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说过，在工厂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然也要学会保护自己，遇到爆炸千万别去管什么国家财产，顶着风撒丫子就跑，跑到自己腿抽筋为止。除此以外，我必须努力工作，像驴一样干活，否则读职大的理想就会泡汤。

　　我说："爸爸，你一辈子做工程师，吃屁个苦。你没资格这么要求我。"

　　我爸爸说："你知道什么？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去做搬运工，搬了整整三年的原料桶。"

　　我说："耶？这事儿你可没跟我说过。"

　　我妈插进来说："你爸那阵子倒了大霉了，而且不敢说，说出来就要被厂里送去劳动教养。"

　　我说："你现在说出来。你们厂要是敢把你送去劳教，我就弄死你们厂长。"

　　我爸爸还真搬过原料桶。七一年那会儿，我还没生，我爸爸当时是技术员，陪我妈去看电影，陡然看见当时的厂长和一个女科员，并且就坐在我家二老前面。我听说那时候搞男女关系都是在电影院里，黑擦擦的地方，便于偷偷摸摸，还有人一边看着《红色娘子军》一边手淫的。很不巧，厂长一扭头看见了我爸爸，我爸爸没吱声，带着我妈就溜了。这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爸爸和厂长都仿佛它不存在似的，双方近乎默契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半个月以后，我爸爸去仓库领材料，农药厂的仓库大得很，我爸爸在里面转悠了一圈，听见有动静，以为是耗子，就走过去察看，先是看见了两双鞋，接着看见了一条裙子，接着又看见一个奶罩耷拉在一堆角铁上。再接着，我爸爸看见了厂长和女科员。我爸爸站在他们和一堆衣服之间，觉得这件事就像做梦一样。如果你不想捉奸而偏偏两次捉到了奸，就会有类似的幻觉产生，以为自己在做淫梦。可惜，淫梦之后是噩梦，我爸爸被调到了车间里去搬原料桶，六十公斤一桶的原料，从车间这头滚到那头，每天得滚上一百多桶，差点把腰给废了。

　　我说："你别说了，我今天就找人去把那厂长给废了。"

　　我妈说："八百年前的事了，那个厂长后来被抓进去了。"

　　我爸爸说，当时要不是忍气吞声，就该被那厂长捏造一个罪名送去劳教啦。当时，一个厂长要整一个小技术员，易如反掌，只要在他的抽屉里放几块钢锭，就能以盗窃罪论处，严重的还能被判成破坏生产罪，劳教都算是轻的，可以直接被送去劳改。我爸爸做了三年的闷葫芦，别人问他哪里得罪了厂长，他就装成是个白痴一样想不起来了，这才算躲过一劫。一直到拨云见日，那厂长被群众检举，判了徒刑，我爸爸才长叹一声，从白痴又变回了正常人。

　　我说："爸爸，你真不容易，搬原料桶那会儿还顺带把我造了出来，辛苦了！"我妈听了，顺手在我脖子后面拍了一巴掌。

　　我爸爸埋怨我妈说："当年，要不是你闹着要去看电影，我怎么会撞到厂长？"

　　我妈说："你自己笨。在仓库里看见了裙子奶罩，还非要去看个究竟。你不会跑开啊？"

　　我爸爸说："奶罩上又没写他们的名字，我怎么知道又撞上了厂长？"

　　我爸妈要是拌起嘴来，简直是无休无止。趁这个功夫，我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假如让我去搬一辈子的原料桶，从一九九三年一直搬到二○三三年，在这四十年里我每天搬一百桶原料，每桶原料重六十公斤，刨去星期天在家休息，我这一辈子就得搬动七万多吨重的东西。距离倒不是很远，也就几十米。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就是把一幢大楼挪到了街对面。这个结论无疑是很悲观的。

　　我受了安全科的教育，其实并不怕自己被炸死。倒B说了，被炸死是一种概率。看了展览室里的死人图片，人会产生两种错觉，一种是觉得自己明天就会有类似的遭遇，如我的化学课代表；另一种是觉得这事情横竖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比如我。我坚信此生不可能被炸上天，然后再一片片地落下来，我认为自己会老死在某一张病床上，身边有我的儿子孙子重孙子，我既不可能是烈士也不可能是案例，我的照片绝无可能出现在全国的化工单位里。但是，另一件事情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我：假如我被分配去做一个搬运工，那就没有任何概率可言了，这七万多吨的重量就是我的宿命。

　　后来我爸爸说，搬原料桶，如今都是农民工干的事情，绝对轮不到我这个拥有正宗高中文凭的人来做，这叫人才浪费，国家对此非常重视的。我爸爸拍了拍我忧郁的后脑勺说："放心吧，你起码也是个钳工。"

