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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小鸭要飞

　　她吃力地睁开眼睛，浑身感到从未有过的疲劳，好像几天没睡过觉，刚刚有机会小睡一会醒来。这是什么地方？她抬头四顾，白墙、白衣、白床单，人声嘈杂，原来这是医院的急诊室。她躺在一张病床上，红色的液体正在通过滴管一滴一滴地流进她的血管。

　　"不要动！"医生见她醒来，上前按住她的手臂，问她的姓名、工作单位，并告诉她，是几位好心人把她从汽车站的地上抬到医院的，经化验，是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4﹒6克，因此正在给她输廉价的红血球抢救。

　　啊，工作单位？抢救？她记起来了：随着知青回城潮返回上海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中，她又投入了人生道路上的另一种拼搏，那就是寻找工作。道理很简单，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这是最现实的问题。虽然她生性怯弱，只要开口同人打交道，总是呐呐地怯怯地，连话也说不连贯。但是事关生存大计，只好硬着头皮去求人了。先是争取到在街道挖防空洞，一天8毛钱，虽然不多，却比起农村一个劳动日6分钱的收入好多了，可就是体力不争气。6年的插队生活，弄得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挖防空洞的重体力活，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头晕耳鸣。庆幸的是，正在这时她投给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刊物《上海少年》的一个短篇小说被采用了。出版社准备借调她。然而命运之神还要捉弄她：区劳动局（那时叫"地区组"）的主管人员卡住不放，面上的理由仍然堂皇："我们区里工作也需要"--是啊，挖防空洞，可是政治任务，备战备荒嘛，谁说不重要？尽管这些防空洞后来不少成了小偷、流氓、苍蝇、蚊子的庇护所，可那时是按最高指示办事啊！--当然，私下的原因没有这么"突出政治"，是劳动局的这位主管大员认为出版社的名额是肥缺，想调包。可惜他要调去的人没有文学素质，出版社无法接受。这样，拖了8个月之后，她才接到了报到通知。记起来了，今天是去出版社报到的，却晕倒在了汽车站。

　　血液是人这架机器的原动力。它既使她增加了力气，又使她恢复了信心。输完血，她根本不理会医生要她住院继续观察的劝告，在记账处结完账，就向那家出版社奔去。

　　在公共汽车上，她情不自禁地从自己的小书包里抽出一本书来--这是一本安徒生童话集。她的报到通知就夹在里面。她打开一看，报到通知夹的那一页，正是《丑小鸭》一篇的开头。忽然她在心里相信起命运来了。她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丑小鸭的故事"她太熟悉了。丑小鸭虽然受尽了压迫和讥笑，但终于飞了起来。今天，命运之神既然把她推向了一种新的生活，她也要飞！

　　这时正是1975年的夏天。要飞，却没有飞的条件。"四人帮""批林批孔"的闹剧正甚嚣尘上。于是，她的性格更加内向了。政治学习、批判会、评法批儒，她总是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绝少发言；就是被点了名，硬要她表态，也只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一副木讷的神情。当然，这是要挨工宣队和科室领导批评的。但既然是性格如此，也奈何她不得。自然，她也更加小心谨慎了。认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积极地参加劳动。她牢牢地记着越剧《红楼梦》中林黛玉刚进贾府时的那句唱词："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但这样，又遭到了一些人的轻蔑："这种人怎么能调来当编辑？"

　　"做人真是难啊！"这是她踏上工作岗位后的第一个感受。如果你使自己事事跑在前面，人家会说你骄傲；如果你不声不响，又要被人看不起。不过，因为有了工作，毕竟是衣食无忧了。在别人蔑视的眼光中，她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练习自己的翅膀了。她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读书、练笔。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她决定先攻儿童文学。这段时间，她陆续写作和发表了十几篇儿童散文和小说。与此同时，下乡插队时写下后又烧毁的那些知青们的真实生活素材和感悟，又在脑子里活跃起来，于是，从1975年下半年起，她开始构思一部要为知青朋友们讲真话的小说。她先悄悄地写了提纲，偷偷拿给辅导她做编辑工作的文艺室编辑赵元真看。赵看后就如何构思一部长篇小说给她提了不少意见，要她修改。待将那提纲反复修改和基本定下来，已经是1976年的下半年了。这时，"四人帮"垮台了，文艺的春天开始了。她满怀信心地开始了《生活的路》的写作。在此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节假日。那时，她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间作为集体宿舍的三层楼的小阁楼里，灯光常常深夜不灭。为了不影响同室的女同胞睡觉，她还给桌上的灯做了个纸罩，尽量让灯光少漏出去。到了冬天，写作的条件更加艰苦；也许是由于身体虚弱，贫血未愈，也许是因为长期熬夜，过分劳累，她常常在晚上写着写着，浑身发起抖来，上牙磕着下牙，手指头握不住笔杆，但脑子倒仍觉是清醒的。于是她就去买瓶黄酒放在床头，一遇到这种情况，就喝上几口。节假日单位的食堂不开伙，她只好就开水啃冷馒头或面包。

　　曾经有人给她介绍过一个对象，也见了几次面，但她觉得，为了一个过去所不认识的人而每星期花掉一天的时间，简直是件蠢事。因为她觉得，在她眼前的情况下，事业和爱情两者不能兼得。所以，她赶紧写了一封信，婉言拒绝了。

　　稿子倒是写得很顺利。一年多的时间里，抽斗里已经锁着厚厚的两大叠稿纸，计算一下有几十万字，但是心中却忽然恐慌起来。毕竟是第一次写长篇啊。这样写行不行？粉碎"四人帮"不久，大家还对刚刚经历过的文化恐怖记忆犹新。于是她就把写好的稿子私下里拿出去给她所信赖的编辑朋友们看。结果大部分同志劝她不要再写下去。他们那时认为，知青问题是个禁区，政策界线不清，弄不好是要"踩线"的；有的同志劝她写传统题材，认为写这个保险。她知道这些同志是出于好心，但心中不服，觉得自己讲的是真话，为什么不可以？而文学作品如果不讲真话，还有什么意思呢？（她那时根本不懂得什么文艺理论）他去请教辅导她当编辑的赵老师。他科班出身，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对文学与理论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赵老师告诉她："文学作品本来就应该去发现与挖掘生活的本质，反映生活的真实，推动生活前进，而不是粉饰掩盖生活，或者等生活做了结论后去鹦鹉学舌。"赵老师也认真读了她写好的稿子。她从他那儿得到了热情的肯定和鼓励。

　　这时，曾经和她在安徽一起插队的几个女友和同学知道她在写小说，她们带着好奇心，上她的集体宿舍的阁楼里去"抄家"，逼着她交出来看。看后，大家激动得拍手叫好，说这才叫小说，写得像我们的生活，有我们自己的血和泪，为我们知青讲了心里话。这样，她终于又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决心。

　　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几次修改，长篇小说《生活的路》总算完稿了。这时，她的儿童散文集《老水牛的眼镜》也结集出版了。这部散文集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儿童文学界的老前辈严文井、陈伯吹、金近等同志都很赞赏，小读者也十分欢迎。于是，本来蔑视她的人开始妒忌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