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直接领导叫凯普，年纪不大，是夏威夷本地人。他看了看显示屏，操着浓重的口音对我说：“啊，凯特琳，你能去莆阿喜病房把山崎先生带出来吗？”哦，当然，我求之不得呢。我和凯普来到山崎先生的病房。山崎先生蜷缩在一尘不染的病床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看起来像一具博物馆里的木乃伊，皮肤颜色很深，像块棕色的牛皮。因疾病和衰老的缘故，他全身干巴巴的，体重还不到90磅。不管是我还是凯普，一个人用一只手就能把他抬到担架上。“哇，老头子岁数真不小，是吧？”凯普惊讶地说。山崎先生这把岁数，让资深的尸体搬运工都不淡定了。我和凯普拿来的担架，其实是一个有着担架外观的金属笼子。我们把山崎先生放进去，上面盖上一块不锈钢板，然后用一张白床单把整个装置罩起来。从外表上看，我和凯普只是从山崎先生的病房推出一个空担架，没有人躺在上面。我俩推着担架进了电梯。里面都是普通访客，手中捧着泰迪熊和鲜花，根本想不到身边还藏有一具尸体（下次你在医院看见两个成年人煞有介事地推着一个空担架时，请想想山崎先生）。这些人早早出了电梯，最后只剩下凯普、山崎先生和我一路来到地下室。

　　“女王医院”一直用积极的医疗环境标榜自己，展示的不仅是最新科技，还用夏威夷艺术作品装点墙面。他们用一切手段——伪造的担架、地下秘密停尸房——巧妙地掩盖死亡，让死亡远离大众的视线。死亡意味着医疗系统的失败，不能让病人和病人家属知道医院有人死了。凯普和克里斯很相像：两个都是体面人，都负责把尸体从大众身边运走。对他俩而言，这不过是一份乏味的工作，但在普通人看来，他俩的职业既神秘又恶心。前几次上门服务，我彻底见识了克里斯的沉着冷静。即使在狭窄到挪不动窝的屋子里，克里斯也能完成任务。看着眼前螺旋向上的窄楼梯，他叹了口气：“拿折叠架来。”克里斯所谓的折叠架，指的是折叠式担架，战场上用来运走伤员的那种。我们将尸体绑在这个鬼玩意儿上，然后把担架侧过来抬。一路上，死者的肚子不断在我们头顶上下摆动——只要能把尸体运上车，做什么都行。“这和搬家差不多，”克里斯给我解释，“都是一些几何和物理问题。”面对腐烂的尸体、超重的尸体和古怪的尸体时，克里斯也从未乱了阵脚。说到古怪，有一次我们来到海特区的一幢宅子，一位绅士领着我们进入一间阴冷、破败的地下室。他留着尖尖的八字胡，有一双爪子似的大手，像极了恐怖电影明星文森特·普莱斯。一具男尸躺在地下室的角落里，身体蜷成球状，一只玻璃眼直勾勾地盯着我们。“见鬼了，凯特。他在冲我们使眼色吗？咱们去拿折叠架吧。”搬运尸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放弃。听起来也许有些老套，但克里斯对此坚信不疑。他告诉我，他曾经碰到一具重达400磅的尸体。