　　其实，我爸爸还是不能理解一个悲观者的想法。我把这件宿命的事情想明白了，就知道，即使我做了钳工，也就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让几万个水泵起死回生。我当营业员是一辈子数人民币，当科员是一辈子看日晷，当工程师是一辈子画图纸，都没什么意思。我这个想法不能说出来，因为实在太无趣，无趣得简直想去死掉算了。

　　对于工种问题，有必要再解释一下。工厂里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干部，一种是工人。在工人看来，干部是从来不用干活的，其实不是这样，比如宣传科要出黑板报，工会要安排文艺活动，财务科要做账点钱发工资，这些其实都是劳动。但在工人看来，这种劳动因为不消耗卡路里，所以迹近狗屁。尽管如此，工人还是羡慕科室里的干部，道理很简单，没有人天生喜欢体力劳动。

　　工人之间也分等级。以倒三班为界线，凡是需要倒班的都是傻逼，凡是上白班的都是牛逼。化工厂的维修钳工就是上白班的，这种人既看不起干部（认为干部不劳动），同时又看不起倒三班的操作工（认为操作工是傻逼）。

　　那时我还没有进工厂，只觉得做钳工没意思，从字面上解释，这种人每天拿着老虎钳跑来跑去，身短脖子粗，胡子拉碴一身油污。这当然是工人阶级的典型形象，是最先进的阶级，可惜九十年代这种形象已经分文不值了。我爸爸急了，说钳工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工种，退休了可以摆一个修车摊子。他说过一百遍，修车修车修车。我说："爸爸，我要是退休了就天天打麻将，修什么自行车啊？"

　　我爸爸说："学一门手艺，混饭吃，懂不懂？"

　　在我正式成为钳工之前，为了纠正我好吃懒做的恶习，我爸爸带我去拜访了家里的一个堂叔。据我爸爸说，堂叔十六岁出来学生意，干了三十年的钳工，两只手都变得像老虎钳一样，随时都可以掐死人。这种描述很恐怖，我爸爸可能没想到，假如我有一双老虎钳一样的手，他是不是还能那么顺利地扇我耳光。正所谓病急乱投医，他为了让我安心做工人，什么招都使上了。

　　我堂叔家住在戴城的西区，此地从乾隆皇帝那一代起就是贫民窟，两百年过去了，差不多还是老样子，放眼望去，全是用毛竹和油毡布搭起来的棚子。这种棚子点火就着，小风一吹能烧出二十里地。我堂叔就住在这个地方。那天我爸爸带着我穿过贫民区狭窄的道路，绕过几条小巷，经过了一个淌着黄水的公共厕所，在一间黑擦擦的房间里找到了我堂叔。他们家简直就是一个钳工窝棚：椅子是钳工班里焊成的铁椅子；桌子是钳工班里厚重的工作台；电风扇是工厂里的老货，只有风翼没有罩子的台扇，随时都能把手给削掉的那种。唯独那张床，是一张红木雕花大床，古朴苍凉，看起来像是我们家清朝的祖宗传下来的，但我爸爸说，那其实是我堂叔在六六年从别人家里抢来的。

　　我长大以后深知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比如，你想成为一个音乐家，就得从小趴在钢琴前面，想成为书法家，就得从小练习悬腕，你想成为一个机械师，就得从小拆拆闹钟什么的。像我这样，小时候没见过钢琴和毛笔，为了闹钟挨过耳光的人，从小就知道坐在板凳上发呆，我的早期教育，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发呆的专家。

　　我装不上水泵，老牛逼并没骂我，而是安慰我说，这个铁棚子里有一大半的机修工都不会修水泵，只会拧螺丝，所以不用太担心，有机械天赋的人本来就不多，如果要求每个钳工都得有一副这样的大脑，世界上的钳工肯定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值钱。说完，他把我手头上的零件又扔到了废品堆里。

　　老牛逼说，做钳工很简单，对于泵房的老阿姨来说，只要你给她换上一个会转的水泵，她就会很舒服很满足，谁管你能不能修好那个坏泵呢？

　　那一年老牛逼六十岁，已经过了机修钳工的黄金年龄。比如，一个机修钳工需要有较强的膂力，才能拧开那些生锈的螺丝，但老牛逼的手臂上，肌肉已经看不见几块，全是松松垮垮挂下来的脂肪。又比如，机修钳工需要有很好的视力，而老牛逼已经戴上了老花眼镜。更要命的是，他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对于那些复杂的水泵，有时候连他自己也装不起来了。

