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没有上班，没有去单位同任何人告别，直至我一年零八个月后的昏迷。现在想起来，那一个星期是我精神上垂死挣扎的七天，那个恐怖的过程想起来都让人心悸。就像一初戏，分序幕、开场、高潮和结局，我的挣扎一开始却是绝望和恐惧，对于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的恐惧，一个念头反复地在我的脑子里翻腾：上帝为什么会首先选中了我？

　　我在坠落，两只手高高地举起，试图抓住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

　　我决定发泄，发泄我心里死亡将至的绝望和恐惧。我他妈的再也不想高尚了，其实我平时的那种所谓“高尚”都是装出来的，比如我向文蔷高尚地让出了我的丈夫，又比如梁雨……

　　那种所谓高尚都是我自诩的，具体的表现无非是逆来顺受，男人的意愿都是上帝默许的，关女人什么事。但谁让他们跟我有过关系呢？这世界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最复杂不过的，因为它无形。

　　电话先打给我的前夫，接电话的竟是文蔷那小贱人，声音还那么娇滴滴的，让我嫉妒，心火腾空而起。

　　“找我前夫！”我的声音又粗又硬，足够她受的。

　　文蔷有些惊慌失措，“他不在……”娇滴滴已经被我一扫而光。

　　我说那你告诉他，他的前妻，就是蓓蓓她妈得了癌症了，快死了。说完，我就“砰”一声挂掉了电话。

　　我坐在沙发上想象文蔷一定握着话筒发愣，一种快感在我的身体里荡漾。但没过几分钟，那种快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又拿起话筒，就像战士握着武器一样，拨梁雨的手机号，梁雨竟然关机！我摔电话，然后把电话机旁边那摞半尺高的报纸杂志什么的，一下子推到地上，再然后就是摔摔打打，以发泄胸中的闷气，比如，我把茶几上那只工艺烟灰缸，上面有一只翘鼻子小象，死命地摔到地板上，小象被摔断了一条腿，躺在地上痛苦地颤抖；我又成心碰掉了一只放在窗台上的玻璃花瓶，我看着它从窗台上掉下来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它一起坠落。我记起那是在我过三十七岁生日的时候，蓓蓓特意为我在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买的，还用一张紫红色的闪光的礼品纸包好，扎了一朵藕荷色的花。

　　在那只玻璃花瓶落在地上粉碎的一刹那，我的心一阵颤抖，它的生命要比我脆弱得多；如果它有生命的话。它对于毁灭却是那样的默然，充满宿命的感觉。

　　小姑在门外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并用力敲我的门，让我开门。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把门打开了。

　　我一眼就看见小姑的脸上化了淡妆，还穿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白色高领羊绒衫，愈发显得健康有魅力。这让我醋意大发，对于她的健康和越来越精致的生活。

　　我转回身朝里走的时候，成心踢了一脚地上的玻璃茬儿，有几块碎玻璃被踢到了床底下。

　　小姑站在门口，她说她全都知道了，张文正告诉她的。

　　我怒火万丈，我说那你是来嘲笑我的，看我的热闹的？

　　小姑坐在沙发上，仰头不解地看着我，几秒钟之后，用一种比我的声音高出好几倍的音调冲我喊到：

　　“我嘲笑你什么！？看你什么热闹！？不就是得了癌吗，得癌的人多了，已经死了、快死了的多了，你以为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啊，没什么不同，普通人一个！”

　　我躺在床上，眼泪顺着眼角涩涩地流下来。我心里明白小姑的良苦用心，她是想用另一种方法来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气，不至于像一条癞皮狗似的被死神从活人堆里拖出来，至少要像洪常青似的，做出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

　　我感觉到小姑就站在我的旁边，她温柔的喘息传递着一种深切的关爱，是那种亲人之间的不打折扣的爱。我将一张泪脸转向小姑，我看到小姑竟也是泪流满面，我们抱在一起。

　　小姑像抱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似的，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安慰我，又用一种软得不能再软的声音指责我不应该放弃治疗，并说张同已经找过张文正了，他以一个医生对于病人负责的态度委托张文正，向我指明我拒绝治疗是对于生命的极端蔑视，尤其我作为一个从事人文科学的人来讲，更要尊重生命。

