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台湾民主运动的核心目标是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当选中华民国制宪后的第六任总统。这时距离他1938年从赣南走上政治舞台起，整整过了40年。

　　蒋氏父子几十年苦心经营，终于让蒋家第二代顺利接班。

　　然而台湾的外在政治环境持续恶化。美国和北京一直在密谈邦交正常化。就在蒋经国赴任的当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烈斯基飞往北京，公开发布卡特总统希望尽快建立邦交的声明：“卡特总统决心和你们一起克服达成关系正常化路上的残余障碍。”

　　在1977年五项公职人员选举中大胜的“党外”势力，从“中坜事件”中看到民心可用，又看出“中坜事件”之后，国民党不大敢继续在选举中大张旗鼓地作票。于是，很多有着高学历背景的知名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投入选战。

　　1978年9月22日，从哈佛大学法律系硕士毕业，台湾“新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吕秀莲，仿美国候选人举办餐会筹募竞选经费的方法，举办了一个“民主餐会”，开启了1978年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政治活动的序幕。

　　吕秀莲，生于1944年，原籍福建漳州南靖县书洋村。今天台湾大约有100万南靖籍台胞。吕氏家族的开台祖先吕廷玉携妻子余慈成从漳州府东渡台湾，在今日的桃园县埔子垦荒，目前子孙已有六、七千人。吕家是桃园当地望族。

　　吕秀莲的父亲与两位叔叔在桃园经营南北货商行“吕胜发”，在当地很有名气。

　　1969年，从台大法律系毕业后，吕秀莲到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读书，1971年获比较法学硕士学位。

　　1971年到1974年，吕秀莲一方面在行政院法规委员会任职，一方面在媒体上大力鼓吹新女性主义。1974年，吕秀莲出版《新女性主义》、《寻找另一扇窗》两部新女性主义作品，并因此成为台湾新女性主义的领军人物。

　　1976年，吕秀莲在台北和高雄两地开办了“保护你专线”，为弱势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由于吕秀莲对妇女运动的深度投入，引起了国民党的警觉，她开始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骚扰。

　　1977年9月，吕秀莲再度赴美，在哈佛大学就读法学研究生课程。一年的时间里，吕秀莲获得第二个法学硕士学位。她还利用课余时间，每天到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搜集各种台湾资料，写成《台湾的过去与未来》一书，成为台湾史研究领域的专家。

　　1978年，人在美国的吕秀莲预感到随着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台美很快就面临断交。

　　这一年，许许多多的台湾人选择离开台湾赴美发展，满怀对台湾乡土的关爱，吕秀莲毅然放弃她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到台湾投身基层选举，参选桃园县国大代表。

　　吕秀莲以外，许多著名知识分子、作家，如陈鼓应、陈婉真、杨靑矗、王拓、黄煌雄等，亦跳出单纯的书生论政，投身实际政治，积极参与到竞选活动中来。

　　陈鼓应回忆说：

　　选举接近时，党外候选人纷纷举办“民主餐会”，全岛积极分子汇聚一堂，抨击时政，气氛热烈非凡。

　　在著名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王拓先生举办的民主餐会上，台湾“党外”运动总舵主黄信介先生宣布成立“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巡回全省各地助选。

　　据台湾著名工人作家杨青矗先生回忆，黄信介先生的这个决定最初来自自己的提议。

　　出生于1940年的杨青矗是台湾台南县人，祖辈随郑成功从福建迁来台湾。1961年，

　　22岁的杨青矗进入高雄炼油厂上班。据他本人回忆，高雄炼油厂有三四千名工人，但是却存在许多不公平现象。他发现工厂里有130多个课室，却没有一名台湾本土人做课长。而且工人的生存环境很差。于是杨青矗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起了劳工题材的小说。那个时代在台湾，没有人敢写工人作品，因为弄不好就会被情治单位视为隔岸与共匪唱和、关进监狱。杨青矗却开创风气之先，为劳工说话。而且他还是多产作家，1971年出版《在室南》，1972年出版《妻与妻》，1973年出版《心癌》，1975年出版《工厂人》，1976年出版《女权、女命与女男平等》，1978年出版《工厂女儿圈》。

　　这些作品，为杨青矗赢得“工人作家”的美誉，也为他参与政治活动积累了人气。

　　在工厂上班时，每当遇到台湾选举，杨青矗就很积极。他自己回忆说：

　　每当一有选举，我就跟着跑选举场、发发传单，例如1968年郭国基到高雄参选省议员，我就曾去“闹热闹”（凑热闹），帮忙发传单，慢慢地开始参与党外的选举活动。

　　1975年台湾增额立委选举，杨青矗第一次披上战袍。他以工人团体代表的身份参选，却被国民党利用非法手段轻松做掉。

　　参选失败后，杨青矗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在极度不公平的环境下，和国民党竞争。1977年底发生的“中坜事件”让他看到了希望。他估计收获惨痛教训的国民党往后不敢再大张旗鼓第做票。于是决心重披战袍。他回忆说：

　　有鉴于第一次参选时遇到的困难，我抱着一种从事民主运动、劳工运动的心理参选，如果当选了就当成是捡到的。一决定参选，我就开始动脑筋，避免国民党用一些手段阻挡我参选。中坜事件后，我开始全省跑，认识了许信良、张富忠等中坜事件的相关人士，之后又认识了黄信介和康宁祥，另外我和姚嘉文以及几位无党籍议员都很熟……