　　老牛逼告诉我一个故事，说他三年前曾经带过一个徒弟，这徒弟是一个机械白痴，不但不会修水泵，连拆水泵都不会，连拧螺丝都不会，他他妈的是用兰花指捏起扳手拧螺丝的，那样子好像是在给水泵做马杀鸡。老牛逼看不顺眼，一巴掌掀过去，立刻把他揍得嘤嘤地哭，样子十分可怜。老牛逼最烦别人哭，呵斥不住，三五十个巴掌飞过去。后来泵房的姿色阿姨们看不下去了，纷纷数落老牛逼，说他虐童。老阿姨的意见在老牛逼那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何况他并不是个虐待狂，更不是屁精虐待狂。老牛逼对徒弟说：我不打你了，但你也别用兰花指拧螺丝，行不行？兰花指实在太给老牛逼丢脸了。过了几天，奇迹发生了，徒弟背着一把吉他来向他告别，还在钳工班里弹了一曲，最后向大家挥了挥他那只连鸡都掐不死的兰花手，从此南下深圳，做起了流浪歌手。

　　老牛逼叹了口气说，从前他也会拉二胡，在二胡和钳工之间选择了后者，假如他当初坚持拉二胡，现在至少也是在工会里做个小干事了，说不定还能去文化馆混混。他说，修水泵很无趣的，什么傻子不会拧螺丝啊？如果说修水泵很牛逼，这是一句谎话，只能用来骗骗车间主任和姿色阿姨。假如你真的因为想打车间主任而去学修水泵，那简直是本末倒置，你应该去做黑社会才对。

　　说实话，我很羡慕那个兰花指，他虽然没有机械天赋，但却有乐器天赋，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天赋。我呢？我蹲在钳工班的铁皮屋顶下，只能证明自己没有机械天赋，但却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这很悲哀。我想，假如我的天赋是杀手，那该怎么办？马上杀一个人，来证明自己？假如我的天赋是作家，那就更恐怖，比杀人还复杂，难怪那么多作家都选择了自杀。

　　我经常躺在钳工班的简易躺椅上胡思乱想，所谓的躺椅，就是用几个人造革坐垫拼起来的椅子，可以舒服地靠在上面。天气好像渐渐凉了起来，铁皮房子里的温度有所下降，躺在漏风的地方觉得很舒服。这时候，职大的理想就离我远去，像云朵消散在天空中。我想起那个白裙子姑娘，我很想找到她，姑娘和大学不一样，姑娘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是一个结，难以消散，永远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有一年，张小尹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说中国的啤酒里含有甲醛。她问我，什么是甲醛。我说甲醛啊，那东西我熟，甲醛用于油漆纺织造纸，家里装修的那股怪味道就是甲醛，能把蟑螂都熏死。其实就是医学院里泡死人的福尔马林，可是这玩意怎么会跑到啤酒里去了呢？据我所知，甲醛超标会使人身上起疹子，肝脏坏死，肾脏衰竭，男的阳痿，女的停经，非常可怕。

　　张小尹说："他们全是奸商。你以后少喝点啤酒，当心阳萎。"

　　好吧，我说，我是在瞎掰。我曾经和甲醛亲密接触过，我用身体证明它不会使人阳痿，除非你把它直接浇在我鸡鸡上。

　　我对张小尹说，糖精厂不只生产糖精，还生产甲醛、化肥和胶水。另外，很多化工原料，盐酸、硫酸、甲醇、亚硝酸钠，这些我都接触过，没有一样是好东西。我年轻的时候说，这些化学品全是狗屎，甲醛是狗屎之王。

　　我爸爸说过，没有糖精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我烦透了糖精，他就教育我说："糖精是食品添加剂，你小时候那么爱吃冰棍，那里面其实不是白糖，是糖精。你不能喜欢冰棍却讨厌糖精。"他又说："甲醛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做家具、做布料都少不了它。你怎么可以说甲醛是狗屎呢？"

　　我对我爸爸说，我爱冰棍，不见得就必须要爱糖精，好比我很爱您老人家，但我怎么可能爱您的大便呢？至于甲醛，我操，我都快被那个味道熏死了。

　　整个甲醛车间弥漫着强烈的福尔马林味道，那种有污染的家具就是散发出同样刺鼻的味道，长期接触会得鼻咽癌和白血病。但是，同志们，家具的甲醛味道在我看来算个屁，只有在甲醛车间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酷刑。以车间为圆心，半径200米之内连蚊子都找不到一只，50米之内涕泪横流，好像被人扔到了胡椒面里。三分钟之后，肺部像抽风一样，从鼻咽到气管有一种四分五裂的疼痛。

　　我曾经纳闷，这么操蛋的车间，那些操作工岂不是会被活活熏死？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在密封的操作间里工作，守着价值上百万的仪器，有空调，有直线电话，有漂亮的实习女大学生。但是，钳工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换水泵是在车间现场，空气中的甲醛密度完全达到了化学武器的境界，我必须每隔两分钟出来透一次气，然后再冲进去，不然人会休克掉。有一次，电工班的鸡头送给我一个叫蛉，装在小匣子里，叫得正欢，我揣着它去甲醛车间卸水泵，出来之后发现叫蛉两腿直僵僵地缩成了一团，已经被熏死掉了。当时我的肺活量能在水里潜150秒，但抡着扳手做划艇运动时，就只能憋80秒。80秒之内卸一个螺丝，老牛逼在50米外看着我，等我手里拿着四个螺丝坐在地上抽搐的时候，他就打一个电话，把起重工叫来挑水泵。

