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曼德拉，知道他为南非的自由坐了27年大牢。但是在祖国台湾，有一个人立志要超过曼德拉。他坐了25年国民党的大牢。他没能超过曼德拉，不是因为他软弱了，而是因为在他坐牢的第25个年头，台湾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

　　我们都知道图图主教，知道他的名言：“没有饶恕就没有未来”。但是台湾有个人，在坐了国民党25年大牢之后，出来说的第一句话是：“忍耐是不够的，还必须饶恕”；

　　我们都知道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和他们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也是这个坐了25年牢的台湾人，在狱中写信给自己的战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暴力，不能兴起‘以牙还牙’或‘武力解决’的念头”。

　　这个人就是施明德。

　　我们都很羡慕台湾的自由，但是，没有以台湾议会反对派、长老教会、媒体名人、维权律师和地方实力派为代表的台湾民众长期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没有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的爱、忍耐、宽恕和非暴力，台湾就不永远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自由。

　　本书就是要讲述台湾人民在走向自由的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故事。

　　在故事的开头，我们——本书的两位作者，决定第一个出场的主人公是一个美国女子。这个美丽的女人把她的青春年华、爱情都献给了台湾人民追求自由的事业。

　　她的名字叫艾琳达。

　　艾琳达1949年1月出生于美国，1963年，14岁的她随父亲约瑟夫来到台湾。约瑟夫曾在台湾美军顾问团工作很多年，退役后决定利用自己在台湾的人脉做些生意。1966年，艾琳达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台北美国学校毕业，还拿到美国大使馆500美元的奖学金，考入台大历史系读书。

　　1967年，琳达认识了大他7、8岁的台北青年陈国政（英文名George）。不久两人开始热恋。George家在台北算是中产阶级。1968年，George从台湾成功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准备去美国深造，将来回来接手家族事业。

　　琳达已经离开美国5年，也想回去看看妈妈，于是申请到美国史丹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

　　1968年8月，琳达回到美国，已经有几个月身孕的她，很快和George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

　　1969年1月21日，她的儿子Roger出生。George欣喜若狂，给儿子取了个中文名字：陈正男。

　　1972年，丈夫George拿到美国公民权，开始在洛杉矶一家军火公司TRW工作，全家从圣地亚哥搬到洛杉矶附近设有俱乐部与游泳池的豪宅。

　　1973年，琳达从美国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拿到学士文凭。

　　George工作稳定，儿子也在健康成长。所有小家庭该有的幸福元素，她都拥有了。

　　但是俗话说得好。性格决定命运。琳达不满足。

　　1970年代，是美国个性解放的时代，各种社会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丈夫很宠她，但她感到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闷的透不过气来。

　　儿子成长中的问题也引发她的思考：

　　五岁的Roger跟他小时候一样贪玩，常跟附近的一个黑人小男孩到处乱跑。有天Roger回家时，认真地问琳达：妈妈我是什么种族？他说他的黑人玩伴是黑人，他跟爸爸讲英文，所以他是白人。琳达跟他强调，你有双重种族的身份，你爸爸是台湾人，妈妈是美国白人。他似懂非懂。有一回，住在楼下公寓的黑人邻居在草地洒水时，他竟然用最歧视的字眼，大喊“死黑鬼”！

　　琳达追出去要揍他，他已经喊了两三次。琳达知道，她的儿子已经学会了美国最要不得的种族歧视。这么小的孩子，是如何学会的？为什么他已经开始学着制造世间的不公呢？

　　带着这些疑问，1973年，琳达进入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深造。在史丹福，她深受当时风靡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成为妇女性解放运动的践行者。

　　琳达的老师，Arthur P. Wolf 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发现台湾正在走向工业化，建议琳达去台湾，实际调查从农村来到都市工厂工作的女工，会带给台湾社会什么形态的变迁？她们的心理状态如何？对家庭的观感如何？子女数目会不会减少？价值观会不会改变？

　　琳达的天性特别厌烦在书斋里空谈，觉得完全不能及物。她要走出去，了解社会，验证书本上的知识。

　　1975年6月，琳达买了往返机票，打算在台湾呆上一个夏天。

　　以前在台湾时，父亲有一个朋友万德华，是天主教圣言会的神父。他的教堂“圣三天主堂”就建在今天的新北市新店区大坪林附近，正位于捷运新店线上。教会在教堂后面专门建了三栋“德华女子公寓”，便宜出租给进城务工的女子。

　　琳达，这位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养尊处优的女主人，来到台湾，直接住进了女子公寓。

　　琳达回忆：

　　当琳达走进12人一间的女工宿舍时，几乎要热晕了，宿舍的天花板只有两个电风扇，吹着热风。热水只在晚上6到9点供应，50个女工只有三间冲澡室。琳达也不介意没有热水，她只想快去冲冷水澡。当晚她全身痒的彻夜难眠，隔床的女孩默默地帮她扇了一个小时的风，琳达很感动。

　　这群女工年纪约在16-23岁间，国中毕业后就到工厂上班。她们远离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下班后挤在狭窄的宿舍床位。琳达与女工同进同出，想透过实际的观察与访问，了解台湾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当农村女孩成为工厂女工时，会如何改变既有的家庭结构。

