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日星期六正午，德国给俄国的最后通牒限期截止，俄国投有答复。不出一小时，一份电报发给了驻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令他于当天下午5时宣战。5时正，德皇颁发了总动员令，但一些先遣部队在上一天根据面临战争危险公告已先出发。5时30分，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整个心思沉浸在这份文件上，在矮小的外交大臣雅戈陪同下，急急忙忙地走下外交部的台阶，招呼了一辆普通出租汽车，向皇宫疾驶而去。不多久，忧郁怏悒的总参谋长毛奇将军，口袋里带着德皇签署的动员令，在返回总参谋部途中，座车突然被拦住，乘着另一辆车子带着皇宫紧急命令的信使赶上了他。他又回到皇宫，聆听德皇作最后一分钟铤而走险的建议。这个建议弄得毛奇潸然泪下，这个建议也几乎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

　　尽管参谋部保证在俄国全面动员之前，尚有六周时间的回旋余地，可是德皇不可避免地要冒可能丢失东普鲁士的风险的时刻现已到来。他曾向一位奥地利军官承认：“我憎恨斯拉夫人，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罪恶，我们不应憎恨任何人。但我免不了还是要恨他们。”不管怎样，圣彼得堡的罢工、骚动，暴徒捣毁窗户以及“警察和革命党人之间的激烈巷战”等等令人想起1905年情景的消息，都使他感到慰藉。他那驻俄七年之久的年老大使普塔莱斯伯爵断定，并一再向政府保证：俄国畏惧革命，不会打仗。武官埃格林上尉也一再重复要到1916年才会备战就绪之说的信条，及至俄国毕竟动员了，他还报称俄国计划的“不是采取顽强攻势，而是象1812年[注：指1812年拿破仑率军五十万攻入俄境的战争。——译者]那样逐步退却”。在德国外交官爱犯错误的问题上，这些判断开创了记录。这些判断鼓舞了德皇，所以时至7月31日，根据使者们提供的迹象，他还写了一份“指导”参谋部的手谕，犹津津乐道笼罩着俄国宫廷和军队的情绪，有如“患病的雄猫”。

　　8月1日，柏林街头人群扰攘，皇宫前哄聚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焦虑不安，情绪紧张，心境沉重。柏林多数工人承认，社会主义在他们思想上，还比不上他们对那些斯拉夫游牧民族的出于本能的恐惧和仇恨那样深刻。上一天晚上德皇在阳台上宣布面临战争危险的演说中已晓谕他们“我们已被迫拿起武器”，不过他们仍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等待俄国答复。最后通牒的截止时间过去了。人群中一位新闻记者感到气氛紧张，“谣传四起。人们奔走相告，说俄国已要求延长时间。证券交易所则惊恐万状，人心惶惶。整个下午是在差不多令人无法忍受的忧虑焦急中度过的”。贝特曼-霍尔韦格发表的一项声明结尾说：“如果铁骰子滚动了，愿上帝保佑我们。”5时整，一名警察出现在皇宫门口，向人群宣读了动员令，人们便开始恭敬地唱起了国歌，“让我们大家感谢上帝吧！”站满着军官的车辆沿着菩提树下街飞驰而去，他们挥舞着手帕，高呼着“动员起来！”人们顿时从马克思变成了马尔斯[注：马尔斯（Mars），即战神。——译者]，他们欢欣若狂，并且一哄而散，冲向那些有俄国间谍嫌疑的人去泄愤去了。以后几天中，有几个嫌疑分子痛遭拳打脚踢，死于非命。

　　动员的电钮一经按动，征召、装备和运送二百万人员的庞大机器便整个自动地运转起来了。后备役军人到指定的兵站集中，领取制服、装备和武器，先编成连，再编成营，然后加上骑兵、摩托兵、炮兵、医疗队、炊事车、修理车以及邮车，按预定的铁路时刻表，被送到邻近国境的集结地点。在那里，他们再编成师，再由师编成兵团，由兵团而集团军，待命出征。单调运一个兵团——德军共有四十个兵团——军官就需要火车车厢一百七十节，步兵九百六十五节，骑兵二千九百六十节，炮兵和给养车一千九百十五节，总共需要六千零十节，分别组成一百四十列列车，同时还需要同等数量的列车运送兵团的军需品。从命令下达那一时刻起，一切都在按预定时间表规定的时间运行，时间表订得非常精细，甚至对于多少对火车轮子将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桥梁，都作了具体规定。

　　副总参谋长瓦尔德泽将军对他这宏伟不凡的组织系统满怀信心，很有把握，甚至在危机开始时也没有返回柏林，只是写了一封信给雅戈说：“我将留此准备猛攻，我们的总参谋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现时我们在那里将无所事事。”这是从老毛奇或“大”毛奇继承下来的光荣传统。1870年动员那天，老毛奇还躺在沙发上阅读《奥德莱夫人秘事》呢。

　　但老毛奇的这种令人景仰的镇定自若，今天并不见之于皇宫。两面作战已不再是幽灵般地使人忧惧，而已成为现实。面对这种情况，德皇也同样接近陷入他认为俄国人已接近陷入的那种“病猫”情绪。他与其说是个地道的普鲁士人，倒不如说是个着眼全世界而又胆怯的人。他从不曾真心想打大仗，他要的是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声望，尤其是要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更多的权威，而且只想用恐吓别国而不是攻略别国的手段以遂其图。他想不斗而获得斗士的奖赏。所以每当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就象阿耳黑西拉斯和阿加迪尔事件爆发时那样，他就畏缩不前了。