　　我不能说老牛逼虐待徒弟，他有哮喘，被熏着就会掐着自己的脖子倒下去。他要是死了，我也活不长。他能站在50米外看着我干活，已经是非常仗义的事了。有一次我被熏昏了过去，幸好有他在场，找了几个路过的起重工，用麻绳把我捆了捆，绑在扁担上，挑到了医务室去急救。其实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甲醛沾在手上，几分钟之后皮肤起皱，像是被水泡过很久的样子，并且感觉麻木，这是人体的蛋白质被破坏了，用福尔马林做人体标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把有机物破坏掉，当然也就不会腐烂了。我记得那种难受，起皱的地方像一块无知觉的腐肉，好像就要从身上掉下来，但又挂着。

　　相对于甲醛，糖精比较善良。糖精是可以吃的。在这个车间里的工人浑身都是甜的，而且是极度的甜。甜到什么程度？假如你正在吃一个咸鸭蛋，这时候有一个糖精工人从五米之外走过，你的咸鸭蛋就变成甜的了。据说这些糖精工人家里烧菜，从来不用放糖，只要把他们叫过去，对着锅子抖一抖头发，菜就带着甜味了。有那么几次，我和女孩子接吻，对方"哇"地叫了起来，说你嘴唇怎么那么甜？她们以为我天赋异禀，像小说里的香香公主，人家是天生体香，我是天生嘴甜。我只能在心里暗骂那些糖精工人，没事瞎转悠，把糖精洒得到处都是。

　　与糖精相比，化肥车间里则生活着完全相反的一个部落。事隔多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一种叫乌洛托品的化工产品，我当时记得是化肥，现在发现还能入药。"内服后遇酸性尿分解产生甲醛而起杀菌作用，用于轻度尿路感染。亦可静注。外用可治癣、止汗、治腋臭。"

　　不知道那玩意怎么治腋臭。乌洛托品本身就已经臭到了一种境界。在那里工作的工人，和糖精车间相反，身上永远是臭的，而且奇臭无比，嵌在毛孔里的臭，洗也洗不掉。更恐怖的是，在那里上班的工人们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嗅觉，他们的鼻子闻不出自己身上的臭，因此到处招摇，直到把所有人都熏跑了为止。

　　化肥车间里的工人，都是女的，如果找男人来做工人，带着一身奇臭回家，老婆首先会忍不住吵架，变成一个性冷淡，或者红杏出墙，离婚是必然的。如果是女工人，身上臭一点，大概可以用花露水挡住。臭就臭一点吧，对男人来说，有一个浑身发臭的老婆，总比没有老婆要强一点。

　　厂里还生产饲料和胶水。饲料车间不能让女人去工作，因为生产的那种饲料添加剂，是用来催奶牛长奶的。女人在那里工作，时间长了就会出奶水。女人平白无故出奶水，是件恐怖的事，不但小姑娘和老阿姨受不了，连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虎也不能蒙受这种屈辱，回家说不清楚，会被丈夫打死。所以，这个车间和化肥车间相反，只有男工人，但男工人一样也出奶水，这更要命，但回家是能说清楚的。到了夏天，我们看见饲料车间的男人，胸口常常有两滩湿的，就劝他们戴个吸水的胸罩，免得搞得大家都很兴奋。

　　工厂里有一种秘方，专门治疗电弧眼（就是被电焊强光刺伤的眼睛，学名电光性眼炎）。这个秘方是人奶，将其滴到眼睛里，自然痊愈。起初我还以为这是扯淡，后来才知道，人奶治疗电弧眼是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此方必须到托儿所里去找，那里有很多哺乳期的妇女。其他厂里的电弧眼都这么干的，而且形成了惯例，可以顺便看看哺乳期妇女的乳房，但我们厂就不行，我们厂里的男同志也产奶，哺乳期的妇女因此很不仗义。我们只能跑到饲料车间去，把男同志的工作服撩起来，像按咖啡机的开关一样，在他们的奶头上按一下，奶水就出来了。男性的奶水在疗效上是不是逊色些，这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没有被女性的奶水滴过，对比不出来。这些男人虽然产奶，但产量比较小，每次只能按出几滴，我只能把他们的衣服全都撩起来，轮番地按过去。那时候大家都比较单纯，也没人骂我是流氓。我电弧眼，看不见东西，他们还会把奶头凑到我的手指上，说："按这里按这里。"

　　胶水车间男女都能去干，但贪小便宜的人不行。有人每天提个热水瓶去车间上班，看上去是喝茶的，后来别人借他的热水瓶，结果倒出一茶缸的胶水。保卫科把他请去，他交待说，自己每天拎一热水瓶的胶水回家。那么多胶水用来做什么？答：卖给装潢五金店，用来铺当时流行的拼木地板。