　　为了避免发生上次选举被国民党封杀的事情再度发生，我请姚嘉文写律师函给石油工会、高雄市选务机关以及户政单位，警告他们上次曾使用不当的方法使我不能参选，今年不可重施故伎，否则我会采取法律行动，这招果然很有效，未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另一方面，我因为没有钱，面对的又是全国选区 ，我于是采取“浑水摸鱼”的选举策略，也就是全台打混仗，让国民党看不清楚。

　　戒严时期不能随便上台演讲，如果没有事先登记为候选人的助选员，一上台演讲，立刻就会被抓走。1977年的五项地方公职选举，黄信介与康宁祥两人到全台各地助选，靠的是立委身份的保护，同时助选时还要很技巧，让检察官抓不到把柄。

　　由于我的选区是全国性选区，若由党外人士组一个助选团，成员都登记为我的助选员，这样一来，他们在全国都能站台演讲。

　　我去找信介仙，将我的构想告诉他，信介仙听了很高兴，直说：“对！对！对！我怎么都没想到。这样好！这样好！”

　　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宣布成立之后，很快就有三十几位党外候选人登记要助选团辅选。很多国际媒体也争相报道。国民党面临1949年以来少有的挑战。

　　1978年10月31日，“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通过媒体发布“十二大政治建设”，作为候选人的共同政见：

　　为了追求我们的政治人权、经济人权与社会人权，我们主张联合所有爱乡爱国的同胞，共同致力于“十二大政治建设”：

　　1. 彻底遵守宪法；

　　2. 解除戒严令；

　　3. 尊重人格尊严、禁止刑求、非法逮捕和囚禁，禁止侵犯民宅和破坏隐私权；

　　4. 实施全民医疗及失业保险；

　　5. 废除保障资本家的假保护企业政策；

　　6. 兴建长期低利贷款国民住宅；

　　7. 废止田赋，以保证价格无限制收购稻谷，实施农业保险；

　　8. 制定劳动基准法，厉行劳工法，承认劳工对资方的集体谈判权；

　　9. 补助渔民改善渔村环境，建立合理经销制度，保障渔民的安全和生活；

　　10. 制定防止环境污染法和国家赔偿法；

　　11. 反对省籍和语言歧视，反对限制电视方言节目时间；

　　12. 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经济及社会歧视。

　　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党外候选人提出共同政见。

　　1978年11月，在许信良大力游说下，身为国民党党员的陈鼓应、陈婉真未获国民党提名，冒着重重压力，挺身而出，宣布参选。他们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宣言”，昭告天下：

　　陈鼓应陈婉真报备竞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

　　告中国国民党宣言

　　吾等自幼受养于斯土斯民，深爱乡土，心怀同胞。吾等亦皆中山先生之信徒，崇尚主义，志在救国。乃先后加入国民党，思欲竭尽心智，以报吾土、吾国、吾民之恩；奉行主义以躋民有、民治、民享之境。壮志劲节，始終不渝。

　　溯自吾党东渡來台，此其间，虽独揽政权于不坠，所可憾者，卅載於茲，反攻迄无寸展，可怜青丝成白发；与国丧失殆尽，自辱国格陷孤岛；民族主义乃失。

　　卅載於茲，动员戡乱又戒严，宪政横遭搁置，民主徒托空言，自由惨受限制，民权主义又失。

　　卅載於茲，政权与财阀相接，富商位尊，农工受贱，贫富悬殊，民生主义又失。

　　呜呼！民族不立，民权不彰，民生不均，吾党之魂失之久矣！苦心忧思，盖以吾党专政久年！党工橫行，权令智昏，利使志穷；政府难得公仆，尽皆官僚，等因奉此，欺下瞒上；学者泯灭良知，类多鹿马，搖尾乞怜，尽闻好言；报刊攀权附势，见利忘义，垄断舆论，强奸民意。庙堂多憾事，江湖啞无言，此情此景，岂忍卒睹？缅怀诸先烈，悠悠我心悲。

　　吾党來台，始终当家。惜乎党官不肖，坐令民有、民治、民享之理想沦为河汉，愧对全国国民莫此为甚！

　　吾等辱為党員，甘以清流罹党祸，不为亡国作忠臣。乃藉此选举，报备竞选中央民意代表。此心此意，端在面对全体同胞，痛悔吾党之失，矢志恢复国格，提高国位；厉行宪政，还政与民；实现民生，平均财富。

　　迩來，民智已开，人心思辨。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愿吾党静聆警世钟，愿同胞奋为革命軍！

　　期以推诚相与，共襄国是。庶几勇挽国运于不济，拨云雾而见青天。

　　陈鼓应 陈婉真

　　

　　中华民国六十七年十一月

　　此文一出，风行天下，一时洛阳纸贵。国民党极为恼怒。

　　陈鼓应、陈婉真还在台大校门口的言论广场开设“民主墙”，跟支持国民党的“爱国墙”打起了笔战。

　　台湾著名乡土文学作家曾心仪，自带干粮，加入陈鼓应、陈婉真助选团。她上台演说，说起国民党不法、不人道之处，如泣如诉，令人动容。

　　曾心仪，1948年出生于台南，原籍江西吉安永丰县潭城乡。毕业于台湾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大众传播系，曾任化妆公司美容师，还当过百货公司店员和秘书。

