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开端，是一扇糊着湖水蓝色印花塑料纸的窗户。

　　我刚睡了美美的一觉醒来，母亲微合着眼靠着床框打盹。

　　阳光很艳，我只能眯着眼。世界在开端里是一片深深浅浅的湖水蓝色。

　　我觉得自己的那一觉睡得很长，在一个温暖而又潮湿的地方，睡了很长。

　　我还不会思考我如何会到这么一个地方来，来做什么。

　　只是印象里，有一个我了。

　　那是夏末初秋，母亲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单名：炎。

　　我已经记不清是如何学会走路的。

　　学会走路之前的印象，是一张小小的竹椅，

　　母亲在我的腰间围了条宽宽的布带子，在竹椅的背上栓住，打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竹椅常常搁在田头，我在棉花和油菜花的荫里随母亲的锄从这头搬到那头。

　　我还不习惯抬头，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有的是整垄的田地，泥土的芳香。

　　油菜开着硕大的花（在一个孩子的眼里是硕大的），各种的小虫子在叶片上爬行。

　　我不会说话，习惯倾听，我丫丫地和它们对话。

　　母亲会停下来，温柔地看我，阳光照着她额上细碎的汗珠子。亮闪闪的。

　　我对着那些细碎的光茫丫丫地说上一阵子话。

　　那是一九七五年。

　　我蹒跚着朝母亲张开的双臂跑过去，跑过去。

　　在那时，是我唯一的目的。

　　多年之后，当我在城市的街头拦住一辆出租闷头钻进去，

　　对着司机说出我心里默念了三年的地名，在疾驰的风里就想念起那样一种奔跑。

　　而一九七五年秋天，我还刚刚开始在一个小庭院里跌跌撞撞地前行。

　　很多树的叶子层层地落在院子里，榆树、梨树、枣树、桑树、槐树...