　　那时候工厂里偷窃成风，保卫科突击抓盗窃，办法很简单：下班时间在厂门口搜包。也没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扒裤子是侵犯人权，搜个包算得上什么？结果一下子抓出了几十个盗窃犯。有人偷铁块，有人偷纱手套，有人偷煤块，还有人长年累月偷工地上的水泥，每天装一饭盒的水泥回家，再在包里揣一块红砖，这么顺手牵羊地干上三年，家里就可以重新翻修房子。最离谱的是歪卵师傅，从他包里搜出来的加工零件，全都经刨床上刨过，并且全都是朝左边歪过去的次品。原来歪卵每天下班前都把自己做出来的次品藏在包里，带回家去。难怪他一年出多少次品，厂里根本算不清楚。他把次品卖到废品收购站，还能捞点小外快。

　　九二年抓盗窃、保生产，最后抓出一个大蛀虫，这个王八蛋竟然是厂里的花匠。该花匠搞绿化，每棵树苗的进价报高了10元，同时，他还把活着的树记录成死树，死了一次的树可以再死几次，总之，算到最后，查账的人发现，这个草木凋敝的化工厂其实应该是个植物园，种着一千多棵树，还有一百个高级盆景，还有从未存在过的芭蕉树、君子兰、香水百合、荷兰郁金香、日本樱花、墨西哥仙人掌……对这个仅仅存在于账本上的绿色世界，所有人都很向往，包括我在内。

　　关于那个白裙子姑娘，我曾经去寻找过她。我深信她就是化工厂的某个女职工，也许是化验员，也许是科室干部，这些姑娘都躲在办公大楼很深处，好像珍稀动物一样，平时见不到。我一个修水泵的小厮，也不方便到这种地方去猎艳，会被人打出来的。但我很想念她，我少年时代对白衣姑娘有一种彻心彻肺的迷恋，虽然下巴还在疼，但是，这种疼痛只会让我愈加地想念她。

　　我跑到车棚里去，观察那上千辆自行车，淡紫色的飞鸽牌女车，龙头弯弯地翘起来好像两条高举的腿。化工厂的车棚简直和电影院一样大，整个地兜过来，比修水泵还累。我找到了五十多辆淡紫色的飞鸽，完全处于一种迷失的状态。后来我蹲在食堂门口，蹲在办公大楼门口，蹲在厂门口，想用这种方式找到她，但她始终没有出现。

　　在我和她之间，迷失是一种永恒的状态，也是我通往她的唯一的道路。这很像是宿命，假如我不曾迷失，我也就永远不会遇到她。

　　九二年秋天，我在甲醛车间卸水泵，结果昏了过去。那次我遇到了一个超级锈螺丝，80秒的极限时间到了，我还在车间里撼动它，它纹丝不动，我憋不住了，吸进去一大口甲醛空气。这种时候吸气，等于是性高潮射精，射了第一股，就会忍不住射第二股，我接二连三地吸进甲醛空气，最后眼前一黑，脑袋撞在水泵上，起了一个大包，人也昏了过去。

　　那天老牛逼在50米外看我干活，忽然发现我歪倒了，他很镇定地环顾四周，正好有四个膀大腰圆的起重工经过，手里拎着扁担麻绳。老牛逼把他们叫了过来，那四位将他围住，说："牛师傅，挑哪个水泵？"

　　老牛逼并不姓牛，只是农民工如此尊称他而已，老牛逼指了指甲醛车间里的水泵，水泵边上就是仰天躺着的我。他说："挑什么水泵，赶紧背人吧。"

　　我要特别说明，农民工是不怕甲醛的，他们闻到甲醛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这个城里人就比较脆弱。农民工可以胜任世界上任何一种工作，扫街，翻砂，造房子，挖煤矿，干得又快又好，他们接受辱骂，接受最低工资，炸死了不用赔太多的钱。农民工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仅仅让他们去种地实在是浪费人才。这个秘密我早就发现了，但我不告诉别人，免得自己失业。后来别人也发现了这个秘密，把农民全都放到城里来，城里人就只能回家去打麻将了。

　　我必须承认，我的性命是农民工救的，我这种人当官发财以后回忆往事，就会对大家说："我永远是农民的儿子。"这个办法很好，自认是儿子，免得别人讹诈。

　　农民工把我背出来之后，我开始剧烈呕吐，吐出来的全是黄酱水，全都灌到了人家脖子里。背我的那位消受不了，把我放在地上，打算两个人抬着走，但老牛逼说，这么仰天抬着我，吐出来的秽物会流到气管里，人会被呛死。于是，四个农民工把我翻过来，背朝着天，每人拎着我的一只手脚，但这样也不行，会把我的脊椎和胳膊全都弄脱臼，变成一个连爬行都困难的瘫子，因此，还得麻烦老牛逼在我腰里托一把。

