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我吃，我吃吃吃，直到狮子又开始第二轮进攻。也许人类在躲过狮子追杀之后，会长舒一口气，不过心里却清楚得很，自己最终难逃一死。死神一直在等待，一想到这里，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好，甚至不能精心料理他人的丧事。大约在九万五千年以前，一群智人把同类的尸体埋在现位于以色列境内的卡夫泽洞穴。1934年，考古学家挖掘出这片遗址，同时发现尸体的埋葬方式很讲究，不像是敷衍了事。一些残存遗骨上带有红色颜料的痕迹，应该是用天然的红色赭石涂抹上去的。考古学家认为，赭石的使用意味着人类在进化之初，就已经懂得了在埋葬死者时举行仪式。其中一具遗骨是一个13岁的小孩，下葬的时候双腿蜷在身体一侧，怀里放有两只鹿角。我们不知道人类的祖先对死亡、来生或者遗体有什么看法，但是卡夫泽洞穴中的遗骨表明，他们对此确实有过思考。当死者亲属来西风殡仪馆安排火化或土葬事宜时，他们一般都坐在接待室，紧张兮兮地用纸杯喝水，一副“要不是有人死了，我才不愿意来这种地方”的表情，当然更多时候是因为自己不得不为丧事买单而闷闷不乐。有时候人们为了看死者最后一眼，会要求在西风的小教堂瞻仰遗体。
小教堂偶尔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在福音歌曲的伴随下默默流泪；有时只有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里面，半小时后一声不响地离开。人们经常在小教堂和接待室之间来回穿行，甚至还会进入员工办公室。但火化间是我的地盘，用麦克的话来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孤零零地“躲在后面”。我们有一项业务叫“火化见证”，我在西风工作的前几个星期，都没看到有人选择这项服务，直到姓黄的一家人出现。那天早上八点半，我一进门就看见十几个亚洲大妈，正忙着在储藏室里拼凑出一个临时用的灵位。“麦克？”我一边叫一边朝他的办公室走去。“怎么了？”和往常一样，麦克爱答不理地说道。“嘿，为什么会有人在储藏室里？”我问道。“哦，对了，今天下午他们要见证火化。他们东西太多，小教堂根本放不下，我就让他们把灵位摆在储藏室里。”他说。“我……我不知道今天有人要来。”我有些结巴，一想到有人要侵犯我的地盘，打乱我的常规，我就害怕得不行。“我以为克里斯告诉你了，伙计。别担心，有我在呢。”他说。麦克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也许他闭着眼都能完成火化见证仪式，但对我来说可是个大危机。“火化见证”包含以下几个流程：死者亲属在小教堂默哀，尸体推入火化间，启动火化，家属在旁边观看火化全过程。家属在旁边观看火化全过程。这几乎和运送核弹头一样恐怖。
在西方，以往火葬使用的是柴堆，之后逐渐向工业化演变。早期的火化炉上有一个窥视孔，死者家属像偷窥涩情表演似的，通过这道小孔窥看尸体火化。有些殡仪馆甚至要求家属必须亲眼看着尸体送进炉膛。随着时间的推移，窥视孔全部被封了起来，死者家属也不必再踏入火化间。过去的几十年里，殡仪业挖空心思，尽可能让死者家属远离与死亡相关的方方面面，生怕引起他们的不快。可以告诉你，如此谨慎行事的不仅是火葬场。我朋友玛拉的奶奶不幸中风，生命危在旦夕，玛拉火速乘上前往佛罗里达的航班，赶去给老人送终。
接下来的一周，玛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奶奶被病痛折磨：呼吸困难，没法吞咽，不仅身体不能动，连声音都发不出来。最后，死亡终于将老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玛拉却没能从始至终参加完奶奶的葬礼。葬礼那天，玛拉发给我一条短信：“凯特琳，坟已经挖好了，我们就站在边上，旁边就是奶奶的棺材和人工草皮。我一直以为他们会当着我们的面让棺材入土，结果没有。我们走的时候，棺材还待在原地，根本没埋到坟里。”只有在玛拉和家人离开后，殡仪馆才会把奶奶的棺材放进墓穴，用黄色的挖土机往里填土。
如今这种逃避死亡的经营战略，成功将哀悼者的注意力转移至“歌颂生命”这一积极主题，毕竟生命比死亡更有市场。一家大型殡葬公司在等候室里摆放了几台小型烤箱，这样一来，新鲜出炉的饼干香气可以缓解死者家属的心情，分散一些注意力——嗯，希望他们的巧克力饼干能掩盖住化学试剂和尸体腐烂的味道。我回到西风殡仪馆的储藏室，向那些大妈点头致意，她们速度惊人，灵位已经差不多完成了。黄先生的遗照下方摆满了花圈和一盆盆的水果，不用说，他就是家族中的父权权威。照片完全是照相馆风格，一个年迈的中国老人身穿笔挺的西装，双颊红润得不正常，身后飘着几朵白云。按照麦克的指示，我和克里斯把黄先生的木制棺材抬到小教堂。打开棺材后，只见黄先生穿着生平最好的一套西装，安详地躺在里面。他的脸很平滑，表情略显僵硬，这是经过防腐处理后的典型尸容，不再是“云彩照”里那副不知所以的严厉模样。那天早上，越来越多的家属来给黄先生吊唁，每个人都把大量水果和供品放在灵位处。