　　当危机终于到达沸点时刻，他在电文上的批语愈来愈激动：“吓！恬不知耻的欺骗！”“混蛋！”“他撒谎！”“格雷先生是条骗人的狗！”“废话！”“这个无赖不是疯子就是白痴！”俄国动员了，他突然间冲口发表了预感大难临头的激动的长篇大论，他不是针对那些斯拉夫叛徒，而是遗恨于他念念不忘的那个人物，他的狡黠的舅父。他说：“全世界将卷入极为可怕的战争漩涡，这些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想毁灭德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狼狈为奸，图谋消灭我们……这就是爱德华七世慢条斯理、踏踏实实一手造成的局面的真相……包围德国终于成为事实。我们已把脑袋伸进绞索……爱德华已死，但比我这个活人还强！”

　　一想到死去的爱德华的影子，任何可以摆脱既要与俄、法两国，又要与在法国背后至今尚未公开露面然而已隐约可见的英国交战的出路，德皇总是欢迎的。

　　就在最后时刻，一条计策献上来了。贝特曼的一个同僚，前来恳请他尽可能设法使德国不致陷于两线作战境地，并向他提出一个办法。几年来，对于是否可按照自治方式，将阿尔萨斯作为德意志帝国的一个联邦国的问题，一直在进行讨论。这个办法如果提出来并为阿尔萨斯人民所接受，就可使法国收复失地的任何理由站不住脚。近在7月16日，法国社会党大会还公开宣布赞成这一办法。但德国军方始终坚持这些省份必须驻防，其政治权利必须服从“军事需要”，所以，直到1911年，既未准予制定宪法，自治更无从谈起。贝特曼的同僚现在敦请他立即公开正式建议召开会议讨论阿尔萨斯自治问题。这种会议可以让它一无结果地拖延下去，但在道义上它的影响将可迫使法国不得进攻阿尔萨斯，至少使它在考虑这一建议期间有所克制。德国就此可以在西线保持平静无事，并使英国置身局外，从而赢得时间将兵力调过去对付俄国。

　　提这一建议的人，至今姓名不详，也许是个伪托，但这无关紧要。这种机会本来是存在的，首相本人也是可以设想到的。但要抓住这个时机得要有胆略，而贝特曼，尽管器宇轩昂，目光深沉，须髭整洁，但如西奥多·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看法那样，“他是个非常脆弱的人”。德国政府非但不向法国投之以饵，诱它中立，反而在向俄国递交最后通牒的同时也向它递交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法国在十八小时内答复它在俄德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并说如果法国保持中立的话，德国“要求将土尔和凡尔登两地要塞交由我们占领作为保持中立的保证，待战争结束后归还”。——换句话说，就是要法国把大门的钥匙交出来。

　　德国驻巴黎大使冯·舍恩男爵感到难以递交这份“蛮横”要求，在他看来，此时此刻的法国如果保持中立，对德国具有莫大好处，本国政府大可以为此主动付出代价而不应采取惩罚手段。他递交了要法国声明中立的要求，而没有提出对要塞的要挟。但法国人截获和破译了给他的指示，对实情还是清楚的。所以当舍恩于8月1日上午11时要求法国答复时，他得到的回答是法国“将按自身利益行事”。

　　在柏林，5时刚过，外交部的电话铃响了，副外交大臣齐默尔曼接了电话，随即转身对坐在他办公桌旁的《柏林日报》编辑说：“毛奇想知道可否开始行动。”可在这时，刚译好的一份伦敦来电，一下子打乱了计划部署。它带来了希望，如能立即停止对法国的行动，德国就可以安全地一面作战。贝特曼和雅戈就是带着这份电报乘上出租汽车奔向皇宫的。

　　这份电报是由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亲王发来的，汇报英国的建议。据利希诺夫斯基的理解，这个建议是说“如果我们不进攻法国，英国将保持中立，并保证法国也保持中立”。

　　这位大使，在德国属于讲英语，模仿英国人的举止、消遣方式、服饰，千方百计要成为英国绅士模式的那类人物。与他同侪的贵族，如普勒斯亲王、布吕歇尔亲王和明斯特尔亲王，都娶了英国夫人。1911年，一位英国将军在柏林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发现在座的四十位德国人，包括贝特曼-霍尔韦格和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在内，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感到惊讶。利希诺夫斯基还跟他的那类人物不同，他不仅在举止上，而且在内心世界也是一个诚挚的亲英派。他是决心到伦敦来使自己、使祖国都博得英国人的欢心的。英国社会是个恣情乡间欢度周末的社会。对这位大使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生我育我之邦和我所钟爱之邦发生战争，所以他抓住一切时机避免两国兵戎相见。

　　因此，那天上午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内阁会议休息时间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出于自己的迫切愿望，将格雷的话理解为英国的建议，即如果德国答应不进攻法国的话，英国愿在俄德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使法国也保持中立。

　　事实上，格雷根本没有那么说。他说话一向简略而含糊，他所表示的不过是：如果德国答应对法国和俄国保持中立，就是说对两国都不发动战争，静待各方为解决塞尔维亚事件努力的结果，英国将答应使法国保持中立。格雷在比洛称之为慢性病的“波斯尼亚问题”时期做了八年外交大臣之后，已把他那种尽量做到言之无物的说话方式锤炼得炉火纯青；据他的一位同僚说，他那种回避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几乎已成为规律。那天被即将来临的悲剧弄得晕头转向的利希诺夫斯基，在电话中也就不难误解他的话了。

　　德皇紧紧抓住利希诺夫斯基的这个通向一面作战的通行证。现在是分秒必争的时候。已经大军辐辏，在无情地开赴法国边境。卢森堡的中立是由德国在内的五大国保证的，而第一个敌对行动就是夺取它的一个铁路枢纽站，并将按照预定时间表于一小时内开始行动。这必须停止，必须立即停止。但如何着手？毛奇又在哪里？毛奇已离开皇宫。于是派了一名副官，乘着汽车一路上响着刺耳的报警器，将他半途找回来。毛奇被找回来了。