　　琳达只想快点完成博士论文回去给导师交差，她设计打印出300份调查问卷，开小型座谈会。刚开始，她问了许多抽象的问题，充满知识分子惯用的词汇，像是产业结构啦，社会转型啦。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女工们对她爱理不理，而且看她的眼神越来越怪，不知道这个从美国来的阔太太到底想做什么，甚至怀疑她是美国总公司派来的间谍，想要监视她们的工作情况。

　　琳达把自己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跟工厂女工相比，她确实不太一样。

　　一个月很快过去，连一点成果都没有。

　　琳达想，与其这样，干脆和女工们聊聊天乱扯好了。没想到这样反而拉近了她和女工们之间的距离，她开始和女工们无话不谈。有些女工还直接质问她：你一个阔太太，你为什么要跑来这里，到底想干什么？

　　琳达开始反思。像她这样，为了自己的所谓研究，挖掘别人的私生活，是否太自私？

　　她看着女工们这么刻苦耐劳，一周工作6天，晚上还要上高中夜校。她应该要为这些女工着想，帮助她们改善生活。

　　以前不愿意回答她问话的室友，忽然开始推心置腹地说自己的故事。她的三百份问卷，很快完成。

　　从研究女工的经验中，琳达深深体会出，与研究对象要像朋友一样真心相待，不应只为学术目的而与她们交往，而要真正为她们着想，代表她们的立场发言。

　　这次琳达短暂来台，同时把上幼稚园的儿子Roger也带来了。她空闲时就回公婆家看看儿子。在那里，她偶尔会遇到当时台湾党外的领袖人物康宁祥 。

　　康宁祥是琳达丈夫George 大哥的同学。

　　一次，琳达告诉康宁祥，她在工厂做田野调查。这时康宁祥刚好办了份《台湾政论》杂志，说想派个记者来采访。琳达回忆：

　　不久，在女工宿舍出现了一位记者，她叫陈菊，长得不漂亮，眼睛眯眯，有农村女孩的壮硕身材。

　　康宁祥介绍陈菊认识琳达，主要的目的不是采访，而是寄希望于琳达能对他们正在秘密从事的台湾人权运动有所帮助。这个人权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由李万居 秘密传承给郭雨新，又由郭雨新秘密传承给康宁祥。

　　陈菊拉着琳达到处去认识人。那段时间，琳达认识了陈鼓应 ，又在陈鼓应家中，见到“国际特赦组织”的代表司马晋（James Seymour）。司马晋向琳达介绍，这是一个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呼吁全球的会员写信给各国政府，敦促他们提升人权、释放政治犯、禁止非法逮捕与刑求。

　　琳达刚刚旁听了国民党对李敖、谢聪敏等人的重新审判。国民党本想从重处罚李敖等人，开庭前，已经70多岁高龄，深居简出的雷震得到消息，国民党要判处谢聪敏死刑。他冒险赶往秘密联络点，人权医生田朝明的私人诊所，把这一消息告诉“国际特赦组织”的联络人。消息很快被海外媒体报道。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只好承诺开庭时从轻处罚谢聪敏、李敖等人。

　　琳达把法庭庭审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司马晋，并有司马晋带往海外。

　　暑假结束，琳达回到美国，又开始相夫教子的阔太太生活。丈夫告诉她下一步要买豪宅做房地产投资，整个屋子都有铺上金色的纯羊毛地毯，家里还要再买辆豪华车。

　　琳达重回书斋，但是她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样和现实完全没有关系的研究工作。1976年初，坐在精美的餐桌前，她拆开陈菊从台湾写给她的信，

　　陈菊的信写得字迹潦草，语气焦急。他告诉琳达，康宁祥办的《台湾政论》已经被当局查禁，民主人士被镇压，她自己也随时可能被秘密逮捕。信末，她哀求琳达继续协助台湾的人权救援。

　　1976年底，因为和导师观点严重冲突，已经被史丹福开除的琳达向“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rd Program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申请到7000元美金的研究经费。她对丈夫George说，过了农历年，她要去台湾做一年的研究。

　　丈夫实在受不了，告诉她：“你不要去，我受不了。不然——我、们、离、婚。”

　　“好！”琳达回答。

　　从此，琳达开始了“被陈菊累了一生” 的生活。

　　很多年之后，回首往事，琳达觉得一生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她不后悔。但她还是觉得她对不起宠爱自己的丈夫和心爱的儿子。

　　丈夫George是典型的乖乖牌，出生大家庭，听父母的话。到了美国勤勤恳恳，一心为了这个家庭。他没有外遇，反倒是琳达受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有好几次外遇。

　　琳达没法向丈夫解释，当初惹人怜爱的“美国甜心”，为什么会变成挣脱牢笼、野性难驯的母兽。

　　她不愿意过整天呆在豪宅里，跟台湾同乡会联谊，偶尔骂一下国民党，过过嘴瘾的日子。从心底，她认为知识是要关心社会、改变世界。她想了解人类为什么受苦。她想探寻独裁政权是如何使用暴力与经济的强制手段，逼迫人受苦。她不只想分析社会现象，还要参与其中，解救受苦的人。

　　为了这个理想，她先是和导师闹翻，被史丹福开除，眼看要到手的博士学位泡汤，现在又和丈夫分手，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台湾。

