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师到了——

　　他说的土话我虽然听不懂，但隐约能听到“上海”两字，估计是在说我。看他诚恳的样子，也不像事先安排好的鸿门宴。听他随口发出的邀请那么“正规”，可见阿五头在官场、礼仪方面的历炼。这倒使我平添一层心理负担。我是散人一个，很少上台面，尤其怕跟带“长”字的头儿脑儿坐在一张桌子上一边工作一边用餐，而阿五头一定是把我作为上海著名作家隆重推荐给当地官场的，一不小心出了洋相，不仅塌了他的台，连带给“上海人”蒙上了负面影响，这可怎么办？

　　雷午生听了我的顾虑，笑着连声说，用不着，用不着，你用不着有任何顾忌，越随便越好，就当在我的家里，就当在你自己家里。你不要听什么镇长，小青年，才三十多岁，他父亲过去跟我在县交通局是一个办公室里的，按辈份他要叫我叔叔。其他几个，都是镇里几家企业的老总，平时总是凑在一起喝酒、打牌，都是老朋友了，我年纪最大，他们叫我“老大”、“大哥”，所以你根本用不着在意。再说，规矩是对下说的，越是上面越不讲规矩，他的一举一动就是规矩，孔夫子是“随心听欲不逾矩”。在酒席上，下属在上级面前规规矩矩，过去，小辈在长辈面前规规矩矩，现在小辈对长辈也不讲什么规矩了。为什么要显得规规矩矩？为了给上级留个好印象，可以得到提拔。你又不要什么好处，何必谨小慎微？你越放松，就越显得有派头，在他们眼里，越像是个从大上海来的大名家。你要给我挣面子，你就毫无顾忌，自由潇洒，把客气当福气，怎么样？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早就知道，今天坐奔驰的雷午生，不是当年借我的几何练习簿抄答案的阿五头，但听了他这番教诲，我恨不得把眼睛再刮一刮。

　　雷午生看我瞠目结舌的样子，也许误以为自己的口气太傲慢了些，引起了我的不快，就立刻放缓语调说，我知道，你是托辞，烦这种应酬。这种聚会也真的没多大意思，但这就像当年插队落户，逢年过节，知青要给大队、小队，甚至公社、县知青办的干部送礼。你跟别人一样送礼，他也许根本不在眼里、不放心上，但你如果不送，他就会特别记住你。今天请客或者赴宴也一样，请了或者去了，或许等于没请、没去，但如果该请的你不请，该去的你不去，你就深深把人得罪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礼多人不怪”，我现在越来越感到这句话害死人。礼多，白白消耗人的生命，多少青春壮志被泡进酒里、喝到胃里、淤在肝里，流去尿里，这是软刀子杀人。

　　我不由得笑了，你这话，好像比鲁迅说中国几千年的礼教社会历史，只有两个字：“吃人”，还要来得深刻！

　　雷午生说，大作家你就不要叉我了！不过等会儿席面上你就这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百无禁忌。今天请你，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要委托给你。

　　什么任务？

　　今天晚上这顿工作晚餐，是临时加出来的。今年春节，镇长助理小赵也到上海去了。小赵的表舅是上海一家大公司的副总，我们镇里好几家企业的业务都是这位黄总牵线搭桥的。小赵去拜访他，一则表示感谢，二则想领领市面，开拓一些新的业务渠道。在黄总家里，小赵遇见了一位高人，是黄总特地请到家里，给几位朋友，都是大公司的老总、董事长，其中也有外国独资企业的老板，给他们来进行家教，开小灶的。这位高人说的东西，据说观念非常新，既闻所未闻，又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很强。小赵听了觉得茅塞顿开，就通过黄总再三邀请，总算把高人从上海请来了。本来与小赵一起坐轿车回来的，小赵坐的是一辆“宝马”。但那位高人觉得坐小车七、八个小时不舒服，坐飞机又不安全，手续太烦，决定坐火车来，小赵让司机先开车回来报个信。火车六点到站，人到后，他们就直奔酒店。镇长要我们先到酒店去等。他听说你是上海的著名作家，特地关照一定要请你出席，请你打打样，看看这位高人的含金量到底如何。