　　老牛逼很生气，说："去你妈的，就对付他一个，倒要五个人来抬？抬棺材都要不了这么多人。"

　　四个农民工一商量，说："牛师傅，您别着急，我们想出来办法了。"

　　那个办法就是，四个人拎着我的四肢，两根扁担横架在前后，麻绳吊在我的肚子上。这个形象非常难看，又像是绑猪，又像是五马分尸。我仍然昏迷，呕吐物沿着道路喷洒，这个场面很恶心，但围观者却看得开心，有人笑嘻嘻地问老牛逼："咦？你徒弟死了吗？"

　　老牛逼说："你妈逼，眼睛长在裤裆里，你见过死人还在吐黄水的吗？"

　　那天，老牛逼威风得不得了，从车间直到医务室的路上，骂骂咧咧，面带红光，大步流星。他的身后，是四个农民工挑着个昏迷不醒、呕吐不止的青工，唱着号子碎步快行。农民工也很兴奋，说，在厂里挑了好久的水泵，很无趣，今天终于挑了不一样的东西，令他们回忆起春节在乡下挑猪的情景，很喜庆。

　　我被送到医务室之后，平躺在一张体检台上，不久来了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起哄的人仍然堵在门口围观，里三层外三层。有人说："医生，给他做人工呼吸呀，给他插导尿管呀。"还有人说："安静安静，别让医生搞错了，把导尿管插到嘴里，把人工呼吸做到小鸡鸡上。"女医生大怒，摘下口罩，狂喊一声："全都给我滚出去！"

　　老牛逼笑嘻嘻地说："我呢？"

　　女医生说："你犯贱啊？当我这里是泵房？也给我滚出去！"

　　现在我说，这个女的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白裙子姑娘，她叫白蓝。我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在犯傻，第二次则是彻底昏迷。这种形象不可能让她爱上我，但却足以让我爱上她。我就是这么迷失地爱上了她。

　　我昏迷期间所发生的事，全都是白蓝告诉我的，包括工人们起哄架秧子。我听了很不好意思，至今不好意思，如果做Blow Job的时候我嘴里还嘬着一根导尿管，妈的，这也太不堪了。

　　工人们嘻嘻哈哈走掉之后，白蓝把我简单处理了一下，先是扒掉上衣，让我呼吸顺畅，然后注射了点东西。她把我的眼皮翻开看了看，用一根锃亮的铜签在我脚底扎了几下，我欢快地蹬了蹬腿，情况稳定，没有成为植物人的迹象。白蓝又在我额头上又涂了点药水，那儿起了个鸽子蛋一样的包，泛着青紫色。后来我不吐了，开始哼哼，白蓝就回到办公室去给安全科打电话。

　　我做了个梦，梦到一个巨大的水泵从天而降，砸在我的头上，居然没把我砸死，不由为之庆幸。其实，真实的情景是，我昏了过去，把我的脑袋砸在了水泵上。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

　　除了水泵以外，我还梦到一些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场面，我被水泵砸倒了以后，躺在地上，不久来了个女的，前凸后耸，送到我的手边，我伸手去摸她，摸得很专心。其实，真实的情景是，我被送到了医务室，女医生在替我解开胸口的扣子，被摸的那个人应该是我才对。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

　　再后来，我被鬼使神差送到了一个教室里，老师说：同学们，欢迎你们，这里是化工职业大学。我喜不自禁，很冲动地想和老师握手，好像红军长征会师一样，细一看，这个欢迎我的老师竟是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其实，真实的情景是，医务室里寂静无声，就剩我一个，被扒掉了衣服躺在体检台上，像一具等待解剖的死尸，既没有职业大学，也没有班主任。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

　　我做了一连串的梦，醒来觉得头痛欲裂，好像大脑被摘除了一样。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穿过窗户照在屋子里，窗口是一棵香樟树的树冠，更远处是化工厂的烟囱，无声地冒着黑烟。我努力回忆，我是在甲醛车间拧螺丝吧？我现在在哪里呢？这个房间里有一张办公桌，有一道白色的布幔，墙上还有一幅画，画上是两个人体，左边那个被剖开了肚子，露出五脏六腑，右边那个被剥光了皮，露出稻草捆子一样的肌肉。这两个支离破碎的人居然还盯着我看，居然还摊开双手，好像欧洲人表示遗憾那样。这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医院里，只有医院才有这种海报，既然窗外是化工厂的烟囱，那么，这一定是厂里的医务室。

　　我发现自己的工作服被剥了下来，不知去向，只穿了一件汗背心。我从体检台上爬下来，赤脚在屋子里走，发现自己的裤裆那里鼓鼓的。这是做了淫梦的后果，如果再做下去就会遗精，那就太难看了。我按了按自己鼓起的部位，希望它能够平静下去，但它不但没平静，相反更起劲地抬起了头。这就不能再按了，否则被人看见会以为我在厂里公然手淫。