　　1977年4月底，已经办完离婚手续的丈夫和儿子送她去机场。听到妈妈要离开，Roger嚎啕大哭，拉住妈妈的衣服不让她走。丈夫不断唉声叹气。

　　琳达狠狠心，把儿子推开，头也不回地走了。

　　中国人许多都有圣人情节，更喜欢把自己心中的英雄都看成完美无缺，好满足自己个人崇拜的愿望。在刚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由于资料缺乏，本书作者也把艾琳达看成舍身帮助台湾人民走向自由的“圣女”。好不容易找到《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后，从艾琳达自己的回忆中，作者才发现，在帮助台湾人民走向自由这一个我们普通人看来冠冕堂皇的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一个原因：

　　来台湾短短一个月时间，艾琳达在台湾新结交了一个小情人。

　　琳达自己回忆说：

　　除了做研究外，她还期待有些浪漫的艳遇，调剂她燥热烦闷的宿舍生活 。

　　在公交车上，琳达的肩膀擦上一袭玫瑰色红衬衫，衬衫的主人转过头向她微笑。寒暄中，琳达知道他叫王隆瑞，住在自己宿舍附近。中等身材，或许是因为练柔道的原因，体格壮硕。琳达感觉他人很单纯风趣，产生了诱惑他的念头。

　　他们先在同一站下车，再是一起吃冰品，接着坐了很久的车到阳明山，去王瑞隆读书的文化大学参观博物馆。

　　不到7天，琳达就如愿以偿，把王瑞隆从一个清纯的小男孩变成了男人……

　　虽然和帮助台湾自由这样冠冕堂皇的原因相比，这场艳遇对她并不那么重要。但的确是她回来台湾的一个因素。

　　中国人自己写回忆录，或者为他人作传，对这种事回避唯恐不及。但是美国人艾琳达很诚实，她并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圣女”。

　　人性的复杂远超过的我们的所思所想。这个故事没有作者刚开始凭想象写出来的故事那么清纯。

　　但是真实的人生更为感人！

　　来到台湾，她在大丰路31巷租了间不到30坪 、两房一厅的日式平房，作为自己的住家兼办公室。这里很快成为在台外国学生的联络站。那时史丹福跟台大合作成立了一个史丹福中心，安排学生来台湾学中文或做研究。琳达虽然已经被史丹福大学开除学籍，但台大并没有特别调查她的身份，她拿的是私人基金会的研究经费，但学校还是希望她有个学籍，好获得留下了的签证。于是，她跟刚成立的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研究，也在台大农业推广系挂名旁听。

　　琳达到台湾没三天，陈菊就联络上她，她那时担任郭雨新的秘书。陈菊带着她，到处去访问政治犯，好让她向海外通报台湾的情况。

　　琳达访问了柏杨等受迫害的异议人士，并把一些政治犯的经历写成报告，将消息公布给国际人权组织。

　　1978年2月，她的台大学籍被取消，这代表她无法延长居留签证，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她找教务长质问，没有正当理由，为什么要取消我的学籍。教务长低着头，说这是安全人员逼他的。

　　走到这一步，琳达知道台湾的情治单位锁定要修理她了。她来台湾，是要做研究，参与党外运动，只是义所当为。

　　台湾局势正在变化，人权工作需要她。

　　怎么办呢？这个美丽坚强的美国女子，很快想到了一个主意：

　　琳达决定留下来。她看到新闻报道，一份法国女孩跟台湾人相恋，追到台湾来，却无法挽回对方的芳心；伤心之余，还是决定生下腹中的爱情结晶，就这样拿到台湾的居留权。琳达决定当个外籍妈妈，她要找个台湾人生孩子，以得到居留权。

　　陈菊听到她这个想法，爽朗地大笑，说真是女中豪杰，语出惊人。琳达还提出明确的招亲条件：最好有政治背景、受过政治迫害，这样娶个美国女人，还会得到保护。

　　陈菊还真干了起来。她给琳达介绍的第一个男人名叫张化民，琳达见了以后，觉得张就是一个老古董，不满意。陈菊说还有一个人，现在《台湾日报》跑新闻。这个人刚坐了15年的牢出来不到一年，就去帮助苏洪月娇选省议员，为她写了人权宣言，把一场处于劣势的选举变成大胜。

　　琳达有些兴趣，双方见面时许一文告诉琳达，“许一文”是化名，他的真名叫施明德。

　　两人再见面在一个咖啡厅，琳达听施明德侃侃而谈：

　　他先是批评党外阵营不够有行动的决定，接着大谈自己的革命理想。他声言一定要成立组织，才能推翻国民党的独裁政权。他有详细的政治思考与计划，可以说出抽象的人权概念，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具体行动的决心。别说他已坐过15年 ，他之前的案子本是无期徒刑，这时是假释出狱，只要再度被判决有罪，就是终身监禁。

　　面对国民党情治单位强力镇压，他不打算放弃，表明心迹，要好好大干一场。琳达听过太多空口讲大话的人，稍微碰到打压就退缩……它觉得面前这个小丑，已在滔滔雄辩中化身成浪漫的革命家，等待一场壮烈的战斗……

　　琳达心动了。在第二日的郊游中，他告诉施明德她想找一个合适的台湾人，生个孩子，这样她就能继续留在台湾。

　　施明德问她：“你不是已经有个男朋友了吗？”