　　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思潮的影响下，1974年曾心仪走入文坛。她的作品，或以悲悯情怀描写台湾风尘女子生活，揭示社会阴暗角落；或以自身经验表现社会底层职员命运，锋芒直逼工商界的畸形现象。曾心仪开创了台湾女性书写的新型路线，为20世纪70年代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带来了第一缕曙光。主要作品有《我爱博士》、《那群青春的女孩》、《彩凤的心愿》，《走进福尔摩沙时光步道》等。

　　因为参与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曾心仪和同是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的陈映真、陈婉真是好朋友。因此，在痛别自己的一对儿女，离婚之后不久，曾心仪就一头扎进了台湾民主运动。

　　

　　投入选战的也有企业界人士，周平德就是其中的一位。

　　周平德,1939年出生，台湾屏东县东港镇。农家孩子，小学三年级就因家贫辍学。喜欢读书的周平德跑去私塾断断续续地读了《三字经》、《四书》等，打下了一些国文基础。

　　14岁时，周平德经表叔介绍，到屏东县南州乡的一家中药店当学徒，学习药理、辨认药材，并精读《医宗金鉴》和《本草纲目》。

　　后来，周平德跑到高雄发展，一边做生意一边自学，24岁时考取中医贩卖师资格。1968年，周平德开始经营高丽参门市兼批发业务。

　　据周平德回忆，对政治发生兴趣，是在高雄目睹的一次选举演说：

　　有一天，我在高雄市的路旁看见有人在发表竞选政见，还在台湾戒严时期的省议员选举，一切都很新奇。我在台下听人演讲，当时因为年纪轻轻，不懂政治，只觉得台上的候选人口才不流利，怎么可以参选。我自认为自己的口才不输他，因为我十五、六岁时就能在杂货店说三国志给人听。当时村子里有一位讲古的先辈只要他有事不能说书时，就找我帮他代班。

　　我并非出身政治家庭，对政治产生兴趣后，我发现参选必须具备学历与资格，但我只学过中医，于是想自修参加国家考试取得同等学历资格。在准备期间，有一天我在报上读到一篇报道，是介绍一位刘阿苏先生。刘先生仅小学毕业，经过不断地苦学自修，先后通过检定考试和高普考试。他从里干事做起，历任课员、课长、区长、民政局专员、民政局长，最后担任台南市政府的主任秘书。我特地去拜访刘先生，希望他给我一些指点，刘先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下决心考试后，周平德在做生意之余，利用空余时间苦修，从1968到1974年，一共考了六年，通过司法官考试等多种资格。

　　周平德自学不耽误生意，由于生意兴隆，人缘好，周平德还被推举为高雄市中药公会理事长，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1974年，周平德通过全国公务人员普通考试，1975年台湾进行增额立委选举，周平德觉得机会难得，决定参选。结果高票落选。但他看到国民党肆无忌惮地做票，参与变革社会的愿望更加强烈。

　　1976年，周平德又投身高雄市第六届省议员选举。这次选举，周平德得到黄信介和康宁祥的大力支持，开始在党外崭露头角。

　　1978年，周平德又一次商人参与政治，加入“全省党外助选团”，大张旗鼓地投入选战，目标是立法委员。

　　1978年11月24日，“全省党外助选团”总部成立，助选团宗旨：“希望各候选人共同

　　为此次选举通力合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以推动人权为中心，以促进党外大团结和早日形成制衡力量，俾革新政治、造福民众。”

　　“助选团”推举黄信介为总联络人，施明德任执行秘书，陈菊任秘书。助选团下设美工组、资料组、英文秘书、撰讯编辑组、巡回采访组、摄影组、总务组。

　　“助选团”经费由黄信介夫妇承诺全部承担。为表示全力支持，黄信介对施明德推心置腹：

　　民主运动是傻人才会做的事。我已是“终身职立法委员”了，我已不可能从民主运动中得到任何利益了。我只是想尽一个台湾人的义务……

　　“助选团”不要设“团长”和“秘书长”，以免别人眼红，说我们好做官。我们认真来做事。我就称作“总联络人”，请你当“执行秘书”，我把私章和银行存折全交给你。该花多少钱，就花。我完全信任你。凡是你决定的事，我都一定支持。我知道XXX，XXX在攻击你，不要理他们。你放手去做，不要怕。你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

　　施明德对黄信介这段话刻骨铭心，激励他勇往直前。在《施明德的政治遗嘱》一文中，他回忆说：“今天已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社会运动也不是依赖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便能成功的。我非常幸运，在我出狱不到半年，便有幸结识黄信介先生。如果没有信介先生的充分授权及绝对的信任，我绝对不可能在短短一年两个月之中，做了这么多事。”

　　为了强调这次选举的主题——“人权与和平”，助选团专门设计了一个所有候选人共用的徽记——画面中间是一个很有力的紧握的拳头，旁边围绕着象征和平的橄榄枝。

　　艾琳达回忆：

　　施明德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得到灵感，让张富忠画了一个拳头的标志，表示人权要努力争取。他叫琳达在拳头外围画上一圈橄榄枝，代表要以和平的手段争取人权。

