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部

　　序

　　《辞海》中没有对“正常”更没有对“正常人”的诠释。

　　序二

　　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

　　妆谁像谁，谁妆谁，谁即像谁。

　　——扬州古戏台楹联

　　序三

　　我本来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六四年，因为那年我考进中学——我总喜欢说“考进中学”而不说“小学毕业”，好像这么说便有了点纪念的意思，纪念自己第一次以自己的力量去扳了一下生命航船的舵把。尽管这第一次扳得并不成功，我想考一所区重点中学，结果进了一所普通中学。但就因为不成功，所以我记得更牢。人就喜欢记住不幸的事，翻开任何一本名人传记，里面都是一连串的不幸，我也一样。然而，我想了一下，不禁大为吃惊。六四年，我还不满十四足岁，难道我已经成熟到了这样的程度？也许应该在这之后的二、三年或四、五年吧？但是，当我细细地琢磨了在这以后的几年里与此相关和不相关的一些事，我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越到后来我好像显得越不成熟。我当然更不愿意把我的成熟期再往六四年以前推。这样，六四年竟成了我一生成熟的一座高峰。经过严格的验证，我已然不可能推倒这座高峰，不过我明白它更多的是我心造的一个幻影。这个幻影的产生，也许正与我是在那一年“考进中学”，我想纪念那一年有关。我的所有努力与一切释梦的努力一样，只能以自圆其说作为一种安慰。既然事件的发生总需要一个年份，既然我制造不出一个更适宜的年份，我只能确信那件事是发生在一九六四年。

　　这年夏日的一个下午，我在自己家的后间洗澡。

　　我家住的是石库门房子。上海的石库门是那么有名，就跟北京的四合院一样。但我敢说我对石库门的研究，要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描写过它的作家。石库门为什么就该出名呢？每当我踏进破庙似的灶披间，看见被十几只炉子熏得像古旧的泼墨山水画似的墙壁，每当我像瞎子一样，凭着裤管的感觉，摸索走向那道被我的朋友戏称为“煤矿”的楼梯时，我总要问，石库门为什么那样地出名？它既不是上海数量最多的民房，更不是水准最高的住宅。艺术上平庸得简直谈不上风格，从居住条件来说又非常的不实惠，而且不像四合院那样找得到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可一提起上海的房子，首先想到的便是它，真要把那些典雅秀美的花园洋房气死。某天，我忽然悟出了两条有力的根据。一、兴业路“一大”会址是石库门。二、石库门是旧上海小康人家居住的房屋。要住上这样的房子，往往得付一根两根条子的订费，赤贫的扛包子、拉车子、扫垃圾、倒马桶之士无力问津。小康之家，我们叫小资产阶级，国外现在叫中产阶级或“白领”。这部分人，是整个社会中最叽喳的芸芸众生。对地位更高的人们，他们有眼羡也有不满，想进身又怕失身，对地位更低的人们，他们有同情也有鄙夷，想援手又怕湿手。他们鼓鼓噪噪，叫叫嚷嚷，时而如此，时而那般，结果在有意无意中，把属于他们的一切宣传成天下最中庸、最合理、最实际、最理想的东西。更阔的人们，很乐于鼓励这种安分守己的陶醉；更穷的人们，则不敢嫉恨这点可怜巴巴的优裕。因此，属于这一层次的生活标准、享用物品、兴趣爱好，往往得到全社会的公认，获得一种全民的知名度。与石库门情况相仿的，上海还有老城隍庙奶油五香豆。它比三北盐炒豆要高级，却又不像巧克力圣代、掼奶油那么高贵，所以曾是沪上第一名特产。现在大白兔奶糖等有取而代之的趋势，那是水涨船高，它们是今天小康之家的尤物。

　　我家住的石库门三上三下，是石库门中结构最为庞大的一种。一幢房子里共有十二家住户，还不包括被隔壁一家弄堂工厂蚕食去的东边底层的边厢。我家是除了二房东最早的住户，租的是公私合营时成为“倒挂户”的二房东原先住的二楼西一个统厢房，朝南朝东，还有全堂齐顶的护壁板，是整幢房子里面积最大条件最好的一个单元。而我家又一度是整幢房子里经济最拮据的一户，这一度至少度了十五六个春秋。在其它十一家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邻居相形之下，一间大大的空屋加上两个文物般的老人，总使我们产生一种衰落大家的幻觉。

　　屋子由一排镶有车料毛玻璃的木门隔成前后两间。后间约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个堆杂物的地方。进门右首靠板壁就是一只煤球炉。与那只炉子相对，靠在玻璃门那边的是一只巨大的黑漆八仙桌。桌面是由三块已经裂缝的两公分厚的木板拼成的。桌腿呈八字形向外开，（注：“”，谐音字，音如pe，去声。原字见《简明吴语方言词典》第246页，动词，意思为：分开；撕开。）是那么孔武有力，最大限度地承担着它的使命。桌面上挤放着热水瓶六个，钢精锅一套，砂锅数只，陶钵几尊，还有酱油瓶，油瓶，醋瓶，料酒瓶，盐罐，糖罐，味精袋，漱口搪瓷杯，牙刷几支，固齿灵牙膏一枚，大碗两叠，小碗一幢，筷筒，瓷匙，饭勺，锅铲，铁爪篱，红药水瓶，紫药水瓶，消治龙软膏，明星牌花露水以及抹布。桌面底下桌腿的横档之上还搁着板，内放铁锅，肥皂，肥皂粉，榔头，斧头，柴刀，旋凿，老虎钳，废旧电线，漆包线，保险铅丝，橡皮膏，木衣夹子，完好的与半截的塑料的或木头的梳子，百雀灵面油，蛤蜊油，浸梳头刨花水的小碗，旧的铁钉与木螺丝，大大小小的旧软木塞子等等，等等。再下面，着地放着煤球箱，柴爿，引火的废纸，留着扎拖畚的碎布，铅桶，木盆等等。正是这张桌子，对我一生性格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我的一生中，唯有一个堪与伟大导师媲美的习惯。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中写到，“他（马克思）放置书籍时并不注意外表的整齐”，“他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去整理，或者更确切地说，去弄乱他的书籍和文件。它们只是表面上混乱而已，实际上，一切东西都在一定的地方，不须寻找，他就能很快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书籍或笔记簿。”少年时代的我，在图书馆里读到这段话时，欣喜若狂。后来，我就要求母亲为我买了一本《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这本书就成了我最早的藏书之一。尽管从名义上说，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有了零用钱，但直到初中毕业，我买书都得去请示母亲，要她投资。我的零用钱都是聚起来准备年底上交，以博得阿娘夸一声“好小囡”的。

　　在那只炉子与那张伟大的桌子之间狭窄的过道里，正放得下一只小小的木盆，我就坐在那只木盆里洗澡。这木盆是白胚的，每年夏天用来洗澡之前，都要放在晒台上，用水浸泡一天一夜，让它漏个痛快以保证此后没有胃口再漏。不过几十年来，它还没有被箍过一次。阿娘总是在浸水泡盆那天向邻舍隔壁夸耀说，到底是老货好，这是她告别宁波到上海时带出来的。这木盆也似乎真与阿娘有着特别的缘份。七三年，阿娘归天，那年夏季，照例把它放到晒台上去浸泡。隔宵早起一看，晒台上流了满地的水，铁箍不知什么时候崩断了，木爿一块块仰天躺着，像一朵盛开的莲花。

　　一九六四年夏日的这个下午，我在自己家的后间洗澡。我把木盆在炉子与桌腿之间安顿好以后，就去把后门关了，又把玻璃腰门也关了。在关腰门时，我听见阿娘说：“关腰门作啥？热口伐？”我没有回答，心尖上像拍电报似地颤了几下。阿娘没有再说，阿爷正在前间睡午觉。我坐进木盆，清冽冽的水涨上来刚浸没我的胯部。我用毛巾带水漉漉地安抚了几下肌肤，觉得心房也融融地舒张开来，于是，开始按计划做我的实验。

　　在近些日子里，我已经知道，从那神秘的去处，流出一股神秘的浆液，会产生一种神秘的快感，但我不知道这神秘的浆液是不是尿。凭手感，好像并不是尿。但那类事多数发生在深夜，我无法判定。这件事扰得我心神不宁。

　　实验进展非常顺利。

　　一条条闪着莹光的亮线，从血液里涌现出来，急速地向那个聚焦点游去，在富有弹性的绒实的血管壁上摩擦出星星火花，生出一股雷雨前青草的好闻的腥味。周身的血管与毛细血管的网络被越来越亮的奇异的莹光照耀得近乎透明。一股热气将身子托得飞升起来。盆里的水在快乐地翻卷，跃起来拍打我光滑的背脊和腹部，像翱翔在空中的一块魔毯。一圈调皮的光斑在心的周围跳来跳去，像霓虹灯一样变幻着色彩，挑逗地眨着眼睛。心像冰一样融化了，又像水银一样凝固起来，光亮如镜。从那里反射出来的一束强光，使我微微有些眩晕，我闻到一股奇异的醉人的芳香。眼球发胀，仿佛有毛茸茸的鸡雏要从中破壳而出。我眨了眨眼皮，一股无形的雾障从此消失了。我还不知道多少年来原来有这层雾障遮着我的双瞳，我看见了其实却没有看见。现在我看见了！这世界是多么的令人惊异，令人敬畏啊！生命是一个比最瑰丽的童话还要瑰丽的童话，比最大胆的想象还要大胆的想象。一座耸天的山峰在顷刻间拔地而起，山顶上开满灿烂的鲜花，花丛中蒸腾着五光十色的氤氲之气，氤氲里若有若无地传来叮叮噹噹的优美悦耳的声音。是谁发出这咒语，是谁创造了这奇迹，是谁给最普通的物质、最寻常的细胞注入了神力，是我吗？它们已经不是物质，不是细胞，不是骨肉肌肤这种凡俗的东西。它们无可名状！如果闪电可以丈量，如果意志可以着色，这就是它们。这是对一切不可思议的思议，对一切不可预期的预期。这是给风套上缰绳，这是给雷驾上车辕。这是一切活的希望的天使，也是一切死的恐惧的精灵。在这奥秘中的奥秘面前，我的理智慵懒地在门槛上躺下，打了个呵欠，不愿再作徒劳的徘徊。我的身子在愉快地颤栗，在颤栗中膨胀分化。我看见一个小男孩，两腮帮鼓鼓囊囊地下垂，像火鸡似的，那分明就是我，我满月的照片上就是那副模样——我吮吸着大拇指，起先小心翼翼，继而摇摇摆摆地走进一个仙境般的花园。非人间的四季景色在我身边交替呈现。春风如梳，一点点金黄色的蝴蝶在鲜红的珊瑚丛中翻飞。夏阳如织，一条条巨蟒纠结着翻过身来，银色的腹部鳞甲一片片地绽开，散发出麝香一般浓烈的香气。秋雨如泣，一只天鹅吞下最后一团雷火，浑身的羽毛顿时化作灰烬飘散，它安详地舔着周体玫瑰色的新肉，发出一声声满足的舒缓的唳鸣。最后，千万只白兔从黑土层里奔涌而出，蔚成一片无垠的白雪。白雪是滚烫的，一泻千里。宇宙在瞬间与一个卑微的个体生命同一，火山口上显现一轮佛光。

　　我盘腿而坐，溶入了生命甘露的浴水滋润着我的体肤。我明白自己的身体里真是多了一样新东西。这种新的液体，一定要比唾沫金贵。阿爷阿娘说，不可吐涎唾，这是精神化成的，所以发粘，可以粘东西。这液体要比涎唾粘得多。这么一想，我觉得肚里有点饿。以后还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快活一下呢？这浆液也许每个男人都有，但那么简便的办法就不一定每个男人都知道。这样做会不会伤精神呢？我回忆一下，以往快感来潮后，只有精神焕发，周身舒坦，没有丝毫被伤的感觉。但是，多吐涎唾，也没有感觉到伤神呀。伤精神到底有些什么症候呢？为了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危险，从此牺牲我的“发明”，我真有点舍不得。

　　我不能去问任何人，唯有这点，我毋须去问任何人。

　　我不知不觉地唱了起来。

　　当我意识到时，我发觉自己在哼一支自己也不知道的曲子。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又好像是自己编的。歌声是绿色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阵风不知从哪里吹来，在我湿漉漉的表皮上，激起一点一点通透的凉意。我听见那曲调里有个甜润的声音在对我说，生出来，生出来，我看见自己的身体里又有一样新的东西像鲜笋一样破土而出——我有作曲的天赋！我说不出的愉快，就唱得更响了，耳边听见一个庞大的乐队在为我伴奏。阿娘的声音穿过这层音幕传过来：“快点汰，不要猫咪念经——呜哩呜哩了。”

　　我走进前间时，阿爷已经醒了，正仰脸躺在那张瘸腿的单人改良棕绷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那床非改良不可，原来的棕绳已经烂断，只能用打包的铁皮重新绷了一下。我坐在桌子前，拿出本书来似看非看。过了一会，阿爷起来了，趿着鞋走到窗边。他常年穿一双圆口黑布鞋，在家时，又总是把后跟踏倒当拖鞋趿着，磨得那地方油光光发亮。阿爷往玻璃杯的剩茶里添了点水，然后就在一张靠背椅上坐下，敛神静气，两掌相叠，像打瞌睡似的。他往日也这么默默坐着，可以一动不动地坐个把钟点。他说这是读书人的坐法，眼观鼻，鼻观心，心无邪念，气沉丹田。阿爷念过私塾，是年七十有四，人精瘦，皮肤白得如同象牙雕成一般，毫无血色，下颏上养着一蓬三角形的粉丝样的胡须，凛凛然有股仙气。他在路上走，腰背笔直，神气清朗，谁也看不出他是个萎顿之家的过时家长。

　　那天，阿爷这么端坐片刻，忽然睁大眼睛，问：“方才啥人在后间？”

　　“我。”

　　“你在后间做啥？”

　　“汰浴。”

　　阿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看得我头皮一阵发麻。难道刚才的秘密实验被阿爷察觉了？难道干这种事会在脸上或者身体的什么地方留下痕迹？

　　又沉吟了一会，阿爷突然说：“方才我做了一个梦。我就睡在这张床上，眼睛面前白花花白花花的。我醒过来了，心里想，这是哪能搞的？我看见，这光一闪一闪是从后间映过来的。我从床上起来，后间锃亮锃亮的一片。我想，不要是炉子火着了？我跑到后间门口。热呀，额角上的汗像落雨一样流下来。我伸手去推门，横推竖推推不开。我心里倒笃定下来，一点也不急，急也来不及了。我想到了，这腰门应该是往里拉的。一拉，门被我拉开了，里面有股风扑出来，风里有股像茉莉花茶一样的香气。有只通亮通亮的光球落在后间。球有几层楼介高，照得人眼睛也睁不开。我想，介小的后间怎容得下呢？……后来，我就醒了。”

　　阿爷端起玻璃杯来吹了吹，慢慢呷了一口。放下杯子，他又回复到入定的状态。我发现自己的嘴巴张开着，连忙闭拢。我觑了一眼阿娘和弟弟、妹妹，从他们的脸上，看不见丝毫的反应。阿爷好像根本没有说过什么。

　　此后，阿爷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梦。

　　这天下午前后发生了这么两件事，它们互不相关，但我总觉得它们是事先约好的。当然，严格地说，它们还构不成事件。不能说有什么事发生了，尽管确实发生过什么。

　　你将要看到的小说，也是这样。

　　一

　　不知道别人上山下乡想些什么，我就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是真的想，不是幽默，那时候我还不会幽默。

　　七○年四月，我从农场急巴巴地赶回来，送弟弟去插队。除了正在批判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云云，我找不出什么话来勉励他。本来我去了农场，按“两丁抽一”的政策，弟弟可以稳留上海。后来“一二·二一”指示发表，一批红卫兵到市革会门口贴大字报，争来了一个“一片红”。这“红”的概念其实很可研究，非但“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市区算不得“红”，连市郊也算不上“红”，要“红”非得出上海的版图不可。当时掌管上海的“红刀笔”，倒不去抠这个字眼。但他们顾不上抠，还是有人抠的，我国有八亿人口呢。就我知道，有一个便是敝同窗，男性，穿鞋才一米五八高，绰号“小木克”。

　　“小木克”的那张嘴在班里是有点名气的。六九年春节前夕，突然通知毕业班全体未落实去向的同学是晚到校集中，学习讨论分配问题，还附带通知，饭吃饱些，衣穿暖些。“小木克”当时就觉得有些不对头。但精怪如他，还是舍不得不去。七点正，工宣队在学校东楼小礼堂点过名，立刻命令大门紧闭。然后端出一只只盘子，盘里堆满用大红纸剪成的拳头般大小的“忠心”，要每人拿一颗，往上写好自己的名字，朝献忠心栏里一贴，再去领一张工宣队长签署的出门条回家。全场哗然。百把条身子扭来摆去，像躲蛇一样躲避着那些“心”。工宣队长对着话筒吼读最高指示，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直读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是不能将本能的反抗压服下去。工宣队实行第二套方案，把十几个教室打开，按班级分组，一个工宣队员对十来个学生。“小木克”在分组后向带班的老吕挑起了辩论。他列举班级分配中的种种不公平、不合理，大叫想不通。老吕说，以前种种，即使再不公平、不合理，也都过去了，现在是毛主席要大家上山下乡。你们别人的话可以不听，对工宣队的错误可以提，毛主席的话你们要不要听？老吕这一说，驳得“小木克”哑口无言。老吕是条山东汉子，矮敦敦、黑苍苍，像个带缆桩。刚来时他说话含着胡桃，没说几句脸就转成猪肝色，仿佛有先天性心脏病。“小木克”原是欺他这一点，才敢发动进攻，没想到老吕半年多来也操练得很可以了。旁边的同学窃窃地笑起来，“小木克”一时血往上涌，就说，那个“一片红”的“红”是反动的！此言既出，老吕立时又心脏病发作。“小木克”只顾翻本，奇语连射，老吕脸色越来越灰暗，终于仓皇朝教室门外逃去，教室里立时静得像太平间。过了一个世纪，老吕回来了，在门口向“小木克”招招手。“小木克”撸一撸分头向门外走去，同学们像目送江姐去就义似地望着他。工宣队长在老吕背后等着，对他一笑。到工宣队办公室，队长让“小木克”把刚才的观点复述一遍，然后说，你看怎么办呢？如果你坚持你的观点，那我们只能上报。也许让你撞中了，你路线斗争觉悟高。但是，你要是造反造错了，后果考虑过没有？“小木克”说没有，工宣队长就让他好好考虑考虑。

　　“小木克”放回来了，眼睛里没有了邪念，十来个同学都望此息心。老吕喝光了两茶缸水，也开始节约唾沫。到十二点，大家都有些昏昏欲睡。十二点半，发现“鲁宾逊”失踪了。“鲁宾逊”是留级生，本来应该是六五届，小学、中学各留一级，结果留出报应来了。估计他是翻墙跑回家去了，老吕又去向工宣队长汇报，回来也没下文。到一点，“大姨妈”从怀里掏出一只大饼来咬。他是班里最有特色的一个同学。整年穿一件黑不溜秋的布袍，一条叠腰大档宽筒裤子，真像个从苏北农村逃荒到上海来的妇女。他平常总笑嘻嘻的，但发起火来，乱踢乱咬不休。因为他有个患精神病的母亲，同学们跟他逗乐也都适可而止。那天晚上，却是“大姨妈”与大家逗乐。许多人嚷起肚子饿来。老吕毫不动容地说，本来就通知大家吃得饱些，再说，没人拦着不让你们回去，主动权操在你们自己手里。到一点三刻，有几个同学熬不住了，领了颗红心，在上面尽可能潦草地签了个名，拍拍屁股回家了。“小木克”叫住与他比较要好的“哈密瓜”，托他去家里报一声平安，再取点吃的和穿的来。“哈密瓜”半夜两点敲开了“小木克”家的门。“小木克”的母亲正在甜睡，知道自己儿子只是关在学校里，更加放心，用食品袋装了大半袋炒面粉，足足两斤，另加一件丈夫的工作棉袄，交“哈密瓜”带去。“哈密瓜”兴匆匆送进学校，已经凌晨三点。炒面粉成了马后炮，“小木克”们已吃过工宣队发的小枕头面包。面包是一角二分，二两粮票，“小木克”等声明没带钱与粮票，结果同意先吃后付。“大姨妈”也拿了他这份面包，叫原来以为他有点神经不正常的同学不禁对他刮目相看。“哈密瓜”交割了炒面粉与棉袄，却忘了再领一张出门签证，结果被门岗拦住，费了大量口舌，直到四点才获准出门。到五点，工宣队又把各小组集中到礼堂，对剩下的三四十个花岗岩脑袋说，献忠心只是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拥护上山下乡政策，不等于插队落户报了名。“小木克”闻言叫了起来：“操那！这不早就好说了吗？早知道是这样，啥人高兴屏到现在？，

　　六七届其实只算轧住了尾巴，六八届才是整个身子全被关进“一片红”的笼子里。对六九届，话说得更绝了：这是长期的政策，直要到实现共产主义。除了瘸腿断手瞎眼哑巴驼背痴呆，谁也别做梦留上海，留一个，就对不起早先走的。已经上山下乡的听了都百感交集。

　　“一片红”方案一宣布，弟弟就拣了个淮北插队，报名到走才一个月，在他们学校是第一批动身，与我当年一样爽气。呆在家里吃老米饭没出息，再说家里也没有老米饭可吃。在六七年到六八年当逍遥派期间，我钻研过象棋，读过几本棋谱。读谱的最大收获，就是知道，对方叫“将”，而你的老将又只有一个方向可走，你就应该想也不想把将移动一步。哪怕形势再危急，要绞脑汁也留到下一步棋去细绞。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弟弟的名字已经从户口簿上勾去，大件行李也已打好送到了集中站，火车票放在他新买的塑料皮夹子里，里面还有一张崭新的十元钱与二十斤全国粮票，这是关照他留着遇到万不得已时逃命用的。到这时，是可以考虑下一步棋了。

　　我把弟弟引到人民广场去。人民广场是上海最大的一块天。去农场一年多，我回上海休假就觉得气闷，在家一定得把两扇南窗打开，就是打开了还觉得气闷。这种肺部新鲜空气综合症，直要到我日后调回上海才不治而愈。人民广场是上海最大的一块天，到那里去对话，心情才会豪迈。“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在当时的利用率最高，已被我抄过几十遍送人，无怪乎中华书局五九年编印的《唐诗一百首》要把它列在第二。那位编辑的目光可真邪乎！这本小册子，第一首是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运动初期的牛鬼蛇神走资派，稀里糊涂倒霉，真心诚意忏悔。第二首便是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小将们，意气风发地充军去吧。第三首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抢然而涕下。”人人都在轰轰烈烈中感到孤独，事情好像不对劲了。第四首贺子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还”，罢官的回来了，插队的回来了，就是青春年华回不来了。第五首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人心思定，小康生活多么诱人。第六首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人们逐渐取得了一种对历史的超然态度。六首诗，整整一部大转折史。今天，有人说早从佛经或推背图里看到关于文革谶语，不知道是不是这类东西。

　　那时，我喜欢引用王勃这两句诗，只是怕哭。我最怕生离死别时见人哭，因为我在那种时候往往挤不出一滴眼泪来。我不是不会哭，而是该哭的时候哭不出来。不仅哭不出来，而且心窝里也像一团浆糊似的波澜不兴。这样我就很羞惭，恨不能往头上套个呲牙咧嘴的爷胡脸。

　　不过那天晚上我是作好哭的准备的。我们兄弟的感情毕竟比一般的同胞手足要深得多。小时候，阿爷阿娘坚决认为楼下弄堂是堕落的深渊，一跌进去就变野蛮小鬼，于是我们就成了笼子里形影相吊的一对鸟。我们在直径一米的吃饭的圆桌上打乒乓，用铁皮垫板吊来吊去，可以打上个把钟点。我们称之为“宇宙式乒乓赛”，并制定了不少与“地球式乒乓赛”不同的规则。这日子一直持续到我小学毕业。中学是全日制，我回家又特别卖力，功课做到九、十点，基本上是把他撇下了。不过要好同学家里，我有时还是把他带去。后来运动开始，我一度被学校放逐，就带着他一起到社会上去串连，反正那时坐车不用买票，进任何单位不用介绍信。我们一起到过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院，外国语学院，天马电影制片厂，海燕电影制片厂，译制片厂，美术电影制片厂，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上海越剧院一团、二团，上海沪剧团，爱华沪剧团，勤艺沪剧团，上海评弹团，上海滑稽剧团，大公滑稽剧团，大众滑稽剧团，交响乐团，音乐学院，上海杂技团，上海魔术团等等，见过许多名望赫赫的牛鬼蛇神，知道了许多内幕。一个电影剧本的最高稿酬五万，某演员讨过三个老婆，还有什么叫“扒灰”等等，眼界大开。再后来，我到闵行上海电机厂去工学串连（不是学工），也把弟弟带去，自备铺盖、钱粮，混了一个多月，眼看混不到一分钱工资，也就心满意足地回来，总算把人生的足迹扩大到了上海市区之外。（那时闵行尚未划入市区版图。）弟弟一直叫我“大阿哥”，在妹妹出生之前，阿爷阿娘就要他这么叫，尽管他之上只有我这么个哥哥。成年后，我才知道这“大”里面涵义丰富，包含有长兄代父的意思。因此，我的心里必须同时翻腾着两股感情浪潮，兄长的与家长的，这样的实力，大概足够使我那别扭的泪腺屈服一下。我试抽了一下鼻子，两眼间似乎真有点酸叽叽的，我放心了。我预备弟弟哭出来，那时我就抽抽鼻子，然后效学双枪老太婆对江姐那么说，在亲人面前，你就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

　　可那晚的谈话一上来就不对劲。弟弟看不出有一点要哭的意思。他的话特别多，常常接住我半截话就说他自己的了。一会儿说他能把钢版斜过来，在蜡纸上刻一笔漂亮的仿宋体；一会儿又说他打金针已经敢往人肚皮的穴位里戳了。我提醒他要习惯吃山芋，他说他准备把山芋晒成干，炒一下，挑到城里跟人换大米吃。在那种时候我不能多泼冷水，就说，我带他到人民广场来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出去后有要紧的话，不能在房间里说。在农场，大家都到旧大堤或者干脆到田野里去说。而且，哪怕要对三个人说，也不能仨人一起说，要一个一个地分开来说。两人以上就能成立证据，两个人就死无对证。你尽可以全部赖掉，再反咬一口。这是经验，切记切记。我说这话，心里是很悲凉的，有点“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思。弟弟若听出这弦外之音，是能哭的，我也能陪着掉几滴眼泪。但他只是随随便便地点点头，说早知道了。然后，又兴致勃勃地说起他上午在中央商场淘到了一只旧的万用电表壳子，准备到乡下装个半导体。

　　我有些恼火了。不说我还有长兄代父这一重权威，就凭我过去一直到东到西带他去玩，现在我又到农村去熬了一年多，熬出了一肚皮的宝贵经验，他也该在这样的晚上，表示要多听听我对他说些什么是不是？他太自以为聪明了。我要拿出些厉害的观点来镇镇他。于是我说：“我们不会一辈子在农村的，我不相信我们会一辈子呆在农村……”这话我已说过多遍，此刻我把它们当火镰火石，希望能打出些思想的火花来。果然，我的脑子没有像弟弟那么辜负我，在我重复两遍之后，那里蓦地闪出一道电光。我的舌头赶紧像火绒一样把这点能量接住。“我们这一辈子不会永远在农村，因为我们这一辈子肯定会轮上打仗，我们这一代人是逃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此语一出，我看见弟弟的两颗瞳仁也顿时亮了起来，我知道这下他给捏住骱门了。“现在到处抓紧挖防空洞，沿海的许多工厂迁到山沟沟里去，国家发痴啊？把大笔大笔的钱扔到黄浦江里？听说就在我们的脚底下，人民广场底下，是上海最大的防空洞，四辆‘解放牌’，可以并排开进开出。你再看，召开‘九大’，为啥要搞得这么秘密？开会日期到大会闭幕后才公布，上千名代表分期分批偷偷溜进人民大会堂，这是史无前例的。就怕苏联掼原子弹！我们中国的情报是世界第一。听说苏联、美国的间谍厉害，比不上我们中国的间谍更厉害。文化大革命一乱，我们这里斗反革命分子家属，有的其实是我们派到台湾去的间谍。后来斗得太凶，公安局看不下去，悄悄出来保护。一保护，反倒暴露了目标。台湾方面马上把这几个人抓起来枪毙，都是掌握要害实权的高级将领。你看，文革查得这么彻底，台湾的间谍还那么凶，但他们再凶，我们的人在那里也潜伏了几十年，本来还要潜伏下去。所以毛主席说‘备战备荒为人民’，完全是有的放矢。”

　　弟弟知道我的厉害了，我就在他的扑楞扑楞的目光的照耀下，分析天下大势。中东、越南、柏林墙，六十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燕子低飞，天要下雨”的最高指示，山本五十六奇袭珍珠港，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都从东南西北奔到我的舌底下来，汇成一股滔天的巨浪。弟弟在这浪潮里浮沉挣扎，表示愿意信服我的结论——三次大战少则一二年，多则七八年，一定会爆发。到那时，不管你眼睛近视不近视，成分过硬不过硬，个个要参军，人人气昂昂，战争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日子多令人神往。

　　“这场战争空前残酷，据毛主席估计，世界人口大概要死掉三分之二。”这时，我已被自己脑子里的光辉耀得目眩神迷，就把眉头庄严地整了拢来，“一打起来，我们要联系也来不及。今天，我就跟你约好了——等战争一结束，如果人还活着，就从那天开始，在当地报纸上连登一个星期的寻人启事。等局势安定以后，我们就到图书馆去查各地报纸。查到寻人启事，相互联系。查不到，就说明人死了。你说好不好？”

　　“要是当地没有报纸呢？”

　　“报纸怎么会没有呢？只可能来不及恢复……这样，从战争结束一个月以后开始登，连登一星期。”

　　“连登一个月吧。”

　　“不用，连登一个月钱太贵。登个启事很花钱的，再说是大战刚结束。登一个星期够了。当时看不到，以后到图书馆里可以查到。一星期里总能查到一张的。”

　　“那隔天登，登七次，可以有半个月。”

　　“不要！不要太繁琐。隔天还要记单双日，记得太多要忘记的。我们就记住，大战结束后一个月，连续登一个星期，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我发觉弟弟嘴角上有一丝笑意。仔细看了一眼，这是兴奋的笑，不是讥笑或苦笑。弟弟也回看了我一眼，表明绝不是开玩笑。

　　二

　　读者千万不要以为我当时思想很反动。我从小就尝过“反动”的滋味，对这份光荣绝不敢再沾边。小学二年级的某一天，老师和同学突然都对我神秘起来了。后来，母亲也对我特别关心起来，星期天带我去看电影，好像是《党的女儿》什么的。她一再教我辨认，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什么人本来是好人后来变成了坏人，共产党里的坏人不等于共产党等等，我以为这些早就全都明白，答应得很快。后来，阿娘审问我，到底说了什么反动话？我说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要说反动话干什么？阿娘很着急，说你小孩子不知道，乱话三千，别人还以为是大人教的。后来，老师把我找去正式谈话，我开始怕起来，因为同学们都说这是要记档案的。老师说：“你到底说过什么，要老实。”我说：“我没有说过反动话。”“我问你说过什么，怎么说的就是怎么说的，同学们会瞎说你吗？”正在这时，一个同学跑来，说另一个同学摔一跤把胳膊摔断了。老师火急火燎地跑去救他，而这个同学倒从此把我救了，以后老师再没找过我。

　　像我这样的人还会反动吗？但不“反动”不等于没有“思想”。长期以来，我一直被自己也被不少认识我的人认为是很有思想的。

　　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学辩论上山下乡的意义。那位同学叫熊时杰，严格地说，或许应该称为校友，因为我跟他同校同届而不同班。但我与熊时杰的交往要超过任何一个同班同学。友谊的发展，全在于我的主动。进校不过一个月，我就听到语文老师讲评他的作文《剃了马桶头以后》。我的班与他的班合一个语文老师，那老师一开始为了壮大优秀作文的阵容，就把两个班的成果放在一起讲评。我的作文也被讲评了。他或许对我的作文会有些印象，而我却主要对他的名字发生了兴趣，总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后来我知道了，原来他曾是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事迹登过六月一日《解放日报》头版的。而且在三个事迹登报的最优秀的少先队员中，唯有他是以学习优秀出名的。虽然他结果还是被一所市重点中学刷下来，落到我同样的境地，但我还是非常希望能交上这样的朋友，结果我达到了目的。

　　毕业分配，他比我落得更惨。同样是老大，他连市郊农场也没捞到。让他到这个地步的，正是他的班主任，曾对他的作文赞赏备至又让他当中队主席、团小组长的语文老师。到此时，他才告诉我，语文老师还跟他母亲有过一段同事关系。他自忖对语文老师没有什么过火行为，所以他一直想不通，一直赖在家里不走。

　　我从农场回上海休假，总要抽出半天到他家去。他顶过了风头最紧的日子，当“小木克”们被圈到学校里去献忠心时，他正靠在家中皮色发红的藤躺椅上，潜心研究《人体解剖》。他的智慧让他没有去自投罗网。后来，罗网张到家门口来了，他又跑到南京舅舅家去避了一阵。但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和尚”是他的身子，“庙”是他的心。风头过了，学校、里委鬼都不上门来了，家里也允许他吃一口饭，他却越来越不安生了。

　　七○年的夏天，我到他家去，他前两天才从苏州老家回来。他这次回老家是去实地考察的，考察结果叫他肝火大增。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根本就没有必要。”他说，“你到乡下去看看，地少人多，贫下中农根本就不欢迎你去。再说，去接受什么教育？苏州郊区是鱼米之乡，又紧靠大城市，但那里的农民愚昧，又刁滑，一根稻草也要往家里拿。农民意识，自私，落后……”

　　到那个时候，像这样的言论，在下乡知青中已经司空见惯。农场里，发这种牢骚，完全不必到大堤上去。七○年以后，打小报告的人，也不好意思用这种话去向上讨好。所以我看到他说话时五筋狠出六筋的样子，觉得有点好笑。

　　但我仍对他不满，这样的话别人可以说，他熊时杰不能说。我刚看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那是当时唯一能看的中国历史书），中唐有个叫李泌的宰相对皇帝（唐德宗）说，天命，一般人可以说说，只有君和相不可说。君、相是造命的人。你也不该这么说，因为这是一般见识。你不能跟人一般见识，因为你本来是个不一般的人。

　　“你这话不对。”我就这么说了起来。我常常是这样，在发表我的独到见解的十秒钟之前，那见解在脑子里还是天地玄黄，混沌一片。我的舌头就是盘古，跳出来大斧一挥，天地分开了，日月星辰山川一点点生出来。“你说的都是事实，这些我在农场里早就看到了。但是，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农村人多地少，农民意识，这些他不会不知道，但他还是要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不能说让贫下中农受知识青年的教育，这样农民更加反感，更要阳奉阴违。以前毛主席是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不说什么再教育。现在大批大批开下去，就要给农民戴戴高帽子。为什么要叫知青上山下乡？是城市里劳动力安排不了？以前城市里年年在安排，年年都安排了。就算上海人口密度太高，也可以叫上海人支援三线，支援甘肃、青海的工厂，不必要搞全国范围的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国家的投资也不少，插队每个人安家费就几百元，还有车费、单位补助，也要几亿元钱。为啥要这样劳民伤财，明知农民不欢迎，知青又不肯走，一定要把知青塞到农村去？毛主席这是煞费苦心。他要缩小三大差别。哪怕苏州乡下、上海郊区，农民生活还是跟城里人不能比，所以一根稻草也要往家里拿。农民为啥苦？农副产品价格太低。我们种稻，一斤毛稻只卖一角一分。去年阴雨，稻要发热变霉，送到县里烘一烘，每斤六分，还不算运输费等等。烘一烘就要烘掉一半多价钿，农场怎么不蚀本？农场蚀本要超过职工工资，就是种一斤稻蚀几分钱，不种反而不蚀。但国家要粮食，‘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蚀本也要种。农场蚀本国家贴钱，农民种田没人贴，还要交公粮，摊到每人头上的田又比农场少得多。我们是一个人三亩，崇明公社里是三个人一亩，他们的口粮、零用钱、造房子讨娘子都要靠在这座山上，我真服贴他们。这叫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我说那话时，还没有全民普及政治经济学知识。）我们工人赚的钱，实际上是赚了农民的钱。过去国家要提高粮食收购价，城里人就不情愿。人都是只看眼前利益，只看自己利益的。要发文件下来，横解释竖解释。现在毛主席想出办法，要让你们城里人平均一家有一个在农村，这样，城里人和农民就血肉相连、痛痒相关了。每个月给插队的儿子女儿五元、十元地寄去，还要寄吃的用的包裹去，城里人对乡下人的苦就有感性认识了。以后，再要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城里人就无话可说，工农真的变成一家人了。”

　　这番话，说得他心悦诚服，说：“像你这样解释，倒是能够接受的。照报纸上那么宣传，越来越没人要听，为啥报纸上就不能说点实实在在的话呢？”

　　“ 报纸也有报纸的难处。”我说。

　　这年秋天，他报了个黑龙江农场，走了。其实只要再赖半年，到七一年，七○届分配，就不再实行“一片红”。以后，前几届坚持在上海抗战的知青，也陆陆续续以病残的名义，安排进街道工厂与生产组。他本来就由攻文学改为攻医学，走与鲁迅相反的道路，凭他那点水平，要给自己制造点病史，还是绰绰有余的。他的那点医道，要到十年后，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刮回城风的时候，才发挥了一点作用。不过没有医道，迟几个月他也照样能回来。回来后，他来看我，说：“现在回来了，觉得当初出去还是值得的，只是年代太长了一点。”

　　三

　　一九六八年初秋，毕业分配正式开始前的一个星期，我们班的两个班主任之一金老师突然得急性肝炎住进了医院。病毒是针对他的肝脏的，而宿命的第一顿排炮却是针对我的。

　　要皈依宿命，我本来有很深厚的根基。但这以前，我一直坚守在唯物主义的阵地上，到这一刻，我被轰得晕头转向了。

　　阿爷、阿娘都是极虔诚的观世音信徒。我从前以为他们是佛教徒，他们每天都至少要背诵一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唐僧辛辛苦苦从西天取来的真经之一。他们膜拜观音，彻底相信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赐福赐寿给她的弟子们。近来我读了《金刚经》，“如是我闻”，佛在那里说不可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就是说，要向佛祈福、祈寿、祈消灾弭祸、祈多子多孙、祈金玉满堂、祈鹏程万里、祈诸事顺遂，都是与佛的本性背道而驰的。佛不会保佑你在尘世的任何幸福，满足你对人间的任何欲求，包括你对来世的任何冀望。佛只能叫你看破红尘灭度你进入虚空。佛灭度众生又不灭度众生，因为众生只能自灭度之。说来说去，阿爷阿娘拜了近一世的佛，念了近一世的经，岂不是越拜离佛越远了吗？我想观音菩萨一定有另外的规矩，否则真是太冤枉了。

　　他们对观音信仰的坚贞，实在是无与伦比的。在“扫四旧”风声最紧的时候，他们也只是把一幅观音的立轴卷起藏好，把观音的瓷像从小搁板上转移到屋子中部一口黑漆的玻璃橱顶上。本来，在我家前间的西北角上，齐画镜线的地方，钉有一块尺半见方的小搁板，权充佛龛，供奉观音的立轴和瓷像。立轴贴着墙挂，瓷像还罩在一个玻璃方盒里，从下面看全被搁板挡住了视线，只看见那一方天花板被香烛烟火熏得焦黑，在我们几个孩子的心中神秘得不得了。阿爷阿娘谢世以后，几年里没人去动这般神物。直到我结婚布置新房，家具全面大调整，我才见到了立轴和瓷像。立轴是印在低档宣纸上的十分粗劣的木版画，瓷像也比那时在地摊上已经有买的观音像要逊色得多。虽然我知道偶像崇拜并不在乎具像物体的优劣，但阿爷阿娘一辈子对着这样的观音顶礼膜拜，我心里总有些惭愧。我甚至想去买尊精美的彩瓷观音像来，放在五斗橱上，也算是对他们二老的一种纪念，但当然只是想想而已。那搁板后来又供过阿娘阿爷的骨灰盒，也是到布置新房的时候拆掉的。