　　琳达回答：“我不能拖一个无辜青年下水，或许我跟你生。”

　　1978年10月15日，台北中国饭店。在《绿岛小夜曲》的音乐声中，一场特殊的婚礼正在进行。新娘是艾琳达，新郎是刚出狱才一年多，担任“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总干事兼发言人的施明德。

　　现场来了400多人，是当时台湾党外势力少有的大聚会。

　　为这对新人主持婚礼的是已经82岁高龄的雷震。这是雷震因《自由中国》案坐牢10年出狱之后的唯一一次公开露面。

　　雷震热情洋溢第讲了15分钟：

　　雷先生已经很久没露出这样的笑容了，他笑得那样灿烂，每讲几句话，大家就给他鼓掌。他几乎是用尽生命的最后力气来参加这场婚礼。

　　是什么原因让已经进入垂暮之年，深居简出的雷震公开亮相，亲自主持这场婚礼？

　　是因为借着这场婚礼，台湾自由的传承，从以胡适、雷震为代表的外省精英，终于传递给新生代的台湾人；是因为为自由坐了整整10年牢的雷震，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等到这一天，看到新一代的台湾人共聚一堂，加入追求自由的行列；更是为了让艾琳达这位来自美国的人权斗士能继续留在台湾，也为已经全副武装，即将冲上战场的的党外第一勇士施明德，借着“和番保身”，寻找一丝海外背景和些微保障。

　　婚礼之后两周，雷震中风。他苦撑着给施明德写了一封信，只有两行字。最后几个字的字迹已经很模糊。在信中，雷震鼓励施明德组建反对党。

　　为自由民主呐喊一生的雷震，终于为践行自己的理想找到了最优秀的接班人和清道夫。

　　施明德，1941年1月15日生于台湾高雄市盐埕区。祖父施钳，外号“碰风钳仔”，是高雄地方士绅。据当地人口传，施钳结侠仗义，受人尊敬。

　　施钳30岁时，日本侵占台湾，他率领当地坤民抗日，失败后带人们逃到山里。

　　施明德的父亲施阔口在高雄开有“慈德堂汉医诊所”，生有五个孩子，依次是施明正、施明和、施明雄、施明德和施明信。

　　施家在当地是闻名的天主教世家。施明德出生时，台湾早已沦为日本人的殖民地。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飞机经常轰炸高雄。虽然年龄很小，但躲避轰炸的经历对施明德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回忆说：

　　一九四五年仲夏，一个晴朗的早晨。在南台湾高雄县境内一个长满了青翠绿竹和树林的谧静小村落中，有一个年约四、五岁的小男孩正蹲在一间简陋的鸡栅前。这个小男孩正在等待鸡栅内两只母鸡下蛋。打扫鸡栅、喂鸡和捡蛋回去给妈妈做菜,正是这个小男孩每天分担的工作。

　　小孩的爸爸已五十几岁了，原来是高雄市一位著名的中医，笃信天主教，收入不错。二、三十年的行医事业已使这位贫农出身的老人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了。但是，战争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这个七人的家庭也从都市避难到这个小村落。生计艰难和日夜逃避无情的空袭，已成为生活的两大特色。这个小孩得自遗传，长得比同年龄的孩子略略高了一些，脸色却很苍白。因为他正和战乱下挣扎的人们一样，营养不良又罹患了疟疾。每天正午一定会发作一次。阵冷阵热。

　　这时，小孩正注视着鸡栅。等待栅内传出“咯、咯”的鸡叫声，口中却习惯性地念著“天主经”、“圣母经”。听爸爸讲圣经故事，背讼经文,就是这个小孩最早期的教育。忽然，一阵尖锐的警报声划破了寂静的长空。小孩知道美国飞机又要来空袭了。

　　他迅速地站起来，奔向从小山腰挖开的防空洞。不久，他的双亲和哥哥们也分别抱着一些贵重物跑进防空洞。紧接着紧急警报之后，隆隆的引擎声由远而近，大批飞机的怒吼声像鬼哭神号似的笼罩着大地,窒息了无辜的逃难人。人人彷佛都被判了死刑,正等候着刽子手来行刑。在死寂中，妈妈颤抖的念经声打破了防空洞内的沉默,大大小小不由自已地跟着念起经来……。

　　一阵阵炸弹爆炸声,夹着一波波的大地震撼，暴风和飞沙从洞口灌入，吹熄了微弱的烛光。黑暗倍增恐怖，一家人相互拥抱得更紧。“天主保佑”、“圣母怜悯我们”……老老小小只能无助地哀求上苍。

　　大地终于又恢复了平静，小孩牵着爸爸的手,一家人鱼贯地走出了防空洞。在路上，小孩问年老的父亲：

　　“阿爹，美国人为什么要常常来杀我们？”

　　“他们不是要杀我们，他们是要打日本人。”爸爸说。

　　“这里是台湾，不是日本啊。”

　　“是的，但是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

　　“殖民地是什么意思？”小孩不懂。

　　“傻仔，你还小，阿爹解释你也不会懂。简单给你讲，就是咱台湾和台湾人拢爱给日本人管。”

　　“为什么我们要日本人来管？为什么我们台湾人不能自己管我们自己的台湾？”小孩又问：“如果我们台湾人自己来管我们自己的台湾，美国人是不是就不会来杀我们？”