　　德皇恢复了常态，这个尘世的至尊、军阀又心花怒放，有了一个新的设想，又筹划，又拟议，又安排。他给毛奇念了电报，并且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只同俄国作战了。我们干脆全军挥戈东进！”

　　毛奇想到他神奇的动员机器将要倒车逆转，不禁愕然失色，他断然抗旨。毛奇这十年来，先是史里芬的助手，随后又是史里芬的继承人，他的工作一直就是计划这一天的到来，为这一天，已把德国的全部力量集中起来了，在这一天，要开始向最终主宰欧洲进军。这是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几乎难以肩负的重任。

　　他身材高大，魁伟，秃顶，现年六十六岁。他常常愁眉苦脸，使得德皇总是称他为可悲的恺撒（也可称为“忧郁的古斯”，实际上他的名字是赫尔穆特）。他健康不佳（他每年都得去卡尔斯巴德治疗），和他伟大的伯父的影子，也许是他忧郁的原因。从坐落在柯尼希广场上的总参谋部红砖大楼——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的窗外望去，他每天可以看到1870年的英雄，与俾斯麦同是德意志帝国奠基人的他的本家的跃马塑像。而他这个侄儿，则是个不高明的骑手，在参谋人员乘骑进行战术作业时，惯常从马背上摔下来，更糟的是，他是个主张信仰疗法的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此外，对于人智主义和其他的一些迷信也感有兴趣。身为一个普鲁士军人，有了这些不相称的弱点，也就被认为是“软弱的人”，更有甚者，他绘画，拉大提琴，口袋里常带着歌德的《浮士德》，而且还在着手翻译梅特林克[译者注：梅特林克（MauriceMaeterlinck，1862-1949年），比利时象征主义代表作家。写过诗，主要成就在戏剧方面。前期作品如《玛莲公主》、《盲人》、《卑丽亚与梅丽桑德》，充满悲观的宿命论思想，表现出对资本主义趋于衰亡的恐惧。后期作品，虽出现乐观的因素，但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校制者按：代表作《青鸟》，1911年诺贝尔奖得主。）]的《卑丽亚与梅丽桑德》。

　　他善于反省，又是个生性多疑的人。1906年就任时，他曾禀告德皇：“一旦发生战争，我不知道将如何是好。我对自己很不满意。”不过不论在个性上或在政治上，他都不是个懦夫。1911年，他深恶德国在阿加迪尔危机时的退缩，写信给康拉德·冯·赫岑道夫[注：康拉德·冯·赫岑道夫（ConradvonH?tzendorff，1852-1925年），奥地利元帅，奥匈帝国总参谋长。——译者]说，如果事情弄糟的话，他就辞职，建议解散军队，“并把我们置身于日本保护之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太平无事地去挣钱，索性做无能之辈。”他曾毫不犹豫地犯颜极谏，1900年他曾“相当蛮横地”对德皇说，他的远征北京之举是个“疯狂的冒险”。当提出要任命他为总参谋长时，他问德皇是否奢望“一张彩票中两次头奖”——这种想法肯定要影响德皇的选择的。他拒不任职，除非德皇丢弃凡进行军事演习都想得胜使演习弄成儿戏的恶习。出乎意外，德皇竟顺从了。

　　现在在这8月1日深夜，毛奇不愿再让德皇干预重大军务和任何既定安排。把部署到西线的百万大军，在开拔的关键时刻一百八十度地转过头来调运到东线，需要更大的、远非毛奇力所能及的铁的毅力。他脑海中浮起一个幻影：整个部署垮了，一片混乱。这里是军需给养，那里是士兵，中间是丢失的弹药，连队没有军官，师部没有参谋，那些都作了精确安排的每隔十分钟将卡嗒而过某条指定的轨道的一万一千列火车，则是紊乱不堪；有史以来计划得最完善的军事行动就此荒谬地毁于一旦。

　　“皇帝陛下，”毛奇这时进谏说：“这不可能办到。成百万大军的调动部署是不可能临时急就的。如果陛下坚持要把全军带往东线，那这支军队将不再是一支枕戈待旦的军队，而将是一群带枪而没有给养供应的乌合之众。单单安排他们的那些给养，就花了整整一年艰巨复杂的劳动才完成的。”而毛奇最后一句关门的话则更为僵硬。他说：“凡事一经决定，就不能变动。”这句话是德国每次犯大错误的根源。正是由于这句话，发动了对比利时的入侵，发动了对美国的潜艇战，这句话在军事计划支配政策的时代，是必不可免的。

　　其实是可以变动的。德国总参谋部虽自1905年以来就在从事拟订首先攻打法国的计划，但在它的档案里却另有一份所有列车东进攻打俄国的计划。这份计划在1913年以前还年年修订。

　　“不要再筑要塞了，要多铺设铁路。”老毛奇下令说。他把战略部署放在铁路分布图上，并为后人留下了铁道是战争胜负关键的教条。德国的铁路系统是军方控制的，每条线路都派有一名参谋；不经总参谋部许可，不得铺设或改变任何线路。每年的战事动员演习，使铁路官员经常受到训练，并考验了他们根据线路被切断、桥梁被毁坏的电报随机应变，更动运输线路的能力。据说军事学院培养出来的脑子最灵的人，都被送到铁路部门工作，最后在疯人院归天。

　　毛奇“这不可能办到”这句话，在战后见之于他的回忆录之后，铁道兵师师长冯·施塔布将军认为这是对他主管的路局的谴责，非常气愤，特为此写了一本书，证明这是可以办得到的。他以大量篇幅的图表和图解，说明他如果在8月1日得到通知，他可以在七个集团军中留下三个集团军守卫西线，把余下的四个集团军于8月15日前调运到东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这位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和天主教中央党领袖，提出了另一个证明。他说，在事发后半年里，毛奇本人曾向他承认，一开始就袭击法国是个错误，“应该先将我军大部分兵力派到东线粉碎那部俄国压路机，而把西线的军事行动限于击退向我国境进犯的敌人。”