　　在那时候，每天凌晨五时许，阿爷就起来了，脸不洗，尿不解，就像做气功那样，积蓄着一夜的元气，向观音进香。他是直立式。点燃三炷“印度奇南线香”（后改名为“大众卫生香”），揄一揄，划一道弧线，将红火揄熄，飘起一股悠悠白烟。然后，他双手执香合十，埋下头默默地祷告。有时我早醒，总是看见南窗熹微的晨光，映衬出他的黑黑的侧影，像一棵老树。我特别记得他夏夭穿一件小格子纺绸中式罩衫的样子。那时，他的嶙嶙的骨架，飘飘的衣袂与淡淡的幽香，就在我心底里勾起一片朦胧的音响。看着看着我觉得通体清凉，常常又迷迷忽忽地睡了个还魂觉。

　　阿娘的功课要晚些。她要等买完小菜回来，把家里收拾停当后再拜菩萨，大约要到八点左右。因此，她的膜拜礼式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更深。她是跪式，不停地念，不停地磕头。她有一套用具。一块薄薄的黄绫垫子；一串油漆已经磨蚀的姜黄色木念珠，据说是檀香木的，还有一张糊在报纸上的有画像有字的经文。她跪在垫子上，手握念佛珠，把那张经文摊在眼前。长大以后，我一直对那张经文的作用疑惑不解。阿娘不识字，就是识字，念了几十年的经，难道还会背不出吗？里面肯定有一段缘故，可惜我不知道。

　　我不是不能知道，而是不想知道。那时，我就怕阿爷阿娘跟我讲观音菩萨、白衣大士。我一心想要完成人生三件大事，入队、入团、入党。我怕自己会落入母亲那种尴尬的境地。母亲一解放就入了团，虽然五五年她超龄退团，但一直不断地打入党报告。然而，她又跟着阿爷阿娘吃白衣素。白衣素是一种每个月有几个特定的日子要吃素的持斋方式。每个月的日子都不同，阿爷跟我说过，我没记住。我只记得阴历的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观音的三个生日要吃素。我曾问过阿爷，观音怎么会有三个生日？阿爷说，她是菩萨。我还知道我家的白衣素与别家相比要多一个日子，那是太婆——阿爷的母亲的生日。这白衣素就是从太婆那里传下来的。太婆为了孝她的娘吃白衣素，阿爷为了孝他的娘也吃白衣素，母亲为了孝她的爷和娘只能跟着吃白衣素。（阿爷、阿娘其实是我母亲的父母，并非照一般叫法是称父亲的父母。）后来，我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里读到，佛教本来是反对孝道的，把尘世看作家狱，讲究出家，一出家就斩断尘缘，六亲不认，这话把我吓了一大跳。但阿爷阿娘恰恰是希望我看在他们的面上，长大也吃白衣素。我没有继承这个传统。母亲说，我已经吃了，就不要叫他们再吃了。他们以后总要出去工作的，总要吃食堂的。食堂里哪怕炒只青菜都是用的荤油，他们不能坚持的。不坚持比不吃还不好，就算了吧。母亲这么说，阿娘即表示同意。阿娘同意了，阿爷也就同意了。

　　但阿爷并不甘心。直到死，他都在想方设法打动我，希望跟我直接达成协议。他的一个办法，就是给我讲故事。故事有两类。一类是现成的，他从《聊斋》或《三言两拍》里看到有因果报应、得道遇仙的故事，就演说给我听。这大概在我小学三、四年级，还不喜欢看直排版繁体字的书之前。这类故事，我是听着玩的，阿爷也没有特别显出要用这来点化我的意思。我后来自己看这些书时，总觉得有些故事面熟陌生，想起来也许阿爷曾给我讲过，但我那时听到的好像跟书上写的并不是一回事。不过即使这样，那些故事他也一点没有白说。有一度我以为他是彻底白说了，结果并没有。

　　还有一类故事，就是阿爷的亲身经历。这样的故事我记得只听到过两个。我想我的记忆不会出差错，这种故事听过就忘记不了。而这从逻辑上推理是说不通的。因为他说这样的故事，有明确的宣道的宗旨。既然他是那么希望俘虏我，既然这故事又那样的有魅力，那他应该多说、多多地说才是，可他偏偏只说两个。难道这样的经历他没有了吗？不，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他说还有许许多多，以后还要告诉我，可他从此就再也没说过。也许，还是因为我听故事时作出的勉强的样子，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我记得那天我是生病，不是发烧，就是身上什么地方痛——牙痛或肚子痛之类的，反正是哼哼唧唧地躺得不太平。阿爷过来说：“我来教你念念经吧，念念经就好了。”我挤眉弄眼做了个很不屑的样子。阿爷笑着说：“哎，你不相信是口伐？我知道你不相信。这东西（宁波话里的“东西”是个广义的中性的词，不像普通话里的“东西”常常有贬义。阿爷称佛业为“东西”，丝毫没有不敬的意思）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心诚则灵。阿爷是从小就相信的。我现在讲两只我的故事给你听听好口伐？观世音是救过阿爷命的。”

　　他在我的床边坐下，脸上带着踌躇满志的笑容，就像他跟我下象棋，眼看我要被将死，让我悔两步棋时的那种神态。

　　故事之一，发生在抗战时期，他在宁波与上海之间跑单帮。跑单帮照阿爷说也是把头夹在胳肢窝下，简直跟干游击队一样危险。我问他那时怎么没去打游击？他说共产党四明支队的大队长姓黄，是他家隔壁锡箔店的伙计，而他是盒子店的小开。他们是“总角之交”。阿爷说，“总角之交”就是小朋友，书读到现在都不知道，今朝小学六年不及老早私塾一年。黄大队长从小总拖两条黄脓鼻涕，是一班小朋友中最蹩脚的一个。他还是没说他怎么没去打游击却去跑单帮，我也没有再问。我怕他说下去话出了格，让隔壁邻居听到。阿爷跑单帮跑的是白货黄货。这是最危险的一种，抓住便就地枪决。那一次，他乘长途汽车进上海，车子开进停车场，他在车上一望，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已经封锁了大门，乘客个个要搜身。他身上前胸后背用麻绳紧紧绑着二十四根“银鱼”，这时要甩都没法甩。车停了，乘客一个接一个地下车，他磨磨蹭蹭地拉在最后，拉在最后也至多不过拖迟一分钟时间。他情急无奈，想到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默诵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来。就在他搬腿跨下踏板的那一刻，听到门口那边传来一片啰嘈，人叫狗吠，接着“乒”的一声闷响。这一响像有人对他的小肚皮打了一掌，他只觉膀胱往下一坠，胀得快要爆裂开来。这就是菩萨显灵！阿爷说。那时，他一个转身旋向车屁股后，兜到车的另一侧。车上的买票看了他一眼，他作了个解裤带的手势，买票就不再顾他。在他前面的乘客，门口的日本宪兵（汽车离门至多一百码），居然再没有一个人看到。车的另一侧靠围墙，墙根竟有个一尺来宽的洞，正好够他的身躯从里钻出。他出了围墙，人刚站直，就见不远处来了辆空黄包车。他招呼车子，谈好价钱，坐上便走。走了一程，天渐昏暗，地方越来越落乡。他发觉苗头不对，是不是黄包车夫看见了他从围墙里逃出，准备拉到僻静处谋财害命。这时，他一面念经，一面悄悄从身上解下一根“银鱼”。这“银鱼”七、八寸长，晾衣竹竿那么粗细，两头略尖，一头还带个小钩。他把银鱼藏在右手袖筒里，作好万一的打算。又跑了一阵，前面出现一个铁路的道口。阿爷连连蹬脚，叫车停下，即此便下车。车夫说目的地还没到，他付了车钱，扭头便走。走了一段，不见有人追来，他才松了口气。后来他去问路，知道黄包车夫果然是绕了道，又知道原来那条路上新近增设了哨卡。

　　第二个故事更加玄乎。方才那回乘车，这回他坐船；那回他孤身一人，这回他挈妇将雏，一行三人；那回他把货物全绑在身上，这回是分装在几只箱笼里，弃之，倾家荡产几回也赔不上，死路一条，不弃，码头上日伪军层层把守，一条死路。船离码头越来越近，阿娘与母亲已吓得缩成了一团。阿爷有了上回的经验，又开始默诵心经。船靠岸了，一个舱里的乘客都已络绎走完，他们三人还厮守在一堆念经。这时，菩萨化身出现，一个穿黑衣的警察向他们走来。“怎么？为啥还不上岸啊？”“她头晕，”阿爷点点阿娘，“等一歇，等一歇。”阿娘那时脸上血色全无，也真像休克一般。“你们到什么地方啊？”阿爷见问，心头豁然一亮，忙答道：“到周家银楼。”“到周家银楼找谁？”“找周大糊。”阿娘说。“找周老板。”阿爷说。“大糊”的意思就是“糊涂虫”、“马大哈”，是周老板的雅号，阿娘其时糊涂了，才这么脱口而出。“周老板是你什么人？”“亲眷。”那个警察点点头，然后说：“这点行李都是你的吗？你们把东西归归拢，坐着不要动。再有人来问，就说过巡长叫我们等在这里的。我去去就来。”隔了会儿，又来一个警察，问为什么还不走。阿爷如此奉告，那警察说：“什么过巡长，跟我来！”阿爷他们只得提行李跟着，从舱面下到底舱。过巡长却在底舱里等着。宁波航船的底舱窗门很大，用杆子向外撑出。过巡长撑开一扇窗，探出半个身子去，唿哨一声，只见从对岸飞快摇过一条舢板来。过巡长就叫阿爷把行李统统传上舢板，然后人从窗洞里钻出去跳上舢板。阿爷踏在舢板上，看到河道里有小火轮卟卟开来，他的两腿开始簌簌乱抖，险些同双手接住的母亲的小身子一起摔到河里去。舢板划离大船，驶到没有军警把守的地方，让阿爷等上岸。到周家银楼后，他跟周大糊说起过巡长，周说并没有这样一个朋友。

　　“咦？”

　　“嘿嘿，你猜得透口伐？阿爷活到这把年纪，尚且许多事情猜不透，你脚趾头介大的人，倒敢说这个不相信，那个不相信。别人会骗你，阿爷会骗你口伐？”

　　我惊讶得不知云何。我不是说这样一来我就有点信观世音了。她的忠实信徒就摆在我眼前，他们除了一头白发可以骄傲外，其余一无所有。然而，我心头纠结着一团不安，我说不清不安些什么，好像一团毛茸茸的烟在我的胸廓里忽儿飘到东，忽而飘到西。这不安，直要到许多年后才会变得清晰起来。

　　当时，阿爷又说：“怎么样，你现在还难过口伐？好点了对口伐？”

　　我立刻又感到了难过，但又不好意思马上就叫唤。这时，阿娘插上来说：“你跟他说这些陈年宿古董的事干什么？小孩不懂，又要到外面去乱讲。现在没有啥菩萨不菩萨了，阿娘这点比你阿爷开通。现在菩萨不显灵了，现在是星宿下凡……”

　　“好了，还讲比我开通，一讲就豁边。星宿下凡好讲啊？我这讲讲倒不要紧的。我是讲讲故事，让他思想分散分散，就不难过了。”

　　他们哇喇哇喇争了起来，争哪个好讲哪个不好讲。我朝板壁那边望望，听到隔壁有人按着手帕打了个喷嚏，我就大声哼卿起来。

　　阿爷阿娘那个时候还算是有政治头脑的。后来年纪越大，政治观念就越淡薄。一面在“扫四旧”时把观音像藏起，叩头念经时把门关上．一面阿娘指着膝盖上茶盅那么大的老茧对邻居们夸耀说，这是拜菩萨拜出来的。一面怕我得罪了“红卫兵”，引小鬼上门来抄家，挂牌子，剃阴阳头；一面阿爷对二房东老太说，江青就是蓝苹，唱“王老五，真命苦”的，他还哼那曲调。真叫人替他们急煞！

　　四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我最信服一句话，就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你看，阿爷苦心孤诣要灌输给我的，无非是两个字——“畏命”。他还算是我一生中对我有巨大影响的第一人，但他的全部说服力，还不及金老师往肝炎病房里一躺。真理就这么叫人害怕。

　　不过真理也有怕的东西。它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自己糊里糊涂多跨出一步。有一次，我就差点被多跨出一步的真理给绊倒。那是在我临上调的一年，这对我可是开不起玩笑的年头。那年我结识了离我们队不过二里地的场部小学教语文的郝老师。当时我已经在上海一张日报上发表了一首三十二行的“长”诗，在场里有点小名气，而郝兄的一篇儿童小说，出版社来信表示修改后可用，离有名气也相差不远了。我戴一副眼镜，六百度，他也戴一副眼镜，五百度近视加一百度散光。反正我们门当户对一见如故。一见如故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面对面聊上两三个钟点而不喝一口水。农场的开水金贵，每人每天一瓶，还不能保证一定是到沸点的，包括洗脸、洗脚、洗碗、喝水在内。所以哪怕再知己也不泡茶待客。那时候，我们都以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榜样，羞于谈吃谈穿，吹的都是正儿八经的政治、学问。有一回，吹到乌烟瘴气时，我说，人人向往上调，这是自然之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乃客观存在，这就叫存在决定意识。我这人有个大毛病，就是不知道自己脑袋里生出的东西，哪些是值钱的，哪些是不值钱的。那天他把头颅啄得起劲了些，我便以为这话值钱，也就记住了。事隔一两个月，我到场部去，政宣组的小林告诉我一件新闻，说郝兄跟政宣组副组长老郑开辩论了。事因皆出于郝想上调，到场政宣组叹苦经（小学归政宣组垂直领导），老郑要他安心扎根，他不知怎的就搬出“存在决定意识”来了。老郑是个半本正经的人，他平时从不跟人开句把粗俗的玩笑，也不来勾肩搭背称兄道弟那一套，但别人有些胡闹出格的言行，他也总是眯起眼睛只作没看见。这回郝兄是上门叫关，他也不得不出来应战。那天争得很凶，老郑气得连拔胡子的铅角子也捏不牢。郝兄一走，他连连叫道，这怎么行呢，这怎么行呢！现在矛盾转化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你要上调，你可以摆困难嘛。这种理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站住脚。一定要驳倒它，一定要驳倒它！小林对我说，郝这个人有点书呆子气，还死认这个理硬撑到底。他只看到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没有看到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是机械唯物论。小林知道我已经把《哥达纲领批判》读过一遍，问我还有什么新的角度可批。我那时要把自己的言论忘记还来不及，坚持又没勇气，只觉得舌根一阵阵发麻，说，是的，就是这样，存在决定意识嘛，还有主观能动性，对的，事物的两重性，矛盾的主要方面，不错，扎根本来也是存在，农场需要扎根，就产生了扎根思想，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嘿嘿，他真是的……回队以后，我痛苦得把帐子踢出了一个洞。只怕那老兄死不卖帐，使矛盾扩大，只怕他把我给拖出来。我从此没再往他那里去，心里又觉得有点对不起他。虽然是他捅的漏子，但我也没叮嘱他此话不可与外人道。我是以宣扬真理的姿态对他说的，他当然有权再向别人去宣扬，说到底好像还是我坑了他。他挺枪冲了上去，我掉枪逃了下来，行为实在不那么高尚。我暗暗下了决心，只要他抬出了我，我一定把全部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勇敢地承认错误，狠挖世界观的根子。我打了好几遍的检讨书的腹稿终于没有用上，那年我还是清清白白地上调了。郝兄以实际行动认识了错误，扎根在农场里，次年与同校的一个女教师结了婚。现在是场党委委员、宣传科长，成了老郑的顶头上司，两人处得很和睦。

　　我所以提起这条真理出过的那么一次小洋相，不是说它不可靠，而是说它对我的影响有多么地深。

　　金老师住院的消息，是“姑娘”带来的。

　　那天，我们约好在“老太”家打牌。我们这一伙共六个人，“老太”、“大姨妈”、“阿明”、“蜢头”、“姑娘”和我，我那时的雅号叫“阿未”。“老太”、“阿明”、“大姨妈”与“姑娘”原来是一个组织的，这组织的名称叫“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司令部”。总司令部设在校外，一共八个人，大家都是司令，还没有推举出一致公认的总司令与副总司令，班里就开始归口复课闹革命了，他们的组织便响应毛主席号召自动解散。他们四个还经常在门户之间串连，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我是因为“阿明”的关系才加入到这个小团体中去的。“蜢头”是因为打牌的缘故才发展进来的。打牌日益成为我们这个团体聚会的中心议题，而“大姨妈”和“阿明”都不喜欢，我们常常闹三缺一，“蜢头”被邀以后还有一定的积极性，经过几次考验，我们就请他入了伙。

　　那天下午，“大姨妈”缺席。他已经公开表示我们打牌是浪费光阴，浪费光阴就是变相自杀。当然他这么说时仍像弥勒佛那样笑嘻嘻的。他有许多要紧的事必须在毕业分配前赶着做完。一件是要完成一本中国连环画人物刻纸集锦，从江姐、成岗、双枪老太婆到水浒一百零八将等等，反正只要他能搜罗到的连环画，都用单面复写纸把绣像复到香烟壳纸上，然后用双面剃须刀刻下来，单面的削铅笔刀片绝对不能用。那刀功着实惊人，有的线条真只有头发丝那么粗细，看的时候要屏住呼吸，只怕呵气重了水气会把那线浸断。据他说往往要刻十来张才能得到一张完好的，他夹在一本旧的硬面账簿里的张张是原胚，没有一处是断了粘起来的。他说经过多次试验，是红“牡丹”的壳纸质量最好，蓝“牡丹”次之，“大前门”又次之，“青鸟”、“黄金龙”尚可，“飞马”、“勇士”则绝对不能用。他说的都是“文革”前的纸壳子，“文革”后出品的香烟壳纸都不能用。他隔壁的阿三头以前曾玩香烟牌子，他用一本铅印的《“百万雄师”覆灭记》跟阿三头换了一抽屉香烟牌子，故而暂时还有备货。但他怕刻五百个人物不够，要我们再替他留心弄一点来。那时市面上早已不风行刻纸，而风行收集像章了，他想叫刻纸重新风行起来。他计划凑满五百罗汉数，到那时开个展览会，然后再卖给工艺美术工厂翻成模子成批生产。

　　他干的第二件是要发明一种中国式的速记法，已经进入实验阶段。他要我们也试试，保证只要学两天，练习两个星期，就能熟练掌握这种本领，决不会比录音机逊色。我们宁可打牌，也不肯跟他学学这门新技术，他只能对我们宽容地摇摇大脑袋。

　　他还要发明简易裁剪法，只要念几句口诀，就什么衣服都能裁，据说也有了初步的框框；还要研究针灸，寻找一个专门治癌的新穴位，这项研究因为缺少买针与药棉的经费，暂时还只能纸上谈兵；还要克服摩擦系数的障碍，创造一种永动机。我想他今天要是活着的话，一定是UFO协会的理事，野人考察团的干将，说不定还能从自己身上发掘出一种特异功能。

　　总之他把自己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要是他知道两年以后就要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一定会把日程排得更紧。他也有一条最信奉的语录：“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大姨妈”是我们联盟中的一个独立性很强的自治区，我们有时叫他为“克什米尔”。

　　“阿明”本来也可以不在场，但他几乎没有拒绝朋友要求的能力。我们希望他到场观战，他也就来了。他不喜欢亲自上阵，对观战当然更不会兴趣盎然，但他总能在一旁默默地看到底。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就让“老太”借给他一本书坐在旁边翻翻，或者给他几张白纸一段铅笔，让他给我们画画速写。他的画很好，是乐小英的私淑弟子，凭他这一手，小学里是大队墙报委员，中学里是中队墙报委员，尽管他的父亲还活在劳改农场里，而他的母亲又没有以离婚来同他父亲划清界限。他那时画好速写，结果总是捏成一团丢掉，涨红着脸连声说不好不好，弄得我们也不好意思去看。

　　那天，我们坐在“老太”家后门的弄堂里，专候“姑娘”一个人。“老太”家是新式里弄房子，三层里他家占了两层。底层是他姐姐的，前面还有个小园子，他与母亲住二楼。按“老太”那时在家中的地位，还只能在灶间或后门外接待朋友。虽然这样，他家还是我们学习“五十四号文件”最理想的场所。我家是根本反对打牌，阿爷阿娘认为一拿牌就非成赌徒不可，令人惊异的是，我妻子今天也持同样的观点。“阿明”家晚上搭铺还要搬动家具，并且必须扣除两个妹妹睡觉的地位，让她们常年在邻居家小姐妹的床上过夜。“姑娘”对到他家打牌表示欢迎，不过希望在他妈妈与隔壁的爷叔不做夜班的时候，而他妈妈与隔壁爷叔的班次又是错开的，三个星期里只有五天有可能，计算起来又太复杂。到“老太”家还有一大优点，夏天可以喝到冷开水冲桔子粉的饮料，冬天碰巧可以磕到他哥哥从新疆带来的香瓜子。那天是夏日，“老太”已经把一包桔子粉和满满一吊子冷开水摆到弄堂里，表示他这天要豪放一下。不料约定时间过了半小时，还不见“姑娘”来，我们（除了“阿明”）都有些火了。这次的牌赛本来是划时代的。“老太”去觅来了一张桥牌贴点记分表，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桥牌从此进入正轨。“姑娘”也去学来了一套大梅花叫牌法，有虚叫的，灵得不得了，他和我练习了几次，正想在实战中显显威力。我们原说好那天下午要打三轮四十八副，被他这么一耽搁，也许只能打二轮三十二副了。我们都说要罚他，但我们都是老实人，想来想去，夹木夹、刮鼻子、喝生水、钻桌子，只要到时“姑娘”笑嘻嘻地说：“你们也来这一套了？”我们的措施就彻底破产。后来“老太”提出，干脆罚他在旁边干晾一下午，让“阿明”顶上来打。我一下子意识到这是“老太”的诡计，他怕我们的“大梅花”，但我又不好意思拒绝跟“阿明”结对子。好在“阿明”不肯顶替，千推万辞，这样我就能随和着屡屡邀他。又过了十分钟，“阿明”好不容易答应先来凑几副四十分。他刚落座，“姑娘”就来了。在二十公尺以外，他就叫唤起来：“算了，算了，你们还打牌啊？今天牌打不成了！”

　　我们都不理他，他到牌桌边，将刚发好的牌一撸说：“我跟你们说这两天要到学校里去看看的，有事没事总要去兜一次。今天亏得我去了一下。金中强昨天下午关进去了，你们知道不知道？”

　　“什么地方，公安局还是文攻武卫？”我问。

　　“他肯定跟‘机关枪’，”“老太”说。“机关枪”是我们班原来的少先队五小队副队长，后来她跟金老师在一个组织里，同学中有些传说。

　　“不会的，”“蜢头”说，“现在什么时候？他是有脑子的，上个月一个老师猥亵女生判二十年徒刑。”

　　“他要刹车也来不及了。”“老太”说，“到风头上刹车还来得及？对口伐，‘阿明’？”

　　“阿明”笑笑不吭声。他总是笑笑，笑得非常谦虚。

　　“姑娘”等我们傻够了，才告诉我们，金老师关进去的地方是隔离病院，在虹桥。

　　“喔，”“老太”显得很失望，“这有什么大惊小怪。他关他的，我们照样斩我们的。”

　　“我不打了，”“姑娘”说，“今天我到学校里，‘狐狸’、‘猪脑子’、‘带鱼’、‘小皮匠’都在，他们现在就到金中强那里去了。我想还是来通知你们一声，没跟他们去。”

　　“他们热闹点啥，金中强跟他们又不是一派的。”“老太”说。

　　“他们两派的也去了，我们不是更加应该去吗？”“姑娘”说。

　　“我不去。好唻，现在去拍马屁也来不及了。临时上轿抱佛脚，分配方案内部早就定好了，再去得积极也没用。”

　　“你们去不去？”“姑娘”向我们呼吁。“老太”是“两丁抽一”。他一个六七届的哥哥已经报名去崇明农场，他拿稳是上海工厂。

　　我实在想去。就在两个星期以前，我找过金老师，谈过我的困难。他说，我都知道了。依照六六届的分档条件，你是可以轧进工厂的，六七届的分配方案还不清楚。我想去问问他，他这话现在还有没有用。因此我立即表态：“随便。”

　　“蜢头”看了“老太”一眼说：“那就不要打了。”

　　“那你们去去去，”“老太”开始收拾东西，“现在去有什么意思？这么多人去轧闹猛，这又不是排队买小黄鱼，越早越好，排在后面买不到。”

　　“这也对的，”“蜢头”说，“他刚刚住院，也要休息休息，吊吊盐水什么的，他也不希望很多人哄去。”

　　“你说再打吗？”“姑娘”问我。

　　我又说：“随便。”我说不出的想去，但又不想让“老太”不高兴。他是我们这个小圈子的头，不过这点我是不承认的。

　　“老太”说：“听我话，今天笃悠悠在这里打牌，等两天，等献忠心都去过了，你们要去再去。肝炎我知道，没有半年不会上班。金中强这次是算数了，他也管不到我们分配了。”他说着挖出一元人民币来，“‘阿明’，谢谢你跑一趟，买五根雪糕来。来，开始，我们斩！今朝贴点，斩得你们服服帖帖。什么大梅花，大黑桃，我们不管的！我们就是自然叫，瞎叫，高兴怎么叫怎么叫，‘蜢头’对不对？我们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战无不胜！来，迁牌，开始。”

　　就是这么个鲜龙活跳的家伙，我们这个圈子里的幸运儿，十年以后，笃悠悠地自杀了。

　　当日，我们还是打了三轮四十八副，直打到弄堂里的路灯亮了起来。这是有史以来最晚的一次。原因是大梅花输得落花流水，我们不甘心。

　　五

　　那天回去我把这事告诉阿爷阿娘时神色一定有些过火，一半是因为回家吃饭太晚了。我要叫他们相信下午我与几个同学一直在讨论这个严重的问题。我的表演很成功，一半是因为我平常有不说谎的美名。

　　“不要慌，不要怕，”阿爷说，“没有啥了不起的。哎，阿爷早就对你说过，没有事情不要惹事情，有了事情不要怕事情。先吃饭，吃了饭阿爷给你想想办法。”

　　然后他就笑嘻嘻地盯着看我吃饭。我只能忍着腹饥，尽量把饭扒得慢一点。两碗饭吃了十分钟，平时只要五分钟就能解决问题的。

　　吃罢饭，他让我在他的杯子里喝两口茶，免得我忧忧郁郁地吃下去不消化。平时我从他杯子里喝茶，总是要背着阿娘的。阿娘见了总要责怪我不卫生。但我从六岁起就这么不卫生过来，已经养成了习惯。在茶与白开水之间，我总觉得茶有点滋味，而我又没到每天自己泡杯茶喝喝的年纪。

　　他让我坐在他的对面，笑嘻嘻地看着我，花白的头颅似乎以难以察觉的摆度与极快的频率在微微地震颤，好像燃烧的煤球发出一片若有若无的热气。我觉得屁股下的凳脚在扭曲变形，好像透过这层热气看出去似的。

　　“你东老师家认得吗？”

　　我以为他说错了，是说金老师，就说：“认得，我去过，在金陵东路。”

　　“那好，”阿爷说，“你买两样东西送去。我想想，干脆，剪一段料子去。我不知道现在全毛麦尔登有没有。剪一件女的短大衣料子去，最多五十元吧。我来出。先借一借。从下个月开始，我退休工资的九角六分零头不要了。我还有大衣可以到旧货店去卖掉。对，剪一段大衣料子去！”

　　我这才知道他正是说的东老师。我吓得倒吸一口气，把一条清涕吸进了脑门里，酸得差点儿掉下眼泪来。

　　“你呕，你呕——”阿爷那留着长指甲的右手食指与中指，差半公分就点到了我的脑门上，“你这个人哪能介唔做！你又吓煞了，吓啥呢？我真弄不懂。平常嘴巴说起来老唻！叫你去送东西，不是叫你去做贼，你怕啥？”

　　送东西？送东西难道比做贼罪名轻？

　　“我不认得她的家。”

　　“你刚刚不是说认得的吗？”

　　“那是金老师的家。”

　　“金老师，哎，金老师。金老师这里你去看他一次，送袋葡萄糖或者奶粉，不要多去了。你不是说金老师与东老师有矛盾吗？”

　　“这是有的同学在说，我看他们没什么。”

　　“你看，哼，你看！你这个人啊，魂灵什么时候可以生进呕！人笨不要紧，说话只要肯听。人笨还要自作聪明，那你苦头要吃到阿末年。现在你听我说话，赶快去看东老师，你还来得及。”

　　我坚决地摇了摇头。

　　阿爷恨不得跳脚，“你呀你呀”，长指甲在我眼睫鼻尖前乱划。这时阿娘出来替我解围：“你强按牛头吃水做不到的。你还要看看他是啥相貌人，教来曲子唱不响的。”

　　“这事情再便当也没有了，又不难。难口伐？难喔？难唻！”阿爷抿紧嘴像闷住一声咳嗽似地“呣呣”地笑了一阵，“这点点事情也介难，你今后出去怎弄弄！”

　　“现在的世道作兴不行这一套。”阿娘一字不识，对天下大势倒好像比天天读报的阿爷明瞭。

　　“啥世道？天下的事情百事全穿，马屁不穿。从古到今没有不吃马屁的人的，连阎罗大王也吃马屁。叫‘在它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清朝、太平天国、民国、日本人到现在，我都见过。现在是啥时世？现在批海瑞……好，不讲开去，你去！去把东老师地址问来，你陪我去。你不敢送，我来!”

　　我真不明白，他送和我送有什么两样。

　　“怎？我给你出场都不行？那你讲，你讲怎弄弄？”

　　“东老师没有用的。”

　　“你怎晓得她没用？”

　　“她是民主党派，美国留学生，以前一直靠边的。”

　　“现在有没有靠边呢？”

　　“现在工宣队也不会依靠她的，不会听她的。”

　　“你又要自作聪明。金老师住医院了，不听她听啥人？”

　　“还有班级毕工组，我们马上要选了。”

　　“选啥人？选学生？呸，有屁用。”

　　阿爷这个论断我深表同意，但我死也不能承认东老师说话管用。

　　“工宣队还是要去征求金老师意见的，金老帅在医院里也可以发表意见的。”

　　阿爷沉吟了，捋着三角胡子。

　　“今天对立一派同学已经去看他了，都是班级里门槛最精的几个人，他们为啥要趁现在去拍金老师马屁？”

　　“你叫他把金老师撂开总是不对的，人太势利不对的。”阿娘插言道，“不可以有事有人，无事无人。这样金老师要记恨的。”

　　“我几时叫他不去看金老师，”阿爷说，“毛主席说，要一分为二，两个老师方面都要照顾到。他本来是死认着一个金老师。‘呕，我同他是一派的’，‘呕，我同金老师讲得来’，‘呕，东老师说话不起作用的’。对人，尤其是你对他有点芥蒂的，面子上一定要客气，特别客气。他是独幅心思！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要‘佛一样敬他，贼一样防他’，‘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抛却全片心’……”

　　阿娘深有远见地打断说：“你同他讲这些，都是对牛弹琴。”

　　这时，母亲从店里开会回来了。她听了全面的情况介绍，对阿爷说：“随他去吧，阿爸。现在送礼是行不通的。分配也有政策条文的，你放心好了。”

　　第二天早晨，阿爷趁母亲出门上班，阿娘在楼下洗菜之际，悄悄把我推醒。我昨晚寻思到半夜，故而一觉睡到那刻，还兴犹未尽。睡眼惺松之中，我看见他捏着一叠钞票，有“元”头也有角票，“元”头少角票多，知道事情不妙，骨碌起身想躲开。他已经把钱直塞到我手心中，压低声音说：“拿好！”我拼命推开，他咬牙肉切嘴唇地像要把我吞下去。他的满口牙齿早已掉得一颗不剩，并且坚决一颗不装。据他说是装了假牙吃东西不香，其实他对吃的要求历来很低，只要醉麸、麻油盐拌生豆腐、虾糊、花生酱之类就相当满意了，保留节目是咸菜豆瓣沙。现在回想起来，他也许是舍不得装假牙的那笔钱。他塞给我的那点钱，都是从每月退休工资零头里抠下来的。这九角六分，他要用来买烟，买茶叶，剃头，灌异丙嗪气雾剂，有时还要奖赏我们吃根雪糕等等。这叠钱大约有十元，真不知道他怎么积起来的。我与他推来推去，结果把他的右手小指上的长指甲扳断了，而我的手上则沾上了一点棉絮。他的钱是压在破棉花胎底下的，他的床上终年垫着破棉花胎。

　　阿爷张大嘴巴准备调节气量镇服我，忽听见门外传来阿娘棕子小脚落地结结实实的“得得”声。他立刻悻悻地瞪了我一眼，把那叠钞票又藏回破棉花胎底下去。

　　对于送礼，我总怀有一种恶心。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曾经为了赢回班主任的欢心，在春节时给那位老师送过一只空心玻璃丝编的花篮，这段痛苦的历程，深深地踩在我的脑沟里。不过，这可能还不是我这种变态心理的源头。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深以送礼为很可耻的勾当。我想来想去，也许十岁左右时的一个印象，使我对人类这种交际方式产生了深深的成见。那时，阿娘常常带我们到一个老邻居家去玩。那门老邻居的主妇，我们称她“田家阿娘”，与阿娘胜似姐妹。我们家的亲戚本来就不多，而这门老邻居则走动得比亲戚还要勤，所以上田家去是对我们的最大刺激。阿娘每次去，总要带上两色礼品，一盒“邵万生”的火车蛋糕配一包印糕，或者一袋“三阳”的小麻饼加一包苔条油馓子，总之一定要成双，价值总在两元左右。那时上海市的最低生活水准是每人每月十元，低于此标准即可补助。我家一直在补助线附近挣扎，但阿娘送礼是绝对不肯马虎的。有时我们逼催阿娘去，阿娘就对我们说没钱买礼物，不能去。母亲带我们去走同事家从来不拎东西，阿娘说这是新派，我们就希望长大以后社会上全部兴新派，这样走动走动多自在。有一次，阿娘又带我们上田家去。这回礼物买得比往常多，而钱又是硬凑起来的，我们觉得有点弄不懂。到了田家，那里已有一个阿婆在，是田家阿娘的堂弟媳。阿娘叫我们出去玩。这中间我到屋里去喝水，推开门看见阿娘、田家阿娘与那个阿婆三个头凑成一堆。我听见“利息”、“自家人好商量”、“市面上”等只言片语，我立刻直觉到阿娘是来向那个阿婆借钱的，是田家阿娘牵的线。我看过《星星之火》这部电影，听老师讲过“高利贷”、“印子钱”什么的，她们既谈到利息，我想一定是高利贷了。母亲向单位或同事借钱从来没听她提起过利息。这一来，那个阿婆的灰黄色的丝瓜脸在我眼中就变得十分地可憎，简直是黄世仁的狗娘那一路货色。那天，那个阿婆先走，阿娘一定要把一包油枣塞到她手里。推来推去之间，那个阿婆咧开嘴，露出两只被香烟熏得金黄的犬牙，我胃里立时打了个嗝。

　　离开农场后，我一直认为我们连队的古书记——这个老头是个大好人，就因为在上调之前，我从来没有给他送过一次礼也没有作过一次要用物质来报答他的暗示。上调后当年的五月一日，我回农场去，第一次到他在公社的老家，我送了一包饼干，两斤白砂糖，他请我吃了一顿饭，有鸡，有鱼，有蛋，有大块的红烧肉，核算下来我还稍许便宜了点。后来，当我听到他接受了我们队上调的一个团总支委员送的一块涤卡中山装衣料时，不禁大为震惊。我就在我们同时上调的一批朋友中调查，有三个人知道有这事，而且是那女生亲口对他们说的。我当即给古书记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那女生送了您衣料，又在外面到处跟人讲，造成的影响很坏，我想还是把这情况告诉您为好。您一定是推辞不了才收下这份礼物的，但现在这样，请您考虑，是否将衣料还给她。如果您将衣料退还了，请告我一声，我负责替您在上调的人中肃清影响。不几日，我收到了古书记的回信，说谢谢我对他的关心。那女生送他衣料，他事先不知道，她是托别人转交的。现在衣料已经寄还给她了。肃清影响也不必了，她也是一片诚心。接信当晚，我便到知情的三个朋友处去把信展示一番，并从此与那女生没了来往。我更觉得古书记是个好老头。这样的好人，我愿意为他赴汤蹈火。

　　

　　六

　　那天我没找到“姑娘”。

　　两年以后，送“姑娘”去吉林插队的时候，他对我说，想不到东伊人有那么辣手，那时，他是想到应该跟东去拉拉关系，但他看到我们（其实就是我和“阿明”，“老太”是超然物外，“大姨妈”是另一种超然，“蜢头”除了打牌与我们就很少通信息）一如既往地追随金，他也不好意思“改换门庭”了。那天，我和“老太”一起到火车站去送他，在东站。东站是货站，临时改成集中运送上山下乡知青的客站，虽然也增设了糕点饮料的供应点，摆上了几个暖水桶，用芦席搭起了临时的厕所，虽然北火车站也没有多少富有人情味的设施，但跑进这里，总觉得已经被人一脚踢出了上海。这里赤裸裸的钢架与粗糙的水泥柱子，显出了上海对被剥夺了户籍的子弟的全部的冷冰冰。从这里开出的列车，月台上哭声也要少得多。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两个钟点下来，觉得哭也是一种虚伪，任何感情的流露都只是一种虚伪。那天整列车都是去吉林的，月台上到处是海虎绒帽子与草绿的军大衣。“老太”说了一句：“还有那么多人啊！”这话引起了“姑娘”与我的明显的不快。他便跑开去买汽水，这时“姑娘”就对我说了这番话。

　　我心里想，要是那天——金老师住院的第三天中午我能找到他就好了。俱往矣，我对他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他说：“听说延边还是吃大米的，真的就好了。”

　　那天他到哪儿去了呢？

　　我要是问他，他也肯定想不起来。我敲了好一会门，又叫了几声，怕他或他家人在晒台或什么地方，结果把他家隔壁爷叔的老婆敲了出来：“没人，敲啥？”我从他家里不见底的楼梯摸下去时，似乎听到背后有人咕哝一声：“有毛病的！”我很恼火。我一下子断定他是到金老师那里去了，同时肯定他没想到来叫我，而且说不定是跟“狐狸”、“猪脑子”他们一起去的，甚至可能到东老师那边去，这样我就更恼火了。但我又不能根据不足就怀疑一个朋友，这是我理性定出的一条规矩。

　　于是我到“大姨妈”家去。“大姨妈”家离开“姑娘”家只有两分钟的路，但往常我总不一个人去。我怕他的患精神病的母亲。虽然阿明深入到他家去过，说他母亲只是文痴，除了有时莫名其妙地对你笑笑或挥挥手外，绝无妨碍，但我总有点怕。每当我走到他家的大门口，对着二楼他家的窗口仰起头来，我就觉得有股肃杀之气从那个暗洞洞的朝西窗口里落下来。但那天，我隐隐怀有一种恶意。要是“姑娘”没有去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大姨妈”，那就多少证实了我对他的猜疑。同时，也能证明我对朋友是多么地忠心。

　　“大姨妈”也不在。

　　我到“阿明”家，已经下午一点了，他才吃罢饭。我邀他一起到金老师那里去，他答应把剩菜热完就走。我说起“姑娘”、“大姨妈”都找不到，“阿明”说他知道“大姨妈”的游击根据地。我说，那我们是先去找他？“阿明”说，好呀。

