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 论

　　一．为什么写这本书

　　现在，书店里关于《老子》、《庄子》、《论语》等古籍经典的注译本、解读本、研究著作明显的多了起来，这种市场变化，反映出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古籍经典的兴趣在自发的增长。这种现象十分可喜，我从《还吾庄子》、《还吾老子》的写作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老子》、《庄子》、《论语》的卓越与伟大，深为中华民族有这样杰出的思想家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同时，常有相识恨晚之感，因此，对今天的年轻人有这样好的读书求真知的条件十分羡慕。

　　然而，根据我的研究，目前流行于市的《老子》、《庄子》、《论语》等各种注本，包括千百年前的被学界奉为权威的注疏本与最近面世的今注今译本、“现代版”本，乃至以推翻旧注为己任的如《发现老子》、《发现论语》等注释本，以及自称直接来自宇宙信息的不能以规范学术著作视之的所谓注译本，都存在对原著的严重曲解与误读。而那些解读本与研究著作，又无不从这些注本中引经据典，以讹传讹就在所难免了。

　　以《庄子》为例，据我的考辨，第一章《逍遥游》，平均两句中一句以上的旧注含有错误；第二章《齐物论》，平均三句中将近两句的旧注存在问题。如《齐物论》中的名句“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历来被认为是《庄子》正面的核心的观点，是《庄子》提出的理想境界；批判《庄子》的，就根据这句话给《庄子》戴上“相对主义”、“诡辩哲学”、“消极颓废”等帽子，而推崇《庄子》的，又千方百计地要从这话中提炼出辩证法思想来。我在《还吾庄子》中从五个方面证明，这其实是庄子批判的“物”的自我中心的话语。《还吾庄子》出版三年多来，我未见哪个持这句话是《庄子》正面的核心的观点与理想境界的注家出来与我辩论、商榷，也未见有谁修改自己的注译。也许这些方家对我这个闯入者不屑一顾，也许是对后进格外宽容，让我慢慢地去发现自己的错误，但我却也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们是默认了，否则，以此为生的专家，不该对这样的有关立身之本的大是大非问题高挂免战牌。如果我对“天下莫大于”之句的考辨成立，那么，就可见以往对《庄子》的注释有的简直错到了指鹿为马的程度。而《老子》旧注存在的问题有过之无不及，八十一章，几乎每章都有错误。且《庄子》是叙述为主的散文，一些字语（如“抟”、“绰约”、“大有迳庭”）的误解，虽然对体味《庄子》行文的精妙造成障碍，相比之下还是小问题；《老子》是论说文、经文体，言简意赅，一字之错，往往导致全篇文意颠反，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前没有深研，人云亦云，就像一个从小被人抱养的孩子，不知自己的身世，也就这么懵懂过了；一旦知道了，还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尚活在人世，是会抑制不住地要去寻父找母的。这就是我放下小说不写，要写《还吾庄子》、《还吾老子》等书的原由。

　　但《还吾庄子》、《还吾老子》主要还是写给大学人文本科程度（不是学历）以上的专家与候补专家看的。尽管我力求写得通俗、浅白、生动（《还吾老子》的叙述与结构在《还吾庄子》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进），但不厌其烦的举证、考辨，对一般读者来说，还可能是阅读的额外负担。因此，在《还吾庄子》出版后，就有朋友向我建议，写一本主要以青年读者为对象，正面介绍我的研究心得的普及本，以更方便地满足更多青年读者了解老庄思想本来面目的需求。因为《庄子》还有三十一章要“还”，写一本普及本要在《庄子》全部“还”完以后，而《老子》提到前面来一次“还”完了，所以先有了这一本书。也因本书删去了大量的考证文字，腾出空间，可以对《还吾老子》中仅点到为止、引而不发的一些内容，展开比较充分的论述，故也可能有《还吾老子》未尽之处。然而直到本书写完，我还有这样的顾虑，只怕因为认识水平的局限，在发挥老子的思想时说错，累及我对老子文本的注释。因此，我要特别声明在先，还《老子》本意是第一位的，我对《老子》思想的理解是第二位的。《老子》本意是风景胜地，我的理解只起到当一段导游的作用。就像游黄山，要游天都峰，我不能把游客带到莲花峰；至于到了天都峰，游客认为我的事先介绍是恰到好处，还是寻常套话，甚或一无是处，都是第二位的。哪怕你认为我的介绍牛头不对马嘴，也不要简单地否定我带到的地方就是天都峰。根据我现有的对老庄的认识，老庄文本在字面上浅显明白，逻辑缜密，措辞严谨，而在哲理上深奥莫测。我只敢对老庄文本的字面义较真，对老庄奥义不敢说有多大把握。在《还吾老子》中点到为止，也有藏拙的意思在。由于在本书中必须承当一段导游的任务，我就只能把底牌全亮出来了，但愿此举能对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带来些实际的帮助，而无任何负面作用。我真正的诚惶诚恐。

　　声明之后，言归正传，说说我对《老子》文本及其思想意义的见解。

　　二．《老子》是本怎样的书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当时，称人之字是表示尊敬，称“老”更是对师长辈的尊称，这与今天称老某只是一般的称呼，称某老才是尊称不同。因为后代的称呼意义有变化，再加上先秦时也有以“老”为姓的，所以后代注家、学者也有以为老聃是姓老，名聃，甚至认为司马迁也没弄清楚老聃与李耳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其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一上来就说：“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邦（国）、县、乡、里是当时四级行政组织，这段话把老子的籍贯、姓名、取字、官职，交代得一清二楚，毫无含糊之处，此传后文还列出了老子的后代谱系，说明司马迁对老子姓什么并不存在疑问，很可能还核实过在汉代为官的老子后人的家谱。但因为据传老子寿命特别长，“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司马迁对这种说法不敢轻易采信，又不能以所谓常识推定其虚假，就以“莫知其所终”不了了之；同时录入“或曰”老子即是“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见秦献公的周太史儋，与“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这两种说法，也是侧面烘托老子在当时影响的笔法。从叙述的字里行间看，如特别指明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在孔子逝世的一百二十九年后，对老莱子则并无一字说有人认为即是老子，可见太史公对这两种说法更持保留态度。但到后世，尤其是到清代乾嘉年间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竟成了否定老子是春秋时人的重要证据，司马迁也变成了指伪老子派传唤的第一个证人，这恐怕是太史公在写下这些可能很得意的烘托文字时始料未及的吧。

