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的干训班结束，健泉被任命为学校的副校长，代理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原校长调离学校。

　　健泉对这一任命无可奈何，恭敬不如从命。从内心讲他是不愿意去攀这个悬崖，他知道这校长不是好当的，像前任女校长那样强加学生负担不行，可像自己当学生时那样轻松更不行。这个尺度太难把握，就像一把计算尺的游标，必须划到最合适的位置，才能得出最准确的数据。健泉奇怪自己怎么会想起用计算尺这个早已被淘汰的东西来作比喻，但他觉得没有比这更恰当的比喻了。

　　于是他对学校原来的作息制度做了一些调整，取消了夜自修，把入学和放学的时间也调整到由教委规定的时间。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他重申反对题海战，反对疲劳战，强调保证每一节课45钟的质量，强调教师要掌握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健泉知道学校的制度是促使教师实施这些措施的关键因素，于是在学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和部分骨干教师的共同商讨下，制定出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如学生个性特征的测评制度、因材施教教学过程的控制系统、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教学分工制度，教育教学的考核奖惩制度，等等。 其实，这些理念和规章制度并非健泉首创，国家有关教育主管部门早就有过明确的指示和条文，“因材施教”“减轻学生负担”喊了多少年，但随着升学竞争的日益激烈，各种科学的教育理念在高考指挥棒前面显得那样苍白无力，落实到教育的最前沿——课堂里，则成了把分数作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攻坚战。于是，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这些年来始终进行着拉锯战，教师们便在这始终无法突破的怪圈里跌宕彷徨。

　　健泉心里很清楚，他目前的一系列举措，能否继续下去不得而知，他的校长职位前途未卜。不过，他只想做到问心无愧。

　　一天下午，健泉刚听完一个教师课回到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告诉他有两个他过去的学生来看他，在会议室等候。

　　健泉当教师二十多年，执教的学生有十来届，每届学生从学校毕业出去后每年都有回来看望他的。尤其是教师节那天，短信、电话、贺卡邮递、鲜花快递、来访探望、直至聚会，应接不暇。学生们都称赞健泉是他们学生生涯中所遇见的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对他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艺术赞不绝口。他们说，进入了大学甚至大学毕业后，更感悟到健泉当初对他们的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性，不刻意追求一分半分的成绩高低，却让他们终生受用。学生中因为健泉而爱上了语文写作日后因此得益的不在少数，有的当上了记者，有的做了报刊杂志的编辑，有的供职于单位的宣传部门，有的做网络媒体策划，凡此种种，都让健泉感到不胜欣慰，也更坚定了他的教学理念。

　　来看他的两个学生毕业有七八年了，现在一个在银行工作，一个在读博。读博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史，正在撰写文革和知青运动史的论文。他给健泉送来了两本书，一本是法国学者潘鸣啸研究中国上山下山运动的专著《失落的一代》，一本是国内作家陈丹燕记录城市变迁历史的书《永不拓宽的街道》。两本书都是最近刚刚出版，很对健泉的胃口。

　　健泉很高兴地接受了学生的礼物，并与他们交谈着。学生们回忆起健泉教他们时的情景，那位博士研究生特意提起当时的一件事，问健泉是否还记得。

　　原来那博士生刚进中学时学习并不出色，对语文也不感兴趣，尤其不愿写作文，对健泉布置的每周一次的随笔总是敷衍潦草，马马虎虎写上四五百字对付了事。于是一次健泉在课堂上批评了他，故意声称他也就只能停留在初中水平上，写不出长一点篇幅的文章了。结果他颇受刺激，居然在下一篇的作文中足足写了三千来字。健泉抓住这一契机，在班上对他大加赞赏，认真地讲评了他的这篇文章。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以后的每篇作文，他总是认真对待，健泉也总是尽量找出他的亮点加以鼓励。结果高考他就是因为作文得了高分而使整个考分提升了一截。

　　听他们聊着，健泉呵呵地笑，十分满足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