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讲”是言论自由的具体形式，具有现实意义的针对性。“四讲”不是意识形态的“四讲”，而是指讲真话、讲真相、讲真理、讲常识，这四讲都和良心自由有关。良心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前提，没有良心自由，也就没有言论自由。良心自由是“四讲”的前提，没有良心自由，“四讲”一讲也搞不成。国人常谈言论自由，却少谈良心自由，殊不知没了良心自由的言论自由会变成情绪渲泄的自由，失去了理性的品格，自拆沟通的桥梁和渠道。
“四讲”更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四讲”，政治意义上的“四讲”是经济、社会、文化“四讲”的保障。没有政治意义上的“四讲”，其它领域的“四讲”也会变成旁门左道。比如没有政治上的“四讲”，经济上的太子党的财富永远是不能说出的谜；宜黄自焚也成了拆出“新中国”的理由，社会的维稳成了当权者理直气壮的行为，维稳浪费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成了一些人发家致富的手段，就是维稳中的强奸、黑监狱、血腥暴力也穿上了正义的外衣；人们爱谈论的也就是黄段子、谈情说爱、打情骂俏、家长里短，媚俗、媚权、媚钱，陷入低俗、粗俗、庸俗的泥潭之中。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少了当时的政治背景使其主人公多了人性的缺口从而进入媚权系列，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有了政治背景却少了对爱情的政治性关注表面上使干净的爱情片实际上却沾满了政治上的污点，更是少了如《活着》中的人性控诉。这不但难以激起经历文革人对过去的忏悔，而且以爱情的方式阻挡了对过去的专制暴虐进行人性的追问。
第一，讲真话。讲真话就是在政治上讲发自于内心的只受自己良心操控而不受外在权力干涉、打压、强制的话。讲真话是衡量社会健康与否的基本标志，是宪法对言论自由是否落实到实处的试金石，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组成部分。一个没有真话的社会必然是谎言充斥的社会，是专制和极权的社会。对于意识形态的语言要讲真话，对于权力发出的声音要讲真话。在专制社会里，讲真话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在这方面回顾历史对我们反思中国人如何从讲真话演变成讲假话、说谎也许有所帮助。在反右前期，毛泽东对于如果鲁迅还活着的回答一是识大体不说话二是蹲监狱。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就是好”不敢提出质疑，不敢讲真话。以“社会主义就是好”的专制语言挤占了人们讲真话的空间，在那个时期，杀头、监狱、游街、批斗、流放是讲真话者的归宿，林昭、张志新说真话的结果就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一大批有思想的人，一大批普通的人，就是因为说了真话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专制者说谎，被统治者也被迫说谎。被统治者被迫说谎使专制者的权力滥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讲真话，就是要对权力者的谎言说不，对权力者的意识形态提出批评和校正，对权力者进行制约。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除此之外，他还加上了第一次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号召：“从小处着手！”，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
第二，讲真相。讲真相就是讲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其目的是还原于政治历史和现实的本来面目。在这方面，政治家在讲真相方面负有重大使命。西方国家因为有法治的约束，政治家或政客对历史的隐藏受治于时间的限制，政治档案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向国人公布，后来的政治家对于公布过去的历史负有责任。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历史的公布把斯大林由神还原为人，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包括对历史的公开，使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由专制之路走向民主之路。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因拒绝公布历史真相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朝鲜第三代领导人的确立更是让人看清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本来面目。问题在于，当政治家或执政党出于利益的考虑而不能公布真相的时候，人民讲政治真相就类似于一个小孩子说皇帝没有穿新衣服。有人说，历史是人们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这表明了人们对历史解释的随意性，也表明了人们对历史真相了解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即便如此，在一定意义上还是能讲出真相的，比如说，通过讲真相，人们就会知道反右不是扩大化的错误，而是反右本身就是错误的，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口，“文化大革命”非正常死亡二千多万。可以说，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是一错再错的三十年，革命、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有哪一个不是错的？当政治家或官僚或政客或当权者掩盖事实真相的时候，知道真相的人说出真相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通过人民书写的历史，通过那些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和现实的面目将会清晰起来。比如通过国民党抗日将领、国民党老兵的口述历史，人们对于抗战有了重新的认识，人们对《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烈火金钢》等小儿科的抗战认识转到更为真实的抗战历史，国民党的正面抗战将会载入史册。
讲现实的真相，就是把当前的真实情况告诉公民。比如为什么政治体制迟迟不改？宪法规定的权利为什么难以落实？财产申报制度为何迟迟难以建立？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为什么不能公开？领导人的官邸为什么成为私宅？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和言论为什么总是出口转内销？权力部门的公款消费为什么屡禁不止？公民的生命、财产、权利为什么总是受到侵犯和伤害？通过讲真相还原历史和现实，汲取经验教训，避免再走过去的老路，避免扭曲事实真相、掩埋历史等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然而，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体制或政府唯一的目的在于掩盖惨不忍睹的现实。“它们的功用跟许多庆典、挥旗、游行、示威或者贺词宣言及演讲的功用一样：并非揭示真相，而是掩盖它。”（哈维尔）
第三，讲真理。说出政治上的真理并不难，难的是权力者不让说。政治上的真理就是政治上的普世价值，是政治制度的基本价值，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宪政、权力分立与制约。这是人类政治社会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精华和实践政治智慧。罗尔斯说：“作为真理和正义是绝不妥协的。”讲真理也要付出代价，众所周知的布鲁诺就是一例。布鲁诺说：“高加索的冰川，也不会冷却我心头的火焰，即使想塞尔维特那样被烧死也不反悔。”他还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布鲁诺被处以火刑时向围观的人们庄严的宣布道：“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来临，真理终将战胜邪恶！”最后，他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会知道我的价值。”布鲁诺的死过于壮烈，普通人难以做到。现在讲真理似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有人或许因为说出真理而获得监狱的奖赏，但是只要是每一个人都讲真理，这个社会就会有改观，甚至可以达到哈维尔所说的效果，他说真理的作用在于“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有人说有什么样的统治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有说真理的人民就有不得不说真理的统治者。
第四，讲常识。真话、真相、真理都和常识有关，甚至是常识的一部分。讲一般常识容易，讲政治常识难。人类几千年的政治智慧之所以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公民政治生活方式，就是因为艰深的政治智慧转变为常识。徐友渔说：中国目前所做的“就是需要重复常识，就是需要灌输常理。并不是简单的道理就容易做到，不说，不坚持，人们的精神会往下滑，以至于没有止境。‘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需要说，‘不掺假造假’、‘奶粉里不准放毒’需要说，‘不以权谋私”’和‘不仗势欺人’也需要说。人们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以前也许是，而现在，分明是道德真空之地。中国的道德和文化重建，需要从确认和重申常识常理开始。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度，在古代有指鹿为马的事情发生，在当代有人为说出常识献出生命。在中国，常识并不受尊重，因此它还需要我们说出来，大声地说，理直气壮地说，不知疲倦地说。”道德常识需要讲，政治常识更需要讲，既强调了道德常识也强调了政治常识，不过我还要说一句，限制权力，保护公民的宪政本来就是常识，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台湾已经实现，看来中国的宪政常识还得讲一阵子。常识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否则当权者不长记性，说不定哪天就忘掉了，大家都是孙中山的弟子，弟子总得听先生的话，否则别人会说闲话。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四讲”运动不是轰轰烈烈的毛泽东式的群众运动，而是和风细雨的讲道理，它以理性为前提，以和平为手段，以宪法为基本秩序，通过沟通与合作试图做互利互惠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