　　我从小姑的怀抱里挣脱出来，泪眼朦胧地望着她那张精致的脸，声音干涩、吃力地问：

　　“为什么是我……”

　　现在想起来，我那一声发自内心深处、绝望、悲戚、声嘶力竭的问，简直就是代表广大的面临死亡的人民群众，向操纵着命运的那个无形者的一声不屈的怒吼，为自己鸣不平。

　　折腾了一个晚上，我感到异常疲劳，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到半夜，电话铃响，拉着了灯，翻身从床头柜上拿起话筒，顺便看了一下表，凌晨一点钟。有谁这么恶毒，忍心打扰一个癌症患者。

　　是我的前夫，那个精明的生意人。他的地道的北京话顺着电话线一点不走样地爬进我的耳朵里。她问我是不是在跟文蔷开玩笑，这年头大家都挺忙的，这类太酷的玩笑还是少开为好。我不说话，心里揣测他用的那个“酷”字大概是跟蓓蓓学来的。这时，他的北京话从爬行的速度一下变成了百米冲刺，他连着叫了五声小萁，恐怕是心里已经有了不祥的感觉，他说他马上过来，我听见文蔷唧唧呱呱地跟丈夫说了一阵话，我的前夫对着听筒里的我说：

　　“小萁，我这就开车过去。”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看了看窗外，是一片微薄的冥色，让人幻想着初创世纪的情景。黎明本来应该给人希望，可对于我，已是世界末日。我坐在沙发上，四周安静得仿佛一切都已死去，我心里除去以往的那种带有诗性的孤独外，更增加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尽管这世界肮脏，可我还是爱它的，我不舍得离它而去，我留恋它，我对于它的眷恋像一张网似的细致地布满它肮脏的身体。我不想死去，哪怕像狗一样，我想活……

　　我的前夫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推开了我的房门。夜里没车所以很快。他无味地解释着。城市夜里的路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的肠子吧。

　　我的前夫不停地搓着他的手，他开本田车，那个小铁壳里四季如春，他搓手只是一种免除尴尬的方式。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我快死了，死神已经用他那盏晦暗的灯照亮了我的身体。

　　“不会是真的吧……”我的前夫叫余利，他要是不做生意都对不起他的名字。

　　余利小心谨慎地挨着我坐下来，他身上那股刺鼻的香水味噎了我一下，我朝后仰了仰身子。我沉默，我懒得理他，他的脸油汪汪的，凝聚了所有人生的得意。

　　他问我需要多少钱，包括营养费什么的。我调侃道，半夜你也作生意？跟你的前妻？

　　“好啦，小萁，不要闹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也不完全是我对不住你，你也有情人不是？关键是现在，你的病，怎么治，而且要治好……”余利最后一句话音量骤减，因为他看见我在流泪。我永远难以体会男人看见女人流泪是怎样一种心情，在我接触的男人中，他们看到女人流泪后的表情和举动大都一样，那就是惊慌失措。

　　余利有些慌乱地在沙发上扭来扭去，我猜他是寻摸屋子里哪儿有面巾纸。茶几上的面巾纸盒是空的，面巾纸前天就用完了，这两天我早就回归原始状态，枕巾、衣袖等一切小时侯用过的擦鼻涕眼泪的物件又全部派上了用场。余利一扭头，见我正用身上那件紫红色羊绒衫袖子抹眼泪，可能是我当时的样子怪可怜见儿的，我前夫竟一时又将世人认可的道德标准抛诸脑后，他用他那仿佛用法国香水浸泡过的身体挨近我，进而搂住我，抚摩我，先是肩膀，然后是胸，再然后是腿什么的。我怎么办呢？答案只有一个，熔化！在男人的怀抱里熔化，在男人的爱怜里熔化，在死神的恐惧中熔化。

