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还没有唱红的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每到春暖花开，也会看到一些老年人在校园里唱歌。当然，他们唱的不是周杰伦，不是罗志祥，也不是曾经的韦唯、刘欢，他们唱不了现代年轻人喜欢的流行歌曲，他们唱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歌曲，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红歌。只要是五十以上岁数的人，革命歌曲他们都会唱一些，年轻人唱的歌曲老年人也会唱，只是这样的老年人太少。台湾的校园歌曲是五十以下人的主打唱曲。歌曲是时代变迁的反应，歌曲记录了时代的烙印。

　　要问老年人，他们唱革命歌曲是为了什么？他们会说是为了娱乐，为了开心，为了锻炼，为了能在一起，觉得自己还有事可干。若问他们唱歌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想怀念过去，回到过去，唱歌就有了精神支柱，恐怕就没有太多的人这么想。人是社会的人，人不能太孤独、太寂寞，退休之后唱歌，使他们进入新的社会团体，从中获得承认、得到安慰，喝完歌之后进行交流，聊家长里短，重温一下过去的艰难岁月，并以此作为安度晚年的一种生活方式。唱歌也有人组织，但唱歌是自由的，没有人强迫别人去唱，也没有权力部门干涉，唱歌也就是早晨一会的事，唱累了，有的回家休息，有的去买菜，有的去看看儿女，有的去打麻将，有的去打球，有的去看看老朋友，喝点小酒，一天也就这么过去了。老年人自有老年人的活法，自有老年人的安排，他们从有组织的生活中退下来，终于可以有自己打发的生活空间，终于不再被组织呼来唤去，不再被权力吓来吓去，不再被领导支来唤去，不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终于再也听不到“运动了”的声音，再也不用早请示晚汇报，再也不用在恐惧中生活，他们自由了。

　　忽然有一天，革命歌曲再次唱红，权力者从唱红中激发起权力的冲动，革命歌曲的休闲性被赋予新的政治色彩，革命歌曲的娱乐功能再一次被政治化了。权力者却不知道，老年人的唱红只是夕阳红、娱乐红。年轻人的唱红只是被抹红，唱的只是外表，而不是内心。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毛泽东那个时代，是专制时代，毛泽东可以运用其不受限制的权力搞运动、搞个人崇拜、让每一个人成为他权力的牺牲品、祭奠品、让每一个人只会按毛泽东的方式进行思想而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毛泽东一个人可以有言论自由而所有人都没有言论自由，毛泽东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而所有人任凭其宰制，毛泽东一个人可以闭关锁国而所有人都不知外面的世界。在毛泽东权力金字塔之下的所有官员、所有臣民除了歌功颂德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利益多元化、经济分层、社会分层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社会已经不再铁板一块。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交流方式已经多元化，人们的自由观念、民主观念已经逐渐形成，用一种价值观念、思想观念去取代其它的价值观念已经不可能。宪法虽然不太健全，但有宪法，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胡作非为。人权、财产、自由、权利都写在宪法里，侵犯人权不但会遇到公民的质疑和批评，还会为国际社会所不耻，一个不讲人权的国家是不会在国际社会有地位的。公民意识已经觉醒，公民社会也逐渐形成，体制内、体制外改革者不乏其人。做什么，说什么，批评什么，唱什么都是每一个人的主动选择，都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凡是被动选择的，权力者愿意，被选择的人不一定愿意，而且被权力者选择而自己又无能力反抗或反对的人，都会感觉到其尊严受到了伤害，除非在权力制造的恐惧环境中得了斯德哥尔摩症，才会在权力者施虐过程中获得幸福的快感并与权力共谋。

　　詹姆斯·麦迪逊说：“言论和出版自由乃是共和政体最坚实的守护者”，路易斯·布兰代斯说：“一个有序的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人们对惩罚的恐惧和鸦雀无声来维系。”安德鲁·杰克逊说：“强制性地保持观点一致，所能获得的只是墓地般死气沉沉的一致。”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我们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引文均出自：《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美]安东尼·刘易斯著，徐爽译，法律出版社，书尾封皮）这些言论自由的捍卫者、阐述者大概没有想到唱歌也有个自由问题，否则他们一定会说，唱歌自由乃是共和政体最坚实的守护者；一个有序的社会，不应该靠唱红歌来维系；强制性地保持唱歌一致，所能获得的只是墓地般死气沉沉的一致；我们所痛恨的歌曲，同样可以自由选唱。多样化的歌曲，多样化的选择，多样化的听唱，是社会自由的结果。

　　香港特区原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向南都记者讲述前不久受温总理特邀做客中南海的经历，温总理提及内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说，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权力的介入与强制，使唱歌也变成了政治任务，不是封建专制余毒作孽，就是“文革”遗毒在蔓延。

　　以唱歌的方式打压人们讲真话，说大话，也算是新的发明吧。只是唱红的影响有限，想让全国江山一片红，谁也没这个本事。全国江山也就那么一点儿红，一点红儿还拌着黑，这事本身就有点怪怪样的滑稽。总压制人，吓唬人，人们就会选择用脚投票而不是用手投票了。中国人别的本事没有，惹不起躲得起的本事总还是有的。看着那么多人移民，那么多人有绿卡，那么多官员的孩子都在国外，那么多的官员都成了裸官，就知道唱红的功能实在有限。“文化大革命”唱得最好，可还是有那么多人活不下去跑了，偷渡到香港了，那可是《社会主义就是好》唱得最响亮的时代。歌再响亮心里不透亮，总是乌云密布，就是没有逃跑的能力，恐怕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所以当务之急不在经济发展，更不在唱歌，而在于让每一个人有幸福和尊严。而幸福来自自由，尊严来自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和尊严。无论唱什么样的歌，只要是自由地唱，那就会有幸福和尊严。唱歌随心情而唱，想过去了，唱个红歌，比如想毛泽东了，唱个《大海航舵手》，觉得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就唱个《社会主义就是好》。在单位升了职，受到领导的照顾，唱一个《共产党时刻听从党召唤》。感觉心情不太好，就唱个《忐忑》。感觉有精力无处使了，就来个周杰伦的《双截棍》。家里没人了，就唱个《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晚上到海边了，看到轮船了，就唱个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唱歌随心情，自由随意境，岂不乐哉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