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着写着，天就该亮了，这本日记本也该物归原主了。我唱了三遍《国际歌》，抽完最后一根烟，拍拍身上的灰，出门了。

　　一推开门，脑袋上就挨了一下，原本硬邦邦的冻柿子在我头上爆了浆，倒是给我熬了一宿，快要烧起来的脑袋降了温。

　　“骗人的混账，一家门的畜生！”说话的是一个老妇，按辈分我应该喊她大姨。如今我也已七十，她更是风烛残年了。

　　“当初信老头的人是你们自己，再说你们跪的是老头不是我，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自顾自地往前走。

　　“老混蛋死的时候，我们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甚至背了债也要给他办场风风光光的葬礼，现在该把钱还给我们了。老头是死了，父债子还，你是女婿，怎么着也该还上一笔！”老太太还惦记着二十多年前的钱呢。

　　“大姨，您记性可真不赖啊，这钱您惦记千儿八百回了吧，有这个时间，您做点啥小买卖、小生意不能挣回来啊，非得在我这儿撒泼耍赖的？我告诉您呐，我记性比您还好，我记得你统共花了一块钱，送来了二十根白蜡烛。那玩意儿老头身前做法事老用，咱家床底下一摞摞的，到老头周年都没用完。您还别说，周年那天您走的时候，还就是我送您出的门，我说蜡烛用不完，您自个儿家用去，就给您原封不动地揣怀里了，我没说错吧？”我推开人群就要往前走。

　　老太太的儿子拦住了我：“咱东西没给，但情义总有吧？咱俩从小一起上学，你成绩总比我好，我今天倒要问问你，知道这两个成语：乌鸦反哺、羔羊跪乳说的是啥吗？”

　　我不禁皱起了眉头，“老三儿啊，你咋总跟畜生学啊？要人真该跟畜生学，那么你媳妇生孩子的时候怎么不学学螳螂？今天我也用不着见到你这不成器的样子了。”我继续往前走。

　　“你忘了是谁生养的你这个王八羔子了吗？你们一家人骗惨了村里人，又把我们村推上风口浪尖的，现在又要拍拍屁股走人，这是对村子的背叛！”

　　我停住了脚步，“谁生养的我？我爹娘啊。是，我小时候是在大姨家，姑家住过几宿，可你不也住过我家嘛，更不用说几个叔伯兄弟了。还有，别老把气撒到我头上，你们信那老神棍，还不是因为你们蠢。现在整明白了要找我算账了，有能耐，从前也没见你们说过老头一句不是啊。”

　　“闰生啊，今天挺横啊。我先问你一句，你既然一直都明白他是老神棍，为啥不说出来？别说是跟我们大伙儿说了，你就是劝住了濮慧英，后面老神棍还能兴风作浪啊？”

　　“信不信他是你们的自由，我无权干涉。”这句在心里默念了四十年的话，终于当着别人的面讲出来了，可真讲出来，听上去却不是啥硬道理。

　　好赖这群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一时意识不到啥破绽，找不到应答之词，我逃也似的跑了。

　　我在笔记本中写下这段话：

　　无论什么人以何种的方式歌颂，我始终相信：邪教是压在我们头顶的一座大山，它披着绿色的外衣，打着博爱的幌子，它为怯懦的人装上利齿，为心术不正的人戴上王冠。

　　是谁纵容了它，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民主、文明。一旦有人试图撼动，它就蜷缩在人权的坚甲下，挥舞起名为自由的大刀，挥向人权与自由本身。即使我们软弱时曾委身其下，又凭什么感激它呢？勇敢地背叛吧！前人敢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退缩呢？

　　根除这座大山，我们失去的只是虚伪的庇护，而得到的将是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