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最近很多高校的录取情况都下来了，前两天我们项目部几个年轻人吃饭的时候聊起了高考的话题。一个天津的同事说起天津的录取线如何如何的高，然后被我们几个大省出来的一顿喷。天津作为直辖市，重点大学很多，这些学校又因为地域原因在本市的招生数量占了总招生数量的很大比例，外加其他各省市的招生名额也往直辖市倾斜，与我们这些屌丝相比，优势不知大到哪里去了。另一个天津人反驳，天津人大企业多，纳税多，计划生育实行的好，多招生有错吗？天津人才倒霉呢，坐落在北京东南，资源都被北京占了，天津人只能奉献，这些年可被坑惨了、我心想你就得了吧，农村人表示压力很大。可是身边的天津人却都很同意这些观点，明明在我们这些外地人看来占尽地缘优势的本土人却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没有获得应有的利益。细细想来，这并不是个例，即使在天津人口中万恶的北京人也有同样的心理。大学的时候，隔壁班有个同学是正统的北京人。有次聊天的时候他提起，北京真是倒霉，这么多好的设施当地人根本享受不到，全被这些外地人占了，外地人都来买房，房价被炒得高的要命，公共交通设施就更不用说了，简直人满为患了。即使对于北京本地人他也颇有微词，每天早上大爷大妈提个篮子乘坐公共交通，跟这些学生，白领抢占座位，就为了省那几块钱，真是没事找事，没我们这些青年人干活，你们吃啥去，还乐呵乐呵的每天拿国家的补助。我不禁莞尔……

　　中国人的这种每个人自己都是受害者的心里颇为微妙，跟西方以及其他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不管是上帝、安拉还是释迦摩尼，他们告诉你的都是，人生来就是一种罪恶，人活着就是赎罪，不再犯更多的罪，好事做的多了，人就能去天堂了。新中国的人们确是完全不信这个的。相反，他们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世间的残害，虽然不知道残害的根源在哪里，只认为自己吃了亏，要想其他的途径补回来，至于公平正义这回事，很少会出现在国人的脑海里。

　　受害者心里不仅出现在地域因素里，也出现在行业里，出现在社会整体的意识中。比如说人人羡慕的公务员中，也不乏觉得自己冤屈的，前两天，网上出现了帖子，是说某地政府部门堂而皇之地贴出一个通知：因本单位某职员结婚，全体员工放假一天参加婚礼。这种屁民纳税人看来简直荒唐至极的事，他们可以觉得合情合理。我只能妄加揣测一番，是否这些老爷们都认为，自己每个工作日都为你们服务，多辛苦啊，偶尔放那么一天假，难道不是理应如此吗？况且职员结婚，人生大事啊，这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炒作嘛？一定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破坏社会主义安定和谐的大局……不仅对于工作时间的问题，相信去过政府部门办事人们对于这些老爷们的服务态度也深有感触，而当这些扩展到收入待遇等方面的时候，问题就更加严峻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权力，这么大的责任去只能取得这么少的收入？用公车接送一下孩子又有什么问题？公款旅游又怎么了，我们也要提高自身的见识啊？别人都贪污那么多，我只拿我应得的部分有什么错？凡是总总……大家钦羡的公务员都这么想更不用说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了，更多的人没有造成更多伤害，没有爆出更多的笑料只是因为他们还没取得权力而已。今天的新闻里，茅台也很不解……我们把镜头往回拉，1967-1976年中国发生了惨绝人寰、罄竹难书、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不说之前的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什么大屠杀了。单单文革十年，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毛选，人们变成了政治的机器，还有那些被划为少数派的地主阶级等黑五类了，大部分都受尽极端残酷的折磨，然后一部分殒命了，能够自杀的还算是运气的，除了打倒黑五类，当时毛下达的每地必须上报的剿杀反革命分子的比例也是骇人听闻，冤假错案这个词瞬间显得苍白无力。还有各地各拥毛派系的武斗，死亡的数字也是高的吓人。那是个黑暗的年代，能与之媲美的估计只有希特勒的集中营了。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了，文革结束了，一切仿佛并未发生似的，尘封在一卷卷的历史档案中。那些文革中的积极分子，红卫兵，造反派，那些手里沾满鲜血的人，一夜之间都成了受害者，罪孽都在四人帮身上，而他们都是轻信谣言的人，冲动的年轻人，被利用的人，大家都洗清了罪孽，安享改革开放的春风，他们很多人现在身居高位，还经常放出一些怀念文革的屁话。他们都是受害者，所以能心安理得的享受一些，心安理得的怀念罪恶，心安理得的变换方式伤害大众。我曾说，所有经历过文革并活下来的人都是有罪的，都应该反思，结果被一顿乱喷，有说人人有罪就等于人人无罪，有人说我是翻旧账，搞清算，有人说我是带路党，美帝的XX。我懒得争辩，只是觉得如果人们不去反思自己所犯下的罪孽并真心忏悔，意识到自己除了是一名受害者同时也是一名施害者，又怎么保证在以后的岁月里不去一次又一次犯同样的错误呢？

　　至于受害者心理，我认为其发展、茁壮的根源有二：一是权力的膨胀导致的不公，另一个是信仰的缺失让人们只注重眼前的利益。中国在宋朝以后，集权的思想受到统治阶级的热烈追捧，封建主义逐渐向集权主义靠拢，民主革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集权的模式不仅没有得到改善，相反，发展到更加严重的地步，基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粮票、布票等分配模式就是很好的证明，在这种资源统一分配的前提下，很难能做到公平正义，大家都觉得没得到应得的，所以天津人不开心，北京人也郁闷，外地人只能默默的去打怪兽了。解决权力威胁的办法西方人早已给我们指出，就是建立市场机制，把权力关进牢笼，社会资源等价交换，对于市场不能解决的，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国家再参与解决，那样才是保证比太阳还有光辉的公平正义的根本途径吧。至于另一个根源，在本人看来，信仰问题首先是底线问题，因为不管是哪个宗教都会告诉你哪些事永远不能做；其次是心态问题，罪人的心态让人们更能反思自身，从而改善自身的行为，与人为善，而不是相反；同时也是追求问题，神告诉你人不能只追求当世的幸福，更要追求来世，叫人不沉迷于现实的诱惑，而把行善积德，进入天堂作为更高的追求。而缺乏信仰，不仅是中国当代的问题。从来没有一种宗教能够统治中国，在国人的心里没有一种宗教比权力更引人入胜，成王败寇，是国人最信奉的世间法则，即使是一些民间的、地域性、学术性的信仰也在马列主义席卷中国的时候被当做封建残余思想清扫一空了。马列主义在毁灭中国微弱信仰的同时并没有积极建立起新的信仰，中国成为了神的弃民，拜金主义的沃土，权力主义的天堂。只有剥去权利华美的外衣，提升民智，开放言论，在弘扬中华名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建信仰才能把社会意识带到正常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