　　死者生前是个囤积癖，家里堆得满满当当，到处都有蟑螂乱爬。尸体在三楼，克里斯当天的助手拒绝上楼，一口咬定他们二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尸体搬出去。“我一下子失去了对他的敬意，”克里斯说，“我最恨那些不愿意尝试的人。”在路上奔波的这段日子，我越来越了解克里斯。比如说吧，20世纪70年代，他曾在夏威夷给一个蛮横的施工经理打工，干了差不多两年，至今仍对此耿耿于怀。谷歌地图显示，那时离他住地方圆三个街区以内，还住着我新婚不久的父母和年轻的巴拉克·奥巴马（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他们几个说不定曾在商店里擦肩而过，或者一起在马路边等红灯）。给亚当斯家提供上门服务的几周后，我和克里斯来到玛丽娜区的一栋豪宅。我俩一路上谈笑风生，谈论着夏威夷的天气和麦克的粗鲁无礼。宅子坐落在一条繁华大街上，我们把车靠路边停好。“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凯特？”我们往外拿橡胶手套时，克里斯说，“咱俩就像杀手，跟《低俗小说》里那两个家伙似的。他们前一秒还在车里讨论三明治，后一秒就爆了别人的头。咱们刚才还坐在车里扯淡，现在就要给别人收尸了。”我们敲敲门，一个深色头发、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开了门。我冲她咧嘴一笑，看上去特别真诚。在这种时刻，一个诚恳的笑容远比虚伪的同情有用。“我等你们好几个小时了！”她大声尖叫着。“女士，现在是交通高峰，我们从奥克兰赶过来的。”克里斯用“克里斯式”平静的嗓音说道。“我不管，妈妈应该享受最好的待遇。妈妈做事非常体面，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体面的人。但你们却迟到了，这非常不体面！”她没完没了地嚷嚷道。“我很抱歉，女士，我们一定好好照顾她。”克里斯说。我和克里斯来到卧室，看到了“妈妈”。我俩刚要用裹尸布包上她，那个女人一下子扑到她妈妈身上，夸张地号啕大哭：“不，妈妈，不！我需要你，妈妈，别离开我！”这应该是人类真情流露时的样子吧。死亡、分离、抱头痛哭，该有的都有了。我认为自己会被打动，但我没有。“内疚。”克里斯含糊地说。

　　“你说什么？”我小声问道。“她很内疚。这种事我看得太多了。她很少回来看她，现在却一副没有妈妈就不能活的样子。太他妈扯了，凯特。”他说道。我知道他是对的。女人终于放开母亲的尸体，我们把“妈妈”固定好，推了出去。我们把轮床推到屋外，街上的人都停下来盯着我们。遛狗的人站在原地不动，推着婴儿车的瑜伽妈咪们也放慢了脚步。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以为我们是侦探或法医，正从穷凶极恶的犯罪现场搬运尸体，殊不知我俩只是殡仪馆员工，上门敛收一个在家里寿终正寝的90岁老太太而已。死亡并非一直与丑闻和猜忌相随。14世纪，“黑死病”大瘟疫横扫欧洲，大批尸体置于街头，完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有时一放就是好几天。马车陆陆续续将尸体运到城外，那里已经挖好了大规模处理尸体用的填尸坑：放一层尸体，填一层土，放一层尸体，填一层土。埋尸的方式“和做意大利千层面差不多，一层面皮一层奶酪，如此反复”，意大利一位编年史学家如此形容。如今，不必被迫与尸体打交道已成为发达国家的特权。

　　在印度恒河畔的瓦拉纳西，每天有八十到一百级石阶用来举行火葬。火化在露天进行（有时由低种姓阶层的儿童从事这项工作），骨灰和没有完全烧毁的遗骨被抛入圣河。火化的费用通常不菲，昂贵的柴木、艳丽的布料、高级的火化工人，加起来可是一大笔钱。有些家庭负担不起火葬，但仍想让自己的亲人魂归恒河，只能趁夜色把整具尸体放进河里，让其在水中慢慢腐烂。瓦拉纳西的游客因此时常看到肿胀的浮尸不是漂在河中，就是被狗啃食。恒河的尸体越来越多，印度政府只好投放几千只肉食龟，让它们把“坏死性污染物”全部吃掉。为了避免这种令人不悦的尸体处理方式，工业化国家已经建立起一套体系。就在此时，众多没有标记的白色货车正载着尸体穿行在公路和洲际高速上，飞机也载着货舱里的尸体和客舱里的乘客横跨地球。我们总是把尸体藏在下面。我们不仅把尸体埋在土里，还把它们藏在假冒的担架下面、飞机货舱下面以及我们意识的深处。

　　只有当体系遭到破坏时，我们才会发现它们近在眼前。“卡特琳娜”飓风来袭之后，《华盛顿邮报》引用了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麦克·奥斯特霍姆博士的一句话：“‘卡特琳娜’飓风带给我们很多教训，其中一个就是，美国人不太习惯在大城市的街道上看到无人问津的尸体。”说得太委婉了，博士。克里斯和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把“妈妈”从前门推到货车，给了遛狗的人和瑜伽妈咪们一个不大不小的震撼。一丝**的气息，他们尝到了命运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