　　“大姨妈”倒真会找地方。他就躲在离我家不远的原街道“少年之家”里。运动初期，这里曾做过街道青年造反司令部，后来造反的街道青年多数得进工厂，这里就空关着。不知什么时候门口挂出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白底红字的牌子，我经常在那里走过却没有留意。“阿明”推开门，我跟着进去，才知里面是别有洞天。外面一大间足有八九十个平方米晾空着，角落里有几只绿色棕色的大小箱子，箱子上有锣鼓钹铙之类的响器，也许是给文艺小分队排节目用的。里面一间至少有七八十平方，一角用两只玻璃橱隔出一个借书处，橱内陈列着马列与毛主席著作的多种版本。靠墙还有三只报架，是为当月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与《工人造反报》。我们去时“阵地”上寥落得很，只有两三个退休的老头聚在一个阴凉角落里窸窸窣窣交头接耳，中间的一大片空白中央就突出“大姨妈”一个灰黑色的身影。他手肘下垫着一册借来的单行本《反对本本主义》，埋着头不停地写。我蹑到他背后，猛用双手蒙住他的眼睛。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就想返老还童一下，尽管我童年时大人都夸我少年老成。他掰开我的手，出声地笑了起来，一团天真，然后说：“你怎么找到的？”他随即看到了“阿明”，说：“喔，你把他带来的。”似有责怪的意思。我一点也不生气。“阿明”说：“金中强生肝炎住医院了，我们来告诉你。”他说：“喔，他生肝炎了？”我说：“我们去看他，你去吗？”他说：“我不去，我有事情。”我说：“你这种事情有什么要紧，‘狐狸’、‘猪脑子’他们都去了，你怎么不去？”他说：“去干啥？他们都是什么东西！我劝你们也不要去，肝炎要传人的，谁高兴谁去。”

　　我就给他陈说利害关系，那神情就像昨晚阿爷对我。

　　“大姨妈”含笑听完，说：“金中强生病正好，他也不是好东西。东伊人更不是个东西！毕业分配被他们操纵就完了，他们都要营私舞弊。我已经起草了一份材料，准备给工宣队，我要揭开这个盖子，粉碎这种阴谋。现在金中强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对付东伊人一个人就更容易了，她的底牌工宣队都清楚。这样我的建议就更加有把握了。”

　　他说着从桌上一叠纸中抽出几张来。我凑上去一看，整整齐齐的像芝麻那么大小的文字，不像隶书，不像草书，又像英文，又像日文，我知道这定是他发明的速写文字了。果然，他看我迷惘的样子，笑得眼睛都不见了，说：“我来读给你们听。”

　　这份材料很长，改用中文写的话，大概起码二十张报告纸。哪怕写得他这么小，五张纸总少不了。而他只写了两张，我暗暗佩服他的发明的厉害。前面引用了大量的马列与毛主席语录，都是关于发扬民主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之类的，大概足够编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民主的小册子。这肯定是他从各种版本的马恩列斯毛语录及传单上收集来的，工程浩大。他一丝不苟地读着，读完后说，他要一上来给工宣队一个认真负责的印象。接下来的正文，开始详细论述了他对无产阶级民主重要性的认识，读了一段，见我们东张西望，就略去。以后是回顾班级文革情况，也略去。最后是建议。他提出，毕业分配名单既不能让老师插手来定，也不要从学生中选什么毕业分配小组。他引用了《人民日报》介绍美国选举总统制度的一则材料。先由选民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去选总统，这是“虚伪的民主”。“先选毕业分配小组，再由毕业分配小组来代表群众的意见，性质是相同的。”他在材料中大声疾呼，“要警惕重蹈运动初期选举班文革的覆辙，我们不要保姆！防止派性死灰复燃!防止有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他还反对搞“背靠背”评议，“有问题摊到桌面上来谈，不要在台下做小动作！”因此，他强烈要求在毕业分配中采取完全公开完全民主的办法，每个人当着全体同学的面摆自己的条件，报自己的档子，然后无记名投票。他还在后面附上选举的注意事项和选票的格式。

　　他站着给我们朗读，一点也没感到借书处阿姨投来的惶惑的目光。他这么自信，阿姨也就低下头去没出言干涉。我一直在走神，总觉得他像什么。后来给我想出来了，他像一只头戴四方帽，身披黑大氅的母鸡，一个母鸡法官。是母鸡而不是公鸡。我想，我要有“阿明”这点绘画才能，就一定要把它画出来，在旁边题上五个字：“真理的斗士”。

　　他读完还很得意地让我们提意见，我说：“工宣队理都不会理的。”

　　“为什么？”

　　“怎么能搞选举呢？民主还要集中。选举时搞地下串连怎么办？符合条件的没选上，不符合条件的倒上去了，这怎么处理？你怎么保证搞选举不会派性死灰复燃呢？”

　　“我相信群众大多数。一个人真要他挑起主人翁的担子，他做事也要凭凭良心的。”

　　“这是利害冲突，谁没有私心呢？”

　　“至多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到工档里去，对别人总要实事求是一点。”

　　“你想得太美了，人人要像你就好了。”我心想，就是你也对人抱有太深的成见。两个老师不见得高大完美，但也不见得“不是东西”。

　　“正因为这样，更加应该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去求这两个老师？去弄个毕工组骑在我们头上？”

　　我一看墙上的电钟，还是一点一刻，就知道它是坏的。我连忙去问借书的阿姨，已经快两点了。不能再陪“大姨妈”辩论下去了。

　　“大姨妈”显出很伤心的样子。他说他原打算再改一稿后让我给他润色润色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你们不要指望金中强，”他诚挚得快要哭出来了，“工人阶级要比知识分子大公无私，我们应该去找工宣队。我宁愿试试这个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情愿去向谁磕头求告。”

　　我和“阿明”并不为之所动，一起离开了他。

　　走了一程，“阿明”说：“我本来就猜想他大概不会去。”

　　我想，我本来也没打算来叫他一起去。我们两个不知怎么一来，把对方的意思都理解反了。我说：“他怎么对金中强和东伊人有那么深的成见？怪就怪在文革当中他又没去贴他们一张大字报。”

　　“这我知道，”“阿明”说，“他说那些大字报都是胡搞，没有击中要害，所以他不高兴挤到里面去。他特别看不起‘狐狸’、‘猪脑子’他们，就因为过去他们总是东老师长东老师短，运动一开始，贴东伊人的大字报又是他们最起劲。”

　　“现在他们又围着东伊人团团转。”

　　“是呀，我真佩服他们。”

　　“他们靠什么本事？”

　　“谁知道。”

　　我心头忽然闪出一念：“听说他们送礼给东伊人？”

　　“我也听说了，”我的心膨胀了一下，但“阿明”接着感慨道，“这套我们干不来。”

　　“对!”我一下子泄了气，就高声强调说，“这套我们干不来！”

　　七

　　中国第一份民间口头专业性普及刊物就这样诞生了，是为《蜜饯》。我和“阿明”一致决定远征到虹桥去，而把车钱省下来买蜜饯吃。恩格斯乘一趟海船，就写出一本关于航海的著作（见我最早的藏书之一《回忆马克思恩格斯》），我们当然也不该为吃蜜饯而吃蜜钱。那时，在中学生中开始行吃五分一包的咸橄榄，上面有一层雪白的盐霜。据说吃这东西有很大的好处，清火、消暑、治喉咙痛。不过要治喉咙痛，先得让喉咙火辣辣地猛痛一阵。快感也正是在这种灼痛之中。这是我们花钱买来的，我们随时可以让它不痛，但我们现在就乐意让它痛，在这适度的痛楚中意志力体验到一种愉悦，恐怕让弗洛伊德解释起来，也与性什么的有关系。后来我的一位农场同事，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名言：“给你钱的你总不高兴，让你花钱的你就喜欢。出工给你钱，你做做就叫苦唻苦唻，打乒乓要你出钱，一个钟头四角，好一点桌子一个钟头六角，你会几个钟点打下去，打得汗流侠背像河里捞起来一样。过去练哑铃，手臂酸得举也举不起，还要补营养，高兴．现在打锹，不是好比练身体？就是恨不得逃走。人都是蜡烛！”

　　人都是蜡烛。

　　我与“阿明”从吃五分一包的咸橄榄开始，升级到一角一包的拷扁橄榄、辣橄榄、杏话梅、话李、青津果、九制陈皮等等，也曾狠狠心买过二角一包的话梅与苹果脯。买话梅是因为那时此物十分稀少。听一些老吃蜜饯的讲起来，它真是蜜饯中的第一珍品，酸咸甜诸味俱全，经得起反复咀嚼，能引来无穷回味。听吃蜜饯的怀念话梅，就像听越剧迷怀念尹桂芳、徐玉兰一样。那天正巧被我们撞见，不能不忍痛多牺牲一角钱。因为有牺牲，结果就特别失望。先是咸得像咸橄榄一样叫喉咙挨了一刀，好不容易才从咸中品出些隐约的酸味，味觉细胞已十分疲软，麻麻木木地开始怠工。我问“阿明”：“你觉得味道怎样？”“唔，又咸又酸，就是这种味道。”“是啊，我们到底算尝到话梅味道了。”“好像跟话李也差不多。”“对，”我高兴地叫道，“也不过如此。名气好听也不过如此。”我们多花一角钱买到了一个真知灼见，情绪十分高涨。

　　那天晚上，我把省下的一只话梅给母亲吃。她不像我们囫囵吞下，而是咬了一点，含在口中慢慢吮吸：我问她滋味，她说不错，话梅就是这味道。我没有再问，暗想，也许我们的吃法错了。但我们绝对不能像她那么吃，我们是男人。所以，话梅是女人吃的蜜饯。

　　后来我们干脆下决心买了包苹果脯，因为它贵，不尝尝总不甘心。一尝以后，我们一致大叫上当。甜腻腻的，既不咸又不酸，不会去吃糖吗？那时我们认定蜜饯的正宗滋味就应该又咸又酸，咸得喉咙痛，酸得牙齿痛。

　　很快，我们的味觉已能辨出一元二角一斤的话李与一元四角一斤话李的区别，这点水平，不办一份蜜饯刊物实在浪费。要是那时还在“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司令部”里，有一架油印机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蜡纸、白报纸，办这样一份内部刊物实在是容易得很。现在，我们只能在路上用吴语“谈”出这份杂志来。用吴语，因为“阿明”的母亲是苏州人，有一半苏州血统，而我从小收听“广播书场”，说苏州话要比家乡宁波话还要像些。一用“倷”呀“伲”呀说起来，就有一片清清的溪水将我们包围，空气也被滤得格外纯净。吴语里的旖旎韵味，被我们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是全身心地浸在里面嬉戏。今天，我看到一些老翁老媪，在公园假山背后，甚至就在街心花园的当中，掂着一角手绢，翘起半截兰指，咿咿哑哑唱着《盘夫》、《葬花》，用细纹密布的半黄老眼来个飞白，我总希望有一队绑红箍、拖铁矛的文攻武卫来把他们驱散。他们在败坏我青少年时代美好的回忆。被他们这面镜子一照，我们的吴语世界不只剩下一团疯疯癫癫吗？我们评议最经济实惠的蜜饯，评议出售蜜饯的最佳专柜。最经济实惠的蜜饯还是咸橄榄，最不经济实惠的当然是苹果脯了。蜜饯最佳专柜在延安路上沪光电影院旁边的一家单开间的食品店，该柜有“专营蜜饯”四个大字。最差专柜在食品一店，搭足大店架子，包头要比外面大一倍，不利于我们一次多尝几个品种。我们还开辟“蜜饯与文学艺术”专栏。研究结果，认为“耐咀嚼”一说，肯定与吃蜜饯有关。鸡鸭鱼肉耐咀嚼么？瓜果菜蔬耐咀嚼么？何以耐嚼，唯有蜜饯。这说明我国吃蜜饯的历史非常悠久，说不定比喝茶还要悠久。因为喝茶的习惯还没有总结出像“耐咀嚼”这么精辟形象的话，变成古代文艺批评的标准。由此看来，蜜饯还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晶，应该大力向国际上推广，这样可以换回大量外汇。

　　那么多的经验和学问，就是在往返于我们家与虹桥的路上积累起来的，可见我们在这条路上往返了多少次。

　　当然，路上的收获不仅限于蜜钱方面。从地理学方面来说，我们知道了延安路要比南京路长得多得多，当我走到南京西路被延安西路并吞的那个地方，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从社会学方面来说，我们体验到只要张嘴肯叫人“阿姨、叔叔”，在上海没有找不到的地方。从人类学方面来讲，我们的实践证明，直立行走与大脑发达的关系大可怀疑。我们集中走了出生以来从未走过的那么许多的路，大脑一点也没有变得聪明起来。从心理学方面说，我们认识到等待是人类最有害的一种心理状态。它比懒惰、贪婪、偏执、悲观都要有害。时光在等待中白白地耗掉，而你总是乐孜孜地觉得自己已经干了些什么，或者可以心安理得地一点不干什么。

　　不过，等也还能等到些什么的。我等到了一张崇明农场的通知，“阿明”等到了去乡下找个不知什么的亲戚“投亲插队”。

　　我以前一直说，毕业分配前我这一派的老师突然病倒，另一派的老师上台，把我们这派差不多斩尽杀绝。我不是派里的骨干，以打牌逍遥度日，那老师对我成见不深，还算放我一条活路，让我每月好歹有固定工资收入，还可以“生老病死有依靠”。其实，我是在有意无意地粉饰自己。

　　宿命，历来认为是一种突然改变事件进程的偶然因素。一个新娘去赴婚宴时被掉到头上的爆竹炸死，人们说这就是命。或者认为是先有征兆但无力抗拒无法逃避的事件，像俄狄浦斯弑父妻母。其实这只是低层次的宿命。这样的宿命虽然专横，却也干脆。当它的号角吹响时，结局也像磐石一样落到人的头上。它是个喜怒无常的君主，人们只是它随赏随罚的奴隶。但是，宿命在更多的时候，取一种更加悠然的态度来玩弄人。它像一个狡诈而又无聊的老头，把人找来做游戏的对手。它把人引到一个十字路口，给你选择的自由，看你在几条路之间转得天昏地黑。其实它早把你的秉性估摸得十分透彻，就像诸葛亮猜准曹操必往有烟火的华容小道上逃遁。它让你走出的每一步都受你自由意志的操纵，这样，当你落入陷阱的时候，它已预先剥夺了你抱怨它残忍的权利。宿命的这套把戏，我是在久经忧患之后才看穿的。这是宿命成熟的表现。它要统治有思想的人类，必须既让每一个人处于它的控制之下，又不能让他们彻底地对自由灰心。人驯狗的手段，一定是暗中受到宿命支配人的伎俩的启示。自由意志，在宿命手里，相当于人们用来引诱狗的肉块。它正是用每个人的相对的自由，来维持一个它安排的秩序世界。

　　像我这样高层次的人，一上来就受到宿命的高层次对待。因此我抱怨不得任何人，也怨不得宿命，要怨只有怨我自己。从金老师生病到我去崇明农场，一步步全由我自己按自己的意愿走过来的。东老师应该说对我还是非常宽宏大量的。在此期间，我不惮劳苦每次往返三四个小时一次一次地往金老师那里跑，而她家的门槛朝东朝西我至今还不知道。倘若换我做老师，我也要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况且东老师是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她也早就直言不讳地告诉过我，她是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那是在六五年，初二的上学期，一天下午的第二课大休息时间，她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教室外楼梯口。她将身子靠在紫檀色的楼梯扶手上，给我翻开《毛主席语录》读了一段。那时《毛主席语录》还非常金贵，只有像她那样有身份的民主人士才能拥有一册。母亲在书店里工作，也只能借回一本来让我们分头抄写。那天她读哪一段我实在回忆不起来了。她读完以后就严肃地说，金老师现在去参加社教工作队了，就不再是你们的班主任了。本来我就是正班主任，金老师是副班主任。现在金老师从乡下回来休息，许多同学都拥到他家里去，这样很不好。他家里本来就很小，这样影响他的休息，也影响他家里人的休息。而且，还要影响班里同学之间的团结。你们不懂，现在我给你们指出了，你们要注意了。

　　我确实不懂，她指出以后还是不懂。岂但当时不懂，三年以后我还是不懂。因为不懂，我就把这件事记住了。我对人生的理解力永远落后于我的年龄，大约总要落后五到十年，这就注定我这一辈子别指望做官。那是许多人用扑克牌或看手相得出的一致结论，这就是我的命。

　　

　　八

　　八六年一月的一个夜晚，将近九点时分，我敲开了“小木克”家的门。两个十多年不见的同学，又面对面地被箍在一个电灯的光圈里。正是这天晚上，我听到了那个献忠心的故事。

　　我与“小木克”住得不远，相距不过五、六分钟的路程，可这点路就把我们阻隔了那么多年，这回，要不是“姑娘”说起，那道长江天堑还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突破。“姑娘”先去吉林插队，熬到七五年，才算熬出了头，上调到当地的县办电厂，不料七八年回城，他又被卡住了脖子，按政策不能当下乡知青对待。他是班里少数几个回不得家乡见不得亲娘的游子之一，却又是跟我来往最多的同学。“姑娘”又与“小木克”保持着热线联系。那晚，我是去拜访回沪探亲的“姑娘”的。“姑娘”说，“小木克”跟我提起你，他看过你的作品，印象很深，他想几时和我一起来看看你。我说，那么我们现在就去看看他吧。

　　站在“小木克”的家门口，我像回国观光的老华侨一样感慨万千。没变，一点也没变！我到这里大概来过三、四回。还是那么个过街楼，靠弄堂左侧用酱黑色的木板拦出一道窄窄的楼梯。门未开，就听到“小木克”那沙哑的声音。开门的那一刹那，时光倒转了二十年。他穿一件茄克式蓝卡其工作服，一条草绿的军裤，乱蓬蓬的小分头，心满意足的肉鼻子，滴溜溜的嵌着两粒黑葡萄的大眼睛，活脱在中学时代!我的心禁不住收缩了一下，不知道从那两片薄嚣嚣的嘴唇里，会喷射出什么叫我难堪的话来。对那张嘴的畏惧，使我对他一直敬而远之。

　　“啊呀，”他略一停顿，显然是把冲到口边的我的绰号挡了回去，换上了我的尊姓大名。听他的沙喉咙称我的名字，我反倒有些不习惯，“你这么胖，走在路上真认不出来了。”

　　我松了口气，然后发现，在他馒头似的额上，已经有了几条淡淡的纹路。

　　他很高兴，这天晚上对我尽说恭维的话，当然恰到好处，一点也不俗。他确实读过我的作品。一篇是我七三年写的收在一本当时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里，今天我已羞于向人提及。但当年他读这篇小说还是花了一定功夫的。“我寝室里的人借来在看，我偶尔一翻，看到了你的名字。啊呀，我说这个人我认得的。会不会同名同姓？没有这么巧：况且你的名字是很少见的，不像我的名字大路货。这本书第二天要还的。我就到图书馆去借来。这以前，连队图书馆我是从来不去的。连看两遍，我吃准了，肯定是你写的，是你一贯的风格。”听到“风格”，我很惊讶。

　　还有一篇是我不久前发表在一个青年刊物上的三千字的小报告文学，模拟被采访者的口气，是我随便涂涂混稿费的。“写得好！我一看，还是这个风格，就是比那时候更加成熟了。所以我跟‘姑娘’说几时要来找你谈谈。”

　　我再也忍不住了，便问：“你看出来，我写东西有什么特点呢？”

　　他眨巴眨巴眼睛。我知道这么问法很不好，但我多么急于要发现我的风格啊!

　　“简练，”他说，“不大喜欢用形容词，朴素，通顺，你过去写作文时就喜欢这样，忻老师就一直这么评论的。”

　　我赶紧点点头。我实在记不得语文老师对我的文风还有过评论，我只记得当时特别喜欢在作文里嵌进一些四字成语，把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翻得掉了封面。

　　“怎么样？”他的肉鼻尖上放出莹光来，“我写不会写，看到底会看的。不容易。现在想想，你当时是比我们高出一着棋子。你眼光是看得远。”

　　“啥闲话啥闲话。”

　　“真的，我不是当你面这么说，我在‘姑娘’面前也一直这么说。有的事情，我们当时没有看到，被你看到了。你有些话我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真感动。没想到自己还有“语录”。

　　“你当时说，局势总要稳定下来的，不会一直这么乱下去的。到那时候学的知识就可以派用场了。你读的书总是你自己的，火烧不掉，强盗抢不走……”

　　是的，这话像是我说的，符合我的风格。但是，我没想到那时自己会对“小木克”去说这样的话。在我的记忆里，这几年我正处于生命的最低潮中。我瞪着一双张皇的眼睛看着世界，世界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间喜剧》，每一扇窗户里都酝酿着阴谋，每一个灵魂里都蹲伏着魔鬼，每一次谈笑都在暗暗较量，每一个行动都被复杂的算计所操纵。不可测的人心构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我在汹涌的波涛中挣扎，张开嘴惊恐地喘着气，不知道哪个浪头打来，会把我从此吞没。但是，我居然在这样的时候还去对这样的同学发表这样的观点，这只能说，我的“好为人师”的习性，要比我自己估计的顽劣几百倍。或者说，即使在我自以为最受命运作弄的时候，命运其实还是相当照顾我的。

　　那天中午，我从学校回来，一进那道玻璃腰门，就看见阿爷阿娘并排坐在窗下。他们的中间夹着一张假红木茶几。他们的脸背光，一时看不清是什么表情。但是，他们的身姿已经显出有点不同寻常。尤其是阿娘，两只手搭在两只膝盖上，两条腿并拢，两只粽子样的小脚脚尖微微踮地。这种姿态，我只有在过去拍的合家欢上看见过。我走到离他们还有三步远的地方，阿爷就发问说：“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上半日你在啥地方，在学校里？”

　　“在学校里，真的在学校里，啥事情？”

　　“通知来了。”

　　听到那么平板的语调，我的脑子深处发出“嗒”的一声。

　　从此，我就落下了一个奇怪的毛病。以后二、三年里，我走着走着，脑子深处突然会格嗒格嗒地响起来。步子快了它也快，步子停了它也停。那声音好像有人在摁手指关节，又好像一小段线上系一颗小珠子，晃荡起来敲在骨头上。我真怕脑子出毛病！就是不死，落成个痴呆或瘫痪，那也够难受的，幸好，这个奇怪的声音后来又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但我也从中得到了一个教训，以后再遇上碎不及防的事，脑子绝对不能屏气运动。脑子是幻想的器官，不是用力的器官。

　　那天，我的脑子里嗒的响了一下，我的灵魂就从脑门心中跳了出来，悬浮在空气中，审视着我躯体的各部分肌肉作着各种复杂的动作。首先灵魂看到眼部肌肉急速地运动起来，牵着眼球来来回回，作出看通知的样子。其实，只要“农场”两个字，我就已经明白了一切，而其它的字，对灵魂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方块。但灵魂对眼部肌肉的卖劲还是欣赏的，它不满意的是泪腺没有作出积极的响应。泪腺应该分泌出一点点液体来，最好像黄豆似的一粒，半藏半露地倚在眼角上。太多了有失风骚，而一点没有却又难以表达出心潮在剧烈地翻腾。心潮在剧烈地翻腾！灵魂对泪腺失望了，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喉结。上下运动，一下，二下，三下，很好！嘴巴，张开；声带，绷紧；几秒钟的停歇——突然发出一个声音，再颤一点，语调急促些，透气粗些，不错！手指攥紧，注意，可以把通知揉成一团，但不要捏破了……

　　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我被分成了两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要在生活里扮演一个角色，或者表演一种情绪．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抑或这就是我具有艺术天赋的证明。反正，这一次表演，把我推向人生一个新的阶段。从那一刻起，我省悟到从今以后我要开始“做”人了。我要依照社会制定的向往成为的那种人的理想模式来雕琢、塑造我自已了。我从后台走向前台，我不再是本色的我，而是我化装成的那个角色。人们也不再根据我来评价我，而是依我扮演那个角色来评价我。当然，这些“省悟”还是以后的事。在那一刻，我的省悟只是一种盲目的内驱力，一种非那么办不可的选择。在那一瞬间,真正浮现在我意识里的反应只有两条：一，难道我从此就要离开家了？二、我怕阿爷嘲讽我，责备我，这一切就是我一趟趟跑金老师那儿得来的结果？但是，我断定这些反应都不能流露。它们都不正常。正常的反应应该对分配去农场这个事实表明一种态度，但是，我偏偏对这个事实没有反应。正常的反应该是怎样的？我迫切想知道阿爷阿娘的态度。但是，从他们坐的样子看，显然我很难办到这一点。他们受到打击的最初的情感波澜已经平复。我错过了机会，当我在学校里蹓来蹓去跟这个那个同学交换分配动态的时候，通知从邮局寄到了家里。现在，我的任何看法，只要与他们的看法不同，就会显得幼稚可笑，使他们对我大失所望，更不要说以我的看法去影响改变他们的看法。因此，我唯一能作的，还是要摸清他们的看法，不让自己出乖露丑。

　　我的灵魂听到我的声音在嚷嚷：“怎么搞的？怎么可以这样！怎么这样！我要去问，我要去吵的……”

　　我看见阿爷嘴角上牵出一丝笑，就立刻止住话头，粗粗地喘气，做出眼泪一触即发的样子，让他不忍心恶语相加。

　　阿爷笑笑：“你先吃饭。事体已经来了，你先吃饭。”

　　我犟着。

　　阿娘说：“吃饭去。介晏回来，你肚皮不饿？”

　　我斟酌着，我是不是该表示听话了？

　　阿爷说：“好的，还算是好的，还算额角头！我一直在为你担心。好，崇明!崇明还是上海，只不过隔一条江。还是菩萨保佑。要紧要慢阿爷阿娘也喊得应。靠工钿吃饭，总不致于饿死。不要气，只要记。以后的路还长，还要靠自己去走的。阿爷阿娘不能养你一辈子，你有这样一个去处落脚，阿拉也放心了。”

　　阿娘说：“哎，九九归源，你是命苦。总希望你以后能够时来运转。薛仁贵还有别寒窑的光景。这种家里也呒啥蹲头。”

　　“好哦，好哦！”阿爷亲切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阿爷细细到到从头至尾给你想过了，这桩事情是桩好事情。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你去，早点生心找个对象，就在那边安家落户。现在不是提倡安家落户吗？你就早点安个家。在上海还要提倡晚婚，乡下就松了。听阿爷一句话，阿爷就希望看见你早点抱儿子。”

　　“你生儿子了，阿娘还活着，到乡下来替你弄小人。”

　　“到你成家了，阿爷阿娘都来，农村里空气好，阿爷阿娘也只要弄点蔬菜吃吃。”

　　“你阿爷是只要有点豆腐拌拌就可以了，到辰光阿娘也吃长素。”

　　“你去，你只要想办法早点找对象，早点成家，这就是毛主席讲的，坏事变好事！”

　　“走！男子汉大丈夫。来，现在先吃饭。”

　　我没料想话题会转到那个方向去，尴尬得脸部肌肉不知如何活动，我的灵魂也导演不了了。妹妹在一旁对我吃吃地笑，我瞪了她一眼，也趁势笑了一下。反正再僵着是没有意思了。但我一下子弄假成真，对饭一点也没有兴趣了。邮局送信到家最早九点吧，怎么不到三个钟点的时间里，他们二老的思想全都那么开通了呢？怎么一点也没有要挽留我的表示呢？哪怕空口白话地说两句也好呀！

　　我立刻明白，他们也是迫不得已。家中已出现了新的因素，母亲有了新的丈夫。虽然他另外有个家，也有老有小，结婚时说好各立门户，谁的户口也不动；虽然他不会对我的去留发表任何意见，但是，有了这个因素，阿爷阿娘就决计不能留我。

　　我发觉，我有点像火烧赤壁时的曹操，许多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事，却偏偏一直没有想到。

　　但我还是有点怨恨他们。这话为什么不早对我讲呢？早讲，我说不定干脆写张血书到井冈山插队去。混个拍照登报，市革会首长握手欢送，倒或许能闹出点轰轰烈烈的名堂来呢。

　　九

　　以后的日子是条白色的光带，我想从高楼上往下摔时看到的一定就是这样。其间只有一件事深深地镂刻在我的记忆里。那天，我到学校里去申请领补助棉花票。校毕工组的小周，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白脸，把花名册哗啦哗啦翻了儿下，然后对我将嘴一撇：“你没有！”“我为什么没有？”“这你自己还不知道？你还要来问我？”这话叫我透心一凉，我知道，一定是我亲生父亲的这个疮疤又发作了。难道我当初冒着吃皮带头的危险，跟班里的红五类顶撞、辩论是白顶了？难道我以后一次次跑市委接待站、上海市人民公社接待站、市革会接待站都白跑了？难道我千方百计地参加红卫兵也白参加了？“你一定要说说清楚，”我一把拖住他，“你要跟我说清楚！”“哪能？”小周眼乌珠一弹，“你要闹是吗？你不要以为通知到手你就凶了。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你档案还在我手里，我一只电话就可以取消你的分配。”“你取消好了，你取消好了！”我的泪腺突然积极起来，向外喷射出滚烫的酸泪。接到通知那天没有挤出来的眼泪，经过发酵后成倍成倍地向外冒。我要把龙头关掉，我不能对这样的白无常去哭，明天这件丑闻就会传遍全班，那些促狭鬼不知要怎样调排我。但是开关失灵，泪水反而越冒越汹涌。毕工组里的几个老师站在五六米外的地方往这儿探头探脑。我站的地方是原来的教导处，一百多平方米的一大间，中央摆一只乒乓台。过去开教工会议就围着这张乒乓台。写字桌都放在走廊搭建的房间里。办公间与大房间有一条门槛隔开。工宣队进驻后，房间的格局未交，就是换了些标语和人。这时，我透过泪帘望出去，依稀看见教过我平面几何的郁老师、教过我地理的杨老师、还有教过我生物的牛老师，都一脚进一脚出地跨在门槛上，远远地望着我。他们都曾当众表扬我今后肯定大有作为，如今他们看见我像个小姑娘似的痛哭流涕，他们该有多么失望。我羞愧得连话也说不成一气了。“你，你不说清楚，我，我不走……我不去，不去了！”“这是你自己的事，后果你自己负责。”小周说完就扭身走了。我赶紧擦干眼泪，跑回家去。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向阿爷阿娘一说，阿爷站起来兜了几圈，对阿娘说，你到他学校里去一次吧。这样欺人太甚了！他们蛮不讲理，就真的不走了。我来养他，我一个人的退休工资，二十五元九角六，再要养个他还是养得活的。已经养到他十九岁了，再养他几年总还是好养的。养到我死，我死以后他总还会有办法的。共产党不怕凶只怕穷，社会主义不会有饿死的人的。

　　阿娘被阿爷催促着梳头换衣服。在家里，阿爷是从来不出访的，任何亲戚家里都不去，学校开家长会也不去，而母亲又忙于单位里的事务，因此家庭的主要外交就由阿娘出面。阿娘换了一件士林蓝布的大襟罩衫，一条玄色的印度绸裤子，这是阿娘一年四季唯一出客穿的套装。文革开始，阿娘狠狠心把梳了几十年的发髻绞了，但她梳头依然要用刨花水。看阿娘把那只老式的黑漆描画梳妆盒捧到茶几上，取下盒盖竖直靠好，对着盖子里层的那面黄迹斑斑的小方镜，仔仔细细地用骨针挑理鬓脚，我不知不觉地出了神。阿娘从镜子里看到我呆呆的目光，问：“你看啥？”我两腮一热，赶紧涎着脸躲了开去。我还从来没有留意到阿娘梳头的动作是那么地有艺术性。临出门时，阿娘又找了块男式的大麻纱手帕，挂在大襟左角的琵琶纽上，我觉得这块手帕挂着不太入眼，但到了这种地步，我也自动放弃了批评的权利。

　　从家里到学校平常我步行要走二十分钟．阿娘小脚伶仃，总得半个多小时。这时已过了十点，上午的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走到四川中路现在的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的大楼门口，大约走了全程的三分之二，阿娘忽然说走不动了，要歇一歇。那幢大楼过去是一家外国洋行，有很神气的花岗岩砌的台阶与花坛。我过去放学回家，也常常与几个同学跃上花坛小坐片刻，两条腿晃来晃去，看夕照在对面大楼的窗玻璃上反射出一个个金黄的光圈，品味着归窠前的珍贵的自由。阿娘不能爬到花坛上去，只能在台阶上坐下。我就站在一边。我不明白阿娘怎么会走不动的。她不是一直说，她能拎着满满一只菜篮子．从水产公司走到北京路菜场，再兜到宁波路菜场，然后回家。那个圈子，决不会比从我家到学校的路程短。我举起手掌在那毛拉拉的花岗石墙而上擦了一下，一种又痛又痒的感觉立刻叫我着了迷。我擦了一下又一下。每当手掌贴着墙面，我就仿佛看到掌心里开出一星星的血花来。我重重地擦过去，丝毫不减力度。那种跳跃的烧灼感，像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女妖．我无法抗拒她的诱惑。我想到一个很久之前听到过的故事。有个小学生，他两指一点，打倒了一个来抢他东西的坏人。他那了不得的本领，就是每天上学、回家的路上不停地用手指戳砖玩而练成的。这是多么容易啊！可惜我白白地让手指闲着在路上来来往往，错失了练本领的大好时机。要是我今天也有这两根铁指，小白脸早就趴在地下了。一想到刚才泪流满面的耻辱，我恨不得把手掌心的一层皮全部擦去。

　　这时，我听到阿娘叫我。我忙攥起麻辣辣的手掌转过眼去，只见阿娘仰起脸望着我，正午的太阳在她高高的额头上泛出一片莹莹白光。她那两只细长的单眼皮，连同眼角条理清晰的扇形细纹，像山羊的眼睛，散发出蔚蓝色的柔情。她是那样地看着我，好像不是她躺在病榻上，就是我关在铁窗里。“阿拉不去了吧，啊？”她说。我注意到她的两片嘴唇是淡紫的，不知道往常就是紫的，还是这会儿变成紫的。“算了，阿拉回去吧。棉花票另外想办法。人也已经到这种地步，这口气就咽下去算了。去了也是加气。阿娘年纪大了，有胃气痛，气不起的。结果他们倒无啥啥，我倒跌倒了。让阿娘多活两年，你们也好少吃点苦头。你就是出门了，阿娘阿爷在，总还有只后脚好伸。阿拉回去，爽爽气气！树争一层皮，人争一口气。”阿娘说到最后几句，有点咬牙切齿的。她和阿爷正相反，满口牙齿一颗也不缺，直到死还是一口能啃得动盐炒豆的雪白的牙齿。那口白森森齐崭崭的牙齿上下咬起来，真有点铁骨铮铮的味道。

　　阿娘站起来了，两手拍拍屁股上的尘灰。现在轮到我没有力气了。但我不能再窝囊。我努力地搬动软绵绵的双腿，走了几步，不由得回过头去看看。那幢大楼对我的一生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的冠礼就是在它的廊柱之下台阶之上举行的。我望望这幢楼房，这幢房子也真不错，也能对得起我。它的墙上原来有两个石刻的裸体卷发巨人，大概出自希腊神话。他们头顶着屋顶，臂、腿脚、胸腹部都是暴突的栗子肉，身子有八、九米长。运动开始，温和派把他们的阳具遮了起来，而激进派干脆将他们的身子全扳了下来。失去巨人的房子，命运把一切给我安排得多么地好啊

　　十

　　从那一刻起，我真正知道，阿爷的预言要实现了，我要吃苦头了。从那一刻起，我的全部心思都调动起来，与阿爷的预言作斗争。我要让这个预言像杜勒斯的预言一样地破产。

　　我记得最早大概是在弟弟虚岁三岁、我六岁的时候，阿爷就作出了这样的预言：我长大以后是要吃苦头的，弟弟不会。三岁怡戚看到老。弟弟懂鉴貌辨色，我一点也不懂。故而阿爷就特别地宝贝我，他大概希望尽其可能让我一生吃苦的总量不至于创世界纪录。然而这样一来就引起了阿娘的不快。她看不惯，她的天性最喜欢公平，平日里在邻居中也喜欢抑强扶弱，说几句公道话，倘若家里不公平的话，她在邻居们面前说话就不硬了。因此她就表示要特别地喜欢弟弟。于是他们的生活中就多了一份拌嘴的乐趣。我和弟弟早就看破，他们只是闲中偷忙，热闹热闹，因为我们谁也不感到自己多沾了便宜或多吃了亏。有时，当我们为一件玩具发生争夺时，也会做出很懂得投靠谁的样子，而当他们二老为调解我们的纠纷争吵起来，我们就拖着眼泪鼻涕躲到旁边去看白戏。每回阿爷跟阿娘为了“谁有偏心”辩论一场后，他总要埋怨我不懂鉴貌辨色，长大非吃苦头不可。重复多了，我便知道，鉴貌辨色是人生头一件要紧的本领。但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总以为阿爷说的是“剪毛变色”。我想一定是鸡鸭什么的剪掉了毛皮肤会变颜色，阿爷以此形容人在剪刀一样厉害的目光下也要善于变颜色。直到后来我知道了这四个字原来是这么个写法，是句成语，而且还是句带些贬义的成语，心中不免栖惶了一阵。阿爷还说，不识字不要紧，不识人苦头要吃到阿末年。我小小年纪，还没有卷入人间利害冲突的漩涡之中，阿爷从哪点看出我有不识人头的毛病，这点一直是个谜。因此我不得不敬畏阿爷，哪怕在我后来觉得他过时、落伍、偏执的时候，还是敬畏他。有一次，大概是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吧，我认真地向他请教，到底怎么个“剪毛变色”法。他也试图传授给我一些经验，但说了半天，他发觉我都领会到岔道上去了。也难怪我领会错，他忘了先给我正名，教我这几个字的写法。子曰，名不正，言不顺，那是颠扑不破的。他没发觉自己的过错，叹了一口气，说，这个是教不会的，这是天性。只巴望你日后福至心灵。福至了，心自然会灵的。说完，他就趿着鞋去躺到了床上。片刻后我从床边走过，偶尔发现仰天躺着的阿爷，眼梢上汪着一滴泪水。我一慌，赶快逃得远远的。我不知道这是阿爷眼睛痠了渗出的泪液还是哭了，但我确确实实从不记得看见阿爷哭过，所以这一次多数也是我大惊小怪。

　　从那以后，阿爷就逐渐减少说“鉴貌辨色”，而多以“福至心灵”来代用了。

　　阿爷对我的期望要真的仅此那么一点点，倒也好了，可惜人多数是看得穿想不穿的，他也如此。他说是只巴望我“福至心灵”，其实又暗暗存侥幸于“事在人为”；他说什么不识字不要紧，不识人怎么怎么的，其实把全部梦想都寄托在我的书包上。我虚岁六岁，他就教我认字、识数、写毛笔、打算盘，等到我虚岁九岁入小学读书，翻开课本，觉得已经没啥可学的了。入学那天，阿爷亲自送我到学校里去。那天以后，他就把陪送我穿过南京路上学的任务交给了阿娘——在礼仪规格方面，阿爷是很有些讲究的。那特别的一送果然有神效。当天只是开学典礼，师生见面，两节课就放回家了。临走前，不知怎的一只课桌翻倒，压在我的脚背上。我猛皱了一下眉头，没好意思哭出来。此情正让班主任陆老师看到，她立刻对我的勇敢大大地夸奖了一番。第二天，任命班于部，她就宣布我为班主席。这是迄今为止我当过的最大的一个官，且是正职。这个任命，一定是大大刺激了阿爷阿娘与母亲积郁着的种种希望。奈何他们高兴了不到两天。我就得到了生平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2”分。第一堂算术课，老师布置作业，要在算术方格簿上一点一划一点一划地画满三行。我没听清楚，每行只画了三个点划。结果算术老师很耐心地用红笔为我把这些点划添满，又很不耐烦地给了我一个占据三行的“2”分。捧着这么大的一个“2”分回家，我的样子就像把屎撒到了裤档里，一进门就让阿娘“拔”出了苗头。幸好长辈们还沉浸在我前两日带给他们的喜庆气氛之中，觉得打主席的屁股需要特别的慎重。母亲还循循善诱地替我分析原因。关键是我骄傲了，自以为都懂了，一骄傲上课听讲就不用心了。她还带我去重看了一遍动画片《骄傲的将军》。这样模范的教育法，自然把骄傲的坏处深深地烙到了我的灵魂上。我这一辈子，不自信常有，骄傲则可以说从此再也没有。我也唯有这点值得骄傲。