　　8月1日夜，毛奇缺乏必要的勇气，死死抱住既定计划不放。“你伯父肯定会给我一个不同的回答，”德皇无可奈何地对他说。这一谴责“深深地刺伤了我”，毛奇后来这样写道：“我从没有自命可同这位老元帅相提并论。”但他当时还是继续抗命。“我坚决认为德法两国既然都已动员，要维持两国之间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但我这异议没有收到效果。大家愈来愈激动，只有我孑然一人坚持己见。”

　　最后，毛奇终于说服了德皇，动员计划不能变动，由贝特曼和雅戈参加的小组起草了一份给英国的电报，表示了歉意，说德军开向法国边境的行动已“无法改变”，但提出一个保证，在8月3日下午7时前将不越过边境线。这对德国是毫无损失的，因为时间表上并未安排在这时间以前越境。雅戈还赶紧给驻巴黎大使发了一份电报——巴黎已在4时颁发了动员令——指示他助一臂之力，请他“务必暂时稳住法国不动”。德皇还加发了一封给英王乔治的私人电报，对他说，因“技术原因”，要撤回动员令已为时过晚，但“如法国向我表示保持中立，我自当勒马不进攻法国，而将军队用于别处，但英国必须以海陆军为它担保。深望法国不必紧张”。

　　现在离第十六师向卢森堡挺进的规定时间7时只有几分钟了。贝特曼很激动，坚持在等候英国答复时，不管怎样都不得进入卢森堡。德皇没有征询毛奇意见，也立即命令副官用电话和电报通知设在特里尔的第十六师司令部取消这一行动。毛奇又一次看到计划破产。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卢森堡的铁路事关至要。“那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我将五内俱裂。”

　　德皇对他的请求无动于衷，寸步不让，反而在给英王乔治的电报末尾加了一句“正在用电报电话命令我国境线上的部队停止行动，不使越境进入法国”。这里，对事实真相玩了一个微小的、但属重要的手法，这是因为德皇不能向英王承认他所企图的和正在阻止的正是侵犯一个中立国的行为。而且那也会流露他侵犯比利时的企图，而这会成为英国参战的原因，何况英国当时尚未打定主意。

　　“完啦！”毛奇在该是他的事业登峰造极的这天，不禁自我哀叹，并在回到总参谋部后，“凄惨失望之泪夺眶而出”。当他的副官将取消卢森堡行动的命令拿来要他签署的时候，“我把钢笔扔到桌上，拒绝签字”。这是动员令后的第一道命令，他知道签署了这道会使精心准备的一切工作化为乌有的命令，将被认作“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的证据。“这份电报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罢，”他对副官说，“我是不会签字的。”

　　晚上11时了，他还在苦苦思索，这时皇宫又来召见。德皇在宫中的卧室接见了他。皇帝在睡衣外面罩了一件军大衣，是特地为这次接见穿的。原来是利希诺夫斯基的电报来了。他和格雷进一步交谈之后，发现自己错了，现在伤心地来电说，“英国的积极建议已基本无望。”

　　“现在你可以为所欲为啦。”德皇说完就去睡了。毛奇，现时势必要指挥一场决定德国命运的战争的这位总司令，从此就永远心绪不宁。“这是我对战争的第一个感受，”他事后写道，“我一直没有从这次事件的震动中恢复过来。我的机体一定有所失灵，从此以后与过去就判若两人。”

　　他还可以加上这么一句，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德皇给特里尔的电话命令还未及时到达。7时正，部队按预定时间在这次战争中首次越过国境，这个荣誉属于一个叫费尔德曼的中尉所率领的六十九团的一个步兵连。在卢森堡境内不远，离比利时的巴斯托尼仅约十二英里的阿登山脉的山坡上，有一个德国人称为乌尔弗林根的小镇。它周围的山坡草地，是奶牛牧场；斜坡上的鹅卵石小街，即使在8月的收获季节，也不容许有一小捆干草失落在地，否则就有违这个大公国严格的市政清洁条例。小镇下面是个车站和一个与德国、比利时电报线路衔接的电报局。这就是德国的目标，费尔德曼中尉的那个连驾着摩托车按时占领了这个地方。

　　德国人对付不圆通的人有着毫不留情的才能，他们选中了一个当地名称和正式名称都叫做“三贞女”的地方入侵卢森堡。三贞女实际上代表着忠信、希望和仁爱，但是历史以其切合实际的联系，为这时机作了安排，使这三贞女在人们心目中代表了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

　　7时30分，第二批人乘着摩托车来了——他们也许是接到德皇的通知而来的——他们命令第一批人撤走，他们说：“犯了一个错误。”在这期间，卢森堡的国务大臣艾申已将消息电告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并向柏林提出了抗议。三贞女达到了她们的目的。午夜以前，毛奇纠正了撤出的命令，及至第二天8月2日终了时，按照德国动员第一天的预定计划，全部占领了这个大公国。

　　倘若德国人在1914年出击东线，而对法国采取守势，那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从那时起，史学年刊上对这一问题总是纠缠不休。冯·斯塔布将军表示，掉转头来攻打俄国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至于在“那一天”已经到来的时刻，德国人能否在精神上克制自己而不进攻法国，则是另一回事了。

　　7时正，就在德国人进入卢森堡的同时，在圣彼得堡，水汪汪的蓝眼睛眼眶发红，花白的山羊胡子颤动着的普塔莱斯大使，两手哆哆嗦嗦地向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递交了德国的宣战书。