　　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把布幔掀开往里面看，里面居然还有一小间，雪白的墙壁，中间放着一张躺椅。这张躺椅很古怪，好像理发店的椅子，在扶手前面却有两个托架。我看不明白，就走过去，坐在了躺椅上。

　　这时候，名叫白蓝的女厂医走了进来，她看到我醒了，问："头还痛吗？"

　　我说："痛。"说完用手去搓自己的额头，搓到那个鸽子蛋一般的包上，疼得跳了起来，又落下去，砸得那张躺椅嘎吱一声怪叫。

　　她说："哟！这是你该坐的地方吗？你赶紧站起来！"

　　她讲话有一种不容怀疑的力量，我只能站起来，身体正中那个不平静的位置被她看了个一清二楚。她先是有点诧异，后来露出了嘲笑的神色，说："毕竟是年轻力壮，撞成这样都没事啊。"

　　这种嘲笑的神色我已经经历过了一次，那次我的下巴磕在了路面上，我认出了她。我说："啊，是你。"

　　她说："哟，没摔成失忆症。那就好。"

　　"你是厂医啊。"

　　"对啊，有问题吗？"

　　我想了想说："那天我摔破了下巴，你怎么不给我治？"

　　"那天我请假，提前下班路过。我只管上班时候发生在厂里的事，你摔在弄堂口，也没摔昏过去。"她顿了顿说，"我不用向你解释这么多吧？坐到体检台上去。"

　　我顺从地坐上去，她用听诊器给我听了一下心跳，又让我深呼吸。我问她："你怎么称呼？"

　　"白蓝，白色的白，蓝色的蓝。"她眼睛盯着地上的某一点，冰凉的听诊器在我胸口挪动。

　　"我叫路小路，前后两个都是马路的路，中间是大小的小。"

　　"我知道的。不要说话，深呼吸。"

　　做完检查，她说："都很正常。但还是要观察一阶段，如果再发生呕吐和眩晕就要去医院，这几天你可以在家休息。"

　　我说："白医生，刚才那张椅子，你为什么不给我坐？"

　　她瞟了我一眼说："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后来我跟她熟了，追问之下，她才告诉我，这个椅子叫做妇检台，是用来给厂里的女工做计划生育检查的。我那时候没见过这个东西，说实话，后来也没见过。我很聪明地判断出，那两个托架是用来搁腿的，然后就把她们最隐秘的器官朝向了天空，不，天花板。那时候白蓝给我讲过很多厂里的隐秘故事，比如女工上环。我还年轻，听了这种故事觉得很刺激，她就认为我很流氓，而且是个无聊的流氓，上环那种事情，都值得为之好奇？她说，厂里统共就这么一个妇检椅子，像我这么一个敢用脑袋撞水泵的人，很容易就会把椅子弄坏掉，所有的妇女都没法做检查，得找个人举着她们的腿才可以。她不怀好意地看着我，好像椅子真的被我弄坏了，而我正在那里举着妇女的腿。我听了这话，觉得很恐怖，也很佩服她的想象力。

　　妇检室是不能轻易进去的，那条布幔隔离了一切可供刺激的东西，我能看到妇检椅，实属三生有幸。白蓝说，厂里统一妇检期间，我要是掀开那帘子，就会被人打死。妇检期间是没有男人敢来医务室的，假如我是在那个时候出了事故，只能去二里地以外的街道卫生所里包扎。

　　那天在做检查的时候，我肆无忌惮地看着她的脸，近距离地、毫无遮拦地看着，我想这种时候不看白不看。她脸上的线条很匀称，穿着白大褂，像医院里的医生一样干净整洁，很难认为她只是一个厂医。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所见，具体说，她的眼睛很严肃，但又不是我高中老师的那种装逼式的严肃，她的眼睛很清澈，但又不是我高中女同学的那种傻了吧唧的清澈。她给我做检查的时候很专注，眼睛看着地上的某一点，我希望我就躺在地上，让她这样看着，会很平静，会忘记自己是个修水泵的。

　　后来，医务室里进来一个人，此人鸡窝一样头发，瓶底眼镜，我认得他，就是安全科的倒B。他过来视察情况，先是绕着我转了半圈，然后瞪着眼睛观察我。我讨厌被这种深度近视盯着，好像我是显微镜下的细菌。倒B问白蓝："他没事？"

　　白蓝说："目前正常。"

　　倒B很严肃地从鼻子里喷了一股气，说："路小路，你知道吗？你违章操作，差一点把大家的安全奖都敲光啦。"

