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六)

  我在想,像他这样的人还在不断出生,还可以被灌输以邪恶的想法。表面上人们总是在努力避免灾难;医疗进步已经使我们有希望有一天会战胜疾病,但是将来我们能够避免生产出大批凶手吗?

  我从事的工作使得我能够与许多著名的凶手接触。我找出凶手,我参加听证,我在法庭上出示证据——这样我就得以看到在受到指控时,这些凶手们是怎样表现的。

  在斯图加特审判纳粹时,只有一个被指控的罪犯表现出有悔改之意。他甚至坦白了没人看到的一些罪行。其他的罪犯都极力反驳事实。许多人居然只对一件事感到遗憾——他们遗憾证人还活着,现在能出来告诉真相。

  我经常在想,要是那名党卫队员还活着,25年后对他进行审判,他会怎么去做。

  他还会像他在主任办公室里一样,会像他当时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一样在法庭上那么讲吗?他会把他在临终前向我忏悔的一切都公开地讲出来吗?

  或许我大脑中形成的对他的印象太过善良了些。我从来没见到过他在集中营中手拿着皮鞭,我只见到了临死前的他——一个想要人赦免其罪过的人。

  难道他是个例外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找不到答案。要是他还活着,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再犯下罪行?

  我非常了解许多纳粹战犯的生活经历。他们很少天生就是凶手的。他们大部分曾经是农民,手工业者,职员,或者是官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年轻时,他们接受宗教教育;以前谁也没有犯罪记录。可是他们都变成了凶手,变成了信仰坚定的职业凶手。他们从衣柜里取出党卫队服装。换上这样的服装,他们也就换掉了他们的良心,他们换掉了自己的良心就像换掉了他们的平民服装一样。

  我不知道他们第一次犯罪时的心理反应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随后就成批成批地杀死人。

  我经常见到一些受到指控的人非常傲慢无礼地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解释,或嘲弄般地露齿一笑,我很难相信那名非常悔恨的年轻党卫队员也会这么做⋯⋯可是我本该宽恕他吗?今天,世界上有人要求我们宽恕和忘掉他们对我们犯下的恐怖罪行。这种论调建议我们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划一条线出来,做一个结论性解释。

  我们这些人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忍受着各种苦难,我们无法忘掉我们经历的地狱般的生活。而现在有人却建议我们永远地保持沉默。

  的确,当一名年轻的党卫队员在他的病榻前请求我接受他的忏悔时,我保持了沉默。后来,我遇到他母亲时,我又保持了沉默。我不愿让她发现她死去的儿子其实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好,她说她儿子一贯好不过是她的一个幻象。而且当犹太男人,犹太女人和犹太孩子被送往欧洲的屠宰场时,有多少旁观者不也是这么一言不发,驻足观看的吗?

  沉默的方式有很多种。没错,沉默胜于雄辩,但是沉默会以多种方式被加以解释。

  我在这位濒死的纳粹身边保持沉默是对还是错?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处理的道德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冲击着我的心灵,也一定会冲击着各位读者的良心。有人理解我的窘境,赞成我的态度,也有人会谴责我,会认为一名凶手如果真的悔改了,那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应该还不让他轻松。

  自然,问题的关键还是:是否应该宽恕。遗忘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宽恕却是涉及意愿的行动问题。只有承受了苦难的人才有权作出这个决定。

  亲爱的读者,你刚刚读完了我生命中这段令人忧伤的悲剧故事,你是否可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从我这个角度问一问你自己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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