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哈里一吵,教授就几乎给忘了;突然,我讨厌他了,我赶忙摆脱开他。”我久久地看他怎样迈着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信徒的善良而有些可笑的步伐,沿着光秃的大道逐渐远去。我的内心掀起了一场大战,我机械地反复屈伸僵硬的手指,与暗地里使人疼痛的痛风病搏斗着,我不得不承认,我受骗上当了,我已经接受了七点半去吃饭的邀请,这样,、就把这次邀请连同一切客套的繁文缛节、科学的闲谈、对他人家庭幸福的观察全都承担了下来。我恼火地回到家里,把白兰地和水掺和到一起,就着水酒吃下镇痛药,然后躺到长沙发上看书。
我终于读了一会儿《索菲氏梅默尔——萨克森游记》,这是一本十八世纪的图书,写得十分动人,突然我又想起教授的邀请,我还没有刮脸,还得穿衣服。天烧得,我为什么这样跟自己过不去!哈里。起来吧,放下书本,抹上肥皂,把下巴刮得血淋淋的,穿上衣服,去享受与人打交道的乐趣吧!我一边擦肥皂,一边想起墓地上的那个肮脏的土穴,今天,一位不认识的死者被放进这个墓穴。我也想起那些基督徒兄弟姊妹感到无聊而紧皱着的脸,可是我却笑不出来。那里,在那肮脏的默士墓穴里,在牧师发表愚蠢而令人难堪的演说时,在送葬人又笨又窘的表情里,在所有这些铁皮、大理石的十字架和墓碑构成的不能给人以慰藉的景象里,在所有那些铁丝或玻璃做的假花里,我觉得,不仅那位陌生人在那里结束了他的一生,不仅我明后天会在那里结束我的一生,在送葬人的窘态和谎言中我会被草草埋进土穴里;世上的一切都会这样结束,我们的全部追求,我们的全部文化,我们的全部信仰,我们的全部生活乐趣,所有这一切都已病入膏肓,很快就会被埋葬到那里。
墓地就是我们的全部文化,在那里,耶稣基督和苏格拉底,莫扎特和海顿,但丁和歌德都只不过是刻在锈迹斑斑的铁板上的黯然失色的名字,四周站着那些窘态百出、说谎骗人的致哀人,如果他们还能相信这些一度非常神圣的铁板,他们一定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如果他们对这已经灭亡的世界哪怕能认真地说一句公平话,表示哀悼和绝望,那么他们一定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可是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知所措地狞笑着,在墓旁站立。我恼火地搔破下巴那块老伤口,并用盐水烧灼了一会儿,接着又把戴了不久的干净领子换下。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对赴约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但是,哈里身上的某一小部分又逢场作戏起来,称教授为可亲可爱的人,渴望闻到一点人的气味,渴望与人往来,一起谈天说地,回忆起教授的漂亮夫人,认为到友好的人家消磨一个晚上的想法从根本上说是振奋人心的。凡此种种促使我在下巴上贴了一张药膏,促使我穿上衣服,结上一条雅致的领带,我对自己好言相劝,打消了留在家里的愿望。
同时我想,我违心地穿上衣服,出门拜访一位教授,跟他互换或多或少是骗人的假殷勤,我想,大多数人也都像我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被迫违心做事,违心生活,违心行动,他们探亲访友,聊天交谈,到机关上班办公,做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被迫的、机械的、不是心甘情愿的,这些事情也可以由机器做,也可以根本不做;正是这种永远运转不休的机械妨碍他们——如同妨碍我一样——批判地看待自己的生活,妨碍他们看清并感觉这种生活的愚蠢、浅薄、可疑、毫无希望的悲哀和空虚。噢,他们是对的,这些人完全正确,他们就这样生活,演戏,追名逐利。而不像我这种脱离正常轨道的人那样反抗那些使人愁闷的机械,绝望地凝视虚空。
即使我在这短短几页自述中有看不起人、嘲弄人的地方,但不要以为我要把责任转嫁给他们,我要指控他们,要让他们为我个人的困苦负责。但是,我现在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我已经滑到生活的边缘,再迈一步就会掉进黑暗的无底深渊,如果这时我还企图自欺欺人,还说生活机械在为我运转,我还是永远运转的天真可爱的世界的一页,那么我就是在说谎,在做坏事。