　　我听得到它们坠落下来时划破阳光的声响，明朗的，不紧不慢。

　　现在我清楚地知道那是近似于流水的声音，细到极致。

　　又仿若生命的过程，从此地到彼地，终结，又重生。

　　我摔了一跤，在我还完全不可能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摔了一跤。

　　第一次，母亲带着我去医院。

　　因为害怕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摔倒，我卯足了劲地哭，大哭。

　　北京籍的白大夫问母亲：她为啥哭？

　　母亲说：疼。

　　白大夫说：她告诉你的？

　　母亲说：没。

　　白大夫说：那你咋知道她疼？

　　母亲于是想想也是，愣着看白大夫。

　　叫啥名？白大夫指着我问。

　　炎。母亲回答。

　　什么炎，女孩子家，应该叫雁，大雁的雁！

　　白大夫顺口一句，母亲就当了真。想想人家白大夫定是见过大世面的，赐了这字，就得了宝似的，回家忙不迭地宣布：炎现在唤作雁了。

　　如今我常思忖，那白大夫身居异乡，想是常盼着能南南北北地来回飞吧。

　　而我因此成了：雁。

　　母亲确定我有了丰富的情感，是在春日的一个午后。

　　那日她正在阳光底下纳鞋底，针脚细密。

　　老式的红灯牌收音机里播着日本的广播剧＜龙子太郎＞。

　　在太郎大声哭喊妈妈的当口，我较之嘹亮十倍的哭喊整整维持了十五分钟。

　　讫今，这是印象里哭得最最痛快淋漓的一次。

　　如果隐隐感觉悲伤，那么这种悲伤是不是来得太早？

　　这个广播剧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再未闻过。而时间，教会人将悲伤隐藏。

　　七岁。我开始读一年级。

　　我之所以跳过其间四年，是因为我迫不急待地想穿过时间的阻隔到达那座破旧的小学校。

　　那是记忆里清晰的时光。纯粹纯真又让人叹息。

　　我很容易记起那些桌椅，歪歪扭扭，肮脏破旧，但粗糙得让人心疼，让人温暖。

　　那个教我们所有课程的女老师姓陈，刚刚高中毕业。扎两条乌黑的麻花辫子，眼睛细小狭长，习惯抿着嘴笑。灰罩衫里翻出灰蓝色“的确良“的衬衣领子。整齐干净。

　　她对我极好。以至于我认为那是唯有我才享有的独特待遇。

　　一次，我蹲在讲台下捡粉笔头，隔壁二年级王老师三岁的儿子跑过来，用敲钟的铁陀冲我头上就来了一下。我清楚记得那个小子的名字，叫王二小，他不放牛，却把我的头当钟敲。

　　第一次流很多的血，不感觉疼痛，只是热热的象倒满了的热水从杯口向外淌。陈老师搂着我哭了，我模糊地以为那些流下来的热热的都是她的泪水。

　　母亲把我领了回去，拗不过我，第二天背着缠了一头纱布的我上学。

　　正是早操时间，整个操场上都是高高低低的孩子，学校的屋顶也是高高低低的灰暗。

　　而围着那些孩子和我的是数十棵四人得以怀抱的梧桐，我站在那些掉落的梧桐叶片上，看着整群高高低低的孩子做着极不整齐的早操。

　　陈老师边念着口令，边不停地微笑着看我。

　　而我就在那样一个高高低低的世界里，领会到了一种无需言语的交流。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她是我们居委会的主任，发福了，伶呀俐齿。

　　有次因公事到我办公室来客套寒暄，我终是未再提及儿时的事来，怕是她已忘却。

　　数月前一起去杭州，她邀我陪她去买鳄鱼恤，白色镶青条的T恤，藏青色的裤子，让我再也找不回那个灰罩衫里灰蓝色的确良衬衣的身影来。

　　很多印象都在七岁里募然呈现出来。

　　比如死亡。

　　那个空无一人的夜，只有白得晃眼的月光，青冽冽地无声地照着。

　　我在午夜醒来，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躺在偌大的木床上，月光隔着那扇糊着湖水蓝色印花塑料纸的窗户透出隐约光芒，我惊恐地坐直了身子，在暗夜里瞪大眼睛。

　　世界仿佛就剩下一个人，找不着边际的恐惧四散开又围拢来。

　　赤着脚跳下床，逃离空无一人的屋子，那个午夜的月光惨白惨白地照在一条路上，七岁的我光着脚在那条路上奔跑着，四周空寂寂的，只有喘息声漫延着漫延着，收得人胸口闷胀。

　　我一直奇怪自己的方向，仿佛知道那种无声的惨白来自的地方。

　　当我光着脚站在外婆家洞开的门前，看着忙乱的人群，我居然默不作声地站着，直到小姨看到我，大呼小叫地喊着母亲过来。母亲来不及安抚我，嘱我在一条木凳子上坐下，眼睛红红地招呼着众人忙去了。我光着脚走进那间屋子，屋子里很静，东西都搬出去扔在场外了，太奶奶躺在床上，被子蒙着脸。他们都说：她已经死了。

　　我那天天亮的时候才穿上鞋子。很多年后，母亲一提及，总是心疼地掉下泪来。

　　而现在，这是死亡给我的唯一的景象。静得没有一丝声响，青白青白的月色，干干净净地洒在地上，没有树的影子、人的影子。只有一条路，空荡荡地延伸着...

　　离开那所灰暗破旧学校的最后一年，下了场很大的冰雹。

　　和班里一个叫顾月寒的男生用簸箕铲堵在门口的白色冰珠。他的铁箍车得很好。

　　小时候男孩子们爱玩的游戏。找废弃木桶上的铁箍，再用一根细铁棍弯折成带勾的样子。

　　滚动铁箍，用铁棍车着往前走，可以玩很多种花样，弯弯曲曲，随心所欲。

　　我常不甘示弱，和他们从墙的这头比赛到墙的那头。

　　每回输给月寒，心里就恨恨的。顺口给他取了个绰号：滚圆圆。

　　于是一大帮女生追在他屁股后头喊：顾月寒滚圆圆。喊完了就前仰后合地笑。

　　很多年后，在回家的车站遇上他，想起这段往事，就禁不住笑出声来。

　　孩提时代的纯真，就象阳光下清蓝的湖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