　　这时我提了个愚蠢的问题：文蔷不会多心吧？

　　我这么问完全没有阻止余利行动的意思，相反，我是想让我们的行为更加合法化。适得其反，余利听见我问，便突然停止了行动，也就是人们通常形容一首美妙音乐突然终止时用的那个成语：戛然而止。余利将他的行动停止在与我的接吻上，我感觉到他的冰凉的唾液。

　　男女的事情从来就是一场战争，你进我退，我进你退的，至于原因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似的，说不清。

　　这时候，轮到我进攻了。虽然我的身体里正生长着有毒的细胞，但它还没来得及将我的各种欲望扼死，比如性欲，我暂时还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有着亢奋的性欲；刚才又经余利那么一挑逗，轻而易举，它就从一种昏睡状态醒过来。首先有感觉的是我的乳房，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谈自己的乳房未免滑稽，这个年龄段百分之八十以上，乳房的状况都是铁丝儿拴豆腐——不能提了，或者是一马平川，或者乳腺增生，要不就是乳房肿块儿，天天吃乳避消，还有就是刚做完剔除肿瘤以防恶变的手术。总之，生活在现代大都市，女人的乳房状况堪犹。

　　此刻，我平坦的乳房在性欲的袭击下勉强有了一点改观，然而这点改观微弱得甚至可以忽略不记；然后就是我的呼吸。性欲来临，血液循环加速，就像哮喘病人似的，呼吸急促得仿佛马上就要昏厥。

　　我就那么喘着粗气，像一列小火车似的靠近了余利。

　　余利下意识地躲闪着我，眼睛里是一片丢盔卸甲的狼籍，还有就是陌生，那种充满了疑虑、猜忌和防范的陌生感。毕竟，我和这个叫余利的男人分开已经好多年了，最清晰的记忆就是蓓蓓的存在，我看见蓓蓓的时候也就想起了余利，想起了余利也就想起了蓓蓓，这三个人的关系就像是一个人挑了一副担子，挑担子的那个人就是蓓蓓，而我和余利只是蓓蓓在这个世界上的无可摆脱的负担，而我正是依靠着蓓蓓，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多得到一份关爱。

　　我虽然行将就木，但我的智商暂时还没有丧失，我在这个躲闪的男人面前提到了我们命运的共同的挑夫蓓蓓。这一招果然高明，余利就像一只刚打完架的公鸡，此刻浑身舒散下来，他仰着头，很舒服地靠在沙发上，然后告诉我，蓓蓓很好啊，喜欢看网络小说，喜欢追星，喜欢用手机给男朋友发短信息，喜欢吃西餐，喜欢蹦的……

　　就在余利沉浸于对蓓蓓的叙述之中时，我的性欲像一只见了猫的老鼠，灰溜溜地消失在阴暗中。

　　就在我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反思我的一生，我觉得总的来说我是个愚蠢的女人，通常是刚想卖弄一下聪明给别人下个套，结果套住的还是我自己。

　　第二天醒来看了看表，已经十二点了，我听见院子里有拍打被子的声音。阳光极其强烈，就像我昨天夜里浪费掉的情欲。我把自己的身体从温暖的被子里挪出来，屋子里的冷空气顿时包裹住我，我看见我松弛的皮肤在寒冷中颤抖。我穿上衣服推开门，看见大姑夫手里拿着一把笤帚站在院子当中发愣。

　　大姑父瘦弱的身体朝向我，阳光从他的头顶照下来，他显得很苍白。他要在阳光中熔化了，我想。我看不清他的脸，更甭说表情了，但我能猜出他想跟我说什么，无非是劝我死在医院里。

　　我“砰”一声关上门，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一股莫明之火在我身体里乱窜。我打定主意不吃饭了，一个有家庭的人不吃饭，在这个家里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其他的人一定想方设法劝他（她）吃，他（她）在这个家庭里的价值就通过别人的劝慰体现出来了。