　　那时不像今天那么重视儿童的早期智力开发。像我这样的水平，只要不骄傲，在同学中出类拔萃好像并不费力。拿五分如同探囊取物，除了体育。对体育，阿爷阿娘决不来计较我，谁让他们不放我到下面弄堂里去蹦蹦跳跳、“骑骆驼”、“逃江山”的。况且，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要把我培养成为一个运动员，身坯结结棍棍的未见得比干瘪枣子似的他们长寿。他们只希望看到我练习本上的“5”分，"5”分。为了这一点，弟弟没少吃屁股。至今，我还对他的臀部皮肉深表歉意。弟弟从小就表现出重实践的倾向，喜欢摸摸弄弄，敲敲打打，阿爷就给他起了个诨号：“小木匠”。我呢，很小就有点文艺天才，在旧靠背椅掉下的木档上，钉上一个香烟罐头的盖子（这当然要请阿爷或“小木匠”代劳），绷上几条牛皮筋，扑咚扑咚地当三弦弹，咿咿呀呀地学说书。不过我并没有个“说书先生”的诨号，在家里，弟弟妹妹都有号，唯独我没有，我只有“大阿哥”的尊号。这与长幼尊卑有关。我家虽不是书香门第，我也从来没听阿爷追述过家谱，提到他的前十七八代祖宗有什么名人，但这些暗规矩还是有的。在上海，总听人说宁波人家的规矩大，据我的观察，我家的规矩不见得比广东籍或苏北籍或山东籍或本地籍的人家更大些，这也许跟我家没什么根基有关。我记得阿娘从小谆谆教导我们的规矩，一是逢年过节或阿爷、阿娘与母亲过生日时，要给他们磕头，做羹饭时，要给祖宗磕头；二是作客或请客吃饭时，大人没有上桌小孩不能先入座，大人没有动筷小孩不能先吃；三是大人说话小孩不能插嘴，大人训话小孩不准还嘴。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起什么来。后来我到农场去，旁边人发现我吃饭时发出咀嚼声，他们惊讶得简直怀疑我这个“籍贯宁波”是不是冒充的。我也弄不懂，被他们这么隆重对待的规矩，像阿爷阿娘这样正宗的宁波人，怎么会不对我们从小就严加管教。一个苏北籍的同学（其实应为农场同事，农场的知青同事，习惯上相互称同学，以怀念再也没有的学校生活）告诉我，他小时候吃饭若发出声音，是要让妈妈掴嘴巴子的。他说话时的那副神态，又自得又嫉妒又诚恳又虚伪，真是奥妙无穷。从那天开始，我就发愤认真研究怎样吃东西可以没有声音。首先我要弄明白这声音到底指的是什么。人的耳朵对外界的声音与自己发出的声音感觉是不同的。人耳美化主体自己的声音。譬如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嗓音浑厚、高亢，几乎跟广播喇叭里听到的贾思骏、马国光的音色不相上下。对总没有人夸我的声音好，请我去作独唱或大合唱的领唱什么的，我常有些怏怏不平。后来，我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次在场广播台里朗诵一段诗的机会。当录音机把我录在磁带上的声音重新播出来时，我吓了一大跳。这是我吗？又低又哑，像焐雪天灰白色的稠云。我耳朵过去一向听惯的那金光闪闪富有魅力的音色到哪儿去了？

　　录音是我在农场最后一年的事，而我研究咀嚼的声音，则是我刚到农场那一年的事。其时，我对人耳朵美化主体的作用还没有那么深的认识。我只是觉得，我并没有听到自己吃饭时发出与众不同的怪声。如果说只有声音轻重的差异，那么应以多少响度为宜呢？不得已，我只能悄悄地不耻下问，央这位苏北籍同学向我这个正宗宁波籍人示范一下正常的与不正常的吃饭声音。这个央求使他的两颊红了好一阵。起先是以为我嘲弄他，后来，又因为他一时学不像那种怪声，觉得有些难为情。嘴巴子实在厉害，以致他的嘴巴已几乎彻底忘了那种坏习惯。好在他聪明过人，努力几次，总算把压抑到潜意识里的嘴巴动作勾沉了出来。于是，我便躲到帐子里，照他的声音、口型反复琢磨。功夫不负苦心人，我到底是钻出来了。咀嚼声不是指的牙齿相磕声，这声音几乎谁也免不了，除非阿爷，满口肉牙，仔细听，牙床骨跟牙床骨相磕都有声。被视为异端的是一种类似称奇的“啧啧”声。我反复试验，乃是嘴唇、舌头与上颚综合作用的结果。真理一旦被发现就显得十分简单，只要吃饭时把嘴唇闭紧即可。令我自卑那么长久的咀嚼声，原来只有那么一点点花头，哪里用得着什么嘴巴子，又哪里有什么可以值得傲人的？不过，我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还是感到欣慰。一是证明了我有很强的研究能力，二是可以为我的儿子省却许多嘴巴子，倘若我生儿子的话。而今我真的生了个儿子。

　　弟弟有重实践的倾向，对理论思维的兴趣就不如我，做作业就容易粗心，结果，有时会弄个“4“分回家来。在我的一连串一连串“5”分的高压之下，他往往想作点小小的隐瞒。练习簿在书包里说是没有发下来，有一次用橡皮想把学生手册上的“4”擦去。不用功加上说谎，他就要受苦了。他越受苦，我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越高。慢慢地，我就铸成这样一种感觉，我长大非但不用顾虑吃苦头什么的，倒还要考虑怎么干一番事业。我生来就是要干大事的。大事是什么，我不及细想，反正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就是了。

　　一年级下学期，陆老师调走了，来了一个程老师。她白白胖胖．又高又大，眼睛圆滚滚的，鼻梁高高的，很有点俄罗斯的风味。这位程老师跟我是前世的冤家，一来就把我横竖看不入眼。“看得眼睛出血！”她几次在办公室里当着我与其他教师的面悻悻地说。奈何她是个代课老师，因此她容忍了我差不多有半个学期，其间她还费心在许多教师面前造了许多舆论，总算是时机酝酿成熟，她宣布一次班会改为民主生活，让同学们一个个自告奋勇地帮助我，最后在集体的民主要求下，把我的班主席给罢免了。直到今天，我还始终想不明白，我身上有哪一点叫她如坐针毡。当然，我不好是肯定的，否则她为什么不恨别人，独独要钟恨于我。问题是人对真正是他毛病的缺点往往毫无知觉，至少我是这样。我不顽皮，这点我有十二分的把握，可以说班里再也没有比我更不顽皮、更胆小、更安分守己的男生了。一天到晚关在家里，就是老虎也关软了。我的功课又不差。程老师总不见得因为这些恨我。我记得有两次程老师对我大光其火，当然对我光火不仅仅这两次，但这两次快三十年了我还清晰地记得。一次是在课间休息时。我们的小学在一幢大楼里。这大楼本来是用作公司写字间的，走廊及活动场所的设计原没有为几百名精力过剩的小学生着想。课间休息，学生们没什么地方可去，就在狭窄的走廊里尽可能地做市面。教师办公室在“「”形走廊的转角上，原意一定是扼住咽喉，便于向两头出击弹压学潮。但这样一来，也使办公室门口一下课就混乱不堪。本来就是交通要冲，再加上小学生都有好奇心，想看看老师下了课在干些什么，或者同学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怎么听训，其人口密度不亚于放焰火的国庆之夜的人民广场。那天，我神使鬼差也涌到办公室门口去了。平时我是不大去那里挤热闹的，老师说过课间到那里去不好。我不去则已，一去惊人。居然被推在最前面，让后面的人潮一拱，我的一只脚就跨进了办公室的门槛。这时，后面又有声音叫起来：“出血了！出血了！”我回头一看，隔开两三个人处，我的一个同班同学鼻子流红了。这时，程老师闻声像飞来峰似地落到我的面前，厉声问：“怎么搞的？”我想为自己辩解，说我并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那同学鼻子出血跟我没有关系；可慌乱中，我一张嘴竟说：“我不知道，我背后又没生眼睛啰！”“啊？”程老师大叫一声，像被洋辣子螫了一口，白脸涨得喷喷红，似乎也要迸出血来。此刻，鼻子出血的同学已被人推到了我的背后，于是，我的罪名就全部坐实，叫他鼻子受伤者非我没生眼睛的后背不可。这样我就被关了第一次夜学，让阿娘前来保释。

　　后来，根据母亲的分析，我所以会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乃是多听《说说唱唱》节目的后果。我是受了杨华生、笑嘻嘻、姚慕双、周柏春之流的毒害。母亲通过阿娘关照阿爷再也不要让我听《说说唱唱》节目，连《广播书场》也要少听，评弹里也时常要放噱头。她要我多听听音乐。可惜我音乐不要听。轰隆轰隆，呜哩呜哩，半天不知道响些什么名堂。哪怕唱歌，也是咿哩哇喇一句也听不懂。我被停听了一段时间的滑稽与评弹，日子黯淡，皮肤也失去了光泽。阿爷见我实在可怜，加之他自己也喜欢听，就又悄悄地开了禁。

　　然而，这件事并不是程老师恨我的起因。在这以前很久，她就对我屡使白眼了。这件事，不过让她有了依据，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恨我。所以不是滑稽演员害我，倒是我连累了那些滑稽演员。

　　另有一件事更可以证明她恨我的烈度。那也是在课间。课间是我容易受魔鬼作弄的时刻，故而后来我听从阿爷的劝告，下课除了跑厕所，就坐在自己位子上翻翻课本，预习下堂课的内容。那天课间，魔鬼附在班里一个患软骨病同学的身上，要我去背他，从一排课桌的头走到尾。我将他背到半途，气力不支，突然一个趔趄仆倒在地，那同学便压在我的身上。魔鬼又非常及时地把程老师召来，并使唤几个同学叫起来，说我把那同学摔倒了。小学生里决不乏聪明伶俐之辈，他们本能地会迎合世态炎凉。这点做小学老师甚至幼儿园、托儿所老师的都要特别地当心。根据我的沉痛教训，“童言无欺”很难说是一条真理，甚至不是普遍现象。像我这样恪守不说谎的孩子，可以说是一个怪物，遭到同学骨子里的反感。那天，当程老师虎着脸蹬蹬走到我们身边时，有好几个同学主动证明说他们看见我把那同学摔倒在地，那种残酷简直像二十年后我才听说的拘留所里老囚徒合伙制服新犯人的伎俩。那个匍伏在我背上的同学，也赶紧说是我提出要背他的，而我虽然趴在地上，却不肯不说是他提出要我去背。于是，问题的严重性转移了，怎么把同学摔倒的还是次要，重要的是我摔倒了同学还要强词夺理，说是他让我去背。“难道他会说谎吗？”程老师指着那位患软骨病的同学问我。那位同学腿呈内八字形，站也站不稳，模样确实令人可怜，叫我也不敢说他扯谎。但他不说谎就是我说谎，按照阿爷阿娘制定的道德标准，说谎是第一条大罪。况且，我真的没说谎；我要是承认说谎，我倒真是说谎了。我无法应付这样的局面，只有犟着，眼泪在睫毛下打转。程老师见我用泪弹来威胁她，更加按捺不住，喝道：“放学留下来！”

　　以上就是革掉我班主席的主要罪状。我的其它罪状还有，在玩游戏时把同学当坏人，将他们的手扭在背后，用手指当枪点着，很凶地说：“走，！”还有骂同学“你这个坏蛋”，也是在游戏时。同学们一个个站起来发言，程老师让我始终站着好好地听。她对这些揭发很满意，说：“这样的同学还能当班主席吗？”同学们齐声说：“不——能！”抑扬顿挫，拉腔扯调，像念课文似的。在这样的于别种场合听来可以叫人引起无限美好遐想的琅琅童声中，我进入了“无官一身轻”的境界。

　　那是一九五九年。

　　程老师对我还是很宽大的，第二天阿娘找到学校里去，她答应不把这件事记入档案。这样我虽然小小年纪就犯下了免去职务的罪行，但历史上还是清白的。

　　在程老师之后，我又遇到过好些老师，我不记得哪个老师特别地喜欢我，对我恩宠有加，视若亲生。凭我一贯的优秀成绩与安分老实，要取得这样的地位原也不难。这说明我个性中确实有不能讨人喜欢的成份。在小学里，老师的喜欢不喜欢与我还是痛痒相关的。只要老师稍稍表现出对我的冷淡、遗弃，一些称霸的同学就会肆无忌惮地欺负我。他们可以公然在体育课上请我吃冷拳，我向老师哭诉，老师调查结果，往往还怪我的不是。我小时候在班里的境遇有点像陈景润，是块吸引拳脚的磁石。所不同的是我比陈景润要少些心肺，始终没有养成内向的性格。徐迟的《哥达巴赫猜想》发表后，我真有点感激这位老先生。他的文章叫我相信，小时候窝囊的大来未必窝囊。阿爷也曾经教过我摆脱困境的办法，要我以强制强，以毒攻毒。“凶的不要怕，弱的不要欺，”阿爷说，“有人来惹你，你就要凶过他的头。毛主席也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给我打，悖命打，打出事情来有我。”遵照他的教导，有一回我也悖过命。我用“三角夹子”把一个绰号叫“汪狗”的同学狠狠地夹紧，夹得他两只耳朵像烧炭一样的红，红得皮肤几乎是透明了。然后我就使脚把他摔倒在地。我同“汪狗”打是有选择的。他比我高半个头，但身子比较单，是高个子中比较“缩”的一个（上海人称差劲、不中用为“缩”，孬种为“缩货”）。“汪狗”倒地后，我就得意洋洋地放开手。没想到他完全不“费厄泼赖”，猛地窜起又扑上来，一下子用三角夹子卡住了我的脖子，又摸紧拳头，朝我的眼球上狠揍。这才叫悖命打呢！打得我两眼像要爆裂开来。我的手乱抓。我听说过，只要往档里抓一把，就可以叫对方立时翻白眼。但真到了关头上，我害怕，抓不下去，手软得像没骨头似的。没有办法，我只能放声大哭，哭声把我从“汪狗”的“三角夹子”里救了出来。“汪狗”甩着两只红得晶莹的耳朵，忿忿地说：“哼，你下回再打吗？再要打吗？”那回，我的右眼球被打出了芝麻大的一粒血斑，由母亲陪我到医院去看。我好不难为情，医生一看就知道这是打架的收获。阿娘甚至没到学校里去要“汪狗”赔医药费。他们说，让“汪狗”家长赔钱的话，这小子今后还会阴损我。悖命了这一回，我不得不对阿爷的教导重新加以考虑。像“汪狗”那样地打，我是不敢的。我要是把别人打伤了，别人的家长未必会不上门来兴师问罪。而阿爷阿娘早就有话在先，只要人来告状，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先打自己的小孩，以示他们家教很严。因此，阿爷说的打出事情来有他，实在非常可疑。不能像“汪狗”那样地打，还不如干脆不打，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老师的明察秋毫上。这些道理，我不是用脑子想的，而是用骨头，用我差点碎裂的眼球悟出来的。故而，在小学里，我对老师待我的态度十分敏感。阿爷说我不会“鉴貌辨色”，至少有一半是冤枉了我。

　　但是，这一切，包括革掉班主席与以后零零碎碎吃的苦头，都没有让我对自己必干大事的前景泄气。因为我很早就有了另外一根精神文柱，那就是书，小说书！

　　＋一

　　小学二年级的一个普通的日子，我受到了诱惑。

　　我竟心血来潮地读起一本连环画的文字来。

　　在这以前，我看连环画是从来只看图不看字的。阿爷阿娘只要我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看书，就大加鼓励。母亲源源不断地借连环画来，反正她在书店工作，近水楼台。那时，一等刺激是古代的武将骑马舞刀，二等刺激是现代打仗机关枪大炮。看这样的图画，脑屏上可以变幻出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一边看，一边嘴里还要“得勒得勒”“乒乒乒”“嗖嗖嗖”地帮腔。什么戴纱帽着裙袄的，穿燕尾服着跳舞衣的，还有穿长袍马褂中山装列宁装的，通常我翻一翻就丢开了。那天，我看的一本是讲一个红领巾到一个外地亲戚家去过暑假的故事，属于最最没劲的一种。我怎么会有心思去细读文字，不是诱惑无法解释。一读之后，我就被粘住了。这样没味道的小书，把字一念，居然也变得那么地好看起来，我心里真是高兴。有一道光从书页上照到我的心窍里。我被一种喜悦搔得心头痒酥酥的，对阿爷阿娘母亲弟弟同学到处地去宣布，从今以后我看小人书要看字了。四年级．我自豪地向大部头进军。只要把大段的风景描写跳过去，我对中国现代长篇还是很能胜任愉快的。一个新鲜华丽的世界展现在我的眼前。有了这个世界，对阿爷阿娘除了上学就把我关在家里，也不再觉得那么痛苦了。我急切地向书的世界深处走去。我读的都是好书，其中绝对没有一本武侠、公案、言情小说，母亲以她书店营业员的专业知识为我严格把关。而我当时又不耐烦看翻译小说，除了《一千零一夜》。这样，就保证了具有革命性或人民性的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率先进驻我心灵的城堡。它们是《战斗的青春》、《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日》、《红岩》、《欧阳海之歌》、《风雷》、《艳阳天》、《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等等。它们真是好书啊1在这些书里，现实经过纯化，变得那么简单，那么透明。论善恶像武松打虎，辨是非如王婆卖瓜。要成功也容易，只耍决心做个好人。“剪毛变色”等等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市场，这使我对自己的将来大大地放了心。我别的自知之明没有，做个好人有绝对的把握。

　　我几乎是顶着小说书成长起来的。我那时有一句名言，看小说比看电影还有劲。看电影要花钱，时间也有限，看小说不要钱，你高兴尽可以白天黑夜地看下去。我近视眼的屈光度就是在一天连续十几个钟点看书的努力下突飞猛进的。到四年级下学期，我没有可能再不戴眼镜了。这件鼻梁上的装饰品，使我在同学中显得更加与众不同。它叫我更不愿意跟小朋友们同流合污而更愿意与书相濡以沫。我脱离了自然。鲁迅先生是多么怀念他的“油蛉低唱，蟋蟀弹琴”的百草园和从六一公公田里偷摘来的蚕豆。我在中学里抄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得了年级钢笔书法第一名，其实我肚里觉得那篇东西实在一点劲也没有。我长期以来不喜欢读散文。我是为了作文成绩好，才硬着头皮去读杨朔的《东风第一枝》的。读后写作的窍门是被我找到了——就是每篇要有一个中心比喻，如把祖国的儿童比茶花，把劳动人民比园丁、蜜蜂、浪花什么的；然后在说到那个中心比喻前，要尽可能地拉扯些带形容词的废话，一触及到中心思想，立刻“啊”几声刹车，这叫余音绕梁，回味无穷——窍门找到了，散文我就更不屑看了。散文里只有秦牧的《艺海拾贝》还可看，因为里面是一个个的小故事。没有故事的文字，在我看来，简直不是文字。大概小时候故事看得太多，现在我一看到功架十足的故事就反胃。但是，我的对诗意非得用理性去把握的毛病，恐怕是一辈子也改不过来了。要是我小时候少看点小说书，多到自然里去浸染浸染，在诗意方面也许就不至于像现在那么别扭。

　　不过诗意不诗意到底不是太要紧的事，我原本也没有打算一定要做个作家。脱离自然在我人生经验方面造成的缺陷，要百倍于诗意。我的自然就在我家隔壁的那条水泥铺面的弄堂里。那里没有油岭或蟋蟀，除非从摊上买来，但那里有许多活生生的小朋友。都市里的儿童的大自然就是与他年龄相仿的人群。而伙伴又唯有在脱离学校模式的状态下，才能显出自然的本色。所以说，哪怕课外小组都不是自然，它只是课堂的简化与缩小，只有弄堂里才有自然。阿爷阿娘在这点上肯定是错了。弄堂决不是除了跌破膝盖打开头，不会有什么好事生出来的地方。儿童在游戏中了解社会，在“官兵捉强盗”里演习将来的角色。一代人就是这样一同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相互关系，往往从游戏开始就逐渐积淀下来。我就从来也没有在“官兵捉强盗”里做过司令。强盗我是死也不肯做的，哪怕给我做强盗头子，但官兵中最大也不过做到参谋长，那还是看在我年龄排在第二的份上。现在，参谋长的影子就深深地投射在我的意识深处，只有在生活中扮演类似这样的角色，我才觉得心里踏实。长期以来，我一直被一个梦魇缠绕着。我总觉得自己先天地缺少什么，我的脑筋一定有什么地方断路了。一件事情，我从远处去把握它，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别人请我给出主意，我也能说得头头是道，他们若按我说的去做，十之七八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只要我亲身卷到矛盾漩涡中去，我的理性磁场立刻紊乱。事后来看，我总像被鬼牵住鼻子似的，选择最下策的做法，怎么不利就怎么干。我不能给自己拿主意！

　　最能说明间题的，就是我小学时代的绰号。我的绰号叫“老嘎”。老嘎在上海方言里，就是少年老成，口气大，吹牛，摆花架子等等的意思，总之是个贬义词。小学生有绰号不是件丢脸的事，当然也有就是没绰号的，但别人的绰号即使再难听，也是被强加的，譬如姓汪的叫汪狗，姓俞的叫芋艿头，高高瘦瘦的叫甜芦粟，矮矮胖胖的叫冬瓜，至多可以怨爹娘，怨不得自己。而我的绰号，却好像是我本性的概括，得到同学老师邻居甚至家长的一致认可，叫一声就像揭一下我心上的疮疤，其痛烈至今想起来心尖上还会颤抖。后来，我知道这“老嘎”不仅是“上海粮票”，而是全国通用，《小兵张嘎》，“嘎子”就是“老嘎”的意思。有了这么一位上银幕的同志我竟一点也没感到光荣。反而在明白“嘎”字的含义后，再也不想去看这部电影，见了电影海报也远远躲开，只怕身边的小朋友们有同样的发现。我真不想老嘎，但又实在不知道自己老嘎在什么地方。记得有一次，我在楼下的邻居家里玩，跟那家的儿子说着说着，不知怎的我说了一句“并肩战斗”，正巧让他父亲听见。他父亲是当小学语文教师的，就问我，“并肩战斗”是什么意思。那年我五年级，这个词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但一时说不清楚，在他的一本正经的追问下，我更说不清楚，还觉得也许说清楚了倒不好。于是，我就支支吾吾地说，并肩就是肩膀碰着肩膀。他父亲听了笑起来了，他母亲就说，这小孩说话就是老嘎嘎，怪不得别人都叫他老嘎。我这老嘎的名号在周围三、四条弄堂里是越来越响，不光同学叫，我从那边走过，还有一群五、六岁七、八岁的小孩跟在屁股后面连连欢呼。我想，有人能帮我去掉这个老嘎，我磕头拜他做师傅也行，给他十元钱也行。好不容易熬到小学毕业，进中学，有个小学的同班同学又与我同班。报到那天，我在路上请他吃了根棒冰，然后提出，到中学后绝对不能叫我老嘎，也绝对不能让同学知道我叫老嘎。可老嘎还是叫人发现了。一天，金老师跟我说：“原来你小学里的绰号叫‘老嘎’啊，怪不道。你要注意一下，改一改。”我也老实地坦白说：“我到底什么地方老嘎呢？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告诉我，我一定改。”“你不知道？”金老师两眼从眼镜片后向我愣看了好一会，然后说，“恐怕养成习惯改也不容易。怎么说呢？你不知道，是的，你是不知道。譬如说你说话时用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还有呢？”“还有你说：‘金老师，我有件事要找你谈谈。’”“还有呢？”“还有我一时也说不上来，你多听听同学的意见，自己留心留心。”说完，金老师就撇下我逃走了。我站在那里仔细琢磨，至少弄懂了跟老师说话不应该把手搭到他肩上去，但对那句话为什么算是老嘎，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过来，终究还是没有弄明白。

　　那就是小说书塑造我的结果。

　　至于我替别人出主意为什么往往奏效，我想，我说的都是些听来看来的笼统的原则，别人在接受这些原则时，融汇了自己的经验，才成功的。教语文的老师可以不会写小说，道理是一样的。躬身实行，关键不在原则，而在要处理好许多微妙之处。人跟水一样，有欺生的本性。凭几条游泳动作要领，下水一定要吃苦头。据我所知，“汪狗”也只有那么一次，下手敢如此地凶狠。还有如本地人作弄客边人，城里人鄙视乡下人，比比皆是。人的这种好划地为牢，欺生凌弱的本性，比有组织的煽动起来的仇恨，譬如派性，还要顽固，还要深刻，还要可怕。任是草莽出身，像朱洪武是个小和尚，一当上皇帝，就非得黄袍加身，全副銮驾，受三叩九跪之礼，还要叙家谱，编异兆，等等等等，无非要向每个有欺生本能的百姓证明，他是个老手，十分懂得做统治者的那一套。

　　我身上缺的，就是那么一点点东西。

　　十二

　　洪流来过了。阿爷说。

　　洪流来过了？他怎么会来的？他怎么会想到这时候来的？他说点什么？

　　他也分到崇明了，阿娘说，他来看看你。

　　他也分到崇明了？他也是老大，也分到崇明去了？他怎么知道我分到崇明？

　　他姆妈昨天来查卫生，她现在在里弄卫生站里打针。她认得我，我倒不认得她。她说，我是洪流的妈妈。我说，噢，怪不得面熟唻。她说，洪流现在是校革会委员了。他们几个头头中排档子，他只能排到崇明去。

　　他现在是校革会委员了？

　　好像是的，反正是个小头头。

　　嘿，他倒怎么一下子做校革会委员了！

　　他说，等会再来看你。

　　怎么昨日不告诉我？我去看他。

　　急啥个急？阿爷开口说，听见一眼眼事体，你又要投五投六去投了。你投点啥呢？

　　我连忙投出门去，不再听阿爷的嘀咕。他对洪流有成见，认为他门槛精。而洪流的门槛精，原是我告诉他的。我说洪流门槛精，那又是根据小学里别的同学的说法。无论怎么说，人家当了头头，还主动登门来看我，这样的朋友现在到哪里去寻？

　　从我家到他家的窗下，只有一分半钟的路，算上三层楼四十四级磨石子楼梯，至多三分钟。在这一分半钟里我粗粗一算，哟，居然一晃有两年多没上他家去了。我很惭愧，决定不像往常那样站在马路上对着三层楼窗口吆喝几声，直接登楼。他家住的是大楼房子，是旧大楼中最蹩脚的一种。解放初够不上资格做机关，才改作民房的。四层楼高，原来就没留电梯的位子，还不像有的作民房的大楼，是把电梯拆去，留下两条直贯上下的钢轨和一个空窟窿，它连这点气派都没有。可住在这种大楼里的人还要看不起住石库门的。洪流和我曾为这事吵过一次。他说我们马桶放在房间里，臭气熏天，我说他们一层楼七八户人家合用一只抽水马桶，腹泻起来叫救命。他说我们烧煤球炉又脏又费力，我说他们烧煤气要煤气中毒，他说他们四层楼上有个大平台，可以去吃饭、乘风凉，我说我们家里大得很，用不着到外面去吃饭，夏天也风凉，用不着到外面乘风凉。他说石库门不是间间房子大，也有很小很小像鸽棚一样的；我说他家面积只有我家的一半，房租却几乎跟我家差不多，不实惠。这一条原是他以前告诉我的，叫他难过得不得了，就偷打了我一下。不巧这下正撩着了我的眼镜，飞出去掉在水泥地上，发出金属般的声音。镜片质量好安全无恙，镜框中间却断裂了。他看见眼镜飞出去，人比眼镜飞得还快。从我二百五十度近视眼里望出去，迅速消失在一片灰白蒙蒙的墙壁中。我到同学家讨了条橡皮膏，把镜框粘好，鼻梁上白白的一块，到他家去告状索赔。他在楼梯口看见我，转身就逃。我跟他从正门扶梯到太平扶梯，上上下下追了几圈，始终没逮住他。后来我干脆厮守在他家门口，等他父母回来。过了一会，我见他从三楼半的太平扶梯上嬉皮涎脸地探出头来——他家的门口正对着太平扶梯——我不去理他。他慢慢地从太平扶梯上走下来，伸出两只手指，连连喊：“奥斯开，奥斯开！”（这不知是哪国的舶来语，上海小学生们都懂，是暂时退出比赛的意思。）我把包在橡皮胶里的镜框脱离关系的两头使劲往一处摁了摁，不开口。他又往下走了几步，到最后一级梯级处站住了。我“呼”地从他家门框上向他那边弹射过去。他并不逃走，只是把两只手指举得更高，高过头顶，像个屋顶上的风向标似的。脸上现出一种夸张的笑容，嘴巴大得几乎一口可以吞进一只大饼去。“奥斯开，奥斯开！”那只奇大的嘴巴叫我着了魔，已经够着他衬衫门襟的手竟垂了下来。“我们和好吧，算了!”他向我伸出右手来。我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脑子里一下子保险丝断路。等我重新把思路接通，发觉右手已落到他的掌握之中。“眼镜是赛璐路的，我有办法帮你粘好。我们和好吧。”“你把我的眼镜粘好，粘不好我要你赔。”“眼镜我马上帮你粘，你答应，我们和好！”“……”“刚才我们都不好，你也不该骂我‘操那’。”“我几时骂你？”“你骂的，你说：‘操那，你们大楼房子房钱这么贵，有啥好？’”我脑子里又断路了。我记不清刚才是否漏出过一个“操那”，这下问题严重了。不知何时，我染上了这个恶习，对此，阿爷阿娘与母亲的态度都相当严厉。同样，他父母对他有这口头禅也很严厉。我俩曾经约定，彼此互相提醒，甚至可以动用耳光与头拓。要是双方家长一接头，洪流把这个理由端出来，那我是彻底完蛋了。“我们和好吧。”他又握了握我的手说。“好，”我说，“不过你一定要把我眼镜粘好。”“放心笃定。”他快活地说，随后掏出钥匙来开门。他的办法是用火柴来烧。他划火，让我捏住镜框两头，使劲往里想。他说是曾经用这办法修过他自己的眼镜，但看来这话至少有七分虚头。．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赛璐洛难闻的气味直冲我的脑门，断裂处边缘上皱起了波浪形的黑黑的焦边，然而镜框还是粘不好。划了几十根火柴后，他发现，这是火力不足。想了一会，就两根三根四根地一起划。直到满满一盒火柴快用尽时，镜框才勉强粘住了。可是接头处隆起黑黑的一道疤，照样瞒不过阿爷阿娘去。洪流叫我不要马上戴，要搁过一夜，才会真正结牢。我两眼迷迷糊糊地回家去。到门口，终究还是把眼镜摸出来戴上了。阿爷见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自己不小心摔断的，不过我已经修好了。说着，我耸了耸鼻梁两侧的面颊肉，岂知耸得太猛了些，镜框立即从中一分为二，荡开来分别挂在两只耳朵上。我悔不该没听洪流的话，白白浪费了两个小时与一盒火柴。我听了几句埋怨，换了一副新镜架。几天后，不知哪个同学到阿爷阿娘面前搬嘴，他们又对我进行严厉地审问。我只得将洪流的前前后后交代出来，只是隐去了“操那”一节。阿爷听后指甲戳到我脑门上：“你这人呕，人家门槛多少精，你怎学不会？老古话说，吃一亏，长一智，那你以后要记牢了，门槛介精的人少轧道。”我心里想，这怎么能算他门槛精呢？你还不知道有“操那”这回事呢。想想精明的阿爷到底也被我瞒过了，我觉得门槛精的还是我。

　　我这么温习着那些年来我们之间的友情，结果裤管带翻了一只不知盛着什么东西的纸盒子，又跟着一脚“空隆空隆”踢走了一只空的马口铁罐头。这大楼走廊原是为办公室设计的，又狭又暗。如今原有的走廊顶灯统统是空有灯头惹蛛网，两边人家又装上了煤气灶，堆满了房间里不便堆又舍不得送废品回收站的准垃圾，真是步步有陷阱。我那在石库门更黑的楼梯上锻炼了十多年的近视眼，本来倒能适应，偏巧我在思想开小差。“空隆空隆”声招来背后的一阵物议。我心里暗暗觉得应该高兴。小不顺利则有大顺利，只要在出小错后把这话在心中默念三遍，必有应验，这是我不久前听到的一个掌握命运的秘诀。

　　洪流不在。他的父母甚至不知道他已经来看过我了。“喔？他已经到你家去过了？”他母亲说，“你们真是好朋友。现在命运又把你们安排到一处了，到了乡下，大家相互多照应照应。”这话我听了十分受用，天下到底还有识货的人。他父亲转眼间给我泡来了一杯茶，黄橙橙的，茶叶有三分之一杯。我心里一动。把我当一个成人、一个客人来对待的，他是第一个。我用双手去接，这也是阿爷教的规矩。然后坐下，并坐得像阿爷说的“似钟”一般。他父亲问我：“这一向小花园不看见你，你在哪儿练啊？”我说：“分配烦呀，没心思再练，人静不下来。”“就是，就是。”他父亲点点头。说起来，洪流的父亲跟我还是拳友。我们习一个拳种，杨式太极八十八式，在同一个圈子里，福州路湖北路转角上的小花园。他跟的老师与我的老师是老朋友，他俩推起手来功夫不相上下。我和他是差不多时候投到师门下，都在六七年下半年，那时在公开场合打太极拳已不再有人来干涉。不过我的进步要比他快得多，现在，我已经能跟他的老师盘上十来分钟，可以粘得住劲了，而他，照他老师的说法，就是乌龟壳还没打开，还是铁板一块。他老师说，练拳先得把周身关节打开，这样气血才会畅通无阻，随心所欲。他当场表演起来，两块背胛骨“壳壳壳”地乱响，像说数来宝的用两块牛胯骨敲打一般。别的骨头没听他响过。据说最难响的是这两块背胛骨，故称乌龟壳，此骨一响，周身即无骨不响。我已练得左肩窝里能发出“吧嗒吧嗒”的脆响，不过目前还只有自己能听到，而他连这“吧嗒吧嗒”也没有。想到这一层，我放心大胆地喝了一口茶。

　　我和洪流的父亲交流了一会拳经，洪流回来了。一进门，他就戳起右手的食指，对着我直晃，像里弄大扫除摇铃似的：“哈哈，你呀，你呀，你怎么搞的？我们怎么又会碰到一起去了？我刚才去看过你你知道吗？”

　　乍一看，我觉得他变多了，变得不太像了。仔细看看，原来他脸上缺了样东西，缺了副眼镜。我们彼此鼻梁上的装饰品，也是我们之间友谊的一个基础。小学班级里只有我们两个有。不过他一再声明是得自母亲的遗传，比不上我完全是自力更生的。而今，不知为什么他把眼镜去掉了，两年前他的眼睛就有五百度。他的两眼吃力地向外暴突着，像癞蛤蟆的眼睛似的，使脸容整个地走了形。原来很细气的带着些女性秀美的瓜子脸，现在晒得熏黑，再加上那对鼓鼓的瞳仁灰不溜秋的眼睛，似乎多了些男性的蛮劲。可惜他的个子没有迅速高大。这且不论，反正我觉得他倒真有了些头头的威风，也许是我心理作用。

　　半年后我才知道，他不戴眼镜是因为那时他在闹恋爱。这是爱神丘比特的力量，而不是战神玛斯使然。

　　“这下子好了，”他耸在我的面前说，“我们在一个农场，一个区的都在一个农场。到了乡下我们要多联系。这两年我又交了很多朋友，三教九流的都有。我把他们介绍给你，也把你介绍给他们。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以后就靠我们彼此相帮了。前两年我一直在学校里搞运动，忙得昏头碌冲，也不知忙些什么名堂。以后好了。到农场以后，我打算要静下心来读书，还要练练身体。我们之间多跑跑，真的。讲读书，我主要就你这个朋友可以谈谈。到农场去要好好读书，你是这样想的吗？”

　　我点点头。我还没来得及去想这些。我只听说崇明农场风气坏得不得了，都是流氓阿飞在撑市面。我听见流氓阿飞比听见鬼还怕。我的一些顽皮刁钻的同学，还够不上流氓阿飞的水平，已经叫我在将近十年时间里吃足了苦头，碰到真价实货的流氓阿飞，我难道要当狗在地上爬吗？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我的笔头功夫在拳头面前算是白搭了。我已经在小花园里求人教了我几下心意八卦，抓紧在练，不过对这样临阵磨刀的效果实在不敢乐观。现在他若无其事地跟我大谈读书，倒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安慰。

　　洪流见我愣着，便说：“喂，你相信不相信我的话？真的，我现在真的要开始读书了。我到农场去主要准备带书去，吃的什么我都不带。那时，你关在家里学数理化，我劝你去参加运动，回过头来看看还是你实惠。你现在学到哪一步了？”

　　“马马虎虎把高中代数都学完了，以后我也没学。”我说。跟着一句到了嘴边让我及时咽了回去，学过的也差不多都忘记了。

　　“好极了，好极了。”他嚷道。他的嗓门比以前大多了，而且说话时总伴着许多抓、劈、挥、切的手势，尺骨筋腱呈紧张状态，似乎在皮下作条状突起。我不由得想起两年前在眼前那张桌上见到的一本没封面的纸质发黄发脆的书，比三十二开小，比六十四开大，据他说是演说指南，他视之如同珍宝。书里有一幅幅插图，表明演说手势的意义。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几幅：举起右手，竖起一根食指朝天，眼睛似看非看地眇向指端，那是“请听我说”；身子前倾，右手弯过来横渡过胸廓，手指成直角点着左肩肩窝右下一寸半的地方，仿佛宣传画上画的列宁在红场上演说的姿势，那是“我认为”，右手往外往后伸直，伸得越直越好，头颅则向左侧偏转，后脑勺与右手食指形成一条绷硬的直线，此乃“不要听他的”。那天我上他家来，他正对着图在镜子前练习“请听我说”“我认为”“不要听他的”，一遍又一遍，像牵线木偶似的十分滑稽，所以我记住了。如今看来，这些动作图解毕竟已化为他的习惯，我真有点佩服他。

　　我们能成为好朋友，就因为我们相互佩服。在我心中暗暗佩服他的时候，他正在嘴上明明地佩服我：“你几时来跟我说说，自学有什么窍门。我也要把高中数理化都自修完。到现在我更相信你的话，一个人掌握高中毕业的知识，那是最起码的要求。”

　　“这是一个大科学家讲的，我记得是……”

　　“反正我记得是你。你读书是没话说的，就是聪明，这个没办法。真的，我现在非常需要你，你也到农场是太好了。我们今后一定要多联络。你不要懊丧。听你阿娘说你很不高兴，不要！农场也有好的地方，非常空。工厂里八小时是相当相当忙的。真的，我都打听过。这对别人也许是坏事，但对我们却是好事。”

　　我觉得洪流真应当刮目相看才是。他的水平简直跟我阿爷差不多了，他们都深通坏事变好事的辩证法。

　　洪流接着说了个故事。一个人与一个富翁打赌，只要有书看（当然也要有饭吃），他可以呆在一间屋子里十年不出来。到十年后决定胜负的那天前夜，富翁派人去那间屋子把那人杀掉。到那里，那人刚才离开，桌上留着一张纸条，说十年读书使他获得了世上最丰富的财产，因此决定放弃打赌将赢得的那一大笔钱。你不知道这个故事吗？洪流惊讶地问，那是契诃夫写的呀！契诃夫我知道，小学里读过他的《万卡》，后来也看过他的《变色龙》。我还知道他是个有人民性的进步作家，但属于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有批判性，可是看不到光明前途，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他的作品目前只有少数几篇可供选择看，等等等等。但是我不知道他还写过这样一个故事，好像还挺有名的，瞧洪流的神气。

　　这时，我冲口而出，作出了一生中迄今为止最重大的选择，也可以说是唯一一次最完整的选择。因为另外的一些选择其实都早已安排好了，我就像现在一些厂职代会代表似的，只要举举手投投票就可以了。这一次，完全是我的自作主张改变了事件的进程。

　　“那我调到你学校里去，我跟你一起走。”

　　洪流迟疑了一下。但他的迟疑决不会超过五秒钟。因为超过五秒钟我便会受不了，我的自尊心就会迫使我说：“我是说着玩玩的。”到那时，哪怕他再挽回，我也决不会回头，这点脾气我知道。幸而这样的后果没有发生。

　　“好啊，好啊，这样就太好了！”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你调来，没问题。”