　　“全世界将咒骂你们！”萨佐诺夫大声嚷着。

　　“我们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荣誉，”德国大使回答说。

　　“这与你们的荣誉无关。上天自有公道。”

　　“是呀！”普塔莱斯喃喃自语：“上天自有公道，上天自有公道。”他蹒跚地走向窗口，倚着窗，不禁潸然泪下。“好啦，我的使命到此结束了，”说到这里，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萨佐诺夫拍着他的肩膀，相互拥抱。普塔莱斯踉跄地走向门边，抖着的手好容易才把门拉开，出去的时候，低声地道着：“再见，再见。”

　　这一幕动人的场面是萨佐诺夫的记录留下给我们的，但有着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的艺术加工之处，那很可能是萨佐诺夫告诉他的。因为普塔莱斯的报告只是说，他曾三次要求对最后通牒作出答复，在三次遭到萨佐诺夫否定的回答之后，“我就按指示递交了照会”。

　　为何一定得要递交宣战书呢？海军大臣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在前夜起草宣战书的时候就曾忧心忡忡地问起这个问题。他想知道，如果德国不打算入侵俄国，是不是有必要宣战和担当战争发动者的臭名？他说，这些话他是“从本能而不是从理智出发”。这个问题是极其中肯的，因为德国的目的就是想把发动战争的罪责强加在俄国人身上，好使德国人民相信他们确实是在为自卫而战，而且这样做更可以使意大利和三国同盟所规定的它应承担的义务紧密地联系起来。

　　意大利只是在防卫战争中才有参与其盟国作战的义务，并且早已动摇，存有离心，一般地都认为它一有空子可钻，就会溜之大吉。贝特曼颇为这个问题所苦。他警告说，如果奥地利在塞尔维亚问题上拒不让步，“那就难以把引起欧洲大战的罪责加在俄国人身上”，而且会“使我们在本国人心目中处于无法立足的境地”。可是，没有人听从他的警告。动员令下达那天，按德国外事工作规定，需要正式宣战。据蒂尔皮茨说，外交部的法学家们坚称：这样做在法律上是正确的。“在德国之外，”他黯然神伤地说，“决不会有人欣赏这种想法。”

　　然而在法国，对这种想法的欣赏却比他所知道的要深刻得多。

　　第七章8月1日：巴黎和伦敦

　　主宰法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打仗要有英国作盟邦。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它的英国朋友能够克服他们内阁和国内的不肯打仗和因循苟安的习性，法国务必要把谁是被进攻者，谁是进攻者弄得一清二楚，叫人没有任何怀疑。侵略的实际行动，侵略所招致的义愤，都必须让德国去做，去承担。法国政府期望德国会履行它的职责，而又唯恐法国的巡逻队或边境部队会过分情急而踩过界线，于是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异乎寻常的步骤。7月30日，法国政府下令在瑞士和卢森堡之间沿德国边境的所有部队后撤十公里。

　　勒内·维维亚尼总理是一位口若悬河的社会党雄辩家。他过去关心的主要是福利和劳工，而这次后撤便是他的主张。他是法国政界中的一位古怪人物，一位从未做过总理的总理，此刻还兼代外交部长的职务。他上任只不过六个星期，在下令前一天，7月29日，他和普恩加来总统刚从俄国进行国事访问归来。奥地利是等到他们两人行舟海上后才发出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便立即取消了预定对哥本哈根的访问，匆匆回国。

　　在巴黎，他们获悉德国边防部队已在离边境几百米处布防，但对俄国和奥地利的动员还一无所闻。通过谈判谋求解决办法仍属大有希望。维维亚尼“则是惊魂未定，生怕一簇树丛、两个巡逻兵的相遇、一个威胁姿态，……恶狠狠地瞪人一眼、一句粗话、一声枪响，都可能爆发成为战争！”由于还有不动干戈而和平解决危机的一线希望，同时也为了万一战争爆发可以完全免沾侵略之嫌，法国内阁同意后撤十公里。命令用电报发给了各兵团司令，告诉他们此举的用意是为了“保证取得英国邻邦的合作”。电告英国和实行撤退，是在同时进行的。就在敌军入侵的大门口实行撤兵，这是故意在军事上走的一着险棋，目的是为了取得政治效果。维维亚尼声称，如此冒险是“史无前例的”，也许他还应该加上一句，象西拉诺[注：西拉诺（cyranodeBergerac），是一出歌颂英雄的喜剧，系法国剧作家罗斯唐（EdmondRostand，1868-1918年）所作。——译者]一剧中所说的那样，“啊，这是何等气概！”

　　法军总司令是一位深受进攻理论熏陶的将军，他除了进攻不知其他。现在要他撤退，诚是痛心之举。这件事何尝不可以使霞飞将军从此一蹶不振，就象毛奇在战争中的第一个遭遇就使他一蹶不振那样，然而霞飞将军却不曾因此心灰意懒。

　　从总统和总理返抵国门时起，霞飞将军便催政府下令动员，要不然至少也得采取一些准备措施：召回休假军人——其中有许多人是准假回去收割庄稼的——以及在边境一带展开掩护部队。他把纷至沓来的有关德国已经采取动员前措施的情报一件件地全都转报给政府。他在这届新内阁面前，俨然是个权威人物。这次组阁是五年内的第十次，上届内阁的寿命只有三天。眼下的内阁之所以令人瞩目，主要是它把法国大多数的强有力的人物都摒于内阁之外，白里安、克列孟梭、卡约这三位前任总理现在都是反对派。维维亚尼，用他自己的证词说，他这时处于“惶恐不安，紧张异常”的状态。据再次出长陆军部的梅西米说，这种状态“在整个8月份一直如此”。那位海军部长戈蒂埃博士是位医学博士，他是因为前任部长被一场政治丑闻撵下台去才给推上这个海军职位的。他被接踵而来的事件压得透不过气来，连下令舰队驶进海峡都“忘了”，因此也就不得不当下让位由教育部长来接替。

