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居士与关于“资本家”的试验

　　“大师到了——”

　　门推开了，门口站着一位剪短发的英姿飒爽的姑娘，这声清脆悦耳的通报就是从她的口腔里发出来的。第一眼印象，真还以为她是这酒店的领班，对镇长安排了这样隆重的接待礼义感到诧异。但我很快就明白自己的判断失误，那位女性正是镇长助理赵敏。因为室内的来宾都是男性，我先入为主地把镇长助理当成男的了。看她两颊上兴奋的红晕，似乎透出对“大师”的由衷的崇拜，更激起我们一睹大师丰采的热望。

　　大师出现了，至少第一眼印象没有使人失望。他身材魁梧，大腹便便，在形象上给人以厚实可信感。头发留得较长，好像有两三个月未经修剪，但也没到有些男画家、雄歌星披发盖颈，可以束起来执一根马尾辫的长度，自然蓬松着，为他那张有着两三层下巴的长方脸掩去了一点肥硕。他穿着一件棕色的唐装，这件唐装与众不同，但穿在他身上倒很相配。今年春节穿唐装的人很多，室内八个人，除了镇长、雷午生与我，其他五个都穿唐装。赵敏也穿一件唐装，宝蓝色的，跟菲律宾女总统穿的很相似。但虽然说唐装是中国人的传统服装，但我总觉得穿上唐装很漂亮的不太多，相比之下，还是那位大师穿著唐装显得很气派，仅此一点，似乎说明他值这个身价。

　　关于这件唐装，以后还会谈到。况且，我不是那种“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人，刚见面，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的脸上、嘴上，衣着等等只是一个大概印象。

　　大家站着寒喧了一通，互相介绍，交换名片。轮到我，雷午生介绍是他的老朋友、上海的客户，我推说自己忘带名片。大师递了一张名片给我，说：“没关系，回上海以后可以继续联系。”然后镇长请大家入席。大师毫不客气地坐在背北面南的主位上，他面前玻璃杯里的白餐巾折成一个马头形状。大师饶有兴趣地对这餐巾造型研究了一会儿。镇长坐在他的左边，赵敏坐在他的右侧。我和雷午生挨着坐下，正好与大师面对面。我把他给我的名片端详了一会，只见名片上印着：

　　看到这样的名片，刚才第一眼他给我的尚好的印象，一下子荡然无存。

　　我对雷午生看看，他也双手捏着名片，放在一尺外的地方认真地研究着。我知道他看到我在看他，但他并不理会，神情格外专注地盯着名片瞧，脸上毫无表情。我立刻意识到，大师与镇长、赵敏正从对面看过来。我们眼角眉梢的一点细微的感情变化，都会很方便地落入他们眼中。“难得胡涂”，看来阿五头对这样的场面早就应付裕如了，我真得好好向他学学。

　　坐在镇长旁边的孙董已开口向大师发难了。“大师的名片上印着‘居士’，请问您是不是佛教信徒，是不是皈依过？”孙董清矍瘦峻，戴一副无边的眼镜，但遮不去他眼中透出来的精明。他这问题看似无关紧要，却能掂出对方的斤量，可谓绵里藏针。

　　大师回答说：“居士是汉译佛经中对‘优婆夷’这个称谓的意译，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但我在这里用的是这个词的本义，也就是呆在家里的读书人。我现在不在传统意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供职，对我们这类人，社会上有两种称呼，一叫‘自由职业者’，一叫‘社会闲散人员’，这两种称呼，我认为都不太合适。‘自由职业者’，显得太潇酒，好像我们这些人择业自由度很高，高兴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其实，在现代社会，人都被整合到各种经济关系之中，只是自给自足地生产一些能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产品的劳动者，或许在穷山僻壤里还有，在城市里是绝无仅有。城市里的自由职业者，可以说是一种乌托邦。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设想的弹性工作制，在家里上班等等，只是上班形式的改变，实质并没改变，还是为老板打工，为资本卖命。至于‘社会闲散人员’，常常出现在治安通告里，是个贬义词。‘散’则可能有些‘散’，‘闲’则谈不上，至少是大部分人不情愿的。有钱有闲是真闲，要休闲，但有钱人大多也只愿多多有钱不愿稍稍有闲，何况没钱的人，消受不起这份闲。所以，我考虑来考虑去，选用‘居士’一词。在家的读书人，与宗教信仰无关。居士，过去说，‘学得圣贤书，货于帝王家’，现在是，研究经济学，卖给资本家。”

