时还略带嘲讽地向我提起这类事。她常给我讲述她幸福的童年。总而言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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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生活孩子多也有可取的一面。

　　在我们国家，家家孩子成群，我们去祖父家，有时一间房内拥挤的人数高达４０多人。

　　大家争抢被子，相互讲故事，通宵达旦。大家有哭、有笑，甚至发生性骚扰。

　　孩子们还玩换母亲游戏：“今天晚上把你母亲借给我好吗？”

　　晚上便和堂表兄弟的母亲睡在一起。

　　这些美好的回忆令人陶醉。

　　我记得母亲穿着传统款式长裙，每逢节日用天然或自制化妆品化妆。眼前又浮现出她收拾得干净整洁的厨房、她做的古斯古斯、菜汤和用珍贵汤料做的东味菜肴；还记起在家里接待我爱慕的我的小学教师以及包括淘气鬼在内的全班同学。我最初在一所伊斯兰教学校读书。我不信教，甚至对它深恶痛绝，对老师用戒尺抽打学生脚底板的方式、教学生记些他们根本不懂的古兰经反感和厌烦。进入法文学校后，一位老师待我如亲生儿女，她懂得如何提高孩子的兴趣，吸引他们到学校读书。母亲有时让我做几何题，我就一气呵成把一本书的习题全部做完。

　　另一件难忘的事情是我回到家乡看见母亲正在听收音机，这个收音机成为她最珍贵的陪葬品。她曾告诉我，她年轻时去过剧院，去看剧是她美好的梦。在我们家乡，女人是灾难、痛苦的化身，孩子们也不难发觉。记得一个伙伴的母亲对它崇拜得五体投地，我们一起喝酒或谈到他母亲时，只要一提到她的生活，他立即翻脸，把酒杯统统砸碎。

　　母亲信教，父亲也信教。我很早就奋起反抗，因为这种宗教包罗万象，干涉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生命的每一进程都由它安排，我是独立分子，不能接受这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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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名叫雅丝米娜。

　　我叫她妈妈或阿语的Ｙｏｍａｎ。

　　有时，我梦见她。

　　我们之间的联系将永远存在。

　　但我从不去扫墓。

　　去墓地只会增加痛苦，使悲剧更悲。

　　我喜欢听她唱歌，她的歌声沁人心脾。也喜欢看她随铃鼓翩翩起舞，她的舞姿优美动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失去语言表达能力，但她始终保存着用音乐和舞姿代替感情的情趣。我们把她去世前唱的歌录在磁带上，时常围坐在一起聆听她昔日的歌声——那令人潸然泪下的歌声……

　　〔作家简介〕卡特·亚赛纳，１９２９年生于阿尔及利亚。小说家、剧作家。曾出版《奈迪玛》（Ｎｅｄｊｍａ）

　　、《星形多边形》（Ｌｅ

　　ｐｏ－ｌｙｇｏｎｅéｔｏｉｌé）

　　、《穿橡胶鞋的男人》（Ｌｈｏｍｍｅ

　　ａｕｘｓａｎｄａ

　　Bｌｅｓ　ｄｅ　ｃａｏｕｔｃｈｏｕ）

　　、《报复圈》（Ｌｅ　ｃｅｒｃｌｅｄｅｓｒｅｐｒéｓａｉｌｌｅ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