　　“傻仔，咱台湾人已经给别人管三百年了。红毛番、郑成功、满清、日本都管过台湾。傻仔，等你长大子了，你慢慢就会明白做台湾人是真可怜的。”老人似乎很感慨。

　　小孩停了一下，他还太小，不能真正体会人类社会中的不公、不平。

　　“阿爹，您不是常常说，神爱世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小孩好像又碰到了另一个疑惑：“那么，日本人、美国人是不是也是神的儿子呢？”

　　“是，所有的人类都是神的儿女。在天主心目中，日本人、美国人和台湾人都一样大，都是一家人。”

　　“大家都是神的儿子，都是一家人，那为什么日本人要来管我们？为什么美国人要来杀我们？”孩子又回到了老问题。他渴望老爹能解开他幼小心灵中的疑惑。

　　“因为我们台湾是人家的殖民地。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国。”老人神色更黯然了。

　　轰炸在施明德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的种子是台湾人受欺负，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国”。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回归中国。当祖国大陆军队到达高雄时，施阔口带全家赶到码头欢迎祖国军队的到来。人们流着泪朗诵陆游的《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一边流泪一边齐声合唱：

　　台湾今日庆升平，

　　仰首清天白日清，

　　六百万民同快乐，

　　壶浆箪食表欢迎：

　　哈哈！到处欢迎，

　　哈哈！到处歌声，

　　六百万民同快乐，

　　壶酱箪食表欢迎！

　　但是好景不长。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当时他们家住在高雄火车站，年仅6岁的施明德从自家窗缝里目睹国民党士兵对贫民的杀戮，也目睹父亲被五花大绑然后奇迹般获救的过程：

　　由于当权者蓄意要恫吓台湾人，所以并不禁止旁观。靠近去旁观的人并不多，差不多都是小孩子。每次我都会跑到兵允许的范围内，大约只有三、四公尺远。那时枪毙“叛乱犯”都是从后面直接打头部，几乎每次脑袋都会破裂，血肉模糊，白色脑浆和鲜血混在一起，沾满草坪，样子非常恐怖凄惨。每次，锣鼓声声，大卡车停在“三角公园”，我们那一带的人都知道，又要枪毙人了。顿时，家家户户都会停下工作，无奈地、寂静无声地屏息以待。第一次，我不晓得要干什么，和妈妈站在门口远望。当枪声响起，人倒下，妈妈叫我划十字圣号，念三遍“天主经”，那是妈妈的致哀方式……

　　有一天早上，再没有枪声了。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接下来发生的事，又有兵来敲门了。这次，妈妈很快就敲门了。几个枪兵，就对着爸爸，当场就用绳子把爸爸捆起来，拉走了。我们都哭了，跟着爸爸走出门。我一看，火车站广场已有数百男人像爸爸那样被捆绑着，一排排地蹲在那里了。四周全是枪兵。路上没有人，全是兵和军车。我注意了左邻右舍的门全被敲开了。这一天，下着毛毛细雨，天空昏暗得不得了。妈妈要跟爸爸去，但兵把我们全挡在走廊，各家的大男人全被抓走了。军用大卡车驶到广场，被捕的人陆续上车。

　　正当左邻右舍的妇人和小孩都在门口哭泣时，一部吉普车停在我家门前，开门的兵跳了下来。那位兵会讲台湾话，不久前摔断了手骨，爸爸替他治好。据说他是当时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的驾驶兵。妈妈看到他，就像看到贵人一般。妈妈告诉他，爸爸被抓走了。他立即跑向广场。我看到爸爸站起来，被松绑了。爸爸又向那位驾驶兵指指被捕的一些人，他们也陆续站起来，被松绑了。那些人都是我们的左邻右舍的大人。爸爸和邻居跟着驾驶兵回家了。

　　多少年来，我常常会想，爸爸如果被抓走了，会怎样呢？为什么一个驾驶兵就有那么大“权力”放人？抓和放显得都太荒谬了……

　　为了全家平安，施家散去了大部分家财，从此家道中落。施阔口也从此长期卧病在床。

　　1953年，施明德12岁，父亲施阔口病逝。母亲靠经营小旅店勉强维持一家生活。

　　童年时代目睹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少年时代又经历“二二八事变”和家庭的惨痛，在施明德的心中从小埋下了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种子。

　　童年时代对施明德有很大影响的另一件事是大哥施明正为他收藏的五四时期的禁书。施明德回忆说：

　　少年时代，我就常常迷恋在书海中。那时，我还不满10岁。但他曾很有心地偷偷在床下挖洞，暗藏了十数箱他看过的“禁书”。全是高尔基、鲁迅……等人的名著。我记得当年他对我说：“过几年，你看得懂时，自己撬开床板，把箱子内的书拿出来看。看一本，烧一本。等你长大了，这些书你都买不到了。”

　　那些书，对扩大我的视野和影响我的思想都有相当的关系。我常常表态：“我是个永远和中下阶层、劳动者、弱者站在一起的人！”

　　这项从事社会运动的基本理念或立场，一部分来自于效法耶稣，一部分也受到那批藏书的启示。

　　1954年，有着40年党龄的雷震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同年，施明德考入高雄中学。1955年仲夏，施明德暗自立下志向：投考军校从军，然后伺机发动兵变，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