那个晚上天气挺不错。我在熟人的楼前停了片刻,仰视着窗户。我心里想,他就住在这里,年复一年地做他的工作。看书,写文章,探索西亚和印度神话之间的联系,他在做这些事情时觉得其乐无穷,因为他相信他的工作的价值,相信科学(他是科学的奴仆),相信纯知识的价值和知识积累的价值,因为他相信进步,相信发展。他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爱因斯坦给迄今为止的思想基础带来的巨大震动(他想,这只跟数学家有关),他看不见在他周围一场新的战争正在孕育中,他认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都该憎恨,他是个善良、没有头脑的、快乐、自大的孩子,这真使人羡慕。
我振作了一下。走了过去,一穿着白围裙的使女接待我,我从某种预感中准确地注意到她会把我的帽子和大衣放到什么地方。使女把我带进一间温暖明亮的房间,请我稍等片刻。我没有祷告,也没有合眼略事小憩,而是听从某种想玩儿的本能,顺手拿起离我最近的一样东西。那是一幅小小的镶框的画,背后有一个硬纸片支架,把画斜支着放在圆桌上。这是一幅蚀刻版画,刻的是诗人歌德,一位性格鲜明、发式出众的老人,脸部造型非常漂亮,脸上既不缺乏那众所周知的神采奕奕的眼神,也不缺乏那一丝宫廷大臣的庄严所略略掩盖的孤独与凄楚。艺术家在表现孤独与凄楚这一特点上特别下了功夫。
他成功地赋予了这位非凡的老人以克制和诚实这样一种教授的、也可说是演员的特征,同时又无损他的深度。总而言之,他把他塑造成一位确确实实很漂亮的老先生,每幢市民住宅都可以把它作为摆设。勤劳的手工艺家创作了一系列形象可爱的救世主、耶稣十二信徒、英雄、思想巨人和政治家的画,我手里这幅画大概并不比这些画更令人不适,也许只是由于这幅画画技高超才刺激了我;不管怎样,我已经受了足够的刺激,恼怒万分,有一触即发之势,而老歌德那自命不凡、沾沾自喜的形象还用预示不幸的刺耳的声音冲着我喊叫,向我指出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这里是温文尔雅的先师和民族英雄的家.而不是荒原狼的家。
假如这时主人走进来,我也许就会成功地找出可信的借口撤退。可是进来的是他的夫人,我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我预感到大难临头。我们互相问候,不协调的事儿接壤而来。夫人祝贺我气色好,而我自己非常清楚,我们上次见面后的这些年里我老了很多;她跟我握手,我那患风湿病的手指一阵疼痛,我就知道我老了。然后她问我的妻子可好,我只得老实告诉她,我妻子已经离开我,我们离婚了。教授跨进房间,我们两人都很高兴。他也热烈地欢迎我。很快就表明情况是如何可笑。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这是他订阅的,是军国主义和主战派的报纸。他跟我握过手后,指着报纸对我说,报纸上读到了一个政论家,他与我同姓,也叫哈勒尔,他肯定是个讲小子,是个不爱祖国的家伙,他曾拿皇帝寻开心,他声言。
他的祖国和敌国一样要对战争的爆发承担责任。这是什么混蛋!哎,这儿够他瞧的了,编辑部把这个害虫狠狠批了一通,驳得他体无完肤。他看我对这个题目毫无兴趣,我们就谈起别的问题。他们夫妻两个事先真的都没有想到,那个可恶的人会坐在他们面前,而且如此可恶的人就是我本人。当然,干吗要大声张扬,使他们不安!我暗自发笑,但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今晚我还会有什么愉快呢。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教授谈起卖国贼哈勒尔的一瞬间,我心里升起一种沮丧和绝望的难受感觉,自从目睹了那一幕出殡情景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浓郁,最后变成了强大的压力。变成了身体(下半身)感受得到的痛苦,变成了非常可怕的命运所系之感。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窥视我、有什么危险悄悄地从后面向我靠近。幸好仆人报告说晚饭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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