　　徽标的意思是：党外人士将以坚定的意志，团结的精神、和平的方式来争取人权。

　　徽记公开后，“党外”被亲国民党刊物《疾风》杂志等媒体攻击为“黑拳帮”，污蔑他们是暴力犯罪集团。但是施明德认为，这样略显强硬的徽记肯定会让有些人不高兴，但可确保来登记的候选人，有坚定前卫的心志，能够成为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前卫部队。

　　1978年12月5日，选战活动的前三天，“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在台北中山堂召开全国党外候选人座谈会，这也是国民党败退台湾以来党外人士最大规模的一次公开聚会。参会人数高达500人左右。

　　张俊宏在会上发表题为“新生代与民主政治”的讲演，他说：

　　今天台湾在政治上不能突破困境，绝非因为台湾民智未开，而是由于“官智拒开”，国民党是开国政党，应以更大的胸襟来包容各种不同的政治意见，并领导和平的政治改革。

　　接着，康宁祥发表“党外人士对国家及人民的责任”为题的演讲，对党外人士提出三点意见：

　　1. 党外人士应自我反省，用更成熟、更富智慧的态度来推动制衡力量；

　　2. 政治是专业性的服务工作，不能赶完热闹就回家睡觉。党外人士不能只在三年、四

　　年举办一次的选举中表演十五天，应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为政治努力；

　　3. 政治好比球赛，不但要观众与选手，更要有教练和后援团。党外政治活动目前不乏

　　观众与选手，但尚未培养良好的教练与组织严密的后援团，今后应朝此方向去努力。

　　选举期间，许多党外候选人都出版他们自己编著的文集。如：姚嘉文的《护法与变法》；陈鼓应的《民主广场》；黄煌雄的《国民党往何处去？》；康宁祥的《给国民党的诤言》等等。候选人不仅在他们出版的书里，表达他们对于民主和民生的见解，同时还利用竞选期间，让助选员帮助自己销售图书来补贴竞选经费。

　　传单攻势也相当猛烈。陈鼓应说：

　　杨青矗的一份传单上，提出工有、工治、工享的主张。“工有”是指“分红入股，工者有其厂”，“工治”是指“劳资平等，革新公会组织”，“工享”是指“提高工资，分享经济成果”。

　　王拓的一份传单上说：“今天我们的社会财富主要是由广大的农民、劳工、渔民、一切受雇的人，和中小商人、中小企业者以及所有中下级军、公教人员所共同创造出来的。但是，这庞大的社会财富大部分却由极少数的资本家和决策层的官僚集团所垄断！……这样的社会怎么能算是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

　　黄顺兴散发了一份《还我民权》的小册子，里面逐条列举事实，说明宪法所赋予人民的各种权利，均被国民党政府所‘蓄意剥夺’。

　　许多在海外的台湾同乡，关心台湾的这次选举，为此专门设立了“台湾之音”。他们收集候选人的最新传单，接听“党外助选团”国际媒体联络人艾琳达的录音电话，听艾琳达定期发布的每周台湾大事简报。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很多人意识到这次竞选，国民党必须打败无疑。

　　1978年12月16日凌晨，美国总统卡特突然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这对刚刚继任总统不到一年的蒋经国无疑是当头一棒。当日，台湾发布蒋经国总统的紧急处分令，军事单位戒严，并将马上要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延期举行，即日起停止一切助选活动。

　　党外人士正在热火朝天地猛干，眼看胜利在望，被国民党的紧急处分令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一致认为，蒋经国在此时发布紧急处分令，宣布暂停举行选举，是因为国民党本已感受到危机，加上台美断交的噩耗，认为如在此时举行选举，凶多吉少。

　　12月17日，由黄信介先生召集，党外人士召开小型座谈会，会上做出决定：

　　1. 追求人权与民主的努力不能就此中止；但此项努力应谨防使中共得利；

　　2. 应使国民党了解，继续推展民主宪政不仅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国民党的

　　利益。任何军事统治的倾向，不仅无益于台湾人民，也不利于国民党。我们没有消灭国民党的企图，我们只盼望在合法、和平的状况下促进人权与民主。

　　党外人士同时决定12月25日在国宾大饭店召开全国党外人士国是座谈会，并筹组党外常设联络机构。

　　国宾饭店的订金已交，国民党情治人员找饭店负责人威胁。迫于无奈，饭店以内部装修为由，宁肯赔偿违约金也拒绝党外人士入场。于是，会议转至党外助选团总部。

　　会上，黄信介提名由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五人成立党外领导小组，研究日后党外运动进程，获大会鼓掌通过。

　　会议还通过了《党外人士国是声明》，由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的传奇人物、已经75岁高龄的高雄地方黑派大佬余登发先生领衔，共70余名党外人士签名。声明重申“坚决维护民主宪政，反对暴力，热爱和平”的基本立场，并提出对于时局的10项呼吁：

　　一、 依据宪法规定，彻底实现：

　　1. 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

　　2. 颁布省县自治通则，实施地方自治；

　　3. 确立司法独立，法官超出党派独立审判；

　　4. 军队国家化，军人超出党派之外，效忠国家；

　　5. 确保学术独立及言论、著作、出版之自由；

　　6. 解除戒严令，恢复民主政治正常功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非现役军人不受军事审判；

