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只所以是普世的，那是基于人的考虑，基于人的共同意愿和共同意志，是人之称为人的共同底线。普世价值是个人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冲破地域、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地球人的共同遵守的底线伦理。这是一个不阻挡的世界潮流，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这一底线伦理必然会成为地球人遵守并践行的共同准则，用《世界人权宣言》的话来说就是“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不能以特色来拒绝普世价值。如果说特色，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任何一个人都有其特色，这些特色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地域的、社会的。具体说来，英国不同于美国，法国不同于英、美，俄国不同于英、法、美、德，日本不同于中国。正如每一片树叶都不同的一样，没有一个民族是对另一个民族的复制，也没有一个国家是对另一个国家的复制，更没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复制。世界是多姿多彩的，色彩纷呈的，百花齐放的，正如生物的多样性维持自然界的和谐共生一样，地域、民族、国家等的多样性使得人类世界充满生机和活力。但是，特色的背后是底线伦理的支撑，没有底线伦理的支撑，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就会变成狼与狼之间的激烈冲突，强权政治、暴力政治、流血政治会充盈世界。正是全世界共同遵守人权、遵守底线伦理，战争的政治归顺于和平的政治，强权的政治归顺于协商的政治，流血的政治归顺于谈判桌上的政治，可以说，特色更多是普世价值的结果。同样，中国特色并不是构筑反普世价值的堤坝，而是与普世价值激荡与交融的结果。特色不是人为的，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自我选择，而不是某一集团被选择。特色是充满活力的，那是因为注入了的个人自由的因子，没有个人自由因子的特色最后只能沦落为无色，成为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品，或者成为某一集团的供品和玩物。
不能以制度来反对普世价值。从经验层面上说，除了专制制度是普世价值的天然敌人和天然反对者之外，其它的所有制度，不管制度特殊与否，都体现了公平正义这一普世价值。公平正义分开视之即为自由与平等，当自由与平等发生矛盾时自由具有无可怀疑的至上性。民主制度不管其类型如何，都比较好地体现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民主制度是自由与平等价值的比较好的维护者。普世价值并不追求制度的同一性，却追求制度的多样性，在国家结构上，英国、法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中国等国是单一制，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等国是联邦制，在政府体制的类型上，英国是君主立宪制，美国是总统共和制，法国是混和型政体，日本是议会内阁制。在政党制度上，英国、美国是两党制度，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丹麦、挪威等是多党制。民主制度不同，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各有优劣，但没有因此而否定普世价值，反而固守普世价值，体现了普世价值，如对人权的尊重、对个人自由的保障等。
不能以意识形态来批判普世价值。有一种观点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的，这是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里有自由（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有平等、有民主（如巴黎公社的平等普选）。马克思主义能中国化，为什么普世价值就不能中国化？再者，按着意识形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可以看到，即使是这些中国化的意识形态，不但没有反对普世价值，反而是与普世价值相呼应的。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江泽民的依法治国，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有哪一个是反普世价值的呢？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恰恰是与普世价值的与时俱进。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随着维权意识的增强，意识形态也逐渐少了教条性和僵硬性，体现了务实性和灵活性，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打压程度的降低、对于强制拆迁的调整都反映了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和对普世价值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内的容忍和默许。尽管这种容忍和默许是被被迫的，是出于维护权力、维护稳定的考虑。恶之花也是花，卑鄙的崇高也是崇高。
不能以弘扬传统儒学来排斥普世价值。近现代百年中国儒学一波三折，在经过了“五四”、“文革”、“西化”三次旗帜鲜明的“否定”的厄运之后,儒学再一次步上前台，可见儒家思想的顽强生命力。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的研究论述可谓是第一次浪潮,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于1958年发表的《港台新儒家宣言》成为第二次浪潮的标志。美籍学者余英时、杜维明等人的登上舞台形成了儒学第三次浪潮。近几年来大陆蒋庆、康晓光、陈明等人的儒学主张称得上儒学的“第四次浪潮”。 蒋庆在儒学层面的“王道政治”、康晓光的“新仁政”、陈明在文化儒学层面的“即用建体论”，这就是所谓“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三大代表人物。不可否认，儒家思想与普世价值在内容上相矛盾。诸如“王道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矛盾、“仁政”与法治的矛盾。又因中国历史传统中没有个人自由的因子，弘扬儒家思想处理不好必然以舍弃自由为前提。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观点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构成现代多元文化的一元，可以百家争鸣，由此产生的学术自由、不同价值的相互包容、理性重叠共识与普世价值又有着内在的契合性。
不能以权力破坏普世价值。专制权力是普世价值的天敌，民主权力是普世价值的维护者。斯大林的“大肃反”使普世价值荡然无存。毛泽东搞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有哪一次运动不是以反普世价值为前提的？躺在朝鲜金日成、金正日父子怀抱的人民只有贫穷、饥饿、恐惧和死亡。传统的社会主义里的人民都挣扎在死亡线上，都以恐惧为伴。言论不自由、行动不自由，经验告诉人民：自由就是奴役，民主就是专制，法制就是专政，人权就是主子的权力，人的生活就是猪的生活，人的尊严就是当狗一样的摇尾乞怜。传统的社会主义表明，它不能通向民主，不能通向自由，不能通向法治，它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走向暴政。如果人民有人权、有自由，专制者就不自由，就会被迫让渡自己的权力。所以维护专制者的权力，他们必须把普世价值拒之于门外。如果向专制权力告别，步入民主政治，权力如果受到限制、权力本身运作规范又与普世价值相一致，权力就成了保障普世价值的手段。
不能以既得利益来回避普世价值。既得利益是特权的维护者，是普世价值的本能反对者。以平等为例，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大致包括三类，一类是政治平等。平等的选举权，即把选举权扩大到每一个人，这是政治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类是社会平等。即身份与尊严的平等，阶级和财产的差别不再成为差别；第三类是机会平等。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进步机会，即靠自己的功绩获得利益的权力。中国的既得利益者都是特权阶层，政治上的平等会剥夺既得利益的政治特权，社会的平等会剥夺他们的地位特权，机会平等会剥夺既得利益的经济特权。一句话，普世价值的中国化可能使既得利益者失去利益，使权力者失去权力，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反对普世价值。现代社会是告别特权的社会，告别身份的社会，是追求平等的社会。一个人人平等的价值和尊严的社会是与反普世价值的特权阶层相对立的。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潮流势不可挡，反对普世价值至多是延缓中国走向文明的速度，但阻断不了这一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国即将走出“历史的三峡”，与世界文明融为一体。正如一学者所言：“中国走向的基本坐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轨迹。在政治上从君权、少数人特权转向民权；在文化上从封闭、愚昧、单一转向开放、理性、多样；人的发展从人身依赖的臣民、奴性、单面人转向独立自由的公民、个性、健全人转化。推进中国发展的深层机制是激发个体活力，而解放思想、言论自由则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法宝和启动阀”（董德刚：试论当代中国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