　　这一年施明德才13岁，但他的心志已相当成熟。他唯一忧虑的是不知道如何对妈妈说。因为当时台湾本土人认为念军校相当没有出息。他回忆说：

　　有一天黄昏，妈妈正在门口纳凉，我鼓起勇气悄悄地靠近妈妈，以尽可能轻松的口气告诉妈妈：“我要去。您有5个儿子，少掉一个没关系嘛。”妈妈反而哭得更加厉害。而我知道话只能说到这里为止。

　　秋天时，我真的进入陆军炮兵学校就读，就此开启了我这一生从不后悔的革命志业。

　　1959年，施明德读高一，就和同学蔡财源秘密创建“亚细亚同盟”，宣称“先推翻国民党，台湾独立后，以台湾为根据地，尔后征服中国大陆，再联合亚洲国家成立亚洲联盟”。不久，和校友陈三兴创建“台湾民主同盟”联合，成立“台湾独立联盟”。

　　历史学家大多公认，“台独思想”起源于1947年的“2•28事件”和此后国民党对台湾人民的疯狂镇压。

　　成立后的“台湾独立联盟”以施明德为首。他的大哥施明正、三哥施明雄也是“台湾独立联盟”的成员。

　　1960年，雷震被国民党以罗织的“知匪不报”罪名逮捕，开始10年漫长的牢狱生活。这一年，施明德读高二，他以同等学历考取陆军候补军官学校，并鼓励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投考军校。

　　1961年8月，施明德从军校结业，被派往金门服役。在那里他将少尉排长张茂雄拉入“台湾独立联盟”。

　　1962年年初，“台湾独立联盟”在高雄的成员，讨论发动军事政变的时机。在密谋过程中，一会议参加者向国民党自首。

　　1962年5月，国民党认为时机已到，便将该盟成员180人一网打尽。

　　6月16日，施明德在小金门被捕。很快转移到“陆军总部军法看守所”，遭到严刑拷打，满嘴牙齿全部被打落，脊椎受重伤。他的毫不知情的大哥施名正也被抓进来屈打成招。

　　1964年4月1日，施明德被判处无期徒刑，虢夺公权终身。

　　这一年他才23岁。冬天，他被移送到台湾台东县东河乡泰源谷地的泰源监狱服刑。从此开始长达15年的监狱生活。

　　那时台湾的无期徒刑就是无期徒刑，不会减刑或者被假释。23岁，正是青春年华、前途远大的时候，可是等待施明德的却是终身监禁，是“在圆圈中奔跑，只有起点，永远看不到终点的人”。

　　台湾迫害政治犯的方法很特别，几乎没有外出放风的机会，也不要求政治犯进行劳动改造。这听上去好像很人道，可是，人被长期、单独地关押在斗室之中，长年累月“从门到窗户是七步，从窗户到门也是七步”，看不到阳光、蓝天、白云，没有人和你聊天，听你倾诉。因此很少有人都经受得住绝望、孤独对内心的侵蚀。因此在监狱中，政治犯们想方设法争取走出监牢、参加劳动的机会。连李敖在他的回忆录里都说自己争取到外出劳动的机会后是多么高兴。

　　可是施明德真是与众不同，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他把监狱当成学校、当成研究机构，发明出一套永不放弃、“拒绝绝望”的“囚犯哲学”：

　　第一、囚禁只是一种失去空间换来时间的生活状态。自由人虽能享有辽阔的空间，却不得不为名、为利、为世俗杂务奔波，而囚犯的空间固然是有限的、局促的、孤单的，但却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和思想自己真正喜爱的东西。

　　第二、不要求环境适应自己，而是要求自己适应环境。

　　第三、拒绝接受“绝望”的意识。

　　面临终生都将处于监狱这样最为悲惨的处境，施明德深知如果任由“绝望”控制自己的心灵，他就会很快被沮丧、迷失的心态推向堕落和毁灭。为此，他每天努力，拒绝“绝望”的侵袭。他排斥‘绝望’的方式不是采取唐吉可德那样自欺欺人的方式，而是坚信自己面对的所谓‘绝望’，所谓终身监禁，只是在某些特定的人为情势或条件保持原状下的结论。他相信，外在的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发生变化，而情势的变化会导致自己处境的改善。

　　在自己发明的这套“拒绝绝望”的“囚犯哲学”的支持下，施明德把漫长的牢狱生活当成自己读书岁月的拉长或扩张。

　　1965年，24岁，跟同房政治犯学习日文，开始有系统地专攻国际法。

　　1970年2月8日，泰源监狱部分政治犯联合50余名台湾籍看守和士兵发动暴动越狱，史称“泰源事件”。事件被镇压后，国民党以施明德知情不报为由，把他独囚在一个六尺长、三尺宽，站立时双手无法平伸出去的禁闭室里，长达11个月。

　　1970年9月4日，雷震坐满一天都没有减刑的10年刑期。开始晚年深居简出的生活。

　　由于有坚定的信仰和永不放弃的奋斗目标，在整整15年囚禁生涯中，施明德完全被囚禁在孤独、寂寞的牢房中。他说：

　　被捕后，我没有丧志、堕落，更不像绝大多数政治犯那样，以当“外役”换取部分活动空间和稍好的生活条件，或整天在囚房内下棋、玩牌、聊天。我决心“以失去的空间换取更多的苦修时间”。

