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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崇心进入上海文德里聚会处后，充分显示出他的才华，他那支笔真是比千百条舌头更有力量，能把什么事情都说得有情有理，叫人折服。在聚会处与公会之间的笔战中，康慕灵总是暗暗庆幸李夜声的“大度”，收了这员大将。

　　自从任崇心来了以后，康慕灵更多时间关注在教会的各项事务上，特别是“外交”事务，而将福音书房的许多事交给任崇心来和李如是同工。任崇心为李夜声的书籍和他的神学思想撰文介绍推广，并写了不少文章来护卫聚会处的教会路线，反击来自其他教会和传道的质疑与批评。

　　任崇心和老师康慕灵一样非常佩服，甚至是崇拜李弟兄。能够体恤他的软弱，破例给他发工资，这当然让他更是感激他对自己的器重。他并不清楚这笔钱其实不是从教会出的，他在同工中绝口不提此事，甚至也没有对康慕灵说过，越是这样怀着个秘密，他就越是觉得与李弟兄有了一份私密的情谊。

　　这情意到了两年后，一九四二年的文德里风波时，就成了他心里的迷茫和痛苦。他虽然和老师康慕灵一起赞同停止李夜声的服事，但在黄愚志、许闻达他们坚持要革除李夜声，李如是甚至将李夜声的书稿等扔出福音书房，扔到弄堂里时，他心里是不以为然的。

　　他心想，没有了李夜声，这个聚会处也就真不过是个聚会的地方了，没了生气也没了主心骨，无论李弟兄办生化厂是对是错，也无论他做了什么，他都是聚会处的灵魂人物。

　　四二年，李弟兄离开上海后，由不同意革除他的于华恩来负责讲道和教导。任崇心旁观着聚会处领导层中发生的一切，他曾寄希望于老师康慕灵，但发现康慕灵心中的灰心冷淡远比他更甚。

　　李弟兄一走，王慕真、李如是、黄愚志等主要领袖纷纷离开，就连康慕灵也丢下这一大堆不清楚原委、议论纷纷的会众，跑到莫干山去疗养了。总算等到他从莫干山回来，他住到了于华恩开诊所的亭子间里，并做起了生意。

　　那时上海成了孤岛，物价涨得像是坐了飞机，教会中的风波，让这个信仰的方舟门户大开，就成了透风漏雨的小舢舨。弟兄姊妹们没了心中的踏实，再向外一张望就更慌了，于是都开始忙着买东西，设法保住口袋里不多的财物。

　　那天，任崇心去找康慕灵。诊所已经关门了，于家的人都不在。客厅里却站着坐着好些个人，都是文德里聚会处的弟兄。今天是主日，估计是聚完会留下来的，任崇心本来就没事，只是对近来聚会处灵性的低落不满，来找康慕灵聊聊。现在见还有这么多弟兄不是单顾自己的事，而愿意聚在这里，心里突然就热了。

　　可是还没等任崇心开口，他就发现自己根本开不了口，他发热的心就像是出了桑拿房一下子跳入冰湖般。再仔细看看说得正起劲的这几位都是做生意的，他们聊得不是聚会处属灵的行情，而是上海滩物资的行情，说白了就是商量着应该囤积什么物资，什么物资最紧俏，最有可能几倍的涨价。

　　任崇心怎么也想不到基督徒竟然可以和社会上的人一样囤积物资，做投机生意，发战争的财，甚至如此公开地讨论，还说是上帝的看顾让他们有条活路。即使在社会上，囤积物资，做投机生意也是遭市民愤恨的，每次游行都在喊打倒奸商的口号。

　　那天任崇心觉得自己过不了信心生活，要求给基本生活费，这实在是没什么可羞耻的。而这些人才是在上帝殿中做买卖的人，是耶稣要赶出去的人。当他正要发义怒，要挥动“耶稣的鞭子”，要推翻他们银钱的桌子时，他的手被康慕灵抓住了。他握紧了他的手，拉着他，把他引着上了楼，一直上到顶层，进了亭子间。

　　进了亭子间，他松开了他。他俩突然就都没了力量，任崇心也没了要拉高声音的必要。他只是用手指着楼下，用正义的目光盯住康慕灵。康慕灵突然低了头，自言自语地说，大家心里都没了火……没了火就顶不住了。他抬眼看他时，竟然有一份祈求原谅的神情。他，他们也都是人，也要活……

　　任崇心是有一肚子话要说的，而且每一句话都是康慕灵无法反驳的。但当他看到他眼中的祈求原谅，他突然像是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嘴。他没有做投机生意，但他在替他们祈求。而自己是上帝吗？自己有什么资格来原谅谁？

　　任崇心虽然不能再说什么，但他离开那里回家时，心中深深地替康慕灵惋惜，他甚至也对于华恩感到失望，因为他猜想这些人一定不是第一次聚在这里聊这些，于华恩估计是避了开去。

