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年底，政府开始“三反”运动，主要是针对国家机关和企业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聚会处的基督徒们大多没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任要职，所以和社会上的私营业主一样，认为这个运动是政府内部的，是党内的，与他们无关。

　　李夜声却似乎有某种预感，运动刚刚有点风声，他就找来张茂良他们，让弟兄药厂的会计自查有没有偷税漏税的地方，若有，赶紧向税务局补交税款。管财务的弟兄就说，弟兄药厂刚成立不久，财务很简单。李夜声沉默了一会儿，抬眼看着张茂良，但他什么都没说。

　　那天，张茂良独自回家时心里开始忐忑起来。想想，他又不该有什么不安，他管的帐目早就结清了，新开始的弟兄药厂的帐目自己完全没有插手。那么李夜声担心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不说清楚？他看自己的那一眼又是什么意思？

　　随着“三反”运动的进行，没多久报纸上就开始说，大量国家机关和企业中的贪污盗窃，是与不法私营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五毒”行为密切相联的。政府认为要彻底铲除政府中的“三害”，就必须反掉社会中的“五毒”。为此，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就这样，在私营资本家还事不关己地旁观时，运动的火焰一下子烧向了他们。

　　那段时间，信徒中私营资本家最多的上海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仿佛一下子没了宗教的围墙，同时也没了属灵的围墙，动荡不安起来。随着局势的惊人发展，惊恐甚至是绝望的情绪，从四面的破口刮进来、渗进来、席卷进来。虽然他们主日在南阳路新堂聚会时从不谈外面的事，虽然他们用切切的祷告试图为自己建一道墙，让自己看不见也听不见，上海这坐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弄堂里正在发生的事，他们仍是无法避开那些不时传入耳中的新闻，和不时意外遇上的自杀现场。

　　那天，张茂良一出家门，就听到哈同路口上有点骚动。他赶过去一看，人群在围观一个刚从三层楼上跳下来的男人。这男人是一家面粉厂的老板，有点胖，很多年了都住在这里，这幢临街的小洋楼既是住家，也是谈生意的办公室。前几天，曾见有公家的人进出，门口站了些工人。听说只是要查一查，显然是还没查出什么吧，人没抓走，但守着大门的工人也没撤。没想到，胖老板今天就从三楼上面的阁楼窗口爬出来，有人说是跳下来的，也有人说是摔下来的。

　　平时秀气的小个子女人，总是一丝不乱地将头发盘在脑后，听说是个山东大户人家的小姐。她以前来过文德里聚会一两次，解放了就没再来过，她丈夫不信上帝，好像和政府家的人关系不错，很积极的样子。没想到……

　　此刻，女人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大哭，一口咬定丈夫是摔下来的。有个工人说反动资本家就是自绝于人民，以自杀来反抗人民政府，来破坏革命运动。她不敢回嘴，就更大声地哭诉着丈夫是不小心摔下来的。

　　还敢不老实！好好在屋里呆着，怎么一不小心能掉到外面街上来？一个面粉厂的工人，上前打了她一巴掌，打得并不重，却带了点不显眼的调戏。

　　旁边有个邻里的女人好心地上前拦在她面前，对工人们解释说，金老板是个好人，不会自杀的。估计是想从阁楼窗子翻出来，想逃走，一滑脚摔下来的。他人胖，总是腿脚不……

　　她还没说完，就被坐在地上的女人跃起来一把推开去。她用一对瞪成虎狼般神态的杏眼怒盯着她说，我家老金是革命的，是清白的，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他是经得起检查的，为什么要逃？

　　然后又返身跌坐在脑浆迸裂的尸体旁，大哭起来。她并不解释，只是一个劲地叫怨……

　　张茂良不忍心继续看，穿过马路，贴着街的另一边匆匆走开去。他不知道上海这是怎么了，人的生命好像突然就不值钱了。以前死个人还要在报上放个讣告，死前也总要在医院里来来回回好多次，现在却变得突然而且随意。

　　后来具统计，上海从五二年一月下旬到三月底仅仅二个多月中，因三反五反运动而自杀的人就达到了八百七十多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在十人以上，其中有很多私营资本家是全家数口人一起自杀的。

　　三反五反运动的不断扩大化，造成了大量工厂和商店的停工歇业，上海和其它工商业城市的工人大量失业。

　　张茂良到老都无法忘记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李夜声。那是五二年的早春二月。那天，李夜声把张茂良他们几个叫到江西路办事处楼上，他的私人卧室内。屋内有点乱，和所有李夜声住的地方一样，屋角、桌上，甚至是床上都堆着各种中英文的书和期刊。

　　李夜声显得有些疲惫，眉头深锁，目光深得像漆黑的夜色，让人完全看不清里面的情形。他的一只手扶在书桌前的藤椅椅背上，手背上有了纵横细密的皱纹，皮肤不再饱满地撑起，显出力量，而是略略松软地塌下来了。

　　张茂良看着这双曾经多次抱过自己的手，突然有种温暖和酸楚涌上来，他想到李弟兄也年近五十了。在聚会处三四万的会众心里，李夜声不仅是无所不能的，而且是没有年龄的。但此刻，从小就在文德里长大的张茂良眼中，他似乎一夜间进入了时间，老了，不再是他心里二十多年不变的神人——李弟兄。

　　那天，李夜声用很平和的声音，向他们交代如何应付五反检查的事宜，并将卖高压锅所得的三十万人民币的用途一一告诉他们这几个负责生化厂事务的同工。他们这才隐隐感到继续沿用旧帐本这个图一时便利的方式，让上海生化厂成了蹲伏在暗处的一道魔咒。可他们谁都想不出究竟能有什么危险？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坦坦荡荡的，是做在神 面前的。良心无亏又有什么可忧虑的？

　　李夜声的声音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脸上也仍一如以往的安静，但大家却仍是感受到了一种黑云压城的凝重，只是谁也不明白这凝重来自于哪里，他们并不觉得生化厂具备这“五毒”中的哪一毒。他们希望李弟兄能明确指出，但他不说，他们也就习惯性地沉默了，不敢向他提出要求。

　　其实就算提了，李夜声也未必能说明白。他若知道有什么具体的隐患，有什么毒可以清除或补救，他早就做了。他并不觉得做错过什么，但也不认为是可以经得起一查再查的。会查什么？如何来查？以何标准？他和所有等着被查的私营老板一样，完全弄不清，他只是有一个灵里的直觉，他们不会放过自己。但谁不会放过呢？是人？是政府？是这场运动？还是灵界争战中的撒旦？

　　当大家忐忑地走出房门时，李夜声特别让张茂良留下来。随后他交代张茂良将保留着的过去生化渝厂的账册，从江西路办事处移到工厂仓库里去。

　　张茂良什么也没问，他答应后，转身拉开了并未关严的门。却见办事员正好在门外，他匆匆从他身边过去，走进屋去找李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