　　15年中，我没有当过一天“外役”，还常常放弃到室外运动的机会，专心苦读、研究、著作、沉思。

　　他继续说：

　　在坐牢之前，我只有献身人权与和平事业的理想，几乎没有实现理想的方法、步骤和全盘计划。在15年中，透过苦修，使自己具备了应有的学识。

　　另方面我了解不能和社会脱节。我尽量经由合法途径或“偷渡”方式取得各类报纸、杂志、书刊，使自己与社会保持“联系”与“接触”。由于这样用心，长年以来，我虽然不能确知外界“谁在做什么”，但我可以推知大概“有人会做什么”或“该做什么”。

　　我对世界大势及台湾前途非常有方向感。

　　作为一个基督徒，施明德深信，苦难是上帝赐给他的隐藏的礼物。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这100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抱着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目标都是为了自由。但是自由自有其独特的理念、原则、适合生存的土壤，还需要追求的策略、方法、手段、步骤和追求自由的人自己必须坚守的原则。

　　上帝给了施明德15年的患难。在孤独和寂寞中，让他得以明了追求民主自由的正确路径和必须坚守的核心原则。

　　他已经远远超越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大师，也包括台湾其他从事民主运动的领袖们。

　　在施明德看来，这些自由派大师共同的缺点是：

　　他们的主张太笼统和庞杂，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界分“阶段”，并使每个“阶段”拥有“主目标”和“次目标”，以便利追随者和人民在某个时期或某个阶段内共同致力于可以实现的主题。一致大多沦为空炮弹，“很响”却伤不了国民党政权。

　　尤其严重的是这些才俊们全犯了“书生论证”的大毛病，不能使理念落实，他们根本没有向追随者提供“如何做”才能实现诸如“制衡”和“民主”等理想的具体可行的“方法”和“步骤”。

　　大家都 在“谈”，只是在“论”，而根本没有人去“做”！

　　其结果是使台湾只有“反对的气氛”，完全没有“反对的势力”。

　　“气氛”是散漫的、难以控制和支配的。“势力”固然要以“气氛”为前导，但是它是要有组织、有领导、有理想、有目标、有步骤、有做法的……

　　在监牢中，施明德详细计划出“推动台湾民主运动”的蓝图：

　　在牢中我就有了这样的结论：要突破“台湾问题”的僵局或要促进台湾的人权及维护两岸和平，就必须唤醒沉睡的台湾人民共同奋进，携手推动“台湾民主运动”。

　　我深知任何社会改革运动都必须划分“阶段”，每个“阶段”都应有它特定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特定手段和方法……

　　经过权衡现实，认真分析，施明德把“推动台湾民主运动”区分为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设定一定的特征，表示它的开始和结束，并赋予每个阶段某些追求的主题和实践的方法。

　　施明德设计“推动台湾民主运动”的第一阶段，也是最难、最危险、最重要的阶段为“突破期”。他认为一旦走过“突破期”，台湾的自由就如江河入海，浩浩荡荡。

　　他为“突破期”设定的宗旨和原则是:

　　1. 扫除从“二二八抗暴事件”以来一直笼罩在台湾的恐怖气氛，鼓舞台湾人民自救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恐怖气氛不扫除，人民就不敢大量投入“民主运动”中。畏惧是一种极有害民主政治的心理障碍，要排除这种恐怖气氛，在手段选择上要太胆，但绝对要守住一项基本原则：“只能向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禁忌挑战，不能向国民党的法律挑战。”以免授予当权者下毒手的把柄。

　　支持“台湾民主运动”以极小的代价取得辉煌成就的这一原则的关键理论是“暴力边缘论”。

　　2. 组织一个“没有党名的党”，把“反对气氛”转化成“反对势力”。

　　施明德受英国工党从费边社开始及“巴勒斯担解放阵线”并不自称为党等历史事实的启发，总结前辈雷震创建中国民主党，不幸坐牢10年的惨痛教训，意识到在国民党政权钳制下，一定要把“党”称为“什么党”，是极端迂腐和肤浅的！而且风险极大。

　　施明德思考，只要能把人组合起来，产生“势力”的作用，管这个组合叫“公司”、“社”乃至“店”，又何妨？等“事实”既成，国民党也默默接受了，再改为“党”，便等于水到渠成。这是一种成熟、稳重的做法。

　　3. 使“台湾民主运动”国际化。

　　台湾是个海岛，地理形势大大有利于独裁政权歼灭反对分子。因此必须和海外台侨及国际人权组织建立合作或互通气息。能这样，多少能给国民党政权一点点“心理压力”，情势最恶劣时，还可以从国际舆情上得到一些声援。

　　而且，一旦国民党下狠手，自由的“火种”还会留在海外。

　　4. 以人权与和平为最高理念，在行动上集中于突破、扫除戕害民主政治，强暴宪政体制的“党禁”、“报禁”、“戒严令”和“万年国会”四大害。

　　有了目标、宗旨，还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实施的手段。施明德设计，在“突破期”中，所使用的手段必须积极、大胆又心细，工作者要有当烈士的心理准备。