　　后人所以要把老子在世的年代往后推，与《史记》、《大戴礼记》、《庄子》中都有孔子见过老子，承认老子伟大，堪为自己的老师的记载不无关系。司马迁在老子传文里就说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他是尊孔派，在《史记》中把孔子列为世家，与诸侯一个级别，老子、庄子、韩非子并在一传中，仅大夫的等次；但他并不因此抹去孔子服膺老子、认老子为师的史实；虽然把儒道之争的主要责任加在“学老子者”头上，但也对这种相绌很不以为然；由此可见太史公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也可见保留在《史记》中的这段史实的可靠与珍贵。其他的儒生就罕有这样的襟怀与学识了。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上面还有作为道家始祖的老子这样一位老师，总让绝对尊孔的儒生面对道徒有屈辱感，这就是做指伪《老子》学问的潜在动力。因为这种学问先天不足，强词夺理、捕风捉影、张冠李戴就在所难免了。《还吾老子》中择其要者作了评析，这里不再赘述。其实，孔子一生最可贵处就在身体力行，他的学识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是他努力学习、实践得来的，他的尊师的言行正为后世树立了尊重传统、重视教化的榜样，抹杀老子为孔子师的史实，实际上也是在给“好学”的孔子脸上抹黑。孔门子弟一边津津乐道孔子拜七岁孩童项橐为师，一边千方百计否认老子是孔子师，这种滑稽的文化现象，是很耐人寻味的。能看懂这一点，就容易明白中国的许多事情。

　　本来，以老子、孔子当时所处地位，孔子认老子为师，也是很自然的事。据《庄子》记载，孔子第一次往见老子，是为了让自己的著作能被周王室所收藏。子路就给他出主意说，听说原来的征藏史老聃，现在退休回家，可以去走走他的门路。在书写条件十分烦难、又没有印刷术的情况下，著书立说能被王室收藏，也许比今天被遴选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更弥足珍贵。老子退休后还有这样的影响力，足见他在职时的地位之高，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社科院院长，是学界泰斗、精神领袖。虽说《庄子》多寓言，这记载未必是史实，但寓言是“藉外论之”，借站在客观立场上的第三者之口来说事，所说故事当时人要能信，怎么先秦的儒生那么想抬高夫子孔丘的地位，却不去编一个老聃问礼于孔子的故事呢？因此，这个故事哪怕是虚构的，背景与细节却是真实的。

　　认识到老子身处高位，对理解《老子》本意非常重要。今天，一般人都能接受《老子》是一本哲学书的说法，但要是说《老子》是一本政治哲学书，那么，认为《老子》是纯哲学书或人生哲学书、是隐者书、是兵书、是养生书、是气功书，乃至是神仙术书、符咒书者，就不能同意了。不过，只要你不抱着先入之见，不从特定的或个人特别感兴趣的角度出发到《老子》中去寻章摘句，你就能很容易看到，《老子》全书的的确确只是一门心思地关注政治。哪怕一些非常形而上的表述，如“道之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情；其情甚真，其中有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等（本书所引《老子》文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取自我的校正本），在有关章节中，也只是所要得出的政治观点的形象比兴或逻辑证明。《老子》是为之前的一系列其认为是正确有效的、颠扑不破的政治理念提供一个哲理基础；或者说是将之纳入一个哲学体系，将之提升到形而上（中国古代对“哲学思辨”的称谓）的高度。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老子》也许是中国第一本有自觉的哲学意识，运用哲学思维研究问题的哲学著作，但它不是一本以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或认识论为研究对象的纯粹的或全面的哲学书。若以后者为标准，《庄子》则更符合西方意义上的纯哲学著作。《老子》八十一章，每一章的中心话题都未曾脱离政治，在西方意义上，它只能是本政治方面的哲学专著，而不是纯粹的哲学学术著作。

　　说《老子》是本政治哲学书，这不是我的发现，而是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官方的正统的定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用他的父亲司马谈的《六家要指》，全面评说汉初还很有影响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言（学说、观点），对其余五家都有肯定也有否定，唯独对道家是全面肯定，极力推崇。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具体法则）也，因（依照）‘阴阳’之大顺（因势利导），采‘儒’‘墨’之善（长处），撮（抓住）‘名’‘法’之要（重点），与时（不同的条件）迁移，应（适应）物变化，立俗（根据风俗习惯）施事（实行政务），无所不宜（适合），指（导向）约（简明）而易操（操作），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内容）易行，其辞难知（理解）。其术以虚无（谦虚无为）为本（理论基础），以因循（顺应规律）为用（作用方式）。无成执（成见定执），无常形（不变的姿态），故能究（彻底了解）万物之情（实际情况）。不为物先（在取利时争先），不为物后（在有事时退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规章）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标准）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有道之君）不朽（之所以政治不败坏），时变是守（坚持在不同的条件下及时作出适应性的调整的这条原则）。虚者道之常（常规）也，因者君之纲（总原则）也。’群臣并至（到位），使各自明（自己明白职守）。其（指‘臣’）实（内在）中（恰合）其声（宣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