　　然而，总统身上倒是具备着智谋、经验和坚强的意志，虽然根据宪法他未必具有权力。普恩加来是一位律师、经济学家，又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担任过财政部长，1912年曾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13年1月被选为总统。性格产生权力，危急关头尤其如此，所以这个没有经过风雨的内阁便甘心情愿地仰赖这位在宪法上无足轻重的人物的才干和坚强意志了。普恩加来生于洛林，他还记得他在十岁那年，戴着尖顶头盔的长长的德军行列经过他的故乡巴勒杜克市镇的情景。德国人说他最为好战，这是因为他在阿加迪尔事件期间担任总理时态度强硬，也因为他在1913年以总统身份施加影响，不顾社会党的猛烈反对通过了三年兵役法。这种情况，再加上他举止淡漠，不知哗众取宠，不会见风使舵，使他在国内也难以博取人心。选举的进程对政府不利，三年兵役法几乎遭到否决，劳工事件此起彼伏，农民的不满情绪比比皆是，7月的天气酷热多雨，风暴屡作，夏雷震耳，令人心悸。卡约夫人因枪杀《费加罗报》的主编在以杀人罪受审[注：《费加罗报》的主编加斯东·卡尔梅特（GastonCalmette）在报上发动了一场对当时任财长的卡约的人身攻击，1914年3月16日为卡约夫人枪杀，17日卡约辞职。——译者]。每天的审讯，对财界、新闻界、法庭和政府种种不体面的弊端都有新的披露。

　　法国人一日清晨醒来，不期而然地发现有关卡约夫人的审讯报道退到了第二版，而突如其来的则是法国正面临战争的噩耗。于是乎在那政治上易动感情，又好吵吵嚷嚷的国家里，顿时便为一种感情所主宰了。访俄归来的普恩加来和维维亚尼驱车进入巴黎时，一片经久不息的呼喊声，反复地呼喊着“法兰西万岁！”

　　霞飞告诉政府，若不授命他集结五个陆军兵团和骑兵的掩护部队运往边境，德国人便会“不费一弹进入法国”。他之同意把已驻守在边界的部队后撤十公里，倒不是出于他对文官政府的顺从——霞飞与恺撒一样，都是天生不甘心顺从的人——而是由于他另有打算，想在掩护部队问题上全力相争。此时，外交上的讨价还价还在电报往来，也许还能得出一个解决办法，所以政府只同意给霞飞一个“打了折扣”的方案，也就是说，不征召后备役兵员。

　　第二天，7月31日凌晨4时30分，梅西米的一位阿姆斯特丹的银行界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德国发布了面临战争危险公告的消息。一小时后，来自柏林的报告正式证实了这一消息。梅西米气冲冲地告诉内阁，这是“变相的动员令”。他那位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说，仗是必打无疑的了，“整个德国，上自皇帝下到每个百姓”，全已做好准备。接踵而来的是驻伦敦的法国大使保罗·康邦的来电，报称英国的态度“半冷不热”。康邦担任此职，十六年来，每天为之操心的目的便是要保证到时候英国会积极支持，然而，此时此刻他却不得不来电说明英国政府似乎尚有所待，还在看看会有什么新的发展。此次争端到目前为止“尚未为英国关注”。

　　霞飞一到，带来一份关于德军行动的新备忘录，坚持要实行动员。他奉准可以发出全面的“布防命令”，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时候已得到沙皇向德皇发出最后呼吁的消息。内阁继续开会，按照“绿台毯程序”的规定，每位部长必须挨次发言。梅西米焦急异常，已经不耐烦了。

　　当晚7时，冯·舍恩男爵来到外交部，这是他七天里的第十一次来访。他提出德国想知道法国意欲采取何种方针的要求，并声言次日1时再来听取答复。内阁会议仍然在对财政措施、议会复会、宣布戒严等等问题争论不休，而整个巴黎都已惴惴不安地在伫候消息。一个狂热的青年忍受不了这样的煎熬，失去了控制，朝一家咖啡馆的玻璃窗开枪，射杀了让·饶勒斯。由于饶勒斯在国际社会主义的领袖地位以及在反对三年兵役法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在那些过分爱国的人们的心目中，他成了和平主义的象征。

　　9时，一个脸色吓得发白的副官闯进内阁，报告了这个消息。让·饶勒斯遇刺殒命！这是一桩可能酿成内乱的事故，内阁为之大惊失色。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此刻又将出现内乱的景象：街垒，骚动，甚至暴动。部长们重新展开唇枪舌剑，是否要请出“另册”。所谓“另册”，乃是一份名册，上面开列的全是政府掌握的煽动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和平主义分子，以及间谍嫌疑分子，这些人都得在动员那天逮捕。巴黎警察厅长和前总理克列孟梭建议内务部长马尔维先生把这份“另册”付诸实施。维维亚尼和另外几位同僚希望维持国家的团结，反对付诸行动。他们态度坚决，寸步不让。只逮捕了若干有间谍嫌疑的外国人，而没有一个法国人被捕。为了防范骚动，那天晚上军队作了严密戒备，但第二天早晨却只见一片深切的忧伤和深沉的寂静。“另册”上开列的二千五百零一人中，最后有百分之八十都志愿参军服役去了。

　　那天深夜2时，普恩加来被一位按捺不住的俄国大使从床上唤醒，来者便是先前做过外交大臣的过度活跃的伊斯伏尔斯基。他“非常伤心，非常焦虑”，要求知道“法国作何打算？”