　　他说：

　　我认为在“突破期”应探取三大“手段”或“路线”：

　　A. 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包括静态的群众演讲大会，和动态的旅行示威。

　　这个阶段的“群众路线”的主要目标不是要迫使国民党政权屈服，是要鼓舞台湾人民的勇气、士气和补助文宣工作达不到的“宣扬人权、民主和和平”等理念的“死角”。

　　B．组织化路线。

　　这个阶段的“组织化”实际上就是“组党”，但该“组织”不能大摇大摆挂上“党名”，那样太敏感，太尖锐，反而不易被接受。也就是要组织一个“没有党名的党”，求实不求名。

　　C. 海内外结合路线。

　　“台湾民主运动”不能孤立于台湾！应和海外台侨团体和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在一起。政客常会排斥异已，使海外台侨及早加盟，才能防止他们将来被岛内政客所抵制与排斥。

　　台湾民主自由的理论家、策划大师和执行大师施明德终于在监牢中诞生。

　　但是，作为一个自由的斗士，有了践行自由的理念、目标、方法和手段固然重要，但还远远不够。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战胜自己，把自己从仇恨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学会爱和饶恕。

　　在监狱中，上帝也给施明德上了这个功课。

　　进监狱前，施明德有一个热恋的女朋友，名叫陈丽珠。陈丽珠是施明德妹妹的小学同学，陈家乃高雄望族。陈丽珠从小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性格颇为刚强。小时候，陈丽珠常常到施明德家玩耍。

　　在那纯真年代，她和施明德相互爱慕，坠入爱河。

　　1959年，18岁的施明德高中毕业，进入陆军炮兵学校时，陈丽珠已经未婚先孕。

　　1960年，陈丽珠生下大女儿施雪蕙。

　　在施明德坐牢的日子里，陈丽珠虽然以泪洗面，却无怨无悔，她带着女儿每过几个礼拜就会去绿岛跑一趟，带着衣物、食品、书籍等看望施明德。

　　在中国大陆，由于邓丽君传唱的《绿岛小夜曲》，绿岛成为大陆很多人心中最浪漫、最有温情的地方。殊不知，绿岛在台湾又被称为火烧岛，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从台湾高雄经台东出海，乘船到绿岛。旅途漫长颠簸，陈丽珠带着施雪蕙，丝毫不以为苦。就这样，数年如一日，坚持照顾女儿并苦苦等待丈夫。

　　为营救施明德，陈丽珠发信给各机关和媒体请愿，甚至一度扬言要到总统府前自焚。

　　1968年，施明德在服刑时被诊断出患上胃癌，被送往台东医院戒护就医，陈带着施雪蕙前往照顾，隔年，陈生下二女儿施佩君。

　　1974年，施明德已经坐了12年牢，这一年，他狱中的难友蔡宽裕刑满释放。出于对好朋友的信赖，也处于对家人的牵挂，施明德委托蔡宽裕前去探望妻女，并关照他们。让施明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好友背信弃义，给陈丽珠献上了殷勤，而他的妻子也在等待他这么多年之后，突然变心，嫁给了他昔日的过命之交蔡宽裕。

　　国民党对施明德的迫害他能够接受，可是，昔日战友在他心上插的这一刀差点要了施明德的命。他极度痛苦，心中充满了仇恨。他发誓要象基督山伯爵一样一旦出狱，就要报仇雪恨。

　　1975年，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实施全国减刑。施明德从无期减为有期徒刑15年。

　　1976年，35岁、已经坐牢14年的施明德，在苦留未果后和陈丽珠签订离婚协议书。

　　1976年12月24日，平安夜。在祷告后，施明德体悟到“忍耐是不够的，还必须宽恕。”

　　如果和中国传统的革命者一样，任由仇恨所驱使，即使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自己能够成功，也不过是又一个独裁者，甚至更坏。

　　为了自由，他受了那么多苦；同样是为了自由，他不愿意任何人再遭遇到他所受的苦难。

　　上帝告诉施明德，你不能学基督山伯爵，而要学耶稣。

　　施明德的精神终于和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以及在他之后的昂山素季接轨。非暴力自由运动起源于圣雄甘地，他是受伟大作家托尔斯泰一本书的影响。在那本书里托尔斯泰希望将耶稣的一句话“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付诸实践。

　　托尔斯泰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甘地做到了。

　　非暴力的精神的核心是用自苦、持续的甘心自苦来唤醒迫害者心中的良知，并体认这样一个原则：

　　我没有敌人！只有和我有着共同弱点、需要我宽容和饶恕的对手。

　　施明德放下仇恨，感到平安。

　　1976年6月16日，整整15个青春年华过后，施明德走出国民党的大牢。他说：

　　当我离开监牢时，我没有了双亲，没有家，没有钱，没有朋友，除了五位各已成家的兄妹外，这世界对我不屑一顾！

　　但是孑然一身、“户口牌钉在电火柱”的我，已非当年入狱时的“我”了。我脑中的信仰、理想更加坚定和具体了。我已拥有不义之徒掠夺不了的学识和更为成熟的智慧了。

　　尤其珍贵的是，我已在牢中研拟好如何实现理想的方法、步骤和全盘计划了。这些计划已不知被我在脑中以“沙盘作战”方式演练过多少次了。

　　虽然施明德有很多缺点，但这是上帝亲自撒给台湾自由的一粒种子。

　　很快，这粒种子就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