　　“我……”我的肩膀被他拍得有点酸不溜叽的，“我这次班里连我去四个，他们都跟我合不拢，是两派的……”我利用我的不说谎的美名，稍稍扯了个谎。班里去三男一女，两个男的都与我一派。

　　“没问题，没问题，你去办手续。”

　　“调个学校不知行不行？”

　　“这有什么不行？又不是不去，只是调个队，不让调你就不去。我们学校接收肯定没问题，这次是我带队。”

　　“不过，调起来也许很麻烦……”

　　“这有什么？要不要我给我们学校工宣队说一声，跟你们学校工宣队打个招呼。他们跟我很好的。”

　　“不要，不要。”我听见工宣队就想起那个小白脸，我的心就毛拉拉的变成了一把猪鬃刷子。再说，我也不能被他看得太低能。以后我们要共同生活，也许要一辈子，不能让他觉得我是去投靠他，像历史教科书上说的“徒附”。

　　他见我还在游移不定，有些不高兴了。其实，我私心里只是希望他能再热烈地发出一些邀请。对我来说，这毕竟是个重大决定，像诸葛亮下卧龙岗一样，出来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可是他不再说这事，却又说起书的事情来，跟我讨论应该带哪些书下去。哪些书我带了他可以不带，哪些他带了我可以不带，哪些非得每人都带。他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我可没完。乘他说话的间隙，我又插进一句去：“这事我考虑考虑再告诉你。”

　　“你还考虑什么呀？”他眉头一皱大叫起来。

　　“这样的事，你怎么能不让别人考虑考虑，”他妈妈插言道，“他还要回去征求征求家长的意见。”

　　“哎——”他叹了口气，“征求什么？现在我们已经踏上社会了，凡事都去征求家长意见还了得，以后到了崇明怎么办？再说，他阿爷阿娘姆妈又不是不知道我，他跟我一起走他们还会不放心？你说对不对？”

　　他最后一句冲着我问，我大幅度地点了点头，而我正是对这点有些吃不准。

　　我回家对阿爷一说，阿爷倒没有跳起来。我是准备他跳起来的。刚才洪流在他父母面前也照样指手划脚的样子，使我很有触动。我从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知道，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来要到外头神气，还得在家里先神气起来。反正这个家我也呆不上十天半个月了，我想试试神气神气。

　　奈何阿爷不跳，也不露出惊讶的样子。他含着一截麻将牌那么长短的“工字牌”小雪茄吸了又吸，然后幽幽地说：“我晓得你要出花头，我看你不要多花头了。”

　　对阿爷的神机妙算我实在吃慌。我在作出那个选择之前，自己还一点未曾想过，而他倒早已给我料到了。

　　我被洪流鼓起来的那点豪气一下子消失得无踪无影，只得又哼起我惯用的“呜哩呜哩”调：呜，我跟班里去的几个同学搭不拢，呜，学校带队的头头跟我是两派，呜，我已经都跟洪流说好了，呜……

　　阿爷不动声色地听我呜呜完，然后把嘴里雪茄烟小心地搁在玻璃烟灰缸的缸壁凹陷处，说：“你一定要跟他一道去也是可以的，你只要肯答应听我一句话。”

　　我浑身一凛，像被桶冷水激了一下。这句话一定非同小可。

　　“你跟乖人轧道，要能认吃亏。不要想占便宜。吃亏的事总你来，你就笃定好了。”

　　我很失望。我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我还以为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话呢。

　　不过这一关倒意想不到顺利地通过了。

　　我真高兴。我看到了希望。我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可以斩掉我以前种种的纠葛和烦恼。我将重新开始，在踏上社会的那一天，真正的一切从零开始。我相信，只要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以前的种种窝囊屈辱都见鬼去吧！

　　

　　＋三

　　运动一开始，我就被抛出了轨道。

　　我写不来老师的大字报。

　　从六六年五、六月到八、九月，学生们主要忙的是揪老师。谁写老师大字报越早越多越挖空心思，谁就越积极，在同学中的威信就越高，反过来也一样。我偏偏在这第一步棋上就憋住了，本来这对我倒是个大好机会，班里、甚至包括年级里的许多同学对我寄予厚望。我的笔头好是有点小名气的。语文专栏里经常贴我的作文。六六年四、五月间学校里排一出《葵花朵朵向太阳》的大型舞蹈——摹仿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这是学校当局被彻底砸烂前苟喘的最后一口粗气——就特邀我参加编写串联词。写串联词的五个秀才中，唯有我是初中生，而后来又是我唱的主角。党培养了我那么多年，让我肚里存了那么些墨水，本来应该好好贡献出来，也为自己博个好名声。可惜我辜负了同学们的期望，也辜负了我自己。我不知怎的会一下子傻掉，竟一点看不出老师们放的毒来。其实我看不出也不要紧，自有许多同学拿着大字报底稿来希望我修改，希望我誊抄（我的毛笔字在班里也屈指可数，尽管我的腕始终提不起来），希望我联合署名，甚至表示可以让我把名字签在最前面。自从“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在全国打响后，学生们都开始注意到大字报签名的顺序很有讲究，渐渐地生出不少计较与规矩来，特别是为首的那个。然而我不识抬举，差不多的上门生意都被我拒绝了。这样我又得罪了不少好人。后来，当要给我套上“狗崽子”帽子的时候，有许多过去我以为跟我过从甚密的同学，都幸灾乐祸乃至下井落石，也许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这都要怪我。那时我不肯同人合作，一是觉得那些大字报质量太次，帽子吓人，内容空洞，有的言论明显是人民内部矛盾，够不上写大字报批判的资格。“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那时我不知道对待最高指示也要“辩证地”理解，自以为在立场问题上见识高人一头，故而不肯随俗。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作怪，一门心思要出人头地，写大字报也想一鸣惊人。那时传说毛主席住在上海，半夜十二点带着大口罩到南京路上看大字报。我暗自希望能写出一张引起震动的带全局意义的大字报来，在我的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像排队买处理商品似的，引得他老人家也慕名到校园里来。那我的大字报就要进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了。

　　每个时代的少年都做梦，不过梦境不同罢了。二次大战中犹太小姑娘梦见仙女到焚尸炉里来搭救她，我则梦见自己坐在大字报的飞毯上直冲九霄，跟“巴格达窃贼”一样。梦都是美好的。

　　那时同学最不满意我的，是我死不肯写教语文的忻老师的大字报。忻老师，这个干干瘪瘪的小老太婆，自有一种魅力，能叫学生都怕她。“鲁宾逊”是班里一等一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有时东老师上课他也敢捣乱捣乱，见到她却是一帖药。有回，他是存心好了要给姓忻的难堪，结果忻老师走到他课桌前一站，厉声说：“站起来！”他赖在座位上不动，但脸却泛成了死白色，眼睛也不敢同忻老师对视。忻老师连喊两遍“站起来”，间歇了一分钟，然后一板一眼地说：“你给我出去！”我那时真为忻老师攥把汗。她的脸已经涨得血红，直红到两根筋扳着的脖子根上。要是“鲁宾逊”还不动怎么办，总不见得她去拖拽他。他的身坯一个顶她两个还嫌多。从小学到中学，我见到过多少老师，都在这个关头上败下阵来。哪怕她（他）去把班主任或教导主任或校长请来，最终把捣蛋胚请出课堂，她（他）的威信也从此完了。我觉得忻老师是中了“鲁宾逊”的圈套。可是真出鬼了。“鲁宾逊”在沉默了半晌之后，竟然从课桌肚里抽出书包来，然后把书包像件破布衫似的往肩上一甩，佝着背，拖着鞋皮，脑袋一得一得的，像悠然自得的拾垃圾老头，径直往门口走去。当他快到门口时，课堂上爆发出一阵抑制不住的哄笑，包括我在内。他头也没抬，在笑声中跨出门去。忻老师在他身后“砰”地把门关上，然后铁板着脸回到讲台上，非但不感激同学们为她捧场，反而狠狠地把大家训了一顿。说这笑是非不分，是刺激他，给他助威，即便是嘲笑也不应该，我们不应该嘲笑一个犯错误的同学，而应该满腔热情地帮助他。把别人训得怎样我不知道，我的头像挂牌似的终其课没能抬起来。我想，忻老师要对我有看法了。我还是课代表呢，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像这样的怕，到运动中转化为恨，原是十分自然的。但大家又数不出她多少严重罪行。像把“鲁宾逊”赶出教室跟迫害工农子弟就挂不上钩：一是他父亲是个修钟表的个体户，二是他本人不愿人提这段斗争史。于是大家就寄希望于我。我是她最中意的学生，我的语文课代表就是她亲自点名让我从英文课代表换过来的。那时，有多少人明里暗里来劝我不要当保守派，反戈一击有功，包括我为了争取入团，在读书时唯一与之私下谈过几次心的女生——中队主席兼团支部书记。后来我顶不住了，搜尽肚肠拼凑了一张大字报贴了出去。大字报贴出后，同学们的普遍评价是“小骂大帮忙”，而我却见到她的影子就远远逃开，像蔺相如躲廉颇似的。直到后来我听熊时杰说忻也不是个好东西，在毕业分配时狠狠地做了他一下，我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

　　我不敢写老师的大字报，还有一条更隐秘更重要的原因。我怕我自己的问题被揭发出来。我这个问题高级呢，只要一张大字报，立时进牛棚是丝毫不用担心的，弄得好还可能进提篮桥。那时，我们学校已经有两个学生因为记的反动日记被抄出来，一个进了提篮桥，十二年；一个在学校扫厕所，像秦桧铁像那样挨唾沫。我看见他们葛面尞丝白（注：面尞，音如liao，苍白。葛面尞丝白，是指像未经染色的葛与丝那样的灰白。）的面孔和阴阳头，眼皮就会被心肌牵得突突地跳起来。我的言论不会比他们轻，直接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打着红旗反红旗，虽然是出于无知。但无知不是理由，反动是不管你无知不无知的。

　　那是在六六年春节以后，学校召开史无前例的首届师生代表大会，共商教育革命大计。我们班的学生代表，除了那位中队主席兼团支书，便是我。指定我是因为我的功课实在好，已经进行过的六次期中期末考试，三门主课总分我都是全班第一。学生代表呀，一个班四十八人中只有两名，可以和校长、教导主任坐在一条板凳上讨论问题，我一戴上那顶桂冠，头脑已经失去重量了。一开会，每个代表发到一份油印的文件，就是后来公开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的一部分语录。那时可是保密的，只有代表才有资格学习，规定不准随便对外说。一保密我更以为这代表是真的了，这待遇明显比看《参考消息》还要高。其实召开这样的会议，本是冲着那几条语录来的。但学校当局对最高指示精神也没吃透。第一天教导主任作的学校工作报告中，就大谈升学率，大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几个因素一合拢，我就把小学一年级时看的《骄傲的将军》统统忘记，在小组讨论时大放厥词。我说，我觉得“考试方法把学生当作敌人，搞突然袭击”没什么不好。我就常在复习时把自己当作敌人，突然袭击。解放军练兵讲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胸中要有敌情，我们读书也一样。要使学到的知识牢固，就得像对敌人那样去考，考来考去考不倒，这才是硬本领。我说这话时，教导主任对我眯眯地笑，我还看见旁边有老师往会议记录上不停地记。别人发言没那么受重视，我很得意。后来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越来越深入，我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也越来越深刻。班里的同学除了中队主席没别人听到，她好像也忘了这件事。但当时在场的还有别的班的学生代表，没准他们会想起来。那个中队主席也可能再想起来。运动中人的记性都变得出奇地强，就像神经衰弱者脑子里的声像一样。还有那本会议记录，不知道还在不在，想来是要锁在档案柜里的。要是被谁拿出来一翻，白纸黑字，我要赖也白搭。运动深入到砸烂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窝—学校党支部时，我差点要向白衣大士祷告了。一个学生代表，居然敢在师生代表大会上公开跳出来攻击毛主席指示，可见党支部等等等等，一切是多么顺理成章啊！如果这个人不是我，我也觉得这个突破口是选得太好了。但我没有董存瑞的境界，为冲垮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面防线，甘愿自我爆炸。况且我牺牲了也绝对当不了烈士。揣着这么一块心病，我写老师的大字报手就发抖。给他们上多高的纲，等于以后别人给我上多高的纲。我少给别人上纲，好像别人以后也会对我实事求是，多加照应。我还怕知情者看到大字报上我的签名会突然触发，把一切回忆起来。反正我觉得我的脑子复杂透了，远远超过了初中生的复杂。这事又不能对任何人说，连阿爷阿娘母亲都说不得。我就一个人闷在肚子里反复盘算，一旦事发，是活赖好，还是老实坦白好，若坦白，怎么能把阿爷阿娘母亲都撇清。小学二年级，为了那句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反动话，已经叫他们大大受了惊吓。这回，“史无前例”时期，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受连累。我心思一空闲就想，故而那段时间整天像便秘似的神气郁郁的。

　　后来档案室也冲了，黑材料也烧了，校长与教导主任们没有我也照样名字上被打了红的黑的大叉，总不见有人揭发这件事，我的胆子便慢慢地大起来。我这人，只要肩头没事，心里就转念头要出名。这时，金老师来找我，说三班有一批同学要甩一个重磅炸弹，邀请我们六班派人去参加。他让我去，另一个人选由我找。我就找了“狐狸”，“狐狸”那时还没加冕“狐狸”这个绰号。我以为他跟我不错，并且他是写大字报的快手，在同学中的威信蒸蒸日上，我暗暗想跟他套套近乎。

　　三班的那批同学都是原来的“红人”，有中队主席、大队宣传委员、团员什么的，跟他们围着一张由十来张课桌拼成的大桌子讨论问题，我也觉得挺有面子。他们要甩的重磅炸弹，就是要把他们的班主任政治老师查某某揪出来。查某某也是教工中的运动活跃分子，是他第一个贴大字报声援学生炮轰党支部，又在教师中组织了第一个战斗队——“不争春”战斗队。他们给他的帽子是“深山老虎”“阶级异己分子”。首要根据是他出身富农，六四年被部队精简到了地方，而他恬不知耻地说是“转业”。其次就是他们七拼八凑起来的他的反动言论。我与查某某素无瓜葛，我是被请来对他的反动话上纲上线的，所以我特别卖劲。这是个好机会，可惜我卖力过了头，在一次发言时用了个我不太熟悉的形容词：“赤裸裸”。亏得我当过两年语文课代表，没把它念成“赤果果”，但把它念成“赤棵棵”了。我还“赤棵棵”“赤棵棵”地频频说了三四次，说得旁边一个同学耳痒难熬，纠正说：“赤裸裸，不是赤棵棵！”一桌子人哗地笑了起来，我顿时觉得舌头缩到了肚脐眼里。这还不算，两天后我遇见班里的一个同学，他突然兴高采烈地喊道：“喂，赤棵棵。”我听见差点窒息了过去。从此，我看透了“狐狸”的为人，跟他怎么也热络不起来了。

　　这回一炮打哑，叫我对校园风云失去了兴趣，就跑到几所大学去看大字报。那时学生串连乘车已经不用买票，这都是北京来的红卫兵的功绩。北京来的红卫兵当时有两大功绩我是很拥护的，一条是学生乘车不买票，到哪个上层建筑单位都能大摇大摆地进去；另一条是改造了上海的弄堂小便池。过去的弄堂小便池，都是一面靠墙，一面敞口，两侧只有半米来宽的胸墙。女同胞走过那里，一律要目光转移，作出特别正经的样子。我曾用这小便池作过例子，说明约定俗成的力量。矮矮的胸墙对目光其实只有象征意义，像孙悟空用金箍棒在地上划的圈，它用无形的道德力量来抵御邪恶。红卫兵是唯物主义者，对这种唯心主义的力量当然不能放心，故而一来就对那些伤风败俗的小便池开刀。我看到有一处，用竹篱笆与砖块把小便池堵起来，在旁侧墙上用墨汁画了个大大的箭头，并书：“这是厕所还是牲口圈，有没有一点无产阶级的耻辱，勒令二十四小时里彻底革命！北京红卫兵”。好家伙！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上海弄堂小便池，几天之内全部改观。胸墙砌得高过头顶，并且两边包抄过来，把敞口的一面遮住，只留下一道窄缝。后来又有改进，让一面胸墙像加长围巾似地甩到另一面，把那道人进出的窄缝开在旁侧，利用目光不能拐弯的物理原理，把小便池包得严严密密，万无一失。到这样的小便池面前，一切有露阴癖与窥阴癖者望此息心，立地成佛，性犯罪率顿时直线下降。文革过去了那么多年，北京红卫兵建立的这些丰碑，到现在还在上海的深弄小巷里耸立着，看来是否定不了了。

　　近来我读到周予同先生早在一九二九年就写的《“孝”与“生殖器崇拜”》一文，恍然大悟，原来红卫兵的这一革命行动不是没来由的，自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呢！怪不道要万年流芳。

　　六六年的八月上旬，学校里除了正统的红卫兵外，又出现了造反红卫兵。造反红卫兵的司令，说起来与我还有过一段小交情。他姓秋，六六届高中生。秋司令读了三年高中，在班里一直没冒尖，连个团员也没混上，而他们班恰恰又是全校又红又专的标兵班，两个学生党员都出于斯（后来都是正统红卫兵的头头），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团员。秋司令胸怀韬略，一直装傻。外号“邱吉尔”，据说是因为他姓秋而又有个牛脖子，但他毫不介意，当时高中生中有接受这种带贬义绰号的雅量的并不多。六六年寒假刚过，他从旁门左道获悉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精神，就是有关“考试把学生当敌人，搞突然袭击”，“上课允许打磕睡”云云，便敏感到机会降临了。他马上给党支部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称，即将离开母校，不禁“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对教育革命问题想得很多很多，怀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一腔热血，“豁出去了”。（此乃徐寅生在著名的关于乒乓球报告中的卷首语，当时在学生中非常流行，动不动就“豁出去了”。）他的思考成果，就是“考试”不能“把学生当敌人”，“上课”应该“允许打瞌睡”等等。学校当局也接到了毛主席指示，随即收到这样恳切的长信，如获至宝，立即全文转抄公布，又在校广播台里一天播送几遍。紧接着召开师生代表大会，他理所当然地上了主席合。我们学校是全区第一所召开师生代表大会的学校，党支部书记的白面尞面尞的病容，在那段日子里也熠熠生辉，简直拍新闻照片可以不用闪光灯。可惜记者没来采访我校，却去报道了后于我们召开这种会议的一所区重点中学，就是我当初想考而没有考进的，因此我也替党支部书记气了一阵。但秋司令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会议休息期间，有多少女学生代表，尤其是初中的，捧着笔记本围着要求他签名。他一概谢绝，讷讷地说，他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消息传开，更增添了人们对他的景仰。他和我编在一个小组。一次讨论中他知道我家藏一本手抄的《毛主席语录》，希望能借他读几天。我战战兢兢地回家和母亲商量，把他大大地吹嘘了一番，母亲破例表示同意。借给他后我天天在担心，要是他长期不还该怎么催讨。一星期后，他守信地把那手抄本还给了我，并指出原来书页里就有个酱油渍印，而非他所为。我斗胆希望他在这上面题几个字。他犹豫了一会，拔笔在扉页上题道：“学习毛著不动摇，红色江山万年长。”我一看这字，就知道他今后必做大官——金蛇狂舞，没点气派不敢写得那么脚手的。亏他读了一遍，否则我休想认出来。

　　在六六年八月上旬的时候，造反红卫兵在校园里还是鬼鬼祟祟的。秋司令本来是稳坐正统红卫兵的第一把交椅的。他率先贴出炮轰党支部的大字报，轰的就是党支部召开伪师生代表大会，对毛主席指示阳奉阴违，挂着教育革命的羊头，贩卖修正主义的狗肉。由他这个坐大会主席台的人来揭这个间题，当然非常具有权威性。可惜的是他老子实在不争气，临解放了还去开了爿小五金店．开小五金店犹可，又去参加了蒋经国的“打虎队”，参加“打虎队”也罢了，偏偏跟隔壁邻居兼姐夫的吵架，跟邻居兼姐夫的吵架还说得过去，万不该一封信告到供电局，说他姐夫在大火表上做手脚。惹得姐夫火起，把检举信投到他单位，大字报糊到他门上，“打虎队”的老底抖落得一干二净，害得他儿子秋司令只好另拉人马，在校园外头打野食。为了表示他们的存在，像地下党贴传单似的，三天两头派人悄悄在校园里贴出几张“通告”、“海报”，声明要于某月某日某时杀回学校闹革命，同正统红卫兵共同促进学校运动迅猛发展，弄得正统红卫兵草木皆兵，神经衰弱。我那时不知道种种内幕，皆因为第一批红卫兵没有发展我，对正统红卫兵的路线很有点不满。看到造反红卫兵的通告，想到同秋司令的小小交往，我的同情心就自然偏向了他。这天，我到学校里去，又见到造反红卫兵的一纸声明，但已经被正统红卫兵用大字标语覆去了大半。从露出的尾巴看，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声明保留一周，下署的日期才过去三天。我想起在复旦校园里所见，两派论战虽然激烈，嘻笑怒骂，尖酸刻薄，但写好保留几天，对方决不会提前盖去，以示自己的虚弱。这么一想，我觉得正统红卫兵做得太过分了点，不禁想出头仗义执言。我就坐在东大楼外花园的石沿上，将纸放在膝头，一挥而就草成了一篇呼叮团结起来，把矛头对准走资派的大字报。然后，我就去找纸笔。偏偏从来敞开供应的纸笔这一天全部断档。我找了一个多小时，结果在沙坑里拣到两根拔去头的光笔杆，一支上粘有已干硬的米粒，大概是被用来当筷子的，白报纸一张都没有。这张大字报到底没能贴出去。

　　两天后，对“狗崽子”的专政就开始了。要是我的这张大宇报露了头，正统红卫兵非把我的脑袋打起几个包不可，真是好险啊！

　　险事还在后面。

　　就在“红色恐怖”后的第三天傍晚，我奔秋司令家去。这是我在床上啃着指头想了两个晚上做出的决定。我瞒过了阿爷阿娘。好在他的家离我家不远，就在洪流家大楼斜对面的弄堂里，过去只要五分钟。我随身带着用传单空白的反面订成的一个本子，大三十二开，封面上是我自己用蓝色圆珠笔画的毛主席像，画得还不致于被当作丑化领袖形象而抓进去。宝像下面是用毛笔蘸红墨水写的两个楷书：“剑缨”，这是我研究了毛主席诗词后，找出来的两件武器，拼起来做我的笔名。本子里收有那篇没能贴出的大字报底稿，以作为献给秋司令的联络图。秋家我没有去过，但我想，小小一条弄堂，张嘴一问肯定能找到，“秋”不是个大路的姓氏。后来我走进弄堂，不问就找到了他的家，大字报还在门口贴着呢．这是他姑父写的续篇，实行斩草除根的政策，连秋司令的名字、劣迹一并囊括在内。大字报的一只角已被风揭去，看来贴出有些日子了，秋司令还让它保留着，并不撕去或覆盖，磊落的政治家风度，相比之下，我更觉得正统红卫兵的做法有些“鸭屎臭”。他家门口有几个人围着张春凳在吃饭。我打个问讯，有个头发灰白的老太婆抬起头来：“你找他干啥？你是哪里的？”“我是他学校里的，我是初中的，我跟他认识，我……”“他不在，他好久没回来了。”“噢。”我非常失望。我听说正统红卫兵正派出小分队抓他，小分队里有原校田径队、射击队、篮球队、击剑队、乒乓队的成员，他不回家本来也是应该想得到的事。我正打算回去，一抬头，看见二楼的小窗里探出个赤膊的身影，正是他。我叫了起来：“咦，他不是在吗？”那老太婆，估计是他的母亲，忙说：“不对，你看错了，这是他哥哥。”我相信自己没有看错，戴眼镜我的矫正视力有1.5，但对方的苦心我也能体谅。于是我说：“我是他的朋友，他认识我的。”我大声地报出自己的名字，还道地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明写法。我是说给楼上的他听，希望他能主动出来。可是他不出来，我伤心了，搭头搭脑地往回走。快走到弄堂口时，突然听见后面有人叫：“小弟弟，你等一等。”我站定一看，另一个老太婆从后面追上来。我想，这大概才是他母亲吧，他叫她来唤我回去。她跑到我跟前，说：“小弟弟，你找他，他是在家里。现在他从后门出去了，大概去乘电车，你快追上去。”我觉得这简直有点像电影里的地下斗争，兴奋得还没跑就喘了起来。我刚要开步，她又一把抓住我手臂，压低声音问：“他在学校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是不是反革命？”我一看她神色，就知道自己全盘弄错了。那老太婆不是他姑妈定是里弄干部什么的。我感到一阵恶心，挣脱手就跑。

　　我一口气跑到车站，见秋司令还在。他倚在一家商店的檐下，绞着脚，军帽的帽沿拉得低低的。我走到他面前，自尊心突然叫我失去了招呼他的勇气。刚才他实在不够意思。我能原谅他，不过他得主动来叫应我。我就站在他面前死盯着他看。我看到他抬起眼来，我感到我们的目光磕地一碰，我心头一颤。紧接着，他的目光“嗖”地避开去，直望着行道树的叶子。我的心尖痛起来，心痛变成了胃痛。这就是我准备弃家出走，跟他去闯荡江湖的人吗？英雄？狗熊！连我这样的老实头也不识，还干屁的事业。我愤愤地掉过身，朝着家走去。走了一段，又听见有人喊：“小弟弟，你的东西掉了。”我回头一看，《剑缨》掉在身后七、八步远的地方。我过去拾起来，只见封面上的宝像已被人踩上了一只鞋印。我吓得哭了起来。立刻有人围上来问我。这回我“福至心灵”，没有把哭的原因说出来。

　　秋司令后来是校革会副主任，是到崇明去的领队。我领到通知后的数日，在校园里与他邂逅相遇，他先笑着同我打了个招呼，又说了几句不咸不淡的话。他已经知道我将是他的部下。我后来参加的组织，与他是对立的，但他的姿态表示他既往不咎，希望我在他马前效力。

　　这也是叫我起念割断母校脐带的一大原因。

　　十四

　　因为跟洪流走，就得提早十来天，这样我离开上海的日子就相当紧迫了。一有空隙，我就（音如se,去声，宁波、嘉兴等地方言。动词。匆忙去某处转一下；乱跑乱窜。见《简明吴方言词典》第377页）到洪流家去。我要抓紧时间了解他。他已经不是我过去熟悉的他，这点是肯定的，否则他不会当头头。我得要搭得够他。他也忙得很，十回总有七、八回不在家。候到他回来，也常常酡颜酒色，又跟着五、六个同学，挤挤的一屋子。他把他的这些朋友都慷慨地介绍给我，但他们都并不到崇明去，所以我也记不住。他说这次同去有几个他最要好的同学。一个姓汪，叫铭全，与他同班，绰号“汪精卫”，简称“老精”。一个姓郑，叫国梅，也与他同班，是女的，也有绰号，叫“汤婆子”，或者叫“汤司令”。这两个都是红卫兵排长，是他们一派中的铁杆，共过生死的，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角色。四年后，我从农场回来，听见谁表白他甘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就立刻从骨子里断定他不是坏蛋就是傻蛋，而那时我听到他有这样的朋友真是五脏六腑地佩服。洪流自己也有绰号，叫“绣花枕头”，不过一般只知道叫“阿花”或“花花”。他问我中学里的绰号，我不肯透露。为了使中学里的绰号从此不像影子那么追随着我，这也是我毅然提出跟他走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笑着说，他认为“老嘎”这个绰号不错，别致，叫得响，他希望我能同意他把这绰号传播开来。我火了。难道能允许开历史倒车么？我向他严正指出，绝对不能让他的同学、我今后的农场同事知道我叫“老嘎”，连偶尔漏一句嘴都不行。如果他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我就立刻离开他。他笑了，然后发誓，决不在任何场合，哪怕说梦话，漏出“老嘎”来。要是漏出来，他就当众让我掴他十记耳光。不过他又很诚恳地说，他也讨厌叫绰号，然而一般的人水准低，他们喜欢叫绰号，琅琅上口，有趣，一记就记住了。他们不懂尊重别人的人格。你要同他们打成一片，你就要习惯这一套，否则你就把自己孤立出来了。毛主席叫这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你只要不认真就可以了，只要在自己内心保持尊严就可以了。你就把绰号看作一种符号，一种没有什么意义的符号。名字也不过是一种符号，叫一、二、三、四都可以。你管他们叫什么！国民党把共产党叫共匪，毛主席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你要是一下子不习惯，就自己挑个好听点的，先叫出去。只要有了绰号，就像茶叶冲了一遍水，再多冲就没啥味道了。对他这番金玉良言，我还是不能接受。果然，几乎是到农场的第一天，我就有了个新绰号。我想到洪流的忠告，多少坦然了些。

　　洪流总是说要同我到“老精”与“汤司令”家里去，或者说“老精”与“汤司令”等会就要来，但我总是见不到他们，惹得我心里痒痒的。为了弥补，洪流介绍我认识了他的长胡子的朋友，四号里的爷叔。在洪流嘴里，爷叔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文武双全，智勇皆备。他当过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区分部的头头。红色工人者，即临时工也。爷叔所以长期以来做临时工而没有转正，就因为他的一手车钳刨技术实在太出色，做固定工是大大浪费了。不要看临时工，洪流说，临时工工资高，要比固定工多一倍，而且人自由，想在哪儿在哪儿，不受头头的气。他干过的单位，都几次要求他转正，他不干。后来文革来了，看看势头不对，想转正了，于是他参加了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一月风暴”后，这个总司令部作为经济主义组织被吹掉了。目前他找不到活干，也不急于找活干，赋闲在家，靠老婆的工资过日子。他老婆是毛纺厂挡车工，工资很高。老婆出钱养活他，还在家里供他驱使。他说一句是一句，每顿都有几样好菜可以扳扳老酒。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呢，洪流对此佩服得不得了。爷叔文的可以下象棋，武的可以打相打，都是名望赫赫的。他还有些朋友更为了得。一个牛老师会拉据琴，这是我生耳朵以来头一回听到。还有个皮老师八卦掌得自武当山和尚的真传，曾一掌打断人家的一根廊柱，可是能经得起这一掌的地方不多，故而他现在是宁肯挨人家的耳光也不出手的。拉锯琴的牛老师十分佩服皮老师的八卦掌。洪流见过牛老师的锯琴，当然对没见过的皮老师的八卦掌仰慕不已。洪流有空就要到四号爷叔那里去，听他吹吹在社会上闯荡的诀窍。据洪流说，“老精”他们也跟爷叔熟得不得了，佩服得了不得。我第一次到爷叔那里去，爷叔就邀我下棋。我不敢显丑。爷叔说，琴棋书画，是过去读书人的基本功，下棋，可以看出一个人胸中通透不通透。我为了让他看看我的通透，第一盘执先，竭尽全力，把读谱看来的王嘉良顺手炮横车对直车的套路如数用上，结果大获全胜。他不知道这是王嘉良赢他，而不是我，不由得大惊失色。他连说，二十年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对手，这次我要用心，要用心。第二盘由他先走，当头炮，我应了个屏风马，走到十步光景，我又套上了屠景明的《开局入门》里的一套变着，骗到了他的一只大车。两盘赢下来，洪流在话里暗暗向我甩令子。其实我那时已没套路可用，实在黔驴技穷了。奈何爷叔这只老虎经不起吓，这一盘撑仕上相，棋子都固守在自己河界这一边不肯过来。后来我同他斗子，七斗八斗，斗了个平局，他松了口气。三盘弈完，日当正午，他老婆把他的酒莱端上来了。他邀我陪他小酌几杯，我忙说不会，洪流也替我证明。他于是对我的额角看了又看，说：“你这个人聪明，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聪明的人，你以后有大出息的。洪流，不是我贬低你，你这个同学今后出息肯定要超过你，你这个朋友是轧着的。”从爷叔家出来，洪流连连对我说：“怎么样？你放心了吧。我说你来事的，我一直就说你来事的。爷叔现在也这么说。我介绍给他那么多同学、朋友，还没听见他这么夸奖过人。好了，你放心好了。前一阶段你运动参加太少，所以对外界有点隔膜了。不要紧的，这种东西我们熟悉起来很快很快的。巴尔扎克的小说你是看过的，怎么，没有？我以后想办法借给你看，你一看就知道了。真的，这很容易，你不要不相信。跟那班人混，只不过是第一步，就像屁弹过。以后我们要干大事的。你以后有了出息，不要忘记拉兄弟一把。”洪流这么说，我觉得更应该把王嘉良和屠景明暂且保密一下。人多点本领看来总是好的，可惜我的本领不多。我想起来还记得一套杨官磷的“仙人指路”，回家演习演习，再让爷叔见识见识。

　　但回家以后，我心潮难平，不能回忆“仙人指路”，倒诌出了一首不合平仄的七律，题曰《赴崇前夕咏怀赠友人》。后面半首是：“漫步无心谈雄略，革命有志成大事。莫道前程多泥泞，冬雪便是春雨丝。”我用毛笔抄好，要送给洪流。这诗还没送到他的手里，洪流却已同我分道扬镳了。

　　除了到洪流家去，我就是准备行装。

　　我的行装太简单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清清楚楚。一只皮箱，真皮的，不是合成革的，然而是东洋人来逃难时阿爷随身携带的，因此它的皮张比重磅牛皮纸还脆些是不足为奇的。送行李前用稻草绳结结实实地捆了几百道，总算安全运抵目的地。皮箱有士林蓝布的衬里，箱盖的衬里上还缝有一只有漂亮皱褶的半月形袋袋。这个袋袋里藏有我的贵重物品，一张十元票面的人民币，五张叁斤票面的全国粮票，一块肥皂，一包火柴与一个阿娘自制的棕色灯芯绒的大针线包。当初出门时，听说乡下最匮乏的是肥皂与火柴，到农场，才知此言大谬。场部小卖部里别的没有，肥皂火柴倒尽有。由此强烈感到崇明确实隶属于上海，还在天堂的边缘。不过那时有传说要把崇明仍划回江苏去，因此这上海的肥皂与火柴我也不敢轻易动用，放着放着，渐渐熟视无睹，好像东海龙宫里的镇海针一样。一直镇到四年后上调，发现这两件宝贝还留着，觉得又生出了纪念价值，便放在原处完璧归赵，反正回来的行李也不用自己搬。十五斤全国粮票是准备万一打起仗来，上海与崇明的水路不通，从海门方面辗转逃难时用的，后来仗一直没打又一直说准备明天就打，这粮票当然始终不敢拿去换鸡吃。那时十五斤全国粮票可以换一只不小的鸡。十元钱更不用说了。后来我读《田中角荣传》，看到田中的母亲在他第一次出外谋生时关照说，一个男子汉身边随时要拿得出十元钱，我发觉这十元钱一下子使我同这位日本首相平起平坐，心里真是高兴。在伟人身上发现我也具有的品质，这是有一个时期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的原因。

　　这几件中唯有针线包的用途最大，那是不必赘言的。

　　在我所有的衣服中，只有三件是没有补钉的。一件是蓝卡其中山装，这是六二年过世的舅公生前穿的。舅公就是阿娘的嫡亲弟弟。他死于胃癌，阿娘说癌不传人，就把这件衣服要来了。这衣服阿爷曾穿过几次。但舅公将近一米八十，阿爷则一米七十不到，虽然阿爷穿衣服很不讲究，但总嫌太空，且他又穿不惯中山装，后来就一直没穿。那时我才一米四十几，但阿娘对我在发育期里一窜头抱有充分的信心，就把那衣服包好樟脑丸垫在箱底耐心地等待着。结果我还是没有达到这衣服的标准，勉勉强强才一米六五。下乡去，要出客的衣服，阿娘没奈何把这件中山装翻出来，把袖子和下摆摺进寸把。她不舍得摺进太多，她总认定我还会再长。后来见我不长，就连连叹息说是让担子压矮了。

　　还有一件是母亲后来的丈夫的旧工作服改的，细帆布的。若干年后他跟母亲闹翻，提出曾经付出过多少多少，倒把这一件重要的礼品给忘了。在我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十来年中，我只记得受过他这么一件恩惠，也许还有几包饼干什么的，记不得了。但“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所以我是不该把这件衣服的重要价值忽略不提的。这是我在农场期间穿得最多也最经得起穿的一件衣服。穿这件衣服，用不着特别当心，结果我的肌肉就最放松。穿好衣服肢体拘谨自不必说，穿破衣服肌肉也紧张，稍不留神，动作幅度过大，背部或肘部说不定会“磁”地撕开一大片，特别是在出汗的时候，这我有经验。这件衣服虽然后来背部与两肘都贴上了两大块，但毕竟老底子是细帆布的，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动作。那衣服早先是藏青的，给我的时候已呈斑剥浅蓝色。我要求阿娘将它染成棕色，因为棕色最接近泥土的颜色，一沾上土就能拍掉。我再要求将钮扣改成拉练，开两个斜插内贴袋，下摆处装一条寸把阔的宽紧带，这样就成了茄克衫。我以为茄克衫要比旧工作服像一件时装。但是，无论怎么洗怎么染，左胸口原来印有“安全生产”字样的印子总是抹不去。我心里嘀咕了好些时日，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四个字是这件衣服最值钱的部分。那年月，哪怕你穿得再挺括、再时髦（当然不可能是西装革履），与一件皱不拉叽的印有“安全生产”的正宗工作服一比，苗头立刻被比了下去。街上“皮子”（衣服）挺的都是插兄，穿“呢中（山装）”什么的都是插兄，真正上海户头都随随便便地穿件工作服。工作服后来盖过了黄军装，这点上海的青年都知道。我真后悔当初将它染一染改一改呢。

　　对这件衣服说了这么多，我想是对得起它了。

　　我还有件衣服是比较高级的，海虎绒里子的短大衣。那是母亲的一件海虎绒大衣改的。不是为我改的，是为我的亲生父亲改的。大概在五七年与五八年之间，是母亲与父亲复婚以后。那时流行男的穿蓝卡其驼毛夹里双排钮列宁装短大衣，父亲提出这海虎绒大衣反正穿不出去（穿出去像资产阶级少奶奶似的），挂着也要蛀掉，让他改短大衣穿吧。母亲同意了。为了这件事，阿娘总嘀咕，说母亲同人好起来“就像头扚落一样”（注：扚,音如die,动词，用手指使劲掐。见《简明吴方言词典》第5页）。后来他们再度离婚，父亲也没把这件短大衣带走。当十年后为我取出来时，蓝卡其面子已经闷（，音如su,朽坏的意思。见《简明吴方言词典》第328页）。再说双排钮列宁装早已没人穿了，于是再扯了本白的龙头细布来，染成棕色，重做面子。虽然面子是比沙卡还低档的龙头细布的，但里面是真价实货的海虎绒。看上去毛没有买来做领子的新海虎绒长与柔软，但阿娘说，到底老货硬扎，不会脱毛。我仔细看看，果然有七彩的光晕蕴藏在毛丛中，像水面上飘浮着一层油花似的。穿上这样的衣服，就可以冒充败落大家的子弟。在中国，败落大家的子弟，无论表面上怎么被人看不起，骨子里是很受人尊重的。冬天罩在这件衣服里面，我从骨子里感到这一点。

　　其余的衣服，无论当初阿娘母亲与我怎么费心为它们打过补丁，今天都不值一提了。

　　除去衣服，我带的就是书，满满一旅行袋的书。被洪流一鼓动，我真把崇明农场当“昭明书院”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闷头读过书，这是后来说起来最值得我自豪的事。倘若给宣传起来，还真有点先知先觉的味道。到六六年十月后，红卫兵差不多都串连去了，“红色恐怖”连执行者也觉得乏味了。我也蠢蠢欲动想免费去游历祖国大好河山，阿爷阿娘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关键还在我。我被红卫兵整过一阵，懦怯的本性像染二遍的衣服的本色一样泛了出来，怕出去让人查问成份怎么办。一些好朋友，像洪流、熊时杰等，都不打个招呼，跟他们的同学一起开路了，这使我伤心得很，更觉世态炎凉，人心难测。所以心底里我还希望阿爷阿娘能阻拦阻拦，这样我可以把责任推到他们头上。除了和弟弟一起跑市内的文艺团体、大专院校权作补偿外，我只有读书。“无聊才读书”，鲁迅早就点穿了。

　　我攻读初三及高中的数理化。“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话从六四年就开始批判了，所以印象特别深。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已经重理轻文，科学家、工程师都是一个男子的追求目标，文学家与医生、教师，那些留给女孩子去憧憬。我是到农场后看看数理化实在没戏可唱，才改行搞文学的，一改就再也改不回来。那时候，我还期望高考制度能够恢复，故而愣攻数理化。开始书由母亲从市工人文化宫图书馆借来，没多久，图书馆关门清理，我就断了书的来路。母亲店里有这种书，但她一向公私分明，上柜的书她从来不会开口去借。她以前借给我看的连环画与小说书，都是职工图书馆里的。数理化教科书职工图书馆里没有，况且这个图书馆也封了。当然可以去买，但一本书旧的也要八角一元，总不舍得。这样的书，习题做完，知识学到，放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从小学五年级起，就用隔年的旧课本或印刷厂的处理课本，这样每本可以省一角来钱，但至少要有一个星期得借同桌的书看。故而我直到今天不敢用笔在自己的书上划划写写什么的，总好像这书以后还能卖出去，别人买到这样的旧书会不致于觉得原来的主人太讨厌。同时，我还不大肯买书，我宁可借书来抄，觉得抄一遍抵得上读两遍，又练了字，真是十分合算的事。我当时不肯要求母亲买，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不敢保证我准保能将买来的书啃完。我心里还惦记着运动，也对这样地走白专道路有些不安。母亲从图书馆借回《数理化自学丛书》的《代数（三）》来，我啃了两个月没有啃完。买了书就有经济责任，我不愿承担这样的责任。

　　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上门去看书的地方，就是河南路福州路转角上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门市部”。这里一贯实行开架售书，到六六、六七年还照样开架。七十年代好像闭架过一段日子，但不久又开架了。这里真是个“世外桃源”。

　　我是多么怀念那段日子里那地方弥漫着的宁馨的气氛啊！

　　雪白的屋顶，赫红色的磨石子地坪，奶黄的书架，满架满架琳琅的书。那时，那里人迹稀少，整个大厅里连营业员不过二三十人，像浩淼大海里星星点点的几座岛屿。没有人高声说话，没有人蹬蹬踏步，喇叭里没有进行曲，门口没有锣鼓口号。走进这里，就像大暑天走进一片浓荫里，舌根会分泌出甜津津的汁液。又好像从大海里游泳归来，躺在金黄的沙滩上，毛孔能摄入无穷的意味。耕植这块绿洲的好人们，我今天向你们的惨淡经营致以姗姗来迟的崇高的敬意。

　　当然，这一切只有在回忆起来的时候，才显得那么恬静，那么完美。回忆就是诗。那时，我发现了这个好地方，随即又害怕起来，怕被营业员看破我并没有买书的愿望，把我轰赶出去。我在书架前装模作样地徘徊了良久，才抽出一本早已看准的《代数（三）》来，随便翻看了两页，向四周瞧瞧，没人往意，便从书架旁挪开几步，将身子斜靠在离书架一米远的玻璃柜台上，翻到我要看的章节，瞪着眼看了起来。一刻钟左右，我又向四周瞧瞧，再从柜台边走到书架旁，继续往下看。就这样一刻钟换个地方，在柜台与书架之间移来移去，居然让我看了两个小时，看到了打烊铃响，看完了整整一章。第二天，我口袋里装了钢笔和自订的笔记本，大模大样地推开玻璃门，直奔书架。经过半夜的逻辑推理，我得出结论，越是大大方方就越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这回一气看了半个小时，正想伸手到裤袋里去掏本子出来做习题，突然发现有两只眼睛在盯着我看。这是个又胖又大的女人，滚圆的脸，滚圆的眼睛，敞开的领口里露出滚圆的脖子，滚圆的胳膊上紧绷着紫红色的营业员袖标。我心头一慌，手忙脚乱地把书往架子上一插，赶紧离开。没走几步，只听后面一声喊：“回来！”声音那么洪亮，在空寂寂的大厅里听来真像打雷一样。

　　“叫我？”

　　“你过来！”

　　“干什么？”

　　‘你看你把书弄成什么样子？”胖大嫂把书扬了扬。我插得太急，封面的下角像鸟翅膀似地向外翘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把裤袋按住。我怕胖大嫂铆牢我要我赔。而我那只瘪瘪的塑料票夹里，除了学生证，只有张珍藏了三个月的伍角零用钱。

　　“你口袋里藏的是什么？”

　　“没什么。”

　　“把东西拿出来！”

　　我突然弄明白她的意思，满腔的热血沸腾起来。有生以来还没人怀疑我做贼，这个胖女人竟敢这样怀疑我。“啪！”我把裤袋里的笔记本、钢笔、塑料票夹重重地摔在玻璃柜台上。她拿起我的笔记本来看了看，说：“噢，你带这个。”我一把夺了过来。要不是慑于文攻武卫的威力，我早一巴掌掴上去了。打在这样厚的肉膘上一定非常响亮，像放炮仗一样！我在回家的路上细细地想。

　　第二天我又上书店去。不去倒像是怕她了，好像书店是她开的了。偏要去!