　　我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尽量体现我的价值，所以我不吃饭，让我身体里的癌细胞一起挨饿。十二点半的时候，我的房门被轻轻地敲响了，透着谨慎和畏惧，大姑父用一种臣子对待国王的声调恳请我去吃饭，并强调有我喜欢吃的清炒山药片。我像真正的国王似的傲慢地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大姑父问能不能进来，我用沉默表示反对。

　　到一点钟的时候我的肚子“咕咕”叫起来，我的胃和那些疯狂的癌细胞都需要食物。这时院子里有人大声地说话，老总来了。我只得站起身开门，老总手里提着两只大塑料袋，里面装满了食品，我客气着，怎么还劳驾您来看我呢。接过塑料袋就势翻腾起来，从里面拿出一包卡迪那通心脆，撕开一个口一根接一根地吃起来。

　　“还是应该住院治疗的，不要任性，耍小孩子脾气，大家都为你担心。”

　　老总一说话就满面笑容，并不是因为高兴，只是习惯。我想他要是给我开追悼会的时候也是这副表情就差点劲，所以就从这时我打定主意死后不开追悼会，像一切大人物死后的遗言那样：一切从简。这在当时只是一个想法，至于我死后活着的人是怎样为我料理后事的那就是活人的自由了。

　　老总的话像水管里的水似的，绵绵不断。他是我面对的亲戚朋友阵营里的代表，他反复地申明主题：我得了病，并且是不治之症，必须去医院治病（其实就是等死），那里会有医生照料我，用现代化的医学救治我。

　　说一千道一万，我就是不能死在家里，只能死在医院里。而且到底治不治病，我没有选择的权力，尽管那是我的病。我没有自由了，连治病的自由都没有，我感觉到丧失自我的悲哀。我周围所有健康的人都不存在我的问题，他们想干吗就干吗，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搞女人就搞女人，想玩男人就玩男人，自由得就像水里的鱼，比水里的鱼还自由，鱼的行为还需要水的控制，而他们只要空气就行了。因此我悟道：一个人想要有基本的自由，那你就得健康，否则甭说自由，连尊严都谈不上了。这一点在我“被迫”住进了医院以后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梁雨是在晚饭过后来的，他进门以后我就伸着头朝他的身后看，他当然知道我在看什么，他说别看了，小凌今天看球去了，国安对申花。

　　梁雨坐在他通常坐的沙发的位置上，两只手抱着头，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我成心伤人，疾病让人无比歹毒，我说：你别假装痛苦了，这不正是你盼望的吗？这回你称心如意了，你可以跟她无忧无虑地过你们的幸福生活了。

　　梁雨抬起头，泪眼朦胧地望着我，用一种近乎请求的口气要我不要这么说，这让人心里很难受……

　　我透过梁雨眼睛里那层世俗的泪水，看到一个悲痛的男人的脆弱不堪的心。他是在为我即将丧失的生命悲伤么，那他的眼泪就充满了怜悯；还是在庆幸自己及时离开了一个即将死去的女人，喜极而泣。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个歹毒的女人，疾病能唤起人的恶，想象一个疾病缠身的城市，它的恶将是一道风景。可我不能因为梁雨流泪，不能因为他表现出来的软弱和悲哀，我就放下我精神上的武器，向健康的人投降，与他们握手言欢。我要在我与健康人之间的那道沟里栽上一片接一片的荆棘，让我与他们永远是敌人，因为我已经被健康无情地抛弃了。

　　我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快十一点了。我用一种极其冷漠的声音先“咳”了一声，然后提醒一直保持痛苦的两手抱头姿势的梁雨该走了，我要休息了。梁雨像是没听到我的话，凝固得似一尊雕像。我看着这个痛苦（无论怎样他都是痛苦的，我不想以为他的痛苦完全由于我，我怀疑我有这种能力）的男人，心就像受了潮的纸，只要有一丝轻风的袭击就会断裂。我走到梁雨的身旁，伸出手抚摩他的头发，也就抚摩着已经远离我的爱情。