　　伊斯伏尔斯基对普恩加来的态度毫不担心，他本人和俄国的其他政治家们所害怕而日夜不安的是：俄法军事同盟，以其条款从未向法国议会透露过，到时候议会可能不予批准。条文中言明：“德国或在德国支持下的奥地利进攻俄国时，法国将竭尽全力进攻德国。”不论德国或奥地利，一经动员，“法国和俄国，无须事先有任何协议，应立即同时动员它们的全部军队，并将各自的军队调往尽可能靠近边界之处……两国军队应火速开始全力作战，迫使德国在东线和西线同时应战”。

　　这些条款看来是一清二楚、毫不含糊的，然而，正如伊斯伏尔斯基1912年所焦急不安地询问普恩加来那样，法国议会会承认此项义务吗？在俄国，沙皇拥有绝对权力，所以法国“对我们完全可以放心”，但是，“在法国，没有议会的支持，政府便无能为力。议会对于1892年文本[注：指俄法两国秘密军事同盟的文本。——译者]又毫不知情……我们凭什么可以相信你们的议会会跟着政府走呢？”

　　就在先前的那次谈话中，普恩加来回答说，“如果德国进攻的话”，议会“无疑”是会听从政府的。

　　现在普恩加来又在这深更半夜当面向伊斯伏尔斯基保证：几小时内就会召集内阁会议，给他一个答复。在同一时刻，身着外交礼服的俄国武官也出现在梅西米的卧室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梅西米打电话给总理维维亚尼。维维亚尼虽然夜间政务繁忙，已精疲力尽，却尚未就寝。“天哪！”他一听之下，大为发作，“这些俄国佬不但是些酒鬼，而且是严重失眠的人，”他激动地劝告对方：“镇定，镇定，再镇定！”

　　俄国人逼着他们表态，霞飞逼着他们动员，然而为了需要向英国表明法国只是为了自卫才采取行动，而又不能有所动作，所以法国政府感到要保持镇定真是谈何容易。翌日，8月1日早晨8时，霞飞来到圣多米尼克大街陆军部向梅西米乞援，“一反其镇定的常态，言辞哀婉动人”，恳求梅西米迫使政府应允动员。他指出最迟不得晚于4时，这样命令就可以送往邮政总局，及时用电报发往全国各地而于午夜开始动员。上午g时，他和梅西米一起来到内阁，提出他自己的最后通牒：要是再耽误总动员，那每耽搁二十四小时就等于失去十五到二十公里的国土，他作为总司令，将拒绝承担这个责任。他走了，把问题留给了内阁。普恩加来主张行动起来；维维亚尼代表着反战的传统，仍然希望时间会提供一个解决办法。11时，他到外交部去会见冯·舍恩，后者迫不及待地已经提早两小时到达外交部，听取法国对德国上一天所提法国在俄德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问题的答复。“我的问题未免过于天真，”这位怏怏不乐的大使说，“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已有一个同盟条约。”

　　“不消说得，”维维亚尼应声说道，便搬出了他和普恩加来事先商量好的答复，“法国将按它的利益行事。”冯·舍恩刚走，伊斯伏尔斯基就奔了进来，带来了德国给俄国最后通牒的消息。维维亚尼回到内阁，内阁终于同意动员。命令签署好后交给梅西米，但是维维亚尼仍然希望在剩下的几小时内能出现扭转局势的变化，执意要梅西米将命令放在口袋里等到3时30分再掏出来。同时，他又重申了撤兵十公里的命令。当晚，梅西米亲自打电话给各兵团司令，“奉共和国总统令，各部队、巡逻队、侦察队、各种分遣小队，都不得向东越过规定的国界。违者一律军法论处。”此外，出于关怀，还特地给福煦将军率领的第二十兵团下了一道禁令，因据可靠报告，有人看见该兵团的一个重骑兵中队曾跟德国一个枪骑兵中队处于“剑拔弩张”状态。

　　3时30分，霞飞部下的埃贝内将军由两名军官陪同按约来到陆军部领取动员令。梅西米默不作声，把动员令递给了他们。“我们四个人都意识到，这张小小的纸头将产生何等巨大、何等不可估量的后果，因而我们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梅西米和三位军官一一握手，他们举手敬礼，走出陆军部，将命令送往邮局。

　　4时，第一张布告出现在巴黎的墙头（在协和广场和皇家路的转角，至今还被保存在玻璃框里）。在阿默农维尔，这个座落在布洛涅森林里的上流社会的宴游之所，茶舞突然停止，经理走上前，招呼乐队停止演奏，并向大家宣布：“动员令已经颁布，午夜开始动员。奏《马赛曲》。”市内街上，车辆已经绝迹，都给陆军部征集去了。一队队的后备役军人，带着包裹和送别的花束前往东站，市民们沿途挥手欢呼。一群人在协和广场停了下来，把他们的花束放在披着黑纱的斯特拉斯堡雕像脚下。人群一片啜泣，高呼“阿尔萨斯万岁！”，并且拉下了从1870年以来一直披在它身上的丧装。在所有的饭店，乐队都高奏着法、俄、英的国歌。“想不到演奏这些曲子的全是匈牙利人，”有人发过这样的议论。演奏这些国歌，仿佛是在表示一种希望，但这弄得人群中的英国人很不自在，然而最不自在的莫过于肤色红润、身躯肥硕的英国大使弗朗西斯·伯蒂爵士了。他身穿灰色礼服，头戴灰色高顶礼帽，撑着一把绿色遮阳伞，走进法国外交部。弗朗西斯爵士感到“恶心而且可耻”。他命令使馆把大门关上，据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今天是‘英国万岁’，也许明天便是‘英国背信弃义’。”