　　7. 尊重人格尊严，保障人身自由，禁止刑求、非法逮捕和囚禁、禁止侵犯民宅和破坏隐私权；

　　二、 制定选举法，确保选举之公平、公正与公开；

　　三、 实施全民医疗及失业保险，大量兴建长期低利贷款的国民住宅；

　　四、 全盘规划农业政策，废止田赋，以保证价格无限制收购稻谷，实施农民保险；

　　五、 制定劳动基准法，实施工业民主制，承认劳工对资方的集体谈判权；

　　六、 保障渔民生活，补助渔民改善渔村环境，海军保护渔民作业安全；

　　七、 加强公营事业的监督，杜绝政治酬庸；

　　八、 合理调整税则，运用赋税政策调整国民所得差距；

　　九、 建立合理产销制度，避免中间剥削，保障生产者及消费者之权益；

　　十、 以能保证自由基地的安全与生存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采行弹性、多元化的策略，并以内政改革作为拓展外交的影响，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援。

　　会后，考虑到党外正处在危机关头，余登发先生主动提议，由他具名邀请1000余名党外人士，以为他办生日聚会的名义，于1979年2月1日，前往高雄桥头他自办的“高苑商工”专科学校聚会，商讨时局。余老先生并承诺承担全部费用。

　　这位和国民党缠斗了几十年永不言败，为台湾地方自治作出巨大贡献的地方士绅、企业家甘冒风险，为台湾自由运动出钱出力。据施明德回忆：

　　当年，助选团的经费，黄信介夫妇已宣布要全部负担。选举停止后，余登发老县长北上，在只有余老、信介兄和我三个人在场时，当场问我“助选团”总共花了多少钱？我说了。余老当即表示要分担一半费用。余老和信介兄是在野人士中，为了台湾民主运动，花钱绝不吝惜的两位。

　　台湾“黑五类”之“地方黑派”领袖余登发，从此由高雄地方走向全省，和党外人士全面结盟，深刻地影响日后的台湾自由运动。

　　“地方黑派”并非地方黑恶势力，或是“黑社会”，而是台湾高雄地方实力派，是地方选举中以余登发家族为代表的一股非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在选举中，为了和另外两个派系红派和白派有明显区别，支持余登发的选民头戴黑帽作为标志，以此称“地方黑派”。

　　余登发（1904-1989）,被誉为“台湾野生的政治家”，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的奇人，是台湾第一位非国民党籍县市长。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县桥头乡八卦寮（今高雄市楠梓区后劲）。

　　1920年，余登发考取位于台南的台湾总督府商业学校（该校后并入台大法学院）。毕业后通过普通文官考试，做了不长一段时间小职员，却因为打麻将违反公务员纪律被警察抓住罚款。余登发脸上挂不住索性辞职。

　　辞职后余登发先做了4个月的保险业务员，不久就自学法律，考取司法代书，主要经营土地等不动产登记业务。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因工作需要，迁居高雄桥头。

　　那时台湾是日治时期，土地代书主要由日本人经办。余登发是台湾人，待人又热情、讲信用，生意应接不暇。赚了钱之后，他就投入资金，并从银行大量贷款，陆续购买了近百甲 土地，

　　1935年，在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的努力下，台湾实施日据时期的第一次地方选举。面对日本殖民者迫于压力推出的极不公正的选举制度，余登发积极参与，并在州庄选举中当选高雄楠梓协议会会员。在职期间，他带头发起罢免日本官派楠梓庄庄长的行动，轰动一时。

　　二战结束，台湾土地价格大涨。余登发豪赌成功。上世纪5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和平的土地改革，余登发剩下几十甲，成为他此后从事政治的最大本钱。

　　1947年，余登发出任高雄县桥头乡第一任乡长。在任期间，他自掏腰包，给马路上安装了几十盏路灯，解除了群众的夜行之苦。

　　1947年12月，余登发获选台湾省第一届国大代表，到南京出席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他目睹国民党官员用金条贿选，愤而退出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终生的反对派。

　　从大陆回到台湾，余登发就在乡里推动一连串的民生建设，造福桑梓。他自掏腰包为乡里修建了一座桥梁。当地老百姓高兴地说，别人当官都是为了发财，他们的余乡长却是“升官破财”！

　　1949年，在台湾省议员郭国基的支持下，余登发顺利当选高雄县农田水利会第一届主任委员。在服务期间，为了解决拦水坝易被洪水摧毁的问题，他卖地捐钱修抽水站，致力于地方水利建设。

　　在任职水利会委员期间，还发生了余登发顶撞台湾省主席吴国桢 的“拍桌”事件。吴国桢批准成立新水利会，余登发批评他滥用职权，亲自跑到省政府质问吴国桢。见面后，两人吵了起来，吴国桢拍起桌子指责余登发攻击政府，没想到余登发也拍起桌子，大骂吴国桢滥权枉法。结果两人不欢而散。很快，吴国桢就下令给予余登发停职处分。

　　1950年，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根据此纲要，各县市议会议员及县市长须进行公民选举。

　　在各县市选举中，高雄选战最为激烈。国民党党部大力支持国民党员洪荣华参选，另一位国民党人陈新安未取得国民党党部的支持，自行投入选举。为了造势，洪荣华的支持者统一戴红帽，被称为红派；陈新安的支持者带上白帽，被称为白派。虽然形式对自己极为不利，余登发一如他常对人说的“绝不向无理屈服”，依然投入选战。为了便于区分，他的支持者，戴上黑帽。