　　一进门，我就看见胖大嫂站在书架旁，胖大嫂也看见了我。我犹豫起来，到底值得不值得跟这种人去斗？

　　“你过来。”胖大嫂老远地向我喊。我的两条小腿肚像装了马达似的不争气地突突抖了起来。我与小腿肚斗争着往前走，胖大嫂也迎了上来：“喂，你来看书是不是？”

　　“不许看？”

　　“没人跟你吵架，犟头倔脑干什么？”滚圆的脸上滚动着一团笑，“看书要懂得爱护书，书弄坏了我们卖给谁？”

　　真是不打不相识。后来我的地位与日俱增。开始我把书摊在柜台上站着看，以后升级到坐在营业员拿书用的踏凳上坐着看，再以后坐在胖大嫂端给我的方凳上，把书摊在柜台上看。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自学完了平面几何与高中代数，并开始向三角进军。罗曼·罗兰说：“因为生活的时间不多，你倒反过了双倍的生活。”因为读书的条件不好，我倒反读了双倍的书。

　　到临下乡的时候，我是发狂般地买书。不仅以前舍不得买的要买，就是已经在河南路书店里读过的，也统统再买。我配齐了一套自学丛书，还买了樊映川编的《高等数学》。据说樊编的本子最好，当时旧书上下册也要一元一，加习题集要一元五，我也狠狠心买下了。文科的书我带了一本《唐诗三百首》，一本周振甫的《诗词例话》。毛主席的诗词里也引用唐诗，周振甫又注释过毛主席诗词，估计这两本书不会出问题。还有一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等等。后来又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与《红楼梦》。

　　在我所有的行李中，其实最有特色、最值得写一写的是一顶圆顶帐子，它真正可以说是我的亲生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十五

　　我恨我的父亲。

　　我从懂事起就恨他，直恨到他死，本来打算恨他直到我死。

　　我恨他，是因为我对他的一切恨，统统都是白搭。我多少次声明我恨他，说明我为什么恨他，听我话的人总是不相信。而又正是他们要求我声明我恨他，说明我为什么恨他，我真这么声明了，说明了，他们就不相信。他们可以表示相信，表示接受，这要看他们高兴，看他们是不是跟我有交情，看他们有没有兴趣同我作对，但实质问题丝毫没有改观。到另一个场合，对另一批人我又要从头再来一次，又要再看他们的颜色。我终于发觉，他对我就像真理，就像列宁说的一千次宣称它被批倒了，又一千零一次地去批它的真理。我被他引进了一个迷宫，在这里面，无论我怎么走，结果总是疲惫不堪地兜回到原地。这个迷宫就是他，他就把我生在这个迷宫里。我实实在在的，对他了解得极少极少。我能说得出的有关他的一些成条理的情况，都是后来阿爷阿娘母亲告诉我的。我直接从他那里获得的，只有极可怜的一点零碎而又模糊的印象。我尚且如此，弟弟妹妹当然比我更不如。母亲与他第一次离婚时，妹妹的胚胎细胞还在母亲的子宫里游荡，他对她只是一个没有面目的幽灵。妹妹当然见过他的本来面目，然而我确信她一点也没有印象。她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她五岁的时候。我五岁那年，正是母亲与他第一次分手，对这样重大的变故，我丝毫印象也没留下。我对他的最初印象，是在我六岁的时候。我只记住他不住在家里，住在厂里的单人宿舍里。但他常来，一星期至少一次，来了就有话没话地坐一阵。我记得他的话不多，或许在家里他话不多，或许他生性话就不多，或许他只是在我的印象里话不多，这我无从查考。我与阿爷阿娘母亲总是避免谈他，迫不得已时才谈。没有红卫兵，我对他的情况就知道得更不详细。谈起他来总有些别扭，称呼就成问题。阿爷阿娘直呼其名，母亲说他干脆什么也没有，只以目光示意，我们小孩呢，大人们既不让我们直呼其名，又不高兴听见我们称他“爹爹”，这样，我们就只能叫“他”或“那个人”。说起这个“他”来，舌头上就像生了个疮似的。我记得有一次他带弟弟到公园里去玩，回来当着阿爷阿娘的面问弟弟叫什么名字。我是一生出来就跟母亲姓的，严格地说，是跟阿爷的姓。阿爷说，父亲不算是招女婿，但结婚前说好的，倘若头胎生下儿子，就要过寄给母亲的哥哥——阿爷的儿子，算是阿爷的孙子。“红色恐怖”时，阿爷把这里的区别详细地告诉我，他认为这么一来，我同父亲的干系就可以撇得更清。但这种说法似乎有出卖弟弟的味道。那时只求逃脱一个算一个，顾不得许多了。三个小孩中，似乎弟弟跟父亲的联系最多。他先有一个跟父亲姓的名字，母亲与父亲离婚后，他又有了一个跟母亲姓的名字。那天，据父亲说在公园里买雪糕给弟弟吃，弟弟就说跟他姓。回家再问，弟弟自然又复姓归宗了。父亲很欣赏弟弟的狡猾，呵呵直笑。这事我想大概是发生在他们又复婚之后。复婚之前，他怕是不敢开这样的玩笑的。

　　阿爷的儿子，我叫他阿爸的那个人，早在抗战前一年得伤寒症死了，死时才十七岁。为了叫他阿爸，我就叫父亲为爹爹，以示区别。阿爸虽然死得早，但只要我们几个小孩有不合阿爷阿娘意时，他就复活了。还有即使我们并没不合二老之意，是生活不合他们的意，他也复活。他终年站在一张发黄的“合家欢”里，频频复活在阿爷阿娘尤其是阿娘的嘴上，就像我们家的灶老爷似的，故而我对阿爸不见得比爹爹陌生。听二老说起来，他真是天底下极顶老实又极顶聪明的孩子。从来不开口讨东西吃，想吃大饼不过用鼻子拼命嗅嗅芝麻的香气而已。读私塾是没被戒尺打过手心的记录唯一保持者，读小学又几次从学校里领回一支毛笔、一方砚台什么的奖品来，后来又跳了一级。我在家里写毛笔字用的那个五寸见方的大砚台，据说就是他凭本事挣回来的奖品。这方砚台，经过抗战逃难与三年解放战争，从宁波辗转到上海，解放后，又搬了三个地方，始终完美无缺，结果却被我一失手将砚盖跌成两爿。阿娘满面血红，手已经高高扬起，阿爷连忙说：“好呃，好呃，百病消散，百病消散。人家话磨穿铁砚，希望你书包翻身。”接着他又讲了个故事。宁波当年有个七岁神童，父亲让他骑在脖颈上去应乡试。县官看他人小好玩，就说不用入场，出两个对联，对得好就是秀才。县官说：“骑父作马，”神童接口应道：“望子成龙。”县官又说：“小童生蓝衫拖地，”神童立刻道：“老大人红顶朝天。”县官哈哈大笑。县官一笑，就没事了。敲碎砚盖也就这么混过去了。从此，我就生心要挣件什么奖品回来或跳一级让阿爷阿娘高兴高兴，可是轮到我读书这些都没有了。阿爸他是那么地完美，上帝不忍让他在人间多受劫难，况且马上中日就要开战，便早早地把他召回天上去了。他是在上坟途中乘船遇雨受寒得病死的。那天雨头里，他把自己的布衫让阿娘兜着，自己抱紧双臂硬挺，为了这件事，阿娘在他死后带着母亲浑浑噩噩地跑进礼拜堂去听“讲耶稣”，差点由白衣大士改宗基督。在他死前的两天，病情曾有好转。阿娘说，我不知道这是回光返照，（后来我知道，这很难说就是回光返照。）他叫饿死了，提出要吃红烧肉。他活到十七岁还没提过要吃什么，阿娘忙去烧了一大碗肉，看他合着两大碗粳米饭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当晚他又发烧昏迷，稍许清醒一点的时候，他说听见屋面上有人在走动，有人在喊口令。阿娘说，他是提早一年知道东洋人要打进来，死前特地给家里人报个信的。照片上，他是长袍马褂小滴子帽子，脸蛋圆圆的倒跟我有几分相像。这又是件绝顶奇怪的事。我跟他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母亲不是他的亲妹妹，是出生不到一个月，被遗弃在路上，由阿爷阿娘抱回家来的。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是在十三岁那年，我去翻母亲的纸夹子时偶尔发觉的。母亲有个纸夹子，里面夹着些空白的道林纸、帐册纸什么的，也有几张她当年写过只言片语的字纸，她也夹在当中早忘记了。我看到的文字，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是她写的离婚诉状的引言部分的部分。我还看到一封信的后半段，上面写着，这两天父母用各种手段逼我结婚，我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我心里痛苦万分，希望你能来救我。我一看就知道了，这是她在向她的一个恋人呼救。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对这封信具有超常的判断力。信中的措词，也可以作别种的解释，那个“你”也可能是她的一个小姐妹。但我一下子就认定“你”是个男的，这个人有可能成为母亲的丈夫，这么一来，我这个人就没有了，母亲与他生出来的就不是我了。真是好险啊！不知怎的一来，这个“你”没有骑着白马赶到。母亲落到父亲的陷阱里，结果就生出了我。围绕我的生命曾经进行的那场战争，把我的背脊吓出了一层潮涊涊的冷汗。我为什么要知道我的出生曾有那么多的风险呢？我觉得自己的心荡了起来像荡秋千一样。别的孩子，爸爸妈妈，阿爷阿娘，外公外婆，甚至阿爷阿娘的阿爷阿娘，外公外婆的外公外婆，都可以说得清清楚楚，我却疙里疙瘩地说不清，我有点像“宝莲灯”里的沉香了。我真后悔为了刻花，到母亲的纸夹子里去翻高级纸头。我要是不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幸福啊，本来我不想知道的事情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偏偏还要让我知道，知道了就不能再不知道。以后几天，我暗暗观察阿爷阿娘与母亲，看看有没有以前我不曾留心到的异样的地方，不像亲生的地方。没有。母亲照样买好吃的东西回来先要敬两个老的，阿爷阿娘照样把好菜省给我们小的，他们照样对母亲与我们要骂就骂，要打便打（这是针对我们屁股的），毫不客气，母亲照样对他们百依百顺，吃白衣素，看不出有什么不满。一切像真的一样，我放心了。

　　若干年后，为了让我到上红总部、市委接待站等地方去问成份时能把问题充分地说清楚，母亲不得不将第二份离婚诉讼书的副本向我公开，对弟弟妹妹还是保密的。我在读这个文件时，眼梢眇过去，见母亲看着我的目光像破棉花胎一样又黑又硬又重。在这一刹那间，我觉得她脸色枯黄，额头与两颊的老年斑骤然增多。我睁了睁眼睛，幻像消失了，母亲还是显得非常年轻的，在她的同代人中，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照理，我应该这么对她瞧上几个滴答，以表示文件的某些内容引起的我内心的惊恐。但看到她那样的神情，我不忍心再演戏去吓她。我无动于衷地读下去，她一定在心里奇怪，我怎么能这么沉得住气。我将报告纸掀过一页，她起身走开了。她起身时，我似乎听到她发出的一声极微极微的叹息，好像是浑身瘫软地喘了一口气，我明显感到从她腰部传过来的一阵痠痛。也许，我这样的平静比大惊小怪更叫她感到可怕，也许我应该作出些恰如其分的表示。没有人教我该怎么掌握好表情的分寸，在几分钟里表演出我在三年里感情出血结疤脱痂的全过程，所以结果我还是什么也没有做。

　　“爹爹”是“阿爸”的小学同学，现在我连他的确切年纪也不知道，属相什么也不知道。告诉过我的，我都忘记了反正好像要比母亲大十来岁。他的父亲是个中医，据说在宁波城里还是有点小名气的。不过这位老先生活着时就不让他的儿子们跟他吃这碗饭，说是医生难免要贻误人的性命，是伤阴骘的。我想不是他的医道不太高明，就是做过什么亏心事，往最好处猜度也是有“道德神经衰弱症”。派着这么一个祖父，并不令我高兴，故而我至今没有到“天一阁”去查过家谱。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到四川去跑单帮，那时他父亲已经死了，但他也高中毕业了。一个高中毕业生去跑单帮，那时的高中生就像今天的研究生那么稀少，他的读书不及我聪明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我想想也替他惭愧。然而他连单帮也没跑好，途中遇盗，东西尽数掠去，人却打发回来。强盗不肯留他在山寨做王或做军师，对他的自尊心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据说他在肚皮饿得咕咕叫时，看到招考宪兵的告示，因此发愤，这山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强盗不做就做官兵去。哀兵必胜，他考取了。长期以来，我弄不懂宪兵是个什么玩意儿。说说也是兵，但好像比一般的兵不知要坏几等。一般的给国民党抓壮丁去当的兵非但没事，弄得好还可以忆苦思甜，而宪兵，早在《公安六条》公布前六、七年，我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大概小学一、二年级时，我有一次对同学说，我父亲只是国民党的宪兵。我原意是说他不是当官的，只是个兵，宪兵大概跟炮兵、步兵、坦克兵一样是一种兵，不料那些同学就“宪兵”“宪兵”地乱叫，阿爷阿娘知道后狠狠地把我训斥了一顿。从此，我就立志自己弄明白宪兵的意思，不问人，结果越弄越糊涂。给赵一曼上老虎凳的是日本宪兵，但是，给江姐钉竹签的并不是国民党宪兵呀！我想，区别大概在于一是被迫抓去的，一是自愿考进去的。进中学后，我稍有了点世故，又想，他当初就不能说在路上遇到抓壮丁吗？他说是考进去的，我也只能跟着说考进去的，这话在他档案里记着呢。因此，我在恨他反动之余，又添一层恨他的愚蠢。

　　父亲当了两年宪兵，据说是个文书，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血债。这点是我以后多次反复重申的。尽管我唾弃他，但我也不希望他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两年后，他不知是调防还是探亲到上海来，凑巧遇见了阿爷阿娘。阿爷不知看中了他哪一点，这是阿娘后来同阿爷争吵起来总要反复地责问的。你讲你眼光不错的，那现在呢，他有啥好？你说他人老实，靠得住，阿拉家里的祖坟也晓得，以后可以上上坟，现在呢？每当这种时候，阿爷总是敛神静气，眼观鼻，鼻观心，显出种不屑一辩的样子。那副高深莫测的架势，到今天我还不曾学会。总之，是阿爷坚决主张让父亲退伍回来，同母亲成婚的。不过，有一次在阿娘责备阿爷时，母亲驳阿娘说：“你也劝我的。”轻轻一句，阿娘像被击中一拳，立刻不再说下去。后来，我在离婚诉讼书里读到，阿娘曾对着母亲下跪，哭哭啼啼地以死相胁，母亲才不得不屈从了。联系到日后阿爷阿娘对父亲的鄙夷，这点我无论如何想不通。与死去的儿子同学，并非很深的关系。据二老说，结婚的一切费用都由他们承担，父亲只光身进来一个人，以后父亲又失业了好长一段时间，都由阿爷养他，而父亲还不算是招女婿，交换条件只是把我过寄到“阿爸”名下，天平的两端看来太不平衡。难道上坟真有那么要紧，要阿娘用下跪用死去断送母亲的幸福？这个千古之谜，或许只能留待研究我作品的专家们去考证了。

　　到我开始考虑选择终身伴侣组织神圣家庭时，除了一般的条件外，我其实还有两条自己也不太清楚然而十分要命的条件：一、我绝不做上门女婿，哪怕不是招女婿，哪怕这家的条件与我家有天壤之别。二、女的若有交往两年（后来放宽到三年）以上的男朋友，哪怕这女的再三声明她对那男的已毫无感情，我也不敢领教。同物质一样，感情也是不灭的。它只会从一物转移到另一物，从一种形态转换到另一种形态，或者暂时打个瞌睡，但你绝对不要相信一种感情会被你彻底窒息了，一个你爱过恨过的人会被你从心灵上干干净净地抹去。我见过沉睡的感情醒过来的样子，它就像一个孩子从午睡中醒过来，往往会莫名其妙地大哭大闹一阵。看到孩子的这种哭闹，我的幽默感就荡然无存。别的时候他哭，哪怕他——我的儿子是让我打屁股打哭的，他哭得十分认真、十分伤心，我从这种认真与伤心中会突然发现一种美，一种童稚的说不出的可爱，我会忍不住想笑出来。但是，儿子在午睡醒来后乱哭，我的心就会悸动，烦躁擦得我心壁具有很高的静电压，我看见黑暗的胸腔里火星直冒，呈一条条抛物线地洒下来，带着一股铁锈味。倘能忍住不揍他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走开去。人啊，一辈子就被感情的鞭子抽着像陀螺似地不停打转，想停也停不下来。孩子的这种无端的发泄，就是人的不能自拔的境遇的缩影。陀螺与陀螺的区别，就是有的重心正一些，低一些，转得平稳一些，有的重心歪一些，高一些，转得摇晃一些。转得稳的就是好陀螺，正常的陀螺；转得不稳的就是不正常的陀螺，坏陀螺。陀螺，上海的儿童们叫它“贱骨头”，上海人是多么的聪明啊！

　　我五岁那年，母亲向法院提出离婚起诉，理由是“政治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两人的感情裂痕已无法弥补。据阿爷阿娘说，还有别的理由。他糊涂，不顾家，好在外面充大好佬。阿爷曾经推荐他到一个开私营厂的朋友那里去当会计，没干几个月，他就挪用公款，说是接济一个有急难的朋友了，后来还是母亲拿了阿爷的钱去填补了亏空，但那个老板再也不好意思用他。以后他又有一两个月工资拿回家来不足数，再以后又查出来奖金什么的也让他私吞了。母亲盘问他，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钱的去处。不过，他不赌不嫖，这点似乎阿爷阿娘与母亲都没有疑问。这些理由，我稍有分析头脑后，就不相信。这些事发生在我五岁之前，真为这些事闹翻，应该离得更早，这倒是我所盼望的。我曾希望他们在我出生之前就离了，前提当然是只要保证我能生下来，否则就缺了个表示希望的主体。再说，倘是因为经济问题闹离婚，那就贬低了母亲。母亲虽然一生没有富过，但也一生不大看得起钱。这点阿爷阿娘也一样。他们再穷也不抠钱。他们最大的骄傲，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把家里全堂红木家具统统卖光，但五角一只的鸡蛋没有少买，蹄膀、肋条肉没有少买，糕饼券、点心券一张也没有过期或送人，自始至终没有亏待过我们三个小孩的肚皮。这么豁达的阿爷阿娘，比起母亲的豁达来，他们还吃不消。阿爷常当着母亲的面对我们说：“你们娘，钞票不要的。‘阿爸阿爸，你不要总是钞票钞票。’她不讲钞票的。”阿娘也一直怪母亲，说她的大度助长了父亲的狡猾与贪心。她还帮父亲瞒蔽过阿爷阿娘，所以阿娘说她同人好起来“像头扚落介”。不，不是为了几个钱，真是为了“政治”。正因为是政治，法院就爽爽快快地批准了。

　　二十多年后，母亲同她的第二个丈夫离婚，那才叫“打”离婚——“打”官司呢。旷日持久，两三年的功夫，反反复复，像吹泡泡糖似的，要嚼半天才“卟”的吹出个泡泡，泡泡破了又要嚼半天，总舍不得吐掉，叫旁边看的人都牙根发痒。到了终于出头的时候，母亲就像喜儿从大山里回来，老得不堪入目。皆因为这次的离婚没有政治。

　　离婚一年之后，他们又复婚了。为这件事，我很怨过母亲一阵。她使原来已经够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在我竭力为她脸上贴金的时候，在我反复向同学说明她是解放后不说最早也是相当相当早的青年团员的时候，在我宣传她为了政治大义灭亲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我的唾液分泌就会增多。话泡在过多的唾液里，就像饼干一样失去了骨子。母亲当然是有理由的。妹妹的出生，为家里多添了一张嘴，而且她是女的，我们穿剩的衣服她就不能再穿。阿爷恰在这个时候由私营加入国营。毛主席带头减薪，他跟着一下子减掉了三十多元。这时，父亲又一次次上门来表示悔过。母亲通过组织到父亲单位去了解，证明他确实旧账已清，并且立了新功，被评为扫盲先进教师，还奖到一本三十二开的活页簿。母亲还可以拿出出版局副局长的亲笔信，信中这位领导也鼓励她破镜重圆，教育帮助每一个愿意跟共产党走的人。组织的意见是促成这次复婚的主要动力。但是，她把那封信拿出来的时候，那个副局长已作为叛徒在接受审查。叛徒嫌疑犯的亲笔信，我考虑再三，还是不拿出去为好。反正，复婚是多此一举，有百弊而无一利，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它也使我对另一个把我接到这世上来的人，稍许有了些印象。这印象跟灾民喝的粥汤一样稀薄。我要挖空心思地想，才能想起他曾带弟弟到公园去玩过，回来还乐呵呵地开了个玩笑。我还记得他把我带到他的单位去玩过一次。好像是家弄堂厂，因为到他办公室去的楼梯狭得很，办公室似乎是在个搁楼上。有几个钟点他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给我一张白纸一段铅笔，让我照着香烟壳子画飞马。我画来画去画不象，后来他来了，一画就画像了。下午他带我去看电影，他说是香港片，很好看的。我只看见不断地有各式各样的女人掏出手绢来捂住鼻子。我觉得很有劲，但回家阿娘问我，我忽然觉得应该说没劲。我这么说了，阿娘撸撸我的头。

　　然而有件事我却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在我的前世冤家程老师当道的时候。这天，程老师又发性要把我关夜学，正巧换父亲来接我。程老师以为他在家里有权威，就啼啼哆哆向他告了一状，然后开恩发配我回家。他呢，也难得有机会过瘾，为了在老师面前显示他的确是我的父亲，就在出校门的时候朝我屁股来了一脚，象征性的，同时说：“操那，回去！”我们小学的校门开在一幢大楼的二楼，从二楼到一楼是一道一米来宽的水磨石梯子。我当时被他一脚踢得晕头转向，以为自己问题真有多么严重，连一向在家里没有声音的“他”竟也对我这么凶起来。我吓坏了，就像兔子似地往正在下楼的另一个班级的队伍里一钻。待我窜到楼下，回头不见他跟下来，逃亡的念头立刻像片云似地遮住了我的心窍。我飞快地往弄堂口奔去。出弄堂朝右一拐，就是虹庙。我背着书包直奔右侧的偏殿去。那里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神道，现在想来，大概是罗汉堂。我们小学生都喜欢到那个殿里去，老太太则喜欢到对面的观音殿里去。在这个殿里，每个神道的面前都有一块木牌，标明是几岁属什么的。我们总去看自己这年龄的木牌放在哪个神道面前，算算自己的运气怎么样。据说面目慈善的运气即好，面目凶恶的运气就差。但是供在这个堂里的神像，长得像我那样清秀的实在不多。那天，我去看时，我命运的木牌搁在一个眼睛里生出手来手掌里又生出眼睛来的菩萨面前，跟我前两天看的一样，没换。眼睛里生手，这面貌当然不会标致，但算不算凶恶，我吃不准。我将他与别的菩萨比较了半天，还是吃不准。我从罗汉堂出来，又到大雄宝殿，又到观音殿。我只是看看，磕头是不敢的。万一让别的同学看到，汇报程老师，又是极严重的罪名，这点我懂。虹庙要关门了，我出来。天渐渐暗了，肚皮也格外早地饿起来，但我不敢回去，我还在想着眼睛里生手手掌里又生眼睛是什么意思。我朝有许多同学住着的14路车站旁的那条弄堂走去。我想，我的逃亡一定谁都知道了。也许有哪个同学要跟我结拜兄弟，他看见我，会给我一点钱和粮票，让我去买一副大饼油条。我在那条弄堂里走来走去，奇怪的是不见到一个同学在弄堂里玩。一股豆油的香味提醒我，他们都在家里吃晚饭。这时，我的思想也饥饿起来，再也分泌不出一点关于流亡生活的灵感。我从这条弄堂转到那条弄堂，转呀转呀，我越来越害怕。我想，阿爷阿娘一定气坏了，爹爹一定添油加酱地拼命触我壁脚，他们从此不要我了。这时，我听见阿娘在哇喇哇喇地叫我名字，我连忙大声答应着，朝那头飞奔过去。到那条支弄口一看，原来是个不认识的宁波老太在叫。顿时，我觉得眼窝里贮满了水，轻轻一晃就要溢出来。我想，我这样回家去，一定能哭得出来，这样阿爷阿娘也许又会收留我的。我端着脑袋紧赶慢跑地往家里走。进灶间门，上楼梯，从邻居们目光的丛林里穿过，把自家的房门一推开，我听见阿爷从暗洞洞的前间传来一声问：“寻到口伐？”房里没有开灯。我连忙把眼窝里的水收回去，我知道这可以不派用场了。

　　阿娘、母亲与父亲一个个先后回来了。他们兵分三路去找我，不知怎的会没有和我碰到。阿娘问我为什么要逃走，我朝父亲看看。阿娘说，你老实讲，不要怕！我说，爹爹踢我一脚，骂我“操那”……我还没说完，阿娘就指着父亲训斥起来，你哪能可以这样对小人，小人不要给你吓坏？他胆子小煞的，经得起你皮鞋脚一脚？你穿老虎皮的样子又拿出来了？小人坏，回来打屁股，你路上不要打。千年难得叫你去领一趟！他吓得不敢回来怎办？被拐子拐走怎办？父亲被阿娘训得两眼朝我白瞪白瞪的，好像要报复我，我可一点也不怕他报复。

　　从此，我脑子里就留下一个深刻印象。他不爱我们，他待我们很凶，他根本不像个父亲的样子。

　　我九岁那年，母亲又提出同他离婚。还是他不好。据说又来了一个什么运动，他突然说还有个历史问题没有交代，好像是临解放时替一个朋友窝藏过手枪什么的。母亲听到他还是在政治上耍花招欺骗人，毫不迟疑地同他一刀两断，这本来是复婚时说好的。后来阿娘教训弟弟的时候，曾说过，你说谎，说谎，还说谎口伐？说谎就跟你爷一样，有好结果吗？在我们家里，说谎是原罪的第一条。只有弟弟敢触犯，我和妹妹都不敢。

　　那一天，是夏天，我头一回看到大人哭的样子。那才真正叫哭呢。父亲和母亲坐在吃饭的圆桌边，他们好像各自在写什么东西。他们都穿着短袖的白衬衫，素静而庄重，像两座雪山那样遥遥相对。泪水像瀑布一样从他们的脸颊上哗哗哗地挂下来。脸颊在泪水源源不断地冲洗下，变得透明起来，好像滂沱的大雨淋浇下的窗玻璃。尽管泪水那么粗那么长，但他们都没有发出一声号陶或抽泣。我要是哭出那么多的泪水，一定是喉头梗塞，头皮发麻，手指抽筋了。但他们照样说话，照样握笔往纸上写什么。我只记得他说：“看在三个小孩的面上，你最后再郑重考虑考虑。”“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母亲拼命地摇头，泪珠似乎呈圆弧状地飞洒开来，“就是因为三个小孩，只能这样，只能这样。”我真是看得如痴如迷。大人哭起来是那么地文雅，那么地安详，那么地美，就像电影里看到过的江河融冰一样。父亲这哭的样子，倒叫我有点佩服他了。

　　这天以后父亲又搬到厂里宿舍去住了。对我们小孩来说，他在与不在毫无两样。我们本来就习惯不把他放在眼里。大约半年以后，他就离开上海到一个劳教农场去了。据阿娘说，本来并不要他去，他一个人呆在宿舍里闲闷得难受，主动提出要劳教去。后来到文化大革命中，母亲通过组织去他单位调查，在那次运动（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运动）中他得到的结论是“监督劳动，不戴帽子”，看来阿娘的话有几分道理。不过我说给红卫兵听，他们没一个相信。后来我想，换我做红卫兵也不会相信，再说下去有为他辩护之嫌，我就学乖不说了。阿娘还说，他要求到农场去是存心不良，他要赖掉贴补我们三个小孩的抚养费。法院本来判决他每月要贴我们一人十元，总共三十元，直要贴到我们参加工作。他到了农场，就不再将钱寄来。后来他的单位出面来说，他的工资革掉了，再无能力支付这笔钱，告也没用。而阿爷恰又在此前不久从单位里退休了，是年六十九岁，工资一下子又减去三十元。这件事，以后阿娘跟阿爷吵起来没少翻老帐。说来也是阿爷不好，自我吹嘘说单位领导本来还要留他干两年，但他不愿再干下去。他吹什么呢？一吹就吹出报应来了。精明如阿爷，也有失误的地方，看来骄傲与虚荣真是做人的大敌。从此，我们家与国家同步进入困难时期。三年后国家逐渐好转了，我们的家境却迟迟好转不起来，至少要迟四、五个三年。

　　害人精！良心刻毒！没有好结果！每当钞票变不出来的时候，阿娘骂过阿爷，就要骂父亲；或者骂过父亲，再去骂阿爷。我们在骂声中成长，对他的仇恨与日俱增。

　　到我十一岁的时候，这个害人精忽然给家里来了一封信，说是要到上海来采购东西，顺便要来看看我们三个小孩。不供养我们，居然还要来看看，这么无耻的要求，叫阿爷阿娘与母亲都慌乱起来。他们背着我们研究了半天，然后正式向我们宣布，他要来了。

　　我们是多么地不希望他来。他不是好人，跟不是好人的人多见一面总不会是好事。我们不知道阿爷阿娘与母亲这么恨他，为什么又不直截了当地拒绝他。他们不拒绝，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我肚子里拿定了主意，我决不去理他，我要大义灭亲。

　　那天他出现得太突然了。

　　黄昏，我与弟弟获准到弄堂里去玩十分钟，我们刚走到门口，忽然看见楼梯口冒出他的头来。两年不见，我闭起眼怎么也想不起他的样子来，但居然让我一眼就把他认了出来。我觉得奇怪。他也一眼看见了我们，就对着我们嘻嘻地笑。我一下子被一种神秘的东西牵住了，忘记回身进去告诉阿爷阿娘。他朝我们走过来。在这一瞬间，我脑袋昂起，嘴唇翕开，像个白痴似的——我着了魔。他的目光像一管针，把多少年的恨与革命教育，都从我脑袋中抽空了。我竟然顺应着他嘻嘻的表情，作出一种献媚的样子来。我倚在那道油漆像蛇壳一样告皮（注：告皮，音如ko，动词。东西晒干以后，中间鼓起来）起的门框上，脸上浮出讨好的笑容，活脱一个乞丐。两只手还不知所措地捏在一起，而我的脖子上挂着红领巾，左臂上划着二道杠。我望着他的嘴唇。他的嘴唇薄薄的，人中处微微翘起，比我的漂亮得多。他还没有启口，我就怯怯地叫了一声“爹爹。”我一叫，弟弟马上跟着叫唤。他伸出右手拍拍我的肩膀，伸出左手摸摸弟弟的头发，说：“你们还认得我啊？”我们对着他嘿嘿地傻笑。这时，阿娘听到门口有动静，走了出来。我这才如梦初醒。刚才有多么傻，站在门口，我的那些软骨头的举动，都被别人看去了。

　　他在上海大概呆了一星期。头两天住旅馆，每天到家里来吃饭。以后照顾他，就让他在家里睡，晚上用一张方的红木台与一张圆桌子拼起来当铺。我记不得他是否带我们出去玩过，但肯定他没有和母亲一起带我们出去过。既然第一炮打哑，叫开了头，我就只能一直叫他爹爹，因此我希望他早早离去。终于，他走了，并且，上帝遵照我的愿望，没让我再见到他。

　　这件事，我一直对老师和同学保密。在红卫兵的铜皮带头子面前，我还是咬定说自从九岁以后再也没有同他有任何联系。我想好了，要是被人揭发出来，我就说忘记了，吃皮带也说忘记了。但它总是一块门在我胸口上的心病。他总是给我带来灾难，我怎么能不恨他呢？

　　他回家的一年以后，一个深夜，我合扑睡在床上，突然醒过来。那时候，我半夜醒来是极罕见的，而且没有做恶梦，什么梦的影子也没有。一睁开眼就十分新鲜。本来我早晨醒来还要迷迷糊糊地睡个还魂觉。我发觉枕头湿了一片，我以为是自己流涎，很难为情。我翻了个身，想用后脑勺去把它焐干。这时，我看见阿娘坐在我身边，觉得非常奇怪。阿娘抓过我的臂膊，轻轻地撸了一会，说：“他死了。”我一下子没有明白过来。阿娘又说：“刚才电报来了，说他淹死了。”我明白“他”是谁了，也明白枕头上大概是阿娘的泪水，但我不明白阿娘为什么要哭。我只觉得臂膊在阿娘手掌的抚摸下十分舒服，好像有朵云在身下托着我。“你们今后要苦了，哎，你们命苦……”阿娘还在说。我还是不明白，他死了我们为什么要“苦了”呢？他活着倒总是叫我们提心吊胆的。我要睡了，又翻过身去。阿娘忙把我的身子扳过来：“叫你不要合扑目困、合扑目困，他就是合扑目困，结果死在水里。”我这才心中大怖，知道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我马上闭起眼睛来装睡，一装很快就装成真的了。

　　以后两天，大人们都在紧张，他们怕他是自杀。后来农场的信与验尸报告都寄来了，证明他是洗澡时淹死的，这样大家才松了口气。阿爷阿娘与母亲商量决定不到农场去，也不给他带黑纱。关于后者我是发自心底地拥护。四年后，我至少能响当当地对红卫兵们说：“他死的时候我连黑纱都没带！”红卫兵们不敢绝对地把我定为“狗崽子”，这是一条十分关键的理由。因此，他死的日子，我也没有记住。他对我，是一个没有生日没有忌日的影子。他彻底地附着在我的身上，我的生日就是他的生日，我的死日就是他的死日，他就是我的生父。

　　若干年后，我看到报上的一篇小说，写一个受迫害的老干部，临终前将她的孤女托付给病房里的一位护士，那小姑娘懂事地上前叫那护士一声：“妈妈！”我看了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遇到这位作者，我对她说，这里小姑娘不应该是懂事地上前叫一声妈妈，而是不肯叫一声妈妈。我说这我有经验。下面的话我没有告诉她。尽管我有这么一个父亲，但我还是不肯喊其他的任何一个男人为爸爸。或者叫伯伯，或者叫叔叔，或者不厌其详地叫某某某的爸爸。我忌讳这个词。这个词已经被一个男人攫去了。也许这个男人对这个世界的唯一贡献，就是参与产生了我。这样，我就不得不为他一个人保留这个称号。为了我这个古怪的习惯，我的一个女朋友就吹掉了。在母亲与她的第二个丈夫结婚之后，我坚持斗争了几个钟点，在三个大人的集体压力下，才同意改口叫他“阿爸”。我那时想，“阿爸”原是用来称呼那个对我来说从来没有活过的过房爷的，那是个死人，既然那个人喜欢，就让他戴一顶死人的帽子吧。所以当他第一次一本正经地答应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他头上戴着那顶发黄的瓜皮小帽，我满怀恶意地忍住了没笑。