“你，”一个年长的女人极其不满地冲我吼道，“你怎么能穿红衣服？”红色在中国文化里代表喜庆，是绝对不能在葬礼中出现的。我身上那条樱桃红裙子甚是扎眼，像是在挑衅：“哈，你们这群凭吊的！我可不在乎什么文化差异！”我想为自己辩解，告诉她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一家今天要来，更不知道他们要来见证火化。但我没说出口，只是含糊地说了句“对不起”，端着一碗橙子从她身边溜走。此时麦克已经开始给火化炉预热，时间一到，我就跟他来到小教堂。屋里站满了黄先生的亲属，我们艰难地在人群里穿行，其间不少人都对我的红裙子指指点点。我们把木棺材送至火化间，亲属们紧跟在我们后面，大约有三十个人，蜂拥闯入我的那片圣土。我们刚一进去，所有人（包括老太太在内）全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号啕大哭起来。长长的哀号声混杂着火化炉的噪音，场面不是一般的诡异。
我目瞪口呆地站在他们身后，感觉自己像个人类学家，误打误撞目睹了某种未知的神秘仪式。聘请职业哭丧人是中国丧葬习俗的一个传统，他们帮助死者家属宣泄哀思之情，力图将葬礼的悲情氛围烘托至极致。现在跪在地板上的这些人，很难分辨出里面谁是黄家人专门雇来渲染气氛的。难不成奥克兰本地有人做哭丧这行？他们看起来伤心得很，不像是装出来的。但话说回来，一大群成年人毫不掩饰内心的脆弱放声大哭，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到。此时此刻，再能忍的人也在尽情宣泄自己的情感。突然，一个手拿摄像机的男子在人群中走走停停，拍摄这些悲痛欲绝的亲属。我之前没怎么注意到他。他走到一个正在恸哭的人跟前，向上摆了摆手，意思是继续哭，继续！那个人立即大吼一声，声音比刚才大得多，感觉也更真切，然后不住地用手捶地。似乎没有人愿意被拍到一副沉静、克制的模样。黄家人的举动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仪式，将信仰和行为融为一体。安德鲁·纽博格和尤金·达其里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从事脑神经方面的研究。他们指出，如果想要仪式发挥作用，那么参与者必须动用“大脑和身体的所有组成部分，身体行为必须与思想行为调和”。黄家人通过哭泣、下跪和表达悲伤等举动，与比自己更强大的某种事物建立起联系。黄先生的棺材已送进炉膛，麦克示意黄先生的儿子按下点火按钮。这只是一个象征性动作，但蕴含了无穷的力量。
麦克之后告诉我说：“你就得让他们，他们特别喜欢这么干。”黄先生比雅各布幸运得多：他有一个爱自己的人，所以没有沦落到由一个随便指定的、毫无文化敏感性的火化工送他上路。我们关上炉门，眼瞅着黄先生被火舌吞噬。克里斯迅速冲上前，在机器前点燃了一根巨大的蜡烛。“火化见证”一直由麦克和克里斯组队完成，黄家人也不是第一次在葬礼上哀号，看来没见过世面的只有我一个。黄先生的火化见证迫使我考虑，如果我的父亲走了，我该做些什么。说实话，我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我敢肯定，有一些参加火化仪式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伤心，大部分时候都在逢场作戏。不过这没关系，黄家人至少举办了一个仪式。
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一点令我非常羡慕。他们知道如何哭得大声，如何表现得悲痛，还知道要带来一筐水果做祭品。家里的丧事使他们团结起来，按照传统的观念和风俗行事。我的父亲在一所公立高中教了四十多年的历史课。虽然学校位于岛的另一侧，但他仍然保证每天五点半起床，开车把我送到火奴鲁鲁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车程将近一个小时，然后再开一个小时去自己教书的高中上班。这样一来，我就不必乘坐公交车上学。他为我开过了几千英里的路。在他去世后，我怎么能狠心将他交给别人呢？我从西风学到的越多，就越觉得开办“死亡美学”殡仪馆的想法不妥当。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与死亡的关系根本就是错的。
我在西风只待了几个月，便发现自己天真得可笑，竟能想到“把乐趣还给殡仪馆”这种主意。“歌颂生命”式的葬礼不能有尸体出现，也不能谈论死亡，只能让老爸趁着大伙喝潘趣酒的时候放一首老掉牙的摇滚乐，这就好比你用创可贴去给人家处理枪伤，上面还画着Hello Kitty，感觉特别不着调。不，当我父亲去世时，我要为他举行火葬。我不会选择西风这种仓库似的火葬场，而是一个美丽的殡仪馆，有着大大的落地窗，阳光可以直接照射进来。如果这间殡仪馆拒绝或隐藏死亡的存在，那它算不上美丽；说它美丽，是因为死亡在这里能够被接纳。在这里，人们可以亲自清理亲人的遗体，可以安全、舒适地陪伴自己故去的亲人，直到尸体被火化的那一刻。
1913年，萧伯纳记述了自己见证母亲火化的时刻。她的遗体躺在紫罗兰色的棺材里，双脚先进入炉仓。“哦，看哪！”他写道，“她的双脚神奇地燃烧起来，火焰像缎带似的跳跃着，明亮的色泽如同石榴石。火舌好似圣灵节的热焰，没有烟雾的困扰，样子却颇为热切，一下子将整个棺材全部点燃。我的母亲化成了艳丽的火焰。”我想象着我的父亲，炉门打开，金属碰撞的声音在屋子里回响。如果他在我活着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会陪在他身边，亲眼看着他化作那“艳丽的火焰”。我不想让别人火化我的父亲。随着我对死亡和殡葬业愈发了解，一想到由他人处理家人的遗体，我就觉得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