　　高雄地方黑派的大名由此打响。

　　这次选举余登发毫无悬念地落败。第二届选举余登发没有参选，而是回到八卦寮全力经营他的鱼塘。第三届选举，由于国民党大肆做票，他又一次“光荣落选”，但是用高雄人的话说，他“打断手骨颠倒勇”，斗志更加旺盛。

　　1960年，余登发卷土重来，高票当选高雄县长，为台湾第一位非国民党籍的县市长。刚上任，他立即提出“清、快”两字的施政方针，承诺任内“决不接受红包，绝不拿回扣，打破围标的恶习”。他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肃贪污，将自己的薪水拿出来补贴给各个主管，不够就卖自家的土地。

　　他的县长办公室和县长宿舍随时对民众敞开。他没有秘书和服务人员，递烟倒水都是自己亲力亲为。他说：“只有我招待别人，没有别人招待我。”这种工作作风为他赢得县民的尊敬和爱戴。一直到今天，高雄居民仍亲切地称余登发为“老县长”。

　　余登发任内开源节流，敢于太岁头上动土，拿国民党的经费开刀。他反对“县库”通“党部”，顶住压力砍掉县预算中补助给国民党县党部的补助款，用来建设国小学校教室。当地百姓拍手连连，国民党却把他恨得咬牙。

　　任职期间，因为八卦寮的有些土地因水深不适合耕种，余登发将这些土地的用途变更为渔业养殖用地。国民党以此为由，对余登发提出公地放领案。1963年，他突然被国民党停职。高雄百姓怨声载道，说我们用一张纸选票选出来的县长，你们用一张纸就让他下台了！

　　停职后，余登发不断上诉，虽然法院判他无罪，但国民党就是不让他复职。为了防止他在下届选举时再当选，国民党赶紧在县市长选举法上增加了一条，规定年满60岁以上的公民不得参选。

　　由于这条规定明显是针对余老先生的，台湾百姓称之为“余登发条款”。

　　余登发的政治哲学十分简单，即“有理走遍天下”。他几乎是以个人之力和国民党整个政治集团抗衡。他作为高雄黑派“余家班”的掌门人，在自己无法投入选战后，以家长的身份命令和支持自己的家人一一出战。1963年，她的儿媳余陈月瑛奉命披挂上阵，以最高票当选台湾省议员，1967年，1971年，1975年都顺利连任。除余陈月瑛外，他的女婿黄友仁、长孙余政宪都曾经担任过高雄县长。

　　1973年，为除掉余登发这个心腹大患，国民党又起冤狱，旧案重提，以渎职罪判处年满70岁的余登发有期徒刑两年。他的“国大代表”身份也被国民党取消。

　　1974年，余登发获准保外就医。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这位运用选举的合法途径和国民党政权明争暗斗几十年的白发老人仍不愿消停。 出狱之后，他加强与“党外”人士的往来，用金钱和经验从背后支持和扶持后起之秀。

　　1979年1月18日夜，施明德从台北赶到高雄后，直奔余府，把餐会计划当面报告余老先生。

　　19日一大早，余老先生请他的朋友张武彦开车接施明德先到自己家，然后一起坐车去学校看场地。余老先生上车后不久，就发现一部黄色轿车紧紧跟着他。路上，司机几次把车转进小巷企图甩掉追踪者，但对方紧追不舍。余老先生大声斥责张武彦：“我们走我们的，管他什么人跟！我们省吃俭用，也不做非法的事情，怕什么！”

　　20日下午，施明德赶回台北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结束后他和妻子艾琳达、陈鼓应、苏庆黎几个人去一处地方过夜。

　　21日早上9点多，施明德接到张俊宏夫人许荣淑的电话，告诉他余老先生被捕了！

　　几个人一商量，大家一致认为，施明德一天半以前还和余老先生安排餐会，因此，逮捕余登发的唯一动机，乃是他以党外元老政治家身份积极支持党外活动。

　　逮捕余老前辈只是一连串消灭异己行动的第一声！

　　这天是星期天。施明德、陈菊、陈鼓应、琳达立即赶往台北张德铭律师事务所。张律师外出不在，施明德立即拿起电话，邀请台北地区的党外人士立即前来研商对策。

　　10点40分，更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余登发先生之子，余瑞言先生也被捕了。

　　11点，来了四位年轻朋友：田秋堇、魏廷昱、萧裕珍、李柏文。不久，许信良、张俊宏、王拓先后到来。短暂交换意见后，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不采取适当反应，不抱着置之死地的决心，党外人士将面临绝境，而国民党中的开明人士也将从此抬不起头来！

　　许信良说：

　　选举停止后，国民党一切反乎民主的举动，我们可以视为是他们的自保行为；但是，捉余氏父子已是一种攻击行为！像余氏这样在高雄地区拥有势力的人物都捉，还有什么人不敢捉？我们不能再坐待别人宰割了！