　　不管我怎么地恨我的父亲，怎么地怕他的影响，他的遗产还是寄到家里来了。我们是他的唯一继承人。一只破箱子，几件破衣服，其中最值钱的就是那顶圆帐子，还缺了个竹圈。

　　到现在我还说不清楚，下乡时我怎么会对那顶圆帐子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我主动提出不买配给供应的七元多钱的方帐，在这方面，我显示了不必要的勤俭节约观。我是一个理智型的人，几乎每一个行动，哪怕极其愚蠢的行动，都能说出一定的理由。但是，这件事上，我似乎全被一股潜在的冲动所左右。从理性上说，我选择这顶圆帐是绝对的不利，因为它立刻可以联系到我的父亲，而我是绝对不希望让周围人想到有他的存在。更不要说，这顶圆帐使我在一群陌生人中立刻就显得非常的古怪。他们一下子就调动一切器官来打量我、审度我，当他们发现我这个与众不同的家伙不是个征服者而是个傻蛋时，他们就肆意地来作弄我。这顶圆帐叫我吃足了苦头，而我在吃苦头时又似乎获得一种满足。它好像一块丝瓜筋，在我精神的表皮上狠擦，擦出一种火辣辣的快感。我甚至还说不清楚，是为了追求这种潜在的快感，才选择这顶圆帐；还是选择了这顶圆帐，才生出一种快感来作为阿Q式心理补偿。反正，我是自讨苦吃，在这一点上我倒继承了他的秉性。

　　十六

　　电车又来了，又开走了。一件黑衣服在它的屁股后面一闪，消失在对面那扇青灰色的铁皮小门里。

　　“乌鸦”！

　　我立刻闻到胃里发出的一股蛋黄的气味，我明白这是命运给我拍来的电报。

　　“乌鸦”！从毕业分配开始，我三日两头到学校里来，就是没有见过她的影子。今天，我不是到学校里来的，更不是找她来的，却偏偏让我撞上了。如果不是冥冥中有谁存心安排好的，那么这一切实在是太巧了。“乌鸦”——“大姨妈”在初一下学期就叫她“乌鸦”，真深刻，到如今我才一点点体会到其中的意味。好极了，我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管它是命运安排的还是偶然巧合。我要找到她——东伊人，迎上去，让她从今以后认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

　　我向那道青灰色的小门走去。我站在马路对面已经对它看了多少时间了？我不知道，我没有表。我只觉得心里像发疟疾似的一阵热一阵冷，已经循环了好几遍。我正奇怪，为啥傻乎乎地愣在这里，可是脚就不肯移开。原来我在等她。我的脚比我的大脑更早接到了命运的指令。

　　我向那道青灰色的小门走去。现在我理直气壮，义无返顾。不是我要进去，我没有那么贱，还来跟母校告别什么的——母校，现在我要叫它母校了？！不，是命运派遣我去的，我去执行它的任务。

　　我推开了那道小门。那个驼背老头像嗅到了什么，从那个像牢房一样的传达室的小窗里探出半个脑袋来。他看见我，眼睛里露出一丝笑，表示他还认识我。那丝笑像块油腻腻的抹布在我心上揩了一下。我在他黄浊的瞳仁里照见了我自己，一团黑糊糊的影子。我过去一直看见他就笑，就点头。我不是尊敬他，这个驼背老头子第一面就让我大吃一惊，以后也从未引起过我的好感。我朝他笑，只是想叫他对我有好感，从他面前经过时省得摸学生证。我的笑一定比他对我的笑更令人恶心。学生证现在还在我的塑料票夹里藏着，我准备一到崇明，领到了工作证，就划根火柴把它烧了，纸船明烛照天烧，我要把我这种卑微的笑也烧了，我真想把培养我生出这种笑脸的那个鬼地方统统烧了！

　　进了这道门，眼前就是操场。时光过得真快，四年前，我第一次走进这里的印象，还历历在目。我一进门就被操场四周那五棵法国大梧桐给迷住了。墨绿色的枝叶铺满了天，太阳变成了绿毯子上的一个个小金钱。知了在枝叶里喳喳地欢叫，那股旺盛的劲头像要托着你飞起来。我奔过去，张开两只手臂去拥抱树干。梧桐树一个个凸起的瘤子擦着我的白衬衫．擦着我胸口的肌肤。我拚命地贴近它，把手指往前伸，往前伸。我的脸歪过来贴在树皮上，皱起的树皮蹭在脸上有种异样的感觉。我的眼睛望不见我的指尖，我嘟起嘴像鱼嘴巴似的，喊“喂，多少，多少？”我听不见同伴的回答。我就用手指在树干上狠命地抠，指尖火辣辣的好像磨破了。我退了出来，往两头去看看，似乎有两个浅浅的印子，似乎连树围的一半还不到。我不甘心，想再来一次，低头看见白衬衫前襟上几条深深浅浅的印子，我害怕了。我去寻同伴，原来他在喝沙滤水。五个锃亮的铜龙头，龙头朝上，每只龙头上凑着一张鲜润的小嘴。女生凑上去时先要掏出花绢头来擦一擦。轮到我了。我一边把嘴凑上去，一边去掰开关。一股水柱急射向我的上颚，上颚被冲得细雾弥漫，珠玉乱溅，发出轰轰的回声，水流像瀑布一样泻进喉咙的深潭。喉咙里顿时腾起一条白龙，窜向鼻腔。白龙到此又化为两条小龙，一条直冲脑门，搅翻了那里贮存着的九十九缸酸醋；一条从鼻孔中奔突而出，在夏日的阳光下变成一道彩虹。我连忙松开嘴巴，把头昂起。从金光闪闪的铜龙头里飞进出来的水柱又全部射到我的前胸上。红领巾红得滴血，白衬衫白得像融雪，露出里面的胸脯，像氽在水面上的一段嫩藕。

　　我还能听见自己的笑，格格格格，刚变声，像我小时候玩的竹管机关枪。

　　眼前呢？梧桐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枝丫还被截去了许多，露出白森森的伤口。在树根周围少得可怜的一点泥土上，还沾着几片黄叶。黄叶被北风吸尽了汁液，像纸灰一样，干枯，焦黄，仿佛吹口气就会化为粉末。只有一片黄叶是湿润的，也许被谁浇了一泡尿，黄得像紫铜皮一样，也似乎可以闻到一股甜津津的铜锈味。几只灰白色的麻雀在灰白色的水泥地坪上一跳一跳的，它们也懒得展动翅膀像个蜷缩着苟延残喘的老人。一只麻雀跳在一段漏落在地上的梧桐残枝上，耐心地啄着上面的小球果。篮球圈上早就没有了红白相间的篮网，如今连篮板也被风雨剥蚀得不堪，像一只生蛆的疮口。我不敢走到沙滤水池那边去。沙滤水断流已经两年多了，我能想象出那副惨象。尤其惨的是印在浅褚色磨石子水池边上的一滩滩水痕。那是些白乎乎的粉尘，用手指可以擦去。这种呈波纹形的粉尘，是水的残骸，生命的僵尸，以往岁月的木乃伊。它还残酷地提醒你，这里流动过活泼的生命。它要逼你承认，你的一部分生命，一段黄金时代，青春的一半时光，已经像它一样，枯萎了，尘化了，也像它一样，还徒然要保留生命的表象，结果显得那么地丑陋。

　　母校，这就是母校！我记起阿爷曾经对我说过，菩萨为了点化一个凡人，就让他半夜一觉醒来，发现枕头旁躺着的年轻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干瘪老太婆，一眨眼又变成了一具骷髅。我不知道现在是谁要点化我，又要点化我悟出些什么，引我神使鬼差地走到这里来，让我欣赏这副凋败的景象。其实是多此一举，我早已对它毫无留恋。母校，母校给了我什么？给了我一堆敲得粉粉碎的偶像，又给了我屁股上狠狠的一脚，在那里打上了一个青紫色的皮鞋印。什么春天，它的那股霉蒸气叫我的天真变馊；什么花园，它让凶恶的野草蔓延旺长，差点窒息了我的一点良心。它给了我真善美吗？弱肉强食是真，溜须拍马是善，皮笑肉不笑是美。什么知识，友谊，园丁，蜜蜂，温暖的阳光，和顺的细雨，统统都是卖老鼠药的“酱油皮肤”嘴角上飞出来的白沫。比那种白沫还可恶，它是麻醉药，叫你在受到暴力宰割的时候毫无抵抗能力。母校，母校，或许有一天我会再来。我回来的那天，一定是自己觉得不再像现在那么窝窝囊囊，木头木脑；我一定已经在这世上混出了点名堂。我回来，不是要把什么光荣归功于它，而是要让它看看，还有一个没有被它完全败坏的生命，他又恢复了尊严，恢复了智慧，恢复了健康。那股霉味已经被他从骨髓腔里驱逐了出去，他的血液又变得鲜红，创伤已经平复，他的肌肤又重新焕发出光彩。

　　面对着那几只抖抖瑟瑟的麻雀，我又做起梦来。梦在我脑子里飞旋，发出嗡嗡的声音。我被我未来的形象陶醉了，像卖火柴的女孩痴迷地看着那一豆火光。在这个片刻里，我把我的使命忘了。我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将军，对着遍地横尸，抚着臂上流血的伤口，向苍天叫嚣，我还要卷土重来。

　　那是在我临出发前三天的下午，是一个冬季常见的阴天。天空中布着一层看不出形状的稠云，像芝麻糊似的，间或露出一条或一团透明的油光光的胶体。风不大，西北风三到四级，吹到脸上手上像猫爪子在轻轻地搔一样，不容易感觉到。所以我能做上片刻的梦，风再大一些，做梦的那点能量就不容易在脑壳里存起来。后来我在农场冬天的田野里做白日梦，就要戴上厚厚的棉帽子，再拉下两边的海虎绒帽耳，把大半张脸包得严严实实。

　　隔天我拿到了去崇明的船票，上面印着“大达码头6时30分开船”。大达码头在什么地方？我问洪流，他说，就是十六铺。十六铺怎么改名叫大达码头了呢？也许本来就叫大达码头，他说，十六铺是俗称，像有的人小名叫阿二头一样。他显然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我不久就将知道，他的心思其实在别的地方），说，那天早晨五点半他来叫我，他保证我不会误船。他见我眉头还结着，又说，就是脱班也没啥大不了，最多过几天买张船票自己去，这样还可以在上海多玩些日子。我被他这么一说，更加吃慌，但又觉得不能表现出吃慌，应该显得原本和他一样洒脱。想不到临时洒脱，准备不足，竟连一句完整的台词也说不上来。他咯咯地乐了，像母鸡叫，说，你不用担心，我是带队的，怎么能脱班呢？诸葛一生唯谨慎，我做事还是很稳的。我被他笑得有点恼，他是诸葛亮，我是什么呢？我把恼怒埋在心里，回家后，又问了不少人。对大达码头知道的很少，然而都说上崇明的船码头在十六铺。我熬过一夜，还是决定亲自到十六铺去看一看。十六铺对我如雷贯耳，但我却从来没有去过。马上要告别上海了，趁白天去浏览浏览，也不算太浪费。我的心底里，暗暗希望大达码头最好在提篮桥或杨树浦，这样，我就可以好好地提醒一下洪流，要他戒骄戒躁。

　　我的愿望未能实现。大达码头虽然不是十六铺码头，但却和它紧挨着，也许一百年前是一家，我很遗憾。更遗憾的是十六铺这个商业区实在经不起浏览。几家像样点的大商店的门面，被我目光一瞥，立刻化为焦土。我是从南京路文化圈来的，眼光厉害得像火焰喷射器。但我总要让此行多一点意义，眼下的时间，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我要对得起自己。我决定沿黄浦江走回去，让我的目光把那些巍巍高楼统统烧一遍，看看它们是不是经得起烧。

　　我沿江走了不多久，那道熟悉的黑灰色的园墙就扑进我的视野里。于是，我就像掉了魂似地站在它的斜对面对它不知看了多久，看得火焰喷射器里的燃料全部用尽。这时，那件黑衣服又来诱惑我，把我带进了这块像墓地一样凄凉的地方。

　　我终于从梦中冷醒，发现在那么大的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周围没有一点声息。我想，等一会我义正词严地骂起东伊人来，声音一定是很响的。我应该看好退路，不要让他们堵在这院子里。这一想，我似乎看见小白脸他们从楼梯上冲下来，从地下冒出来，把我团团围困在中央。我的背脊上霎时燥热起来。我看见自己一掌把驼背老头打歪在一旁，夺门冲到马路上，跳上一辆将要起动的电车。我觉得手腕有些隐痛，那是在驼背突出的脊梁上磕的。我摇了摇手腕，又回到现实中。到哪儿去找东伊人？现在的老师都神出鬼没，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办公桌。她也许在原来的教导处现在的工宣队办公室里，但我不能到那里去自投罗网。唯一可行的办法，我只有在这儿等她。等她多少时间呢？半小时？一小时？我没有表。我跑到传达室去看电钟，九点缺三分，不知是哪年哪月的九点缺三分。我只能用传统的办法。我计算一下，一分钟六十秒，一小时三千六百秒，我就数二千吧。蜡烛一样插在路中央也不像，我走上西大楼的台阶，装着看一张残破不全的枪毙人的布告。二千，命运你真是要借我来惩罚这个恶人，就让她在二千之前跑到我的面前来。

　　她果然来了。

　　那件黑衣服在转角处一出现，我的心就别别别地乱跳起来。我迎上去，只觉得一股热气从脚心里升起，沿着坐骨神经往上爬，到肛门那里盘旋了几圈，然后转道向前经肚脐直冲到胸脯，在那里像鸟翅膀一样地扑腾。她看见我了，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的表情。一定是我的脸严肃得可怕。你多看看，多看看，我要这张脸深深地烙在你的脑子里，让你闭起眼睛就能见到！我琢磨着第一句话。怎么称呼她？叫她名字？让她血压一下升高五十毫米水银柱？叫她东主任，让她永远记住这个尖刻的讽刺？她已经停下来不走了。她害怕了，这个开头不错。我要干下去，这是天赐给我的出口恶气的机会。

　　“你怎么来了？”她先开口了。

　　太好了，她先开口了，省却了我在称呼上的一切麻烦。“我要到崇明去了，你知道吗？”

　　“噢！”她这声感叹很有点洋味，让人想到她到大西洋彼岸去啃过面包，“是吗？几时走啊？”

　　“为什么把我分到崇明去？”

　　“噢！”她又叫了一声，“这我可不大清楚。我身体一直不大好，这一切都是工宣队决定的。”

　　“你把我摆在哪一档？”

　　“我忘了。真的，我血压高，很高，头发昏，很多事情都记不住。我都是如实反映情况，按照每个人的条件，怎么摆都是工宣队决定的。他们告诉过我，我忘了。我都记不住，我经常头昏，头昏……”

　　她比我想象的还要老练。她竟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不说毕业分配的实际结果，就说分配进行的办法，事先既不公布工厂、郊农、外农的具体名额，又不公布谁按条件排在什么档子，通知一张张悄悄发到家里，让你总是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等你醒悟过来，一切木已成舟，生米煮成了熟饭。这种与众不同的可恶的心计，很难说出自工宣队员老吕。连我这样迟钝的人，也能闻得出其中带有她常抹的那种外国香水刺鼻的气味。她头昏，她坑害了多少人的青春！

　　我要骂她，用最严厉的话来骂她！但是，我忽然觉得一口丹田气再也提不上来。我记起评话里说的，程咬金三斧头，难道我像这个戆胚？我急得手心里攥出滑腻腻的汗来。还是骂不出来，声带松掉了，像断裂的自行车链条。我瞪着她，希望那张可恶的伪善的脸会给我引爆力。我看见她的两只鼻孔，发觉它长得非常奇怪。颜色和脸部其它地方的肤色都不一样，腊黄腊黄的，像鸟喙似的，好像原来调好颜色的捏脸的材料不够用，临时把别的颜色的橡皮泥贴一块上去凑数。这只鼻子在我眼光的逼视下发酵开来，占据了整个面部，与她那双暴突的贯着血丝的眼睛，那张尖尖的紫红色的嘴巴，真凑成了一副鸟的嘴脸。“乌鸦”，听说“乌鸦”是吃人和动物的尸肉的，所以是不祥的鸟。我忽然想笑，像杨子荣对着座山雕那样呵呵呵的冷笑。我骂不出口，笑总能，笑吧，只要一笑出来，我就能骂了。

　　笑，笑，笑！只要嘴角向两边一牵，颏部往下垂，把那个洞扩大，然后发出一点不管什么的声音，太容易了，太简单了，太……

　　那蜡黄蜡黄的鸟喙似的鼻翼叫我着迷。我看见上面黑黑的毛孔，一粒一粒的，像显微镜里看到的细菌。我还没有这么打量过她，纤毫毕现。我突然又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庄严的事情。我不能笑。我不能让她觉得我变怪了，在她的打击下神经出了点小毛病，这样会减轻她良心的重负。我要结结实实地给她一下，让她心上永远压着块石头。

　　“你几时走？”她开口说，“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行李送走了。”

　　“噢，真快。好在崇明还不远，你去了以后，多回学校来走走，不要忘记我们。”

　　“好的。”

　　“你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吗？”

　　“没有。”

　　“你妈妈身体好吗？两位老的身体好不好？”

　　“都很好。”

　　“你在学校里各方面还是不错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夭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希望你作出新成绩来。”

　　“……”

　　“还有事吗？噢，我还得到医院去，我的高血压又犯了。对不起，再见! "

　　她走了。我竟然就这么放她走了，我是怎么了？我进来，我等着，就为了听她说这么几句话？

　　我还能追上去，喊住她，还能叫她的血压再往上升，但我自己的血先已枯竭，我觉得自己没有倒下，只是靠着骨头的弹性。

　　我第一次真正看清，我是多么地差劲。

　　我的软弱是骨子里的，是我的意志所无法战胜的。

　　两年后，我又一次试图战胜自己的软弱。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打定主意要逃一次票。我挑了一辆很挤的车子，又是从中门上车，留有的余地是很充分的。我一上车就喊“挤呀，挤呀”，“怎么这么挤”，为以后查到逃票先造好了舆论。谁也没有跟我过不去，前后门的售票员都不是积极分子，连“上车请买票”这样的招呼都懒得打。唯一跟我过不去的只有我自己。我的背开始发痒，额角开始冒汗，心里怔仲，舌根发苦。我开始发觉自己的愚蠢，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糟蹋自己的形象？我这是在锻炼自己的胆量吗？这种胆量有什么意思，难道我想违法吗，想去做间谍吗？我不懂，我刚才怎么会产生这个怪念头的。我努力去回想，但我像患了健忘症，除了那个念头，以前的一切都变成了白糊糊的一片，像一块磨沙玻璃。我倒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件事，是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走进一家食品店，欣赏玻璃罐里的糖果饼干。我们站的旁边就是冷饮柜，当街一只红色的冰箱，旁边的柜台上放着一瓶瓶桔子水和鲜牛奶。一个胖女人手里捏着贰角票子走到放牛奶的柜台旁，她见营业员在冰箱前忙着售冷饮，屁股对着她，就不慌不忙的从格子里取出一瓶鲜奶，拉去蜡线，掀去纸盖，慢慢地呷起来。她捏瓶的姿势很优雅，翘起兰花指，食指和中指始终夹着那张贰角票子。是她那种悠然的姿态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觉得她的办法真好，用不着一遍又一遍地去喊营业员。她喝完奶，又把奶瓶放回格子里，然后朝前走去。我们以为她去付款，谁知她一脚踏出店堂，一转眼就消失在人流中。我们紧张起来，还没有见过那么大胆那么漂亮（干得漂亮）的贼骨头。愣了有一分多钟，我们才想起去告诉营业员。等营业员问明情由，转出冰箱来看，哪里还有这个胖女人的影子。也许，我起念要逃票，是受了这个胖女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的，我一直佩服她的策划周密，态度从容不迫。但是，她可能一点也不知道旁边有注视着她的两双眼睛。如果换上两双老练的眼睛，她可要当场出彩了。偷吃一瓶牛奶跟偷一辆汽车一样，人格上都是个污点。想到悄悄注视着的眼睛，我觉得头颈僵硬起来，象落枕一样，再不能灵活转动。我身上的标志太明显了。皮肤黑黑的，肩上膝上都打着补丁，一看就不像上海工厂户头，不会有月票。说不定下一站就上来一个查票；说不定我要下车时有只手搭住我的肩，我回头一看，是一张像杨白劳一样的皱皮疙瘩的脸，他抖动着花白胡须对我说：“人穷志不穷，你可丢尽了我们穷人的脸啊I”危险正在向我逼近，“黑云压城城欲摧”，我必须当机立断，“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电车开得真慢，一个站还没到。乌龟和兔子赛跑，乌龟睡着了，兔子不停地跑。不，兔子睡着了。不，谁也没有睡着，乌龟爬到兔子的头顶上，它把头颈往前伸出，先触到了终点线，乌龟赢了，乌龟有根长头颈。我这个童话比伊索的有趣多了。我有个多么天才的头脑，我不能稀里糊涂把它毁了。难道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光天化日之下，去向一个满面阴笑的查票低下我的高贵聪明的头颅吗？何苦呢？难道为了去对农场的同事说，去对昔日的同学说，去对我以后的老婆和孩子说，我曾经勇敢地逃过一次票？电车还没到站，我还有机会，还有从愚昧中走出来的时间。认识到愚昧就不再愚昧，“古人贵朝闻道而夕死”，“吾日三省吾身”。你投降了？这不是投降，这是投奔真理，是灵魂的升华。“买票，这里一张，四分！”“摆个渡，谢谢！”我像个在沙漠里走了三天三夜的人终于喝到了一口清泉，通体的阴凉。我在心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我知道我这辈子是完了，再别想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连逃一回票都经受不起，算了吧，兄弟，你能永远有一碗白米饭加两块红烧肉，就是你的福气了。

　　那天，我把东伊人放走以后，才出校门不多远，忽然遇见了“老太”、“姑娘”、“大姨妈”、“阿明”一行四人。他们看见我，就叫了起来。一问，原来他们是来拍照的，刚才特地到我家去找我，扑了个空。是“老太”出相机，出胶卷，还要免费印放。他已经到厂里报到了，是家仪表厂，很不错。母亲答应不要他贴家里饭钱，他一下子变成了大富翁。他们意外地遇见我，很高兴。我们这伙人，除了“老太”“工厂”，我“崇明”，其余的都是“外农”，说不定什么时候要走，说不定什么时候再见面。我足未出过上海，听到江西、安徽已觉得关山阻隔，路途遥遥，不要说是云南、黑龙江了。即使他们那些出门去串连过的人，说起来心中也是戚戚的，同样含有生离死别的味道。他们特别想到要在我走以前聚在一起拍几张照，我很感动。我们又走到校门口，“老太”领头往那道青灰色的小门走去。我突然激动起来，问：“到这里边去？”“我们到东大楼花园里去，”“老太”说，“那里有几个镜头不错的，站在台阶下面，石扶梯……”“不，”我说，“我不要到这里面去拍，我对它毫无感情。”“老太”一下子很尴尬，他是“工厂”，他当然体会不到我那种感情。“大姨妈”立刻响应我的号召，对的，我也对它毫无感情，我看也不想看它。“阿明”表示随便，“姑娘”想了想说，对，不要在这里拍。“老太”显得很失望，他表示宽容地笑了笑。我这才明白，他们原来是说好到学校里来拍照的，所以才撞上了我。我破坏了这个计划！我很得意，“大姨妈”、“姑娘’、“阿明”都有这个想法，他们说不出，让我说出来了。我还有号召力，我不是绝对的不行。

　　这一来，我觉得自己成了主角。虽然我从来没碰过照相机，但对如何取景，向“老太”贡献了不少意见。后来，我还让“老太”校准了光圈、速度、距离，亲自动手拍了两张。结果这两张冲出来，像不戴眼镜看的立体电影，有几重人影。“老太”说这是我摁快门的时候太用劲，拿相机的手同时抖了一下。据说要抖到这一百分之一秒内的频率，还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心里高兴，直照到五点半才回到家里。一进门，阿爷的长指甲差点戳到我的鼻尖上：“你魂灵荡到哪里去了？你苦啰!哎，叫你不要出花头，出花头——洪流刚刚来过了，讲他不去了，行李也抽回来了，你怎弄弄？”

　　我一点反应也没有。一下午的感情反应太多，我心中的蓄电池用光了。

　　十七

　　一九八四年五月廿一日晚十一点卅八分，黄海南部海面发生六点二级地震，波及上海。

　　第一次震动就把我从梦中摇醒。我先听到窗玻璃与菜橱里叠着的碗盏发出格愣愣的声音，以为是街上有载重卡车什么的开过去。这是常有的事，不过这辆卡车特别厉害，像坦克一样。虽然我只有在电影里见过坦克，但我还是想到了这个比喻。没等我意识到这个比喻的不合规则性（应该用熟悉常见的事物比喻不熟悉不常见的事物），紧接着又摇动起来。这回，我觉得身下的床变成了汽车，可惜这辆汽车的驾驶员酒醉糊涂，往前往后往左往右不知往哪个方向开才好。我马上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水平方向震荡：自从唐山死了几十万人后，这样的知识深入人心。这种震荡比船的颠簸要舒服多了，摇得心瓣像蒲公英那样散洒开来。我没有动。我想，动也来不及了，房子塌下来，钻到床底下未见得比躺在床上更安全些。我一点也不相信房子会塌下来，一点也不能想象顷刻之间我会被压死。我感受着那种摇动，像体味着一首小夜曲。温文尔雅地，很轻柔，整个身子好像躺在一张巨大的电动按摩垫上。月光很好，满屋子有无数只银萤在飞舞。死有这么美吗？我不相信。还在摇，我想，传统的摇篮应该改一下，如果也作水平方向的摇动，婴儿一定更加安宁。还在摇，我觉得露在被外的手臂有点凉飕飕的，难道老天爷真跟我开玩笑，就这么把我召回去了？这时，摇动停了，说停就停，跟起动一样的突然。我斜眼看了一下妻子，她背朝着我，乌溜滴水的马尾辫散开在枕头上，露出一段优美的脖子，在很好的月光下呈浅浅的紫葡萄色。我忽然想到，应该把她唤醒，让她在飞来横祸面前自己作个选择，免得稀里糊涂地死了怨我。我好不容易把她的脸扳了过来，她未睁开眼睛，就紧张地问：“铃响过了？”我差点笑出来。她有一次，大概两个月前，闹钟铃响没听见（也可能没响），差半分钟上班迟到，真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等她弄明白是地震了，倒镇静下来，问：“不会弄错吗？”“不会。”“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是震醒的。”“厉害吗？”“不太厉害。”“还会震吗？”“不知道，不知道还震不震。”“那怎么办？”“没什么办法，我不想逃。我们这房子塌了，这一带的房子都要塌，说不定躺在家里倒不死，逃出去倒压死。我想，我们三个人就这么睡着，不要动，要死就死在一起。”“好的。”她一秒钟也不加迟疑，随即在我的左边脸颊上亲了一口，表示对我用这种方式来披露对她的爱的忠贞十分赞赏。

　　我忽然想起，我也应该叫醒睡在后间的母亲，让她也有一个作选择的机会。我叫起来，母亲拉亮了灯。她问明了事由与我们的态度，也立刻表示同意。她旋即又熄了灯，以示她对死亡不比我们不超然。

　　这样，我们一家都静静地躺着，唯一没有醒的只有儿子。他还太小，一周岁半，不会思想，否则我也会让他选择，相信他也一定跟我一样。

　　街上开始有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了，有人在喊：“地震，地震”，在黑绸般的空气中擦出一种金属般的韵味，像唱歌一样。妻子推了推我，我摩摩她的手背，我们的意思都很丰富。一幢房子里也有人起来了，可以听见下楼的声音与隐隐约约的碰上后门的声音，都蹑手蹑脚的，可以听出他们不想让人听出是谁来。谁也没有惊慌失措，大呼小叫，举家逃难。我暗暗庆幸自己及时作出了一个英明的决策，否则第二天就会成为邻居们的笑柄。到十二点半，还没有再震的迹象，妻子熬不住了，说要睡了，然后半枕着我的手臂迅速地入了梦乡。要是这时天崩地裂，到再发掘出来时，我们那种安详、甜蜜的样子一定令人不胜惊羡。其实我们不习惯在睡着的时候这么亲昵，要是这样，世上就又多了一个谎言。我想着，大睁着眼睛。我并不是害怕，只是想多听见一些外面混乱的声音。我很失望，街上很少有人走动、喧哗，只有中国足球队四比二战胜沙特阿拉伯队或者中国女排取得世界杯冠军的那种狂热的千分之一。大家在死亡面前都那么安之若素，叫我的哲学境界大大地贬了值。到一点半，有开后门与上楼的声音，我知道今晚再没好戏可听，也就很遗憾地睡了去。

　　第二天，议论地震的烈度大大超过我的预期。原来外面还是有不少好戏，可惜太远我听不见。据说人民广场上挤满了避难的人，江湾那里有人从二层楼窗口跳下来摔断了腿。南市一条弄堂里的居民涌到街上，有人看到柏油马路中央有一道裂缝，说是地裂，许多有识之士站在地裂带的边缘上直研究到天明。一个丈夫震醒后连忙跳起来开抽屉把存折、现钞都塞在自己的贴身口袋里，妻子醒来见状与他大吵，结果打起来，劝的人也没有，住在隔壁的里委治保主任一家都出门避风头去了。一个年轻的母亲生肝炎，把三岁的儿子暂寄在婆婆家里，她被震醒以后立刻去看儿子。街上电车停驶，停在路边的空车上挤满了人，跟上班高峰时差不多，好像外国报纸报道车厢特别抗震似的。她走了一个多小时，赶到了婆婆家，婆婆早已抱着孩子到她那边去了。还有一个聪明的丈夫，在床铺的头与脚各置一条长凳，然后与妻子孩子挤在这长凳的宽度内，以备房梁震落下来，让长凳首当其冲。类似这样的奇闻逸事层出不穷，整整三天走到哪里听到哪里。每听到一则，我心里就增添一分自豪。有机会我就要向人提一句，我平静地躺在床上，几乎一动也没有动。也几乎马上有人呼应，说他跟我一样的醒着不动，跟睡着一样。同时又一定有人紧接着说，他（她）昨晚一宵酣睡，连梦都没有一个。

　　人在命运的超常打击面前那种超常的镇定，可以解释我小时候从幼稚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幼稚的问题，为什么当成百成千的犹太人被几个持枪的德国兵赶进毒气室去时，居然会不反抗？当然德国兵会开枪，会打死几个人，但他们决来不及打死所有的人。即便所有的人都要被打死，但他们至少也能打死或者打伤几个德国兵。对他们来说，只是早死几分钟或晚死几分钟的问题，未见得这几分钟就那么宝贵，未见得枪弹比毒气要舒服得多。或者说德国兵最初使用欺骗的手段，说是要给他们淋浴杀菌。但这种手段很快就失灵了，当后来的犹太人排队向那间密封的屋子走去时，都明白等待他的是什么，然而还是没有人反抗，至少我从来没看到过一则记载这种暴动的资料。在杨白劳还要打三扁担而死的年代，要是有这样的资料，我想一定会从尘封中发出特别的光华来。比这更不可理解的是活埋。日本兵给每人一把锹，让他们挖坑，然后把他们推到坑里，然后向他们填土，这种死的滋味无论如何要比吃花生米痛苦得多吧，为什么就没人用足力气把锹往小日本鬼的胸口铲过去呢？从医学上说，人在紧急关头肾上腺素会激发出来，会变得力大无边，蔡永祥就靠着这股力量把平时根本休想搬动的木头推出了道轨。死总是人的最紧急的关头吧？为什么这些人的肾上腺素都没有最后地充分利用一下呢？肾上腺素留给灵魂（倘若死后有灵魂的话）又有什么意思呢？

　　后来我想通了。也许不能说是“想通”。我还是说不出道理，这不是逻辑的胜利，而是禅宗说的“顿悟”。反正我一下子明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幼稚，成熟的人不会去想这种间题，成熟的人就应该像以前绝大多数人那样去对待命运，对待死亡。我是什么时候“悟”到的，也说不清楚。人的成熟就跟人睡着一样，怎么也说不出那道门槛在哪里，更不用说怎么跨过门槛去的。总之我在不知不觉中“顿”了一下，“悟”了过来。不过这顿悟肯定可以说是在洪流突然不去崇明之前，就像我肯定可以说某天晚上我在两点以前睡着了，因为我听见隔壁的三五牌台钟敲了一下，没听见它敲两下。我在听到洪流不去崇明的消息之后，还坐下来吃了两碗饭，就是我已经顿悟的明证。

　　我到洪流家去，路上别的不怨，只怪他隔天见面说船票时还不向我漏点口风。及至见了面，我连这点怨气也不高兴表露。反正那么回事了，多说几句对谁也没好处。洪流连连向我道歉，说这事上午才临时决定，工宣队一定要他留下来再处理些毕业分配的事，他不太情愿，然而毕工组马师傅一向待他很好，他不能拗了她的面子。他还是要下来的，只不过需要推迟些日子。他的最要好的同学都在这个队里。他还隐隐约约地向我暗示他同郑国梅的关系非同一般，让我可以放心。他还说关于我的事已经全部安排妥贴，他马上陪我到“老精”那里去，我完全可以像信赖他一样信赖“老精”。他的话总使我有些不安。几个月后，他告诉我，那时他没有把全部真相对我说。事实是马师傅想帮他暗渡陈仓到工厂去。不过他说他也同样没有告诉“老精”，甚至没告诉同他正在恋爱的“汤司令”，但他们都猜出了一点。我是完全蒙在鼓里，而且帮着他把自己蒙在鼓里。那夭晚上，顽强地在我意识里冒出头来的，只有一句话，好马不吃回头草。在地震的那天夜里，我时时想到的是要有大将风度，不能让人笑话。

　　"老精”家在凤阳路同济医院斜对面的一幢公寓里，是那种还够不上大楼称号的公寓，冷冰冰的水泥墙面与楼梯让人觉得像一个仓库。一道自制的屏风把一个十八平方的房间隔成两间。前间四、五个平方，摆着一张老式小方桌，一个碗橱和四只面上油漆已磨去若干部分的方凳，收拾得十分干净，绝无油腻。墙上还挂着几个镜框，一只里面中央是张发黄的合家欢，周围是一圈大大小小新新旧旧单人双人半身全身证件艺术风景照片，呈众星拱月之势；其余几只都是奖状。我看见其中一只，是奖给初一某班三好学生汪铭全同学的，不禁有种找到了同类项的亲切感。洪流还告诉我，那道屏风也是“老精”的手艺，个个榫头做得天衣无缝，正宗木匠看了也大为赞叹。屏风那边的十三四个平方，要睡他母亲与四个孩子，二女三男。晚上等九点以后，确定不会再有客上门，屏风就要撤去，前面的铺位将延伸到后间，因此这屏风的设计思想首先是非常精采的。“老精”不在，不然我不会有那么多余暇来打量这间居室。先从屏风后转出来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姐姐，她给我们倒了两杯放白糖的开水，陪我们说了一会，在洪流与我的要求下，又到屏风后面去忙她自己的事了。我与洪流对坐着，看来洪流在这里真是混得熟透，主人可以放心委派他作代表来招待我。到九点，“老精”还没来，洪流对我皱眉头，磨牙齿，作出种种苦相，后来又对我说了关于屏风的那些话，使我十分内疚。但想到两天后即要动身，倘若这之前不能与我的陌生的保护者见上一面，心里总不踏实。虽然可以像介绍朋友那样彼此先看照片，而且即使不看照片到时候也总能问得到，况且见面不见面我其实都已打定主意一条道上走到黑，然而我还是想见一见。这里也有个外交方面相当微妙的问题，我要让他们感到对前途我还是保留选择的权利，不能让他们觉得我是投靠过来，寄人篱下，舍之不可。因此我硬着头皮坐着，假装对九点钟撤屏风的规矩没有在意。到九点一刻，“老精”来了。这时，洪流正吞吞吐吐地似乎提出要走，一见他进门，立刻怒气冲冲地连声责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老精”对着他很优雅地一笑，说：“滑稽口伐？你又没说好晚上要来。”“我怎么没说呢？我明明跟你说的，我记得精清楚楚，明明跟你说好的。”“你记得清清楚楚，我也记得清清楚楚，你肯定没有说。”“你，你，你这个人就是喜欢狡辩，”洪流脸红脖子粗起来，“我肯定对你说的，要么你心不在焉，没有听见。”“嘿嘿，我狡辩还是你狡辩，平常是我记性好还是你记性好？”“这跟记性好不好没关系，你又偷换概念。”“你又要用帽子来套我了，”“老精”这时向我看了一眼，说，“好了好了，就算你说了，我没听见，结果不是一样么，还争什么呢？”洪流很激烈地连连摇头，似乎对他的不肯承认错误深感痛心。这时，“老精”说：“这位是不是你说的那个要好同学？”说着向我伸出手来。我没有准备，慌乱把手从裤袋里拉出来时，把袋口撕开了半寸长的小口子，不免有点尴尬。洪流马上转慎为喜，郑重地为我们两人作了介绍。“老精”给我的印象不错。鹅蛋脸，除了两条眉毛略有些倒挂，五官长得都很匀称。肉里眼，笑起来眯成一条线，给人一种很慈善的印象。他就是那个后来告诉我吃饭发出声音要被母亲掴嘴巴子的苏北籍同学，不过他把自己的籍贯隐蔽得很彻底，说话一丝不带方言口音。也许他的鹅蛋脸型就具有典型的扬州风味，然而上海人对苏北籍的敏感还没有研究到那么精深的地步。他说话前喜欢先把嘴唇撮起，像吹笛子似的，这种小动作像含羞草似的一下子就能博得别人的好感。三方会谈在亲切友好轻松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只是到结束时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分歧。洪流一定要“老精”在那天早晨五点半到我家来叫我，“老精”却感到上我家要兜个圈子，拿着随身的包囊，很不方便，希望到候船室或船上碰头。洪流又跟他争了起来，指责他偷懒，“老精”始终笑嘻嘻地，但相当坚持原则。我不能沉默，就站出来声明自己认识大达码头，完全可以自去。“老精”表示对大达码头还不及我了解，我就将地形向他介绍了一番，这样大家皆大欢喜。

　　回家路上，洪流再三向我解释，“老精”待人非常热情，尤其对他的要好同学，绝不会亏待。他有时偶尔要耍点小滑头，这是他的脾气，闹着玩玩的，叫我不要当真。我倒觉得洪流大可不必这么认真。我隐隐感到，洪流在我面前，要显出他对“老精”很有权威的样子。他的初衷当然是为了宽慰我，但“老精”不像是个对他俯首贴耳的人，虽然当面看得出对他很谦让。我以后同“老精”相处，绝不可狐假虎威，相反倒要撸撸他的顺毛，这点我是有些吃准了。

　　回到家，已经十点半了，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地晚了。阿爷半靠在床上等着我。他问我结果，我把洪流带我上“老精”家去的事简略说了一下，并表示我还是不改弦更张。他听了对我冷笑几声，笑得我汗毛全体肃立。我问他怎么了，他对我挥挥手，叫我去睡，明天再说。

　　我钻到被筒里，见阿爷还是那么半躺半靠着，就闭紧眼睛，一点不敢动弹，这样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想到隔天与“阿明”等约好，到人民公园去把剩下的几张胶片照掉，不知现在的形势还能不能去。但不去让他们干等着也不行。我硬着头皮提出来，果然遭到阿爷的几句训斥，然而结果还是放我出笼，不过关照我要赶快回家，魂灵多生进一点。那天我果然魂灵很多，玩得索然无味，十点钟就到了家门口。

　　我走进前间，眼前豁然一亮，阿爷满面春风，难得看见他有这么高兴的时候。他劈头对我说：“现在你放心笃定去好了，不要怕，胆子尽管放大，呒没事体了，你放心好了！”我不明白他怎么会顷刻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看着他好像在看变戏法。“我到洪流那边去过了，”他继续神采飞扬地说，下巴上的三角粉丝胡子像奔马的鬃毛一样蓬起，“我碰到过那个四号里的爷叔了。我同他几句口一校，他就叫我，喔，老爷叔，老爷叔，他叫我老爷叔！你放心去好了。洪流，还有那个‘老精’，不是都拜在他的门下吗？他晓得你是我的孙子，不敢对你怎样的。他不过一个起码脚色，一个流氓，呒啥大不了的。这人我看见过了，校过口了，我放心了，你尽管跟他们去。”