　　梁雨抓住我的手，拉到他的唇边吻着，他的唾沫冰凉，但我还是感觉到一种不易察觉的温馨。我半蹲下来，梁雨便顺势搂住了我的脖子。我的精神已经脆弱不堪，而肉体是附属于精神的，所以我就像一滩泥似的瘫倒在沙发上。刚才那个泪眼蒙蒙、悲痛欲绝的梁雨已经变成了一头欲望的雄师，我猜他早将我是个癌症患者这档子事忘得一干二净。

　　梁雨把我压在沙发上，嘴唇慌乱而无目的地在我的上半身上像一头猪似的乱拱，一只手顺着我的身体朝下一路地摸去。我突然想起了小凌，那个比我年轻得多的女人此刻正在工人体育场看一场足球赛，而她的男朋友正同他的前任女朋友——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女人，而且是个癌症患者在沙发上胡搞。我接受了昨晚同余利的教训，没把自己的想法顺口说出来，而是将小凌埋在我的意识的深层，好让梁雨专心致志地对待我。我觉得我有点卑鄙，可有的时候你要是一点都不卑鄙的话，你在这个卑鄙比比皆是的世界上就什么也得不到。

　　我已经感觉到梁雨的身体硬起来，唤起了我对于性的渴望，一个垂死的人渴望性，近乎一个乞丐渴望豪华别墅，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奢望，简直可以说成痴心妄想。我记得有一位医学专家就病人与性的问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主题就是人一旦生病能不能向往性生活，和能不能有性生活。当然他的文章里是从人道、人文的立场出发，主张病人有性欲、有性生活。这位专家的看法和观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是既高尚又符合人文精神，但他忽略了实际情况，那就是一个人一旦有了病尤其是不治之症，别说性生活，连普通的生活都难以保障，比如他（她）如果想去逛街，家人一定会百般阻挠，说你现在的免疫力很差，如果去公共场合会感染病菌。他（她）的家人会十分小心地像供奉一个怪物似的供奉他（她），只供给他（她）必须的生存所需，至于其他的想都别想。话说回来，凡事都有例外，有的时候那种痴心妄想并非完全不能实现，比如现在我，就被我的前男友，一个比我小七岁的男人压在沙发上，我当然感觉到他的强烈的欲望，对于我的。

　　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梁雨的犹豫，虽然只是几秒钟。我拿不准他是在想小凌，还是意识到了我身体里那些有毒的细胞。那种说不清楚的犹豫（人的犹豫有时候可能是下意识的，一般都为道德因素）很快就消失了，在我面前晃动着一张年轻而充满激情的脸，它带着我进入快乐的门槛。我的身体渐渐地随着梁雨的身体起伏波动，为的是攀登那个看不见的高峰。

　　做爱的时候梁雨一般都是沉默寡言，他将此解释为做事专心致志。我反问他难道情话和呻吟不是做爱的一部分吗？那是方式。他解释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方式，而他看重的是行动。他突然笑了笑，至于呻吟好象是你们女人的专利吧。

　　从沙发上起身的时候，梁雨的脸色十分苍白。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坦白说早晨跟小凌干了两次，体力消耗的太大了。

　　我想让梁雨喝一袋牛奶，他摇头，说这几天胃不太好。我有点后悔，这来源于我还没有被癌细胞杀死的同情心。我坐在梁雨身旁，一只手摩挲着他的后背，像一个母亲抚爱她的孩子。

　　“求你了，住院吧，别用这种方式惩罚你周围的人了；再说，我们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梁雨说话的时候并不看我，我猜他是不敢看我，一个健康的人对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提出生活的要求，这本身就近乎“苛求”。

　　我却不错眼珠地看着梁雨，我把我的目光像泼水似的，毫不吝惜地朝梁雨身上泼洒，眼看着梁雨在我的目光中变成了一只落汤鸡。

　　也许，疾病会赋予人一种权力，你可以面对严酷的生活不再卑躬屈膝，变得放肆和狡黠；因为你对它不再有任何的要求，它对你来说已经是那么的有限，可以忽略不记，如此，它还在乎你对它的态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