　　台湾民主政治已经走到了一个最危险的关头。杨青矗后来回忆说：

　　余登发被抓造成全台党外人士的恐慌，大家知道国民党翻脸要抓人了。一抓人，就使得大家团结在一起，让国民党不敢抓，一旦落单，反而容易被抓。

　　怎么办？几种可能采取的反应行动都被提出讨论。在场的人一致决定选择“游行抗议”。至于应在何处游行，有两种意见。施明德回忆：

　　王拓和陈鼓应主张在台北市，并以“警总”为中心。他们的理由是：

　　1. 台湾多年来恣意逮捕异己的是“警总”，而非国民党全体，但始终没有人敢于直接对“警总”抗议；

　　2. 台北市是台湾的国际都市，以台北市为示威点足以引起国内外注目；

　　3. 重要党外人士均在台北，聚集较易。

　　但是，我和苏庆黎 反对台北市，主张到高雄县桥头乡游行。我的理由是：

　　1. 余老是高雄县元老，当地人了解他、信任他、爱戴他，任何政治运动都不能脱离群众，否则必得不到共鸣。

　　2. 台北市商业气息浓厚，人情冷漠，加上认识余老的人并不多，行动起来阻力太大；

　　3. 逮捕余老的同时，特务势必已同时加强监视各重要党外人士，并判定党外人士必已人人自危，不敢到余家，舍台北就高雄，正可收“出其不意”之效；我们以弱势抗强权，必须避其实攻其虚。

　　结果，大家一致同意赴高雄示威游行。当即由许信良口述“抗议声明”，王拓记录整理并复印。

　　分配任务时，信良兄提议我担任这次行动的总联络人。然后，当场指定任务如下：

　　1. 陈菊负责机动工作小组和台北联络人；

　　2. 王拓和陈鼓应负责中部联络工作；

　　3. 苏逸凡和艾琳达负责新闻联络；

　　4. 许信良负责省议会方面的工作，并和余氏家族洽谈。

　　大家身上都没有很多的钱，艾琳达只好跑去借钱。当时，我们决定：

　　1. 不用电话，以免消息外泄，能找到几位算几位，速度比人数重要；

　　2. 通知时，只说去慰问余家，不提示威游行，以便减少心理压力；

　　3. 晚上10点，俊宏兄、信良兄和我应在省议会再聚会一次，以便做最后决定；

　　4. 第二天早上9点，大家应分批抵达余家……

　　自从被迫离开台大后，这些年，陈鼓应一直生活在监狱的边缘。他和陈婉真联袂投入选

　　战后，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宣言”，让国民党丢尽了颜面。选举甫告中止，他们俩被双双开除党籍。这段时间，逮捕的阴影始终笼罩着陈鼓应。他的妻子、儿女每天都处在惶惶不安之中。一次，陈太太见到施明德，告诉他：“如果他们捉鼓应，我将带着子女一起自杀！”

　　被开除党籍后，陈婉真也失去了工作。她暂时在台中找了块地方摆地摊，卖内衣裤。为了寻找到陈婉真，那天，陈鼓应几乎把台中的地摊走了个遍。

　　下午6时，施明德在一家西餐厅和女作家曾心仪会面。他随身背着一个旅行袋，里面有两套内衣裤、牙刷、肥皂、卫生纸和一些亲人的照片。他早已做好了再坐牢的准备。

　　7点，台北火车站，施明德夫妇和曾心仪搭上一辆野的。

　　目的地：台中。

　　深夜11时许，他们抵达台中。直接赶往省议会张俊宏的办公室。获知张俊宏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他给几个年轻朋友讲了余老先生的情况，说：

　　明早我将独自南下，今后我们也许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但我相信你们仍会为民主政治继续努力……

　　张俊宏、许信良、施明德作出决定：一切按原定计划进行！

　　22日凌晨3时30分左右，施明德抵达高雄。为避免走露消息，他们决定不住旅馆。暗夜中，施明德按响他的好友黄重光先生家的门铃。

　　设法和陈菊联系上后，施明德发现纸张、笔墨还没有准备好。他只好上街买文具，发现没有一家店开门。返回黄先生家，他和曾心仪分工，曾心仪起草大字报短文，他构思标语和口号。

　　早上5时40分，施明德找到陈菊投诉的旅馆，在门口碰到林义雄刚从台北赶来。他买好纸笔。

　　早上6点多钟，陈菊等来到黄重光家，大家分工写标语和大字报。

　　有人买来几份报纸。大家一看肺都气炸了。这天的报纸都用几乎相同的字眼把余登发父子描绘为“凶残的共匪”，说余氏父子从吴泰安那里接受华国锋的指派，担任台湾“南区司令官”。从报纸上看，余氏父子已经被新闻舆论未审先判，如果真是报纸说的这样，余氏父子死罪无疑！

　　施明德心理非常清楚：余老先生浮沉政海30多年，绝不可能和仅仅见过一次面的吴泰安 图谋暴动。

　　早上9点，施明德等人来到余家。余陈月瑛、黄友仁 及20余位亲朋好友在场。姚嘉文在余家门上贴上纸，拿起毛笔写大字报。艾琳达、曾心仪合作，剪好几十条红彩带，在上面清楚地写上名字。游行时大家斜跨写有自己名字的红彩带游行。

　　台湾第一次党外游行就是公民游行，而不是群众游行！公民游行的特点，是要亮出自己的身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0点，施明德清点人数，发现有20几位党外人士到场。他们是：