　　这话引发一阵笑。但笑过之后，孙董连忙更正：“我们算什么资本家，一样是打工的。而现在有一种时新的称号：‘知本家’，您倒是个货真价实的知本家。”

　　“是啊，是啊。”立刻有几个人附和，但神情中似乎带着些献媚。

　　大师说：“诸位如果觉得‘资本家’不入耳，那就叫‘企业家’。我这么说，只是做个小小的试验，这个试验要证明什么，以后我会说的。”

　　与座的人不由得面面相觑，一见面就稀里胡涂地被人“试验”了一下，这滋味有些怪。

　　四、讲课价格：每小时三千元等等

　　大师开口就滔滔不绝，虽有卖弄之嫌，但也滴水不漏，不卑不亢，此人像是有些货色的。

　　“大师，我想请教一下，”钱总笑嘻嘻地说，“这‘文化经济学’是什么含义？是不是专门研究文化事业、文艺团体如何产业化的？您怎么创立了这门‘文化经济学’，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人研究过吗？”后来我了解到，钱总曾担任过镇文化馆馆长、县高级中学校长，是市（地级）作家协会的会员，经常在省、地、县各级报纸上发表散文、随感与通讯报道，是文化人下海经商的成功典型，所以他的问题一下子切中要害。

　　“好好，”大师从手中的一迭名片中抽出一张来瞥了一眼（我想这大概是钱总的名片，而这些名片是被他按某种次序排列起来，以便一下子能对号入座。由此看来，他具有应付这种场面的足够素养），点点头说，“我马上回答您这个问题。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赵小姐说几句。”

　　赵敏双手抱拳，两肘撑在圆桌面上，身体前倾，好像女高音唱歌时的架势，让人觉得她内心有些紧张。“首先，”她说，“我代表镇政府和在座各位对传真先生到我们这小地方来讲学指导表示热烈的欢迎！”她带头鼓掌，其他人于是就跟着鼓掌。因为大家对围桌而坐又要鼓掌缺乏思想准备，所以掌声此起彼落，有些稀稀拉拉，“通过这两天与大师短暂的接触，我真的感到学到了不少东西，大开思路，我对大师真是好佩服好佩服。喔，我先声明一下，传真先生不希望别人称他‘大师’——对，他的名片上印了‘大师’，但他不希望别人这么称呼他， 内中的原因他慢慢会跟大家解释的。但别人要这么叫他，他也不拒绝。而我跟他接触下来，从心里底觉得他了不起，真是大师，感到称他为大师很顺口，叫惯了，所以我刚才一开口就叫错了，希望大家不要跟着我叫，这是大师——不，传真先生的希望。传真先生除了讲学，还要研究，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因此他非常讲究效率。他可以在许多场合讲学，在酒席上，茶话会上，他都能讲。上课式的、座谈式的、问答式的都可以，他都能讲得很生动、很具体，又能很系统。但是，除讲课外，他拒绝一切礼节性的应酬活动。所以，他出席酒会，就是工作餐，名副其实的，要计入讲课时间的。每顿饭扣去半小时实际用餐时间，其余时间都算讲课时间。今天晚上的接风宴同时就是第一课。”

　　大家一下子明白了传真先生让赵敏先说几句的用意，虽然在座的除了我都是久经商场的老手，但对这样不讲情面的铁算盘，恐怕还是有点吃不消吧？

　　霎时气氛有些凝重。大师说：“先小人后君子，与各位初次见面，我先把自己小人的一面亮亮相。我喜欢用座谈或者问答的形式与大家交流，即使是讲课的形式，大家也随时可以提问。或者认为这个问题大家已经清楚明了，用不着再多讲，也可以马上打断。但先要明确一下‘时间就是金钱’观念。时间不仅对我是值钱的，对各位一样非常宝贵，可能更值钱。带着这样的观念，我讲的，大家问的，都能紧扣我们共同关心的主题，提高效益。但凡是提问，我是有问必答，只要大家觉得这问题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