　　我这才注意到阿爷今天换了一身打扮，这也是叫我眼前一亮的缘故。他上身穿一件棕黄色粗花呢的中式对襟夹袄，一排密密的琵琶纽，一股浓浓的樟脑丸气味。下身一条玄色直贡呢裤子，尚有七八成新，用淡雪青的缎带牢牢扎紧裤脚管，浅灰色的长统老式纱袜，黑帮白底的圆口布鞋。这么一打扮，跟平时拥着一件宽大的油污斑斑的蓝靛色缎面丝棉袄，松松系一条旧棉裤，踏到后跟服一双灰不溜秋的蚌壳棉鞋的样子，真是判若二人。这副样子，还有几分英武余气，叫人相信半个世纪前也许是条好汉（是年阿爷七十八岁）。不过，我对他的这种乐观实在不敢乐观。他这么个干瘪老头，虽说不是风也吹得倒，但又有什么威势去制服一个流氓，就算四号里爷叔是个流氓的话。我知道他绝对没有点穴神功，又不是像目下一些撑市面的，能叫出一大批兄弟来。即便他当年在此道中混过，能够活着的兄弟也硕果仅存，我也从未听见他有哪个江湖上的朋友，七八十岁还能像杨老令公那样去闯幽州。我猜想他一定用几句当年跑单帮时学到的过时切口去吓唬人家，别人看他胡子雪白，附附他的调，其实心里在取笑他。想到他一本正经地去出了我一个洋相，让别人知道我有这么个旧货阿爷，我真是酸甜苦辣，不知道心里是怎么个滋味。

　　阿爷又沉下气来对我说：“现在我对你讲的话，你要记牢了，再不记牢今后吃苦头是你自己的事体，阿爷不能跟在你屁股后面一生一世。流氓阿飞不要怕，流氓阿飞也是人，而且是人当中蹩脚的人，这种人是最好弄的。你只要记住我两句话。第一，天下的事情乖人一半，笨人一半，不是乖人板煞数占便宜，笨人一定吃亏。笨人也有便宜的地方，乖人也有吃亏的地方。故所以你人笨，就笨到底，索性笨也不会大吃亏。笨人切忌学乖。笨人学乖学不像就变半吊子。半吊子最可恶，这是真正苦头要吃到阿末年了。第二，事不求人品自高。凡事要有独立性。朋友再好，不可依赖。现在国家与国家都要讲平等互利，大国小国要一样，做人也是一样。不要好起来头扚落一样，一翻面孔眼睛‘地牌’。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切记，切记！”

　　十八

　　我走了。

　　我走到玻璃腰门的时候，忽然觉得应该回头看一看。虽说到崇明去以后毕竟还要回来，但从今天起，我就正式不是这个家的一个成员了。以后回来，不过是短暂的作客。能否再“复辟”归来，实在渺茫得很。毛主席说，从最坏处设想，向最好处努力，从此刻开始就是我的座右铭。最坏处就是一辈子在祖国第三大岛上修地球，最好处就是回到这个金窠银窠都不如的草窠里来。我应该对它多看一眼，希望再留下一点特别的印象，也能为我今后的奋发图强多添一份动力。我转头有些困准。右肩前后各搭着一只旅行袋，两只袋的襻用一根细麻绳结着，正扣在右边脖根处。一只袋里装着几件替换衣服与牙刷、牙膏、搪瓷茶缸、毛巾之类的东西，一只袋里装着一瓶咸菜炒肉丝，一瓶川湘辣酱，两只鸡蛋甜面包，肥皂、草纸与几本书。据说大件行李除铺盖可以保证随人抵达外，其它箱笼都可能脱期，最多的要脱一星期，这期间的生活用品最好自带备足。我本来打算不带一点小菜与零食下去。我认为带吃的东西非常无谓。到崇明去，哪怕吃糠，也要能吃惯，就是要跟旧家旧我彻底决裂。然而考虑到这次打交道的都是陌生人，他们也许没有那么高的觉悟，都要带吃的下去。到时他们若请你吃，你不吃显得见外，吃显得太刮皮，只有也带些吃的去彼此彼此。权衡之后，我决定不带零食、点心、水果等等（两只面包是船上的午餐），只带些菜。菜是经过我精心挑选的。咸菜肉丝是阿娘的保留节目，又有浓郁的甬帮风味，自不必多说；川湘辣酱则是我早就听人介绍，说在大串连中有的上海学生带它一瓶走遍大半中国，战胜了一切没油少盐寡鲜极淡的菜肴汤水，堪称第一经济实惠的调味佐料。后来我又在鲁迅的文章里找到旁证，他说到北京以后吃不惯菜就多用辣，看来辣是个宝贝。上海正宗的川湘辣酱据说只有市工人文化宫旁侧的一家南货店里有。我跑到那里去窥察，看见排着长长的队伍，始坚信不疑，马上回家取瓶。半小时后我气咻咻地排入队伍中，又向那些老主顾们打听这经济实惠的辣酱中又是何种最为经济实惠。队伍中男女老少各抒己见，发言踊跃，简直是川湘辣酱使用价值与价值关系的理论研讨会。三刻钟时间很轻快热闹地打发了过去。待我排到柜前，决定还是买最便宜的豆瓣辣酱。我把辣酱买回家中，略尝一滴，满嘴火烧，直烧到肚脐。我被烧得非常满意。我用此物去与人彼此，让他们贪婪去吧。

　　再说我被前后两只旅行袋一夹，转头困难，像戏里演的带枷一样，要转就要整个身子转过去。但从腰门向里两公尺，另有一道薄板隔出一条一米来宽的走道，薄板那边是母亲睡的一张四尺半床与一只“古”得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简易衣橱。两块接天垂地的湖绿色聚氯乙烯塑料布，拼起来遮住了这个空间。我小时候经常把母亲的床当舞台，把这两块塑料布当大幕，在那里自己对自己演出孙悟空闹天宫，哪吒闹海，武松大闹快活林什么的，这是我最早的艺术活动。此刻，我不在那广阔的舞台上，而在这狭窄的走道里，转身旅行包就要磕碰到两边板壁，盛川湘辣酱与咸菜肉丝的五十年代的光明牌奶粉瓶就有可能敲坏。这种光明牌奶粉，据说是我断奶以后主要的营养来源，一直吃到三岁不知吃掉了多少瓶。这种瓶子，玻璃很厚，瓶颈和瓶底还有一圈像华夫饼干似的小格子。形式这么考究，里面的内容可以料想。我有这样的奶粉“垫底”，对自己的智商就一直信心不衰。如今这种瓶子也仅存三、四只了，据说又都是让我当汽车开给滚坏的。阿爷那时的工资八十多元，养一家五口，好像富得走油，居然能叫我奶粉吃得吐出来。解放初是阿爷的黄金时代，也是我的黄金时代，可惜我对这段大好时光毫无记忆。从我懂事起，家道就逐渐开始走下坡路，越往后越快，作匀加速直线运动，直到我不得不离家，原来指望撑大梁的一根柱料抽到他乡去做铁鎝柄，还不知道这种加速运动会不会就此打住。“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与云遮雾断的前程相比，我记得的那段滑坡的岁月也许又是黄金时代，我无论如何得再好好地看一眼，哪怕打破瓶子也在所不惜。

　　我把身子侧转过来了，瓶子没有磕着，是个好兆头。我看见日光灯亮着，灯管两头黑黑的，白光在以很高的频率发抖。在这样的灯光下，阿爷阿娘望着我的眼睛似乎有些糊。我不相信他们会哭，一定是光线加我的心理再加近视眼的综合作用。他们刚才说的那许多讨口彩的话还在我的耳廓里发热作痒。阿娘四点钟就起来了，她捅开了煤球炉，给我煮了六只水浦蛋。“六六顺溜”，这是常挂在他们二老嘴上的一句口彩。不知出典是什么，反正有“六”就好，“六”是我们家的幸运数字。我在中学里的座位号是二十六号，我分解了一下质因数，十三乘以二，含有十三，叫我心头戚戚的。后来想到这里面有“六”，与吉祥沾边，又稍感安慰。也许我是个有福气的傻瓜，这总比没福气的聪明人要强。从我十岁以后，每年生日，总要让我在那天里吃足六只鸡蛋。也就是说，在六○年我生日的那天，光蛋我就吃掉了三元钱（自由市场价），这是阿爷退休工资的十分之一强，是我们家当时计划平均菜金的三倍，从中可以看出，阿爷阿娘讨口彩是不遗余力的。他们这么重视口彩，也是我不相信他们的观世音的一大原因。口彩人人能讨，只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嘴巴，还有肯花钱买蛋什么的。如果降福这么容易，还要吃吃力力拜菩萨行善干啥？或者说讨口彩只是为了避邪，如果邪有那么厉害，反过来还是说明菩萨的低能。在阿爷阿娘的熏陶下，我很早就对因果报应、宿命前定、祈福禳灾、积阴功、讨口彩等等宗教理论进行过思索，发现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因此不得其门而入。若干年后，我跟一个比我年轻五六岁的虔诚的基督教徒说起，他说这是因为我没有缘根。我前世修得不够。他说像我那样胖，上一生也许是个杀猪的。有缘根的人，一听见宗教的说法就兴奋得浑身发抖，从骨髓里抖出来。宗教只讲信，不讲理，信则灵。理性只能把握上帝创造的世界，不能把握上帝，与上帝接近唯有心灵。他这话说得我骨髓里也似乎有些抖起来。后来，我碰见洪流，又把这话告诉了他。其时他对宗教已颇有研究，曾经准备去考宗教研究生。他听听嗤嗤一笑，说这位仁兄不是跟我在开玩笑，就是自己跟自己开玩笑。什么缘根、前世，都是佛教的说法。基督教也有天堂地狱，但没有轮回投胎，它讲的是末日审判，而且是一次性处理，不是毁灭就是永生，非常干脆。不过讲宗教摒弃理性，倒是所有宗教的一种共通的说法。然而，所有宗教又都有很讲理性的派别。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被他这么一说，我的骨头里就抖得更厉害了。

　　阿爷阿娘是有缘根的人，在他们，因果、宿命、修行、讨口彩浑然一体，像什锦火锅一样各式荤素相得益彰。他们这么重视口彩，就绝对不会让眼泪跑出泪囊。他们还在笑。我听见了阿爷呵呵的笑声，从全漏风的嘴巴里发出来的笑声，有一种雾湿钟声的韵味。今天他很满意。他四点一刻起来，摸索了一会儿，才来把我推醒。我其实早就醒了，几乎一夜好像没有睡过，但我怕他又多耽一份心事，就装作刚从梦里神游归来。我一撑起来，阿爷就把我拉到顶上放着观音瓷像的那口黑橱面前。橱前又特意摆了一只假红木茶几，几上放着一只生满锈的香烟听改成的香炉，旁边是一盒线香，已经取出三支放好在盒盖上。我瞥了一眼盒盖，还是“印度奇南线香”，一定是阿爷囥下的一盒陈货，留着紧要关头时用的。虽然阿爷总说“大众卫生香”只是“印度奇南线香”换个牌子，但看来他对新生事物还是有所保留的。阿爷向我指指那香，我毫无准备，不禁犹豫了一下。在这一瞬间，他脸上变换了多少表情，使本来就赢弱的几条面部肌肉不胜重负。就看那几筋肌肉的份上，我也要屈服一下。我想，意思意思吧，这不过是向阿爷阿娘表示一点心意。从六五年开始，阿爷阿娘每回做羹饭，都要在邻居面前作出“维新”的表示，说是纪念纪念，尽尽活人的一点心。我也尽一点心吧。我把三支线香点着，照阿爷的样子揄熄，作揖三下，然后合掌通神，再把香插入香炉，再揖三下。阿爷看我做得有板有眼，像模像样，十分满意。他若知道我通神的内容，一定更加喜欢。我祈求菩萨保佑阿爷阿娘长命百岁。我看过《不怕鬼的故事》。里面有一则说，先有一人把一个木偶神像搁在沟上当桥践踏，接着有一人看见，连呼“罪过”，把木像又扛回破庙里去。艾子经过那庙，听神道在与旁边的小鬼议论，说要责罚把木像扛回庙里的那个人。小鬼问为什么，神道说，前面的家伙不信神，怎么去惩罚他，要责罚只有责罚后面信的那个家伙。我想，我一直不信观音，现在临时上船抱佛脚也来不及了，要保佑还是让她去保佑一直信她的阿爷阿娘吧。

　　我艰难地郑重其事地回头一瞥，只看见阿爷阿娘似乎有点模糊的眼睛，除此之外等于什么也没见。我这一瞥至多只有一秒钟，一接触到他们的眼睛，就不敢更多留恋，只怕他们弄错，以为我依依不舍，也不顾一切地动起情来，破坏了好不容易构筑起来的吉利的气氛。我回身重又向前走去，母亲在我前面开门。阿爷阿娘一直把我送到楼梯口。为怕吵醒邻居，多是用眼光和手势示意，只在我将要从楼梯拐角处消失时，阿爷才喊了一句：“一到就写信来！”阿娘马上补充了一句：“钞票不要太省，身体第一！”

　　我和母亲走到马路上。天漆黑。“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我想起了一出话剧的名字。此刻才四点五十五分，这是从母亲腕上那只短三针的瑞士女表上显示出来的。这只表比我的年龄还大五岁，是我家里唯一的一只流动计时器。夜色有股冰的清香，提神醒脑，味道还不错。我生性最怕起早，最喜睡晚，当年下乡劳动八点熄灯，五点起身，是我觉得最苦的一件事。而今这清凉夜气给了我一种信心，只要坚持一段时间，我能习惯的。从现在起，我就正式踏上社会了，我要从外到里焕然一新。我的条件再好也没有了，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真正的一切从零开始。流氓阿飞什么的暂且不去想它，我要咬紧牙关冲过去，这可是关系到一辈子的事。

　　我在这段路上就开始咬起牙关来了。我与母亲一前一后走着，几乎没说什么话。我突然发现，我以前一直跟母亲说得很少。不光是跟母亲，就是跟阿爷阿娘，我的话也不多。除了一些非说不可的事，像金老师住院，跟洪流去农场之类，其余的我都不高兴说，问了才不得不说。我在家里原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个发现叫我有些慌乱。后来想想，也不致于，我跟弟弟妹妹的话还不少。不知怎的，我总觉得“沉默寡言”是种要不得的性格，也许我把它和“落落寡合”搅在一起了。但我是什么时候变得与大人们话不多的呢？也许是从妹妹上小学的那年开始的吧。她上一年级，我上五年级了，我总觉得她回家来啼啼哆哆地很烦，学校里什么鸡毛蒜皮的都要说，跟阿娘说了还要跟母亲说，弄得阿娘和母亲对她的几个同学了解得比人事干部还透彻。会不会在这之前我就变怪了呢？会不会我生性就孤僻呢？这样不好，我应该跟母亲说几句。但是，我一下子找不出话来。要没话找话还真不容易。奇怪，母亲为什么也一言不发？我回头看看她的脸，一对略黄的瞳仁在浓重的夜色的背景上，像两盏灯似地放着光，很认真的样子，很有信心的样子，我放心了。她的不说话，是因为对我十分信任，知道我决不会在农场这口染缸里染上流氓习气。至于怎么努力去争取前途，她自忖不比我更有数，就主动放弃了谆谆教导的权利。母亲这种现实主义态度叫我感动，比千叮万嘱对我更有益，更有鼓动性。我又回望了她一眼。她弄错了，带紧几步，又看了看表说：“还早呢，慢点走好了。”我说：“好的。我不是要走快，我是看我是不是走得太快了。”“不快，”她说，“我跟得上。要不要和你一起拎？”“不要，”我说，“我背着好。”这后面又忘台词了。

　　到大达码头才五点一刻，路灯还亮着。散蛋黄似的灯光，鱼脊似的潮涊涊的水泥地，鸡鸭乱鸣似的人声，叫人觉得好像到了小菜场。小菜场我只在小学四年级时跟阿娘去过一次，帮阿娘在买肉的队伍里看篮子。这回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从此以后，我觉得，一个男子，要是成年以后得自己拎篮子上小菜场去，就是莫大的失败。阿爷再潦倒，还从来不用到菜场去。我的奋斗至少有一小半是为了能不上菜场。而今我踏上社会的第一步就要从这个类似菜场的地方跨出，这似乎是个隐喻。

　　大达码头没有张红结绿、挂横幅、刷标语什么的。与黑龙江、云南什么的相比，去崇明简直算不得上山下乡，上面也犯不着为这劳民伤财。我一向对敲锣打鼓的不以为然，觉得就像相声里说的，新娘子上轿还要干嚎几声。但是，真依我心思没了这些繁文褥节，又觉得冷冷落落地像遗失了什么。中国的文人，自从诸葛亮之后，就把毛遂、冯驩等先辈创造的实事求是、爽爽快快的健康风气给败坏了，一个个矫势作态，好像都等得着冤大头来三顾茅庐似的。三国戏里像毛遂那样作为的蒋干，变成了一个白鼻头。此风浸染了一千多年，虚伪渗透到了文人的毛细血管里。像我这个不过当了两年语文课代表的，已经有这许多曲折隐晦的心思，可见其为害之烈。

　　候船室里还空得很，第一排末尾上还有几只空位子。我安顿下后，就催母亲回去。母亲摇摇头，在我对面坐下。还是没词，越想找话就越找不到话。崇明话开始向我耳朵里灌进来，像海浪拍打着岩石。以前我有关崇明话的知识，只是从滑稽戏里来，只知道崇明人说话都带 “蟹”字，所以叫崇明蟹，其实崇明是“呒得蟹来勿有蟹”。我记不得在十八年的生涯中曾碰到过一个崇明人。但是，踏进候船室，我惊异，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崇明人，一片声的这种重油糖醋般的乡谈。并且，我留心周围人的谈话内容，发现，一、一个崇明人在外乡（包括上海）遇见另一个崇明人，都一见如故，非常热络。那乡谈中就有像麦芽糖一样的东西，把彼此粘在几起，越嚼越有味道。以后我听到崇明人叫说话为“嚼”，觉得真是妥贴极了。二、一个崇明人不管走南闯北，参军，支援三线，在北方求学工作，几十年都改不了一口乡音。崇明人说普遍话，一听就是崇明腔。后来我在这岛上呆了四年，没有碰见过一个能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崇明人。以上两点，都说明崇明话是一种相当顽固的方言，比上海话要顽固得多，好像比宁波话、苏州话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方言的冥顽性，正反映了这一方土著的内聚性与封闭性。一种不安从我横隔膜处升起。我看见一层以前一直忽略的威胁，一种由地域、方言造成的心理障碍。我能不能取得这一方土著对我的支持，对我来说，也许比能不能同流氓阿飞和平共处更为重要。崇明人，在农场里就是贫下中农，他们是代表正统的。要是我被流氓阿飞欺负得走投无路，唯有他们能够救我；要是我今后想有所作为，也只有他们能撑我的腰。但是，我要去投奔依靠的贫下中农是崇明人。崇明人，虽然我第一次遇到，然而那种方言叫我听了总不舒服，有种女人搔首弄姿的媚态。我想反过来也一样。祟明人一定认为他们的乡音是全中国最动听、最朴实的方言，上海话在他们听来或许也有许许多多引起反感的地方。再加上上海人这些年在外地的声誉江河日下，我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议论纷纷，都说上海人门槛精，避之唯恐不及。崇明虽然划在上海的版图内，但它自有很强的独立性，不像其它郊县的人士都以上海本地土著自居。崇明人与上海人的心理隔阂，不一定就比欧洲人同亚洲人的隔阂更小。我能够冲破这一重障碍吗？我能够克服对他们的先天的反感，也使他们克服对我的先天的反感吗？我想着，好像吃了过份油腻的东西，胃里直酸水。（注：：音如gai，动词，打嗝；泛酸。见《简明吴方言词典》第285页。）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去，我命令自己。我想立即加入他们的交谈。母亲在，我就不便跟陌生人去说话，于是我再一次坚决地要求母亲回去，母亲同意了。

　　她一走，我立刻挑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穿蓝灰色军便服的年轻崇明人做谈话对象。我从崇明船晃得厉害不厉害问起，这确实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的脑袋天生有点毛病，翻前滚翻有时会突然晕起来，非大吐不得安宁；人一累又要晕车。昨夜我一直似醒非醒的，我真怕在“老精”等一群陌生人面前当众出彩。这个年轻的崇明人很热情。后来我发现，崇明人待人都很客气，在他们的客气中，有着很深的自卑感，表现出来或为一种小小的狡黠。崇明人给我的总的印象，根本不像横行无忌的蟹，也不像有些人说的“崇刁”什么的，刁滑如同狐狸。崇明人总有点象兔子，温顺、机敏，但总带着些许懦怯。据说崇明历史上当海盗的人不少，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们是天生的良民百姓。都说苏州人懦弱，我觉得崇明人比苏州人还要忠厚本份得多。

　　我坐在候船室里与第一个崇明青年开始交谈，只为自己能迅速地与贫下中农同类项进行滔滔地对话而高兴。说到后来，我发现自己的腔调里已不知不觉地掺进了崇明腔，这不是那种调侃式的学样，而是一种亲切的迎合，似乎我的亲缘关系里早就埋有崇明的成分。这个发现叫我内心欣喜若狂。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的确是个良好的开端。后来四年的实践证明，我在候船室里为自己选择的主攻方向完全对头。正因为方向对头，所以尽管遭到不少挫折，出了不少洋相，最后还是较早地达到了目的，又彻底离开崇明杀回上海。正当我说得性起，那位新朋友突然走神，眼睛向我身后看去。我以为是他见到了熟人，这时，我听见母亲的声音：“来，来，快点来接一接！”我的头才转过一半，眼角上只见一个铁灰色的油亮的团团向我胸口掷来，接着两掌心里一阵火辣辣的灼痛叫我差点撒手。母亲的慌叫声又像乱鼓点似的渲染着紧张气氛：“不要捏，不要捏，里面有汤的！”

　　一纸包刚起锅的生煎馒头。

　　我双手像玩球似地把纸包在两手间迅速地来回倒动，听母亲说着：“这生煎老好的，排队人老多的，我听排队的人讲，这爿店里的生煎老有名的，咬出来一包汤。我想刚刚的蛋恐怕不耐饥。排了多少辰光，我还怕来不及，我喔唷，烫是烫得来，我奔来的，你趁热吃，冷了汤要呒没的。”

　　我好像头一次体会到母亲是那么地爱我，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爱发泄不出就转化为恨，我恨她使我在贫下中农同类项面前显得像暖房里的花朵似的。我的恨只能倾注到那些生煎馒头上。等吃到最后两只，我发觉自己早突破了饱的极限，而母亲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只也没尝过，还要等会回家去泡饭。（：音如o，动词，用手或工具抓取、钩取、扒取。见《简明吴方言词典》第327页。）但已经只剩下最后两只，我也不好意思再跟她客气。

　　母亲仗送生煎的这点功劳，又坐下不肯走了。

　　到六点缺十分，候船室里开始骚动起来，一批批的人拎着大包小包经我面前往里走去。我站起来东张西望，在人丛中找“老精”。正六点，开始放客。服务员来把第一排的铁门闩住了，坐着的人都站起来提着包往前涌。我死心了。临动身子前，我又跳上凳去望一望。服务员看见忙哇喇哇喇地向我指出。正在这时，我见到在第三排栏口向里探头探脑的“老精”。我就不顾服务员的哇喇哇喇，顾自己更哇喇哇喇地直叫。“老精”看到高高在上的我，就从人群中挤过来。服务员对我刚才的态度耿耿于怀。那时还不行罚款，就绝对不肯通融开门，并谢绝“老精”的敬烟。我只能将“老精”隔着铁门介绍给了母亲。母亲对“老精”恭维了几句，“老精”也对母亲回报了几句。然后他同母亲握了握手，又跟我握了握手，约好到船上来找我，就转身走了。我和母亲紧往前赶，这时第一排已快放空了。一出候船室，我就闻到黄浦江水那股沤烂的稻草腥味，满胃的生煎皮肉开始翻腾起来。上海显出她的一切丑态来，要使我对她毫不留恋，就像茶花女对待阿芒似的。可惜我早就看透了她这套爱情的把戏，在即将离开她时，对她发誓说，啊，我会回来的，你等着我，我对你海枯石烂心不变。哪怕黄浦江臭得象咸鱼汤一祥，我还是要回来。为了表示我的忠贞，我大大地吸了一口这种腥臭的空气。

　　离开浮码头栅栏门只有二三十步了，母亲突然说：“我对‘老精’的印象不大好。”“怎么了？”“讲不出，好像老嘎嘎的。”我“啧”了一声。我没料到母亲也从阿爷那里继承了一点洞烛人生的特殊感觉，有点后悔把“老精”叫过来。母亲又说：“你当心一点。”我说：“知道了。不过第一眼印象也很难说。”母亲点点头，然后再说：“你当心点。”

　　这时，栅栏门到了，送客到这儿为止，我向她挥了挥手。

　　我被冲上了船。

　　一转眼，我又冲进底舱里。后来那个地方被我的潜意识歪曲成一个阴暗狰狞的山洞，经常在我的恶梦结尾处出现。

　　乘过船的人都知道，底舱相当于五等舱位，是最差的档子。崇明是短途，船又小，就不分舱级售票。候船室里的骚动，大多为了能抢个好一些的舱位，唯有我除外。我冲进底舱觉得很得意，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尽可以舒舒服服地占据最好的地方。头顶上的铁板在无数双脚的践踏下咚咚作响，像敲“赤道战鼓”似的，我深为他们遗憾。那些人在奔忙些什么，为什么不到这里来？我有些不对头吗？想了一下，没有，不对头的是他们。第一，根据几何原理，越接近船的底部，摇晃度越小。第二，根据物理原理，底舱里保暖，温度肯定要比甲板上的舱房高。“知识就是力量”，这话真是一点也不错。

　　我只希望“老精”快点来，不然有人要来交涉反对多占位子，我一个人不好对付。我靠在舱壁上，静听着头顶上的鼓声阵雨般地响个不停。好久，才有一双脚从铁梯上下来。以后又陆陆续续地来了些人，但来人总不踊跃，舱里的位子总还有富裕，没有人来和我费口舌。我开始不安起来，虽然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这少数人还是希望有许许多多的人来追随他，孤独永远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最难容忍的境况，因而也是野心家最可贵的品质。又等了好久，还不见“老精”来。我问周围人时间，没一个有表的。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事，那时一块上海牌男表还常作为女方结婚前向男方索要的彩礼。其实即使问到了时间也于事无补，我还是只能干等着。但失去了时间这个参照物，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存在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莫名的威胁，再也不能安然地坐着。我看见舱壁上有一个个圆形的窗洞。我走过去看，窗洞外大半是灰黄色的混浊的江水，溅起来在暗蓝色的玻璃上留下一条条蚯蚓似的水痕。我强烈地意识到此身已没在水底下了。我记起阿娘说的合扑目困的人忌水的话，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蛇一样地游上心头。

　　“老精”又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出现了。他老远见我就高声地说，你怎么在这里啊，我在上面到处找你。我说，这儿好，然后把几何与物理的道理告诉他。他听了很佩服似地笑了笑，又说，他们都在上面，郑国梅他们都在那边，你搬上去吗？我说，上面有位子吗？他说，位子没有，不过可以挤一挤，包上也可以坐人。我说，还是你搬下来吧，我这里宽舒。那我搬下来，他说，等开船以后。接着他又要往上走，说是码头上有很多同学来送行。他问我是不是要上去看看，我说我不上去。我叫他快把行李搬下来，不然位子太空我一个人看不住。

　　“老精”果然一转眼把行李搬来了。他还带来一个人，人中那里有撮较黑的茸毛，还不是硬须，但“老精”已提前叫他“小胡子”。他对我说“小胡子”是他们派里另一个红卫兵排长王灵的同班要好同学，王灵与郑国梅在一起，等会儿要带我去跟他们见面。“小胡子”在上面没有位子，就叫他跟下来了。介绍后，“小胡子”也主动伸出手来跟我握了握。我发觉他们都喜欢同人握手，看来市面上正新流行这个规矩，我记下了。“老精”又问我要不要到上面去看看，我还说不去，他就带着“小胡子”上去了。

　　“老精”这一去时间好长，我一个人坐在一堆包中间，像罗丹雕塑的思想者那么个姿势，但我的头脑里一点思想也没有。我觉得周围世界还不肯醒来，像舱里的灯光一样昏昏沉沉的。就这么坐着很好，没什么可想，什么也不需要想。我睁着眼睡着了。

　　“老精”又出现了。他一到，就对我兴高采烈地嚷嚷，你怎么不上去，你妈妈一直站在码头上望你。怎么？我问，她现在还在吗？现在，现在船已经开过外白渡桥了。什么，船已经开了？早就开了，你不知道？你没有听见拉汽笛吗，没有觉得船动吗？没有，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你听，嗡嗡嗡嗡，发动机的声音不是很响吗？这是发动机的声音吗？好像到舱里就听见在响了。她站在哪里呢？我妈妈站在哪里呢？不是不能到码头里面来吗？送的人都站在岸上的水泥胸墙那里。她看见你了吗？看见的。她说什么吗？隔开这么远，说话怎么听得到？她向我招招手，我也向她招招手。

　　我真有点恼恨“老精”。我母亲在寒冬腊月的江风中久久地伫立着，就是为了跟他招招手吗？我不上去，是因为我不知道母亲还痴痴地站在那里。为什么见到了不下来叫我一声，怕跑铁梯，只消到舱口叫一声就得了，只消一分钟!

　　“你为什么不上去看看呢？”“老精”依然笑嘻嘻地问我。

　　“我能走开吗？我走开这些包谁看？”

　　“包有什么要紧？里面又没什么东西。再说，在船上也不怕偷，都到崇明，半路上谁也逃不走。”

　　接着，“老精”提出要带我上去同郑国梅与王灵会晤，我还是不同意弃包离开。他见我这么固执，答应去把“小胡子”找来替换我。

　　母亲站在水泥胸墙前，眼巴巴地望着船甲板，她始终没有看见我的人影。汽笛响了，船慢慢地离开了码头。在她身边的人，一边拼命地挥手拼命地喊，一边哗哗地流泪，像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一样。她独自一个人寂然站着，穿着一件与夜色一样浓的黑呢两用衫，双手交叠垂在小腹上，指甲上还留着生煎馒头的黄黄的油斑。眼窝是干的，像两口枯井，眼睫毛像井边上摇曳的荒草。

　　我觉得鼻根处有些酸，连忙张大嘴，伸出舌头来舔了舔下唇。这个自发的动作还真灵验，我想，唾液腺与泪腺一定有条神秘的通道。

　　“小胡子”在舱口出现了，他迫不及待地喊：“喂，你上来，我来。”我与他在铁梯上交臂而过。到洞口，我忽然想起，转身问，“他们在哪里？”“前面，你一看就能看到。”我不知道哪一面才算是他指的前面，但也不好再问。

　　我走到船舷边，一股峭冽的江风像豹子一样迎面扑来。我看看岸上，一幢幢方方正正的水泥房子，我知道这都是仓库，我到港区劳动过。不知道现在船驶到上港几区了，不过反正这一带除了仓库还是仓库，毫无景致可言。我又走到船的另一侧，浦东那边已经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只是一长条浅褐色的带子。想不到堂堂繁华的大上海，这么快就消失了，真经不起瞧啊！然后，我到船头那边的舱房去找，没有。再向船尾的舱房找去，好不容易让我找到了。

　　“老精”指着一个高高的女人对我说：“这就是郑国梅。”

　　她就是洪流爱慕的女性吗？我暗暗吃了一惊。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像个中年妇女，而不像个少女。仔细分析一下，一是因为她的高，二是因为她的丰满。她也许有一米六八，而洪流只有一米七○。况且洪流的一米七○是“拿破仑高度’，加进不少虚头的。即使不计虚头，分开看她的身高也绝对要超过洪流。其次是她的丰腴，不能说胖，她还不显得臃肿，没有比例失调。她就是结实，手臂、腰部、大腿，紧紧裹在衣服里，像藕节似的圆滚滚的。后来，我曾听她说自己是囥肉，可惜这肉囥得还不够，发出一股饱满的胀力，我好像可以听见她衣服的线脚在嗞嗞地呻吟。她梳着两根短辫子，但并不能给她带来什么少女的妩媚，倒好像硬要系住青春不让走似的。我不顾第一次见面，细到地打量她的脸。我希望能从她的脸上找到洪流爱她的根据。洪流曾说过她是鹅蛋脸，而且是很标准的鹅蛋，但我看来看去看不出鹅蛋来。不过我从未曾见过一只鹅蛋，也许鹅蛋比鸡蛋鸭蛋要扁要圆也说不定。我倒看出“汤婆子”这个外号与她的脸型不无关系，不知道对不对。她的五官很端正，没有一样有明显缺陷，但也很平常，合在一起没有什么耀眼夺目的地方。脸上唯一夺目的是左眼睑下一颗很大的黑痣。后来我才知道，洪流对这颗痣评价很高。这叫美人痣，巴尔扎克写的《贝姨》中那个风流娘儿华莱丽，脸上没痣还特地用黑绸剪了贴上去。不过我那时有眼不识金镶玉，只觉得那痣把仅存的一点淡泊的韵味也破坏了。总之，我对郑国梅的容貌估计不足。这样，我就更有点佩服洪流，因为他这么早就超越到了不以貌取人的境界。古往今来，能达到这种境界的男人并不多，英雄难逃美女关嘛。

　　“老精”又给我介绍了王灵。他是唯一没有伸出手来跟我握的朋友。他的脸有点阴沉，配上那翻到黄军服外面来的藏青的厚绒大翻领，要是他的模子再大一号，我一定以为他是个打手。日后我才知道，他其实倒是个很老实的人。因为老实，就特别要把自己裹得像粽子一样。

　　郑国梅也许被我打量得有些不快，因此她没说几句，就突然问：“你怎么会想到跟‘阿花’走的？”我一下子被她问瘪了。她见我嘴含胡桃，开心地笑起来，说：“现在‘阿花’不去，你一个人觉得难过吗？”我想不到她会这么单刀直入。她能这么说话，我能这么回敬她吗？她更乐了，单眼皮眯成一条缝：“不要紧的，‘阿花’把你托给我们了，你跟我们在一起，就跟他在一起一样的。”

　　这个“托”字梗在我的胸口上总咽不下去。“老精”在一旁嘻嘻笑着，好像郑国梅比他更有权威些。我站了一会，就告辞回底舱去，那个“托”字还没消化。

　　“小胡子”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一股无名火在我心窝里直窜，我克制住了。我知道没有谁可以让我对他发脾气。我的耳边响起歌声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我从旅行包里掏出一本《唐诗三百首》来。光阴宝贵，从今天起我要厉行节约，发扬钉子精神。我翻看了几页，句子却总印不进脑子里去。我突然想到，我何不用它卜算卜算自己的命运。我把书合上，将右手放在封面上，心中念念有词：“我敬告老天爷，不管这个老天爷是耶和华释迦牟尼玉皇大帝安拉观音太上老君宙斯朱庇特，等等等等，只要真有那么个安排决定人的命运的神，我祈求您给我一个明示，通过唐诗来展示我的前途。”祷告毕，我决定随便将书翻开，看右边书页上的第一首诗。我翻到72页，上面只有杜甫《古柏行》的头四句：“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三千丈。”我看里面有“孔明”，有“老柏”，有“根如石”，有“三千丈”，好像兆头不错。我决定再翻一次，这回看左边书页上的第一首。205页，杜荀鹤的《春宫怨》：“早被蝉娟误，欲妆临镜慵……”题目、开首都不祥，“蝉娟”指女的我知道，难道东伊人还能称“蝉娟”？“作意”说：“要说它是诗人自况，也未尝不可……立意大概是寄怨写恨。”跟我目前的处境正契合，但我不希望一辈子怨恨下去，决定再重来。这回再看右页，若有两首的看后面一首。180页，果然有两首，但后面一首是杜甫的《别房太尉基》：“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真是一蟹不如一蟹。我不甘心，又一次一次地翻。在这一段时间里翻动书页的总次数，超过历史上翻动次数的总和，翻出来总是凶多吉少。后来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算命找错了一本书。唐朝诗人好的反映人民疾苦，差的抒发离情别愁，逃不脱调子低沉。他们看不到光明前途，没有充沛的无产阶级激情，怎么能期望他们写出色彩绚丽的诗句来呢？他们的诗不灿烂，我的命又何从算得辉煌？要算命应该用《红太阳照亮安源山》什么的，可惜我没有。

　　这时，我的膀胱开始发胀。“老精”和“小胡子”总没有来的迹象，我也就横下心来把包托给旁边的生人。我从厕所出来，想到应该看一看海的风光。我毕竟是头一回坐船远航，而且这次是我一生中非同小可的航程。将来老了，我也许要对孙子说些什么。看看吧，管它那些瓶子与破衣服。我向船的两边都望了望。现在西边也已经是一片农田了，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幢房子。东边连那条浅褐色的带子也没有了，茫茫的一片水。我确信船已入海。海水虽然也黄，但与江水毕竟不同。我伏在栏杆上往下看，只见水波在船弦旁翻出一片雪白的浪花，像剖开的猪肚皮上一层厚厚的板油。水的颜色深多了，又很粘很厚，像调得很薄的炒面粉糊．我想，这一定是因为海水比重大的缘故。我正看着，“小胡子”过来了，嘴里叼着一支烟。他看见我，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从袋里挖出包“飞马”来，抽出一支敬我。我连忙谢绝。他问我现在下面由谁看着包，我觉得他问得奇怪，就说，没人，我要上厕所就上来了。他说，不要紧，让它去好了。我说，这海水很厚，大概是比重关系吧？他说，什么海水，还没出吴淞口呢！说实话，吴淞口的概念我本来并没有，但凭我的聪明，马上理解了他的意思。我看见他的脸一下子从多云转晴，我真恨不得对着自己的舌尖咬上一口。

　　我又回进底舱，陷在包堆里检讨问题的严重性。

　　不知隔了多少时间，我听见了周围的声音。坐在我旁边的几个知青，正在向一个中年妇女讨教人生经验。那妇女剪齐耳短发，发梢有些枯黄，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列宁装罩衫，脸也跟衣服差不多的颜色。她一只手支在下巴上，好像在牙齿痛。声音幽幽的，在那持续地响个不停的轮机轰鸣声中像片白帆时沉时浮，两只眼睛像围着桅杆翅膀一动不动地滑翔着的两只鹰。有一股雾一样的气息从她的身上散发出来，这种气息，叫我感到压在我身上的混浊的黑灰色的空气的重量，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身上。

　　她在回答一个问题，住集体寝室，是睡上铺好，还是睡下铺好。她说，这个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睡上铺，爬高爬低要麻烦些，但干净些，帐门一封自成一个天地。低铺方便些，但别人要来坐，床单容易弄脏。你不能把帐子老下着。宿舍里没有凳子，你不让别人坐，别人就会同你疏远。在他们干校里，有的特地铺一块床沿，但毕竟不够谨慎。她缓缓地说着，分析得非常地道。我越听心里越虚，心越虚就越要听，就像听鬼故事一样。真是的，睡一张铺就有那么大的学问，在那片陌生的广漠的土地上，该有多少严峻的问题在等着我啊！

　　我直觉得头皮一阵阵地生疼，头发一根根地要离我那可怜的脑袋飞去。等我意识到，我的右手已经像犁一样插进我的一头浓密的乌发里翻了几遍。我把手掌举到眼前一看，指缝间躺着一条条枯焦的尸体，尸体上洒着一星星白色的雪花。

　　这时，有人跑下来喊，出吴淞口了，出吴淞口了。讨教学问的人都纷纷奔到甲板上去。刚才我托他照管包的那个人，现在倒过来托我，我只能为他尽责。那位女干部失去了听众，就在空出来的长凳上躺下，头枕着包打起瞌目充来。我还有一肚皮的问题，但想想还是不问的好。

　　好久好久，看海的人尽兴下舱来了，我接他们的班到甲板上去。啊，那才真是海啊！四面望不到边，水天苍茫，混沌一片。除了一排排无穷尽的浪脊，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我们这条船在中间走。如果不是船舷下有那么些白沫翻出来，连船是不是在走都不知道。

　　我觉得心情又豪迈起来。

　　大海啊，我来了!生活啊，我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所见的还不是海，只不过是长江。崇明称海岛，但从上海去崇明是见不到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