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公元1994年。或者是2010年。

　　医生说我的病基本上好了。他们把我放了出来。在这之前，我已在中国新疆石河子市精神病院呆了好几年。实际上我从来就没有进过什么精神病医院，根本就没有去过石河子市，但是人们说多了，我也就跟着瞎起哄，说自己的确刚从精神病院放出来。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承认自己是个精神病，的确是件十分愚蠢的事。毕竟我是没有进过什么精神病院的，这是其一。其二，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名声问题。你想呀，背上这个坏名声，不管你表现得有多正常，只要稍悖常理，就会有人把你往精神病上胡扯。现在这座城市已经有了医疗保险，精神病在所有病种里被排在第十一位。所以，现在人们说谁有精神病时，都不说他有精神病，而是说这人有第十一种病。第十一种病就是精神病，比以前的叫法更具隐蔽性。

　　现在我想起来啦。我还是去过石河子市的。只有过一次经历，如果也算是去过的话。很多年以前，我从乌鲁木齐市搭便车回家，车里面坐着一位大干部。路过石河子市的时候，大干部内急，那时候的公厕大部分是简易的那种，又脏又臭，人们叫它旱厕。而且从下面又可以看到女厕所那面的情况，这样的厕所经常诞生男流氓。大干部说他一进去就想吐，感觉特别不好。人呀，官一大拉屎的地方也跟着娇嫩起来。可当时在整个新疆水冲式厕所都很少，更不用说是一个小小的石河子市了。那时候一般人有个拉屎的地方就已经相当知足了，谁还计较水冲不水冲。我们在石河子市瞎转了半天，最后终于在市政府大楼里找到了水冲式厕所，说是水冲式厕所，其实也就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冲一下而已。不像现在九曲十八弯，那么高级。

　　如果这也算是我去过石河子市的话，我承认这是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现在水冲式厕所在我们新疆所有的城市里已不稀奇，想不进去都不行。不过我当时的确是第一次见过那玩意儿。而且现在的大干部多如牛毛，但在当时，能和一个县处级干部同坐一车，实在是一件荣幸的事。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出现的任何事情，都是以前我们做梦都不敢想到的。有句成语叫做“一日千里”，我想用这句成语形容我们现在的时代，一点都不过分。回忆过去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们过去所经历的许多事情，现在想起来，大部分都和低级趣味有关，有时感到相当的耻辱。就是说，当时觉得是件荣幸的事，现在却变成了耻辱。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总不愿回忆过去的原因。现在的人死坏死坏，他们比过去的人不知要坏多少倍。过去的人在颠倒黑白的时候，大都采取一种比较粗野直观的方式，让人还容易接受。而现在的人却往往用一种“文明”的办法来颠倒黑白，比如他们说你有第十一种病，却不说你有精神病。并且他们在说你有第十一种病的时候，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让你想发作都发作不出来，时间一长，没有精神病也有精神病了。

　　人们都说我进过石河子的精神病院，可我的确没有进过石河子精神病院，两种说法各不相让，都持毋慵置疑的态度。我对他们说我上大学去了，并且把毕业证书拿给他们看，他们看过后却说那是一纸出院证明，根本不是什么大学毕业证。

　　真是要把我气死啦。

　　现在我是第十一种病，人们说久了，我也慢慢习惯了，习惯之后也就慢慢开始相信了。所以，现在许多杀人犯大都不用刀，或者用不着亲自上阵，这也就是公判大会上被直接枪毙的当事人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说每天都有一首诗一段音乐和一部小说在死去。把我的这部小说列入死亡名单是一种残酷行为，反之又觉得不道德。因为生活毕竟要走向死亡的。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国画大师白石老人，他老人家说，绘画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俗，不似为欺世。做人也是一样，太像人就不像人，不像人却又说不过去。死亡并不是一件坏事，死亡体现着正义和公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死亡加速了诞生。

　　我唠唠叨叨地给你们说这些，是因为，这部小说和杀人犯无关，和第十一种病也没有多大关系。问题是我总是喜欢抱住过去的事情不放，因为我记了很多老帐，有事无事总是在这些陈年老帐上翻来翻去。所以，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人一见我就头大，一头大就说我有第十一种病。有没有第十一种病，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我之所以不承认自己有第十一种病，是因为，一旦你承认自己有这种病，你干的一切都等于放屁，生活也就给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