　　我听了心里一个格楞。根据雷午生的介绍，这位高人从事的好像是企业经营策划方面的事。在上海，似乎没有从媒体上看到过有这么一位企划高人的消息。我也有几位搞企划的朋友，有的据说在全国企划界很有名气，有的还出版过专著，但好像都没有神气到上老总家里去进行耳提面命的家教的地步，想来这价格一定是不菲的。而我历来对开点子公司、包出“金点子”的大师心存怀疑，我怕在异乡客地遭遇这样一位同乡的大师。如果真碰上了叫我怎么办？附他的调吧，有串通作弊之嫌；跟他唱反调吧，一扫了请他来的主人的兴，其二似乎太不讲同乡情面。现在这世道，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又关我什么事？

　　于是，我与雷午生约定，千万不要暴露我的身份，我也不会当场说什么，有什么看法回来再议。

　　时间已过六点，雷午生又拉我坐上奔驰，向镇上那家据说有四星级的“五里亭大酒店”驰去。镇不大，一条主干道自东向西横贯全镇，路两边都是店铺，但此时大部分店铺都已拉上了卷帘门，看来镇上夜市还不太兴旺。从东头到西头，步行也最多一刻钟，本来用不着坐车，显然这是一种等级。大酒店有二十四层楼高，在这镇上是鹤立鸡群，气度不凡。一片辉煌的灯火，在苍茫的夜幕中格外耀眼。楼的外墙是用大块的花岗岩砌起来的，凸出的门厅撑着几根罗马式的石柱，柱顶上还雕有橄榄枝的装饰花纹。外形不俗，跟四星级倒也能相配。我问雷午生，这幢楼是请谁设计的？他说，是省里的民用设计院，设计师是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在方案审定时，他也参与了意见。我听出他话里的“阿拉上海人”的那种自豪感，对这点我很认同。本来，这建筑给我带来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近感，但想到很快就要见到的从“上海”请来的高人，就不免有些忐忑不安。

　　包房很大，大约有四五十平方米，摆两张大圆台绰绰有余，现时只摆了一桌。桌面很大，估计坐十六个人不会嫌挤，如今放了十把椅子。椅背上都有绣工考究的椅套，好像说书先生舞台上坐的椅子一样，桌布边上都有长长的流苏，这样的排场，上海大宾馆里也不多见。进门靠墙摆着一溜皮沙发，是入席前供客人休息的。镇长与其他几位宾客已经到了。镇长看上去比实际岁数还要年轻些，才三十岁的样子，英姿勃发、精明强干。其他的钱总、孙董、李老板、周经理、吴总裁，年纪有大有小，身材有胖有瘦，长相有粗有秀，但一眼望去，都是目光炯炯，胸有成竹，非等闲之辈。

　　镇长姓王，他操着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欢迎欢迎，我们镇今天不约而同地请到了两位从大上海来的贵宾，真是万分荣幸，蓬壁生辉，双喜临门。”

　　对他这样的热情致辞，我实在觉得有些承受不起。我对雷午生看看，他立刻插上来说：“哎，伟民，你这样客气就见外了。再说，我这位老同学是正宗的作家，上海滩上的名人，等会来的高人，还不晓得是哪路神仙，你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他本来不肯来，我硬性把他拖来的。他提出一个条件，不要公开他的身份，就说是我从上海请来的客人，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可以，可以，”王镇长笑容可掬，但眼睛里似乎掠过一丝阴云，“是啊，那位高人真是有点神秘莫测。听赵敏来电话说，他的出场费可不低，五千元一小时，无论上大课，还是小型座谈会，还是个别咨询，都是这个价。这回是看在黄总的面上，答应到我们这里来，出场费也打六折，但是税后的，而且十小时起算，不足十小时的算十小时，十小时以上有一小时算一小时，先付后来。赵敏电话里问我要不要请，我下了决心，请！我想，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他敢出这个价，一定有真活。赵敏看人的眼光还是挺准的，再说还有黄总呢。已经砍价了，最后缩回去，黄总面上也不好交待。但我们还是头一回出这么多钱请专家来咨询，心里真的没底。您正巧也来了，真是太好了。您见多识广，替我们掂量掂量。我们是才疏学浅，迫切需要得到指导。有些幼稚的地方，您老师可不要见笑。”

　　话说到这份上，我心里觉得有些沉甸甸的，好像拿了三万元钱大模大样地莅临指导的是我。敢这样像那些红歌星、影星一样漫天要价的高人，到底会从葫芦里掏出什么灵丹妙药来呢？

　　我们翘首以待。

　　“大师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