　　渐渐地，聚会处一些蒙上帝的呼召，奉献当了全职传道人的同工的，也开始做起了生意。那时寄售商行是刚刚兴起的一种不需要本钱的生意，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所有的奢侈品、珠宝衣物、家俱钢琴都不再拥有原先的价值，寄售商行在上海格外地兴旺起来。差不多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寄售商行新开张。

　　不久，张恩荣和康慕灵这两个聚会处的负责同工家里，也都开了一间小小的寄售商行。

　　大家的心先是都被生存的恐慌摇动，继而就被实实在在的钱财占满。聚会处的弟兄姐妹们也和社会上的人一样，各自顾各自，为了乱世中的生存，爱主爱教会和彼此相爱的心，都渐渐冷淡、麻木了。但身处在当时的上海，谁能责备这事呢？即便是属灵上很自律严格的于华恩，也开不出口来责备，毕竟他自己开着一个诊所，他又岂能对别人的自救求存有什么异议？

　　有时同工们在一起聚会时，也会感叹和内疚，但又想，现在有血缘的兄弟姐妹尚且不能相顾，何况这没有血缘的兄弟姐妹呢？这一切事的发生都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毕竟文德里不是末世的方舟，可是当文德里和整个上海滩之间无形的界线渐渐模糊，甚至几乎要消失的时候，他们各自的心里便有了一声来自圣灵的叹息……

　　这极轻的叹息在白日是可以让人忽略不计的，但在夜晚却将一种神圣的忧伤，铺展在他们灵魂的面前，好像寒雨后积了薄冰的路面，让人看着跨不出脚去。他们的步子越来越重，越来越难踏入文德里的弄堂……

　　正在这时，又出了件事，日本人要求聚会处加入日伪宗教组织，并要求他们遥拜天皇，说天皇是上帝在大东亚的权柄。文德里的公开聚会就不得不停了，决定停止的那天作为全国聚会处的领袖同工们和上海的负责弟兄们都不说话。一切外面的环境的变化，都是上帝允许的，现在这事是逼迫还是惩罚？没有一个人问出这句话，但也没有一个人能信心昂扬地说这次的停止聚会是一种殉道。

　　康慕灵的鼻梁中涌起一股细细的却尖锐的酸，刺到眉心散开。他透过模糊的眼幕看于华恩，于华恩的目光看着地，但康慕灵仍感觉到了地面反射起来的无奈与茫然。上帝，你的旨意是这样吗？

　　无论如何，上帝在众水之上坐着为王。康慕灵话出口后，突然觉得自己像是在仿照李弟兄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说的话，但他又觉得这话从自己口中出来飘飘地不着力。他补充了一句，但我们还是不可停止聚会！这是《圣经》上说的。

　　任崇心旁观着这一切，他笃定了，这一切不正是印证了自己的想法极为正确吗？没有人能像李弟兄那样有政治头脑，能掌管大局。虽然道理上说，教会是上帝掌权，是与世界分别的地方，但没了一个有能力的灵魂人物，聚会处就会垮掉，教会也会垮掉……任崇心是聪明的，他不想继续去推论上帝与教会与领袖人物之间的关系，他聪明地将神学理论与实际践行分开了。

　　他望着一屋子都比他年长的弟兄姊妹，心里从李夜声想到了自己，他对心里的神说，也许有一天，我甘愿不惜一切代价为你保住教会。上帝沉默无语。

　　文德里聚会处停止聚会后，于华恩在自己家的客厅里继续有擘饼聚会，人不多，只有四五十个人。因着康慕灵的邀请，任崇心也去过。虽然他打心眼里承认于华恩是个人品极好，对主有忠心、对人有爱心的带领者。但他有一次对康慕灵说，可惜他不是个领袖式的人物，上帝可以使用他的忠心，但上帝无法使用他来带出上海聚会处的复兴。

　　四八年，王慕真和常受宜精心安排，在福州上海等地积极推动，串联同工一起来签名，促请李夜声恢复教导的执事，回到聚会处的领导位置。对此，任崇心是很赞同的，并努力说服与他关系较为亲近的康慕灵、张恩荣和李如是。他很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理由：无论如何，现在这个局势只有李弟兄能力挽狂澜，要想保住聚会处，就只能依靠李夜声。

　　若是较真起来，他这个想法其实与基督教的信仰是违背的，因为基督教信仰靠的是一个“信”字，信神而不是信人，靠神而不是靠人。聚会处讲台上常常讲《诗篇》中的两句：

　　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不过，在四八年那个人心惶惶、难知前路的时刻，没有一个人敢负起聚会处这个重担。于是，这些一惯灵性敏锐的负责弟兄和同工们，都没有较真地反思一下自己的动机和心态，最后一致决定请李夜声回来带领聚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