　　我那时侯是学徒，只有学徒工资，但我知道化工厂的正式职工，每个月都有安全奖金，大概每人二十块钱，要是有人出了事故，死了残了，或是厂里火灾爆炸，全厂工人的安全奖金就会扣掉。所以说，在工厂里，闹出工伤是一件不会被人同情的事情，别人会追在屁股后面说，二十块钱没啦。当然，死掉了就不会有这个麻烦了，别人最多诅咒他下辈子投胎做个猪，二十块钱就当大家凑份子给他买棺材吧。

　　我问倒B："我怎么违章操作了？"

　　倒B说："你没有违章操作吗？"

　　我说："我吸进甲醛昏过去了，我违章操作了吗？"

　　倒B想了想，又蹦出一句八个字的成语："有则改之，无则加冕。"

　　我说："我违章操作你妈。"

　　那天要不是白蓝在旁边，我就和倒B打起来了。倒B很瘦，又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打这样的人我最拿手，一拳抡在他眼镜上，剩下的事情完全由我自由发挥了。但倒B也很嚣张，好像没意识到自己是个深度近视，捋着袖子要和我对干，这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高中时代没见过一个眼镜是这么不怕死的。后来白蓝厉声说："你们要打架去厂外面打，不要在我这里打，也不要在厂里打。"我说好哇，出去打，打得不过瘾就喊人来群殴。倒B听了，就缩了手，说："路小路，你记住今天。"

　　倒B走了以后，白蓝问我，路小路，你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我说我知道，钳工，学徒。白蓝说："学徒在厂里打架是立刻开除的，知道吗？"我摇头。白蓝就用那种嘲笑的神情对着我看，说："他就引你打他呢。你这个笨蛋，居然上钩。"

　　"我懂了。到厂外面去打就不会开除了，对吧？"

　　"那就是社会斗殴，厂里不管，只要你别把人打残。"

　　"你真聪明。"

　　"教你这些，只能让你学坏。"白蓝说，"你一个小学徒，怎么学得这么流气？"

　　我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倒B最关心的不是我的脑袋，而是安全奖金，安全奖金比我的脑袋更重要吗？白蓝说，我的脑袋只是对自己而言重要，对别人来说，安全奖金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我说："你也这么认为吗？"白蓝说："他人是地狱，这句话听过吗？"我说没有，但听起来很有道理啊。白蓝就说，也未必，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后来我想了想，说，假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脑袋重要，而别人的脑袋值不了二十块钱，这倒也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中国有十亿人，我出了事故要是人人都扣二十块奖金，那他妈就是两百亿元的人民币，这太昂贵了，把我撞死了也赔不出来。我这么说的时候，她就很平静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在说胡话。后来她说："所以自己的脑袋自己珍惜啦。"

　　后来我离开了医务室，走之前，我想起自己只穿着汗背心，就找那件工作服。白蓝从一个脏了吧唧的铁皮桶里捞出了我的工作服，那上面全是我吐出来秽物，我看了很惊讶。她说："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大小便失禁。"我叹了口气，说："还好，没有失禁。"

　　我对白蓝说，能不能给我额头上贴块纱布，那里真的很疼。我没有镜子，看不见自己脑袋上的大包究竟是什么模样，但那地方连碰都不能碰一下，肯定非常之糟糕。白蓝说："不用，就是起了个大包，没破掉就不用贴纱布。"

　　我说："还是贴一个吧，这样我心里面会好受些。"

　　她听我这么说，就剪了一块纱布，叠成豆腐干的样子，用胶布贴在我的额头上，并且说："这样子走出去，谁都知道你工伤了。"

　　"没错，我要是就是这个效果。"

　　我进工厂那会儿，有一个古怪的想法，希望自己以工伤的面貌出现在厂里，先是把下巴蹭破了，后来把脑袋砸出个大包，都贴上了纱布在厂里晃悠。我这么做，第一觉得自己很酷，第二是希望能得到干部们的重视，因为我不会修水泵，也搬不动六十公斤的原料桶，那就只能以工伤来表示自己是个合格的工人了。说不定他们会为此送我到化工职大去呢？

　　后来我发现这个希望落了空，希望本不称之为希望，想得人多了，就说是希望。我见到那些被机器切掉手指的人，被硫酸喷到脸上的人，我终于知道，头上的纱布只会引来嘲笑，而不会带来任何希望。当然，酷是很酷的，可以说我的目的至少达成了一半。我妈一看我的脑袋，眼泪就掉下来了，为此我甚至都舍不得把纱布摘下来，直到它变成一块又脏又油的东西，使我的那个大包变成了一块皮肤湿疹，才不得不回到原来的造型。

　　我从白蓝那里出来之后，连忙去水龙头上漱口，把嘴里的酸味冲掉一些，然后回到钳工班，想起了那个该死的水泵，很想把它砸烂了。老牛逼很高兴地告诉我，那个水泵本来出故障了，因为我的头砸了它一下，它居然又重新转了起来，所以它还在原来的地方，继续工作下去。我要真想砸水泵，就随便挑一个废品砸了罢，反正水泵和水泵之间也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