　　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黄顺兴、陈菊、陈婉真、陈鼓应、曾心仪、王拓、陈允中、张春男、邱连辉、何春木、杨青矗、邱茂男、周平德、林景元、郭一成、辜水龙、陈永田、胡万振、魏廷昱、萧裕珍、李柏文、艾琳达。

　　大家紧急开会。

　　直到这时，施明德才对与会者公开下一步的行动是游行示威！

　　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担心这样不仅对余氏父子无补，反倒会授国民党以柄。

　　许信良发言：

　　事到如今，如果我们再不敢表示对政府迫害的绝对反对，对军事统治的痛恨，我们只有任其宰割了！

　　而天理、公道也将从此消失！

　　张春男率先附和，接着，黄顺兴、邱连辉表示赞同。最后决议游行示威！

　　这边立场取得一致，下一步还要得到余氏家族的支持。余登发的女婿黄友仁先生时任高雄县长，他承受巨大的压力，昨晚一获知游行信息就坚决反对，整夜权衡利弊，仍没有改变立场。最后一直哭个不停的余陈月瑛收起眼泪，拿出巾帼气质，拍板说：她原本是一个保守者，满心希望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但现在的情况是，国民党既捉他公公有捉他丈夫，她已无法坐视。

　　余陈月瑛代表余家，对这群奋不顾身、敢来相助的朋友们表示敬意！

　　大家正要开始行动。余家的电话铃声响了。余陈月瑛拿起听筒，是高雄县警察局长，严令不许游行！

　　施明德回忆说：

　　对这种命令，我们已经听了30年了！

　　11点，大家走到余家前庭。一名分局局长挡住大门，大声呵斥，不许出门。姚嘉文一马当先，斥责对方：“为什么不准我们出门！”曾心仪大喊：“你们要捉人就捉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抗议！国民党无法无天！”

　　姚嘉文人高马大，和警察一边动口一边拉扯起来。施明德一闪身冲出门外，大家一齐跟进。

　　门外此时已聚集了上千民众，大家热血沸腾。

　　“开枪！警察开枪！我们不会还手！”施明德两手叉腰站在最前面：“开枪！我们不会躲避！”

　　旁边一位便衣警察拍拍施明德的肩膀：“施先生，我们不会开枪啦！”

　　公民游行队伍在余家门前合影。陈菊、陈婉真两人平举“坚决反对政治迫害”的横幅标语，曾心仪、胡万振高举“立即释放余氏父子”的竖幅标语走在前面，党外人士身跨写有自己名字的红彩带一个接着一个走上街头！

　　国民党迁台30年以来，台湾第一次不是由官方组织的示威游行终于爆发了！

　　游行队伍从余家门前右转，走向横贯公路，再到庙里烧香，祈求神灵保佑余氏父子平安，启发国民党民主心智大开！

　　围观群众站满两旁。张春男手持话筒，呼吁群众支持正义。大家随手散发“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国同胞书”：

　　国民党当局在与美断交后，中止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已是明显地违反民主宪政的措施，但为顾及全国团结的意愿，我们均已容忍。

　　现在国民党当局却在全民一致要求改革声中，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素为民众所敬重的余登发父子，这种军事统治与特务统治倾向的加强，以及政治迫害的手段，都是我们绝对无法容忍，而且坚决反对到底的。”

　　游行队伍走过桥头市区后返回余家。下午两点，大家出来，乘车去凤山游行一周，最后来到高雄火车站。

　　大家乘车返回台北。行近新竹时，坐在施明德前排的曾心仪忽然转过身，对施明德大声说：

　　“施明德，国民党的戒严令已不再是处女了，我们已经强暴了这个三十岁的老处女了！”

　　大家都兴奋起来！施明德后来写了一篇“台湾民主运动划时代的一天”，发表在《美丽岛》杂志第四期上。文中回忆说：“我们都知道已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了，不管往后如何，即使因此被囚被杀，也是求仁得仁！”

　　1979年1月21日，凌晨4时。已经76岁高龄的余登发老先生在高雄八卦寮自家住处，被一群便衣从睡梦中抓起。拷上手铐押到高雄调查站后，立即用飞机押送至台北。余登发被捕之后，受到情治系统疲劳讯问达二十多天。

　　1979年2月9日，余老先生被移送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3月2日，以“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罪名起诉。

　　1979年3月7日，《自由中国》发行人，82岁高龄的雷震先生在郁闷中撒手人寰。

　　3月9日，余登发案开庭。党外人事组成一个60人的“人权保护委员会”前往声援。姚嘉文出任余氏父子的辩护律师。媒体和军方此前声称从余家搜出军服及红星帽500套、手枪、手榴弹若干。但开庭时，这些证物没有一件出现，不管是检察官，还是法官，没人再提证物这回事。

　　开庭这天，施明德以党外总干事的身份，邀请众多党外人士在“军法处”门外抗议，声援余氏父子。庭审结束后，艾琳达认为机不可失，便邀请大家到距法庭只有两百公尺外的家中，好“检讨”余案及研商对策。

　　据施明德回忆，会后，他和张俊宏送黄信介离开，姚嘉文当时在不在场，他记的不是很清楚。

　　走到巷口，黄信介突然停下来，对他们说：“我们应该办一份党外机关报！”他们点头答应照办。

　　《美丽岛》杂志应运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