　　在伦敦，在一间充塞着沉闷空气的房间里，身材矮小、留有白胡子的康邦先生正在跟爱德华·格雷爵士相对而谈。格雷告诉他，必须等待局势出现某种“新的发展”，因为俄、奥、德三国的争执所涉及的问题与英国“无关”。康邦在他无懈可击的口才和彬彬有礼的庄重仪态中也微露了一点怒火。英国是否“要等到法国的领土受到侵犯之后才出面干预？”他问道，并且示意对方，要是那样，它的援助就不免“失之过晚”。

　　格雷尽管守口如瓶，鼻如鹰爪，内心里却同样忧焚。他热切相信，出于英国的自身利益，也需要援助法国；事实上，他已拿定主意，如果英国不予援助，他便辞职；他相信未来的事变发展会迫使英国表态。但是，目前他既无法以官方地位对康邦作何表示，而又没有那么高明的本事非正式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他的态度，在英国公众看来是令人宽慰的，他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坚强有力、沉默寡言的形象；而在他的外国同僚看来则是“冷酷无情”。他力所能及的只是直言道出人人心中的一句话，“比利时的中立也许会成为一个因素。”格雷——并且不仅是他——所要等待局势发展的正是这个因素。

　　英国的困境源出一种人物性格的分裂对立，这在内阁之中和政党之间都是显而易见的。布尔战争遗留下来的裂痕造成了内阁中的派别，以阿斯奎斯、格雷、霍尔丹和丘吉尔为代表的自由党的帝国派和除此以外的人所代表的“反对英帝国政策派”。格莱斯顿的后辈，跟他们已故的领袖一样，对于在国外的纠葛都疑虑重重，他们认为，给被压迫民族提供援助乃是外交事务中唯一的正业，要不然，外交事务就会被视为对于改革、对于自由贸易、对于国内管理，以及对于上院否决权的恼人的干扰。他们倾向于把法国视为颓废、轻佻的蚱蜢，他们本来也乐于把德国看作勤劳而值得尊敬的蚂蚁，可惜德皇和泛日耳曼军国主义者趾高气扬，咆哮如雷，不免给这种看法浇了冷水。他们本来是绝不会站在法国一边支援一场战争的，不过比利时插了进来，一个“小小的”国家，发出了正义的呼声，要求英国给它保护，这才可能使情况有所变化。

　　另一方面，内阁里的格雷派则是和保守党同持一个基本前提：英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法国的生存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格雷有一句语似平淡但内容精彩的话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倘德国主宰了大陆，那我们就会和别的国家一样不舒服，因为我们势必会被孤立起来。”这个史诗般的句子包含了英国的全部政策，据此也就可以看出，假如英国果真受到挑战，它就非打不可，以防出现那个“不舒服”的结局。但是如果格雷口吐真言，则又势必引起内阁和全国的分裂，从而在战争开始之前就使任何从事战争的努力都要遭到致命打击。

　　在欧洲唯独英国不实行义务兵役制。战时，它得依靠自愿应募。如果在战争问题上有一批人退出政府，那就意味着退出政府的那批人将领导成立一个反战组织，募兵工作就会因此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如果法国的首要目标是要与英国结盟进行战争，那末英国参战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联合一致的政府。

　　这便是问题的试金石。内阁会议上，反对干预的那一派力量雄厚。他们的领袖莫利勋爵是格莱斯顿的老朋友和传记作家，他相信可以指望有“八九个人可能赞同我们”，反对丘吉尔以“超凡的精力”和格雷以“狂热的直率态度”所公然为之奋斗的解决办法。从内阁的讨论来看，莫利觉得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比利时的中立“比起我们在德法争斗中的中立来是处于第二位的”。在格雷，同样清楚的是，只有比利时的中立遭到破坏才会使主和派相信德国的威胁，相信需要进行战争以保卫国家的利益。

　　8月1日，内阁里和议会里的裂痕已现，并且在扩大中。那天，十八个内阁阁员中，有十二个人声明他们反对英国保证在战争中给予法国支持。下午，在下院会客厅里自由党议员决策委员会以十九票对四票（虽然有许多人弃权）通过一项动议：“不论比利时或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英国都应保持中立。那个星期的《笨拙》周刊发表了一首《表达一个普通的英国爱国者意见的诗》：

　　凭什么我要奉行你们的打仗路线，

　　就为了一桩与我无关的事件？……

　　到时候我将被征召作战，

　　全欧洲烽火遍地，

　　卷进了一场别人的战争，

　　为的是要履行两家协约的规定。

　　普通爱国者在当时的爱尔兰危机中，已经泄尽他那份正常的激情和愤怒。“克拉兵变”便是英国的卡约夫人事件。国内管理法案的影响所及，北爱尔兰要以武装叛乱相威胁，反对让爱尔兰实行自治，而驻扎在克拉的英军则拒绝向北爱尔兰亲英分子开火。克拉的驻军司令高夫将军和他部下的军官全体辞职，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接着辞职，继霍尔丹之后任陆军大臣的约翰·西利上校也接着辞职。陆军情绪激愤，全国鼎沸，国家陷于分裂状态，国王和各党领袖举行了御前会议，但也无济于事。劳合-乔治不祥地谈到这是“斯图亚特王朝以来我们国家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内战”和“叛乱”这些字眼也被用上了，还有一家德国军火公司满怀希望地想把四万支步枪和一百万发子弹运进北爱尔兰。在此期间，陆军大臣的职务继任无人，而由首相阿斯奎斯兼代，他既无时间，更无兴致过问及此。

　　可是，阿斯奎斯却有一位特别活跃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闻到远方战争的火药味，就象《旧约·约伯记》里的那匹战马，不因刀剑退回，而是“一听角声就不能站立，角每发声，他说，呵哈”。英国大臣中，只有他对于国家应该如何行事成竹在胸，并能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7月26日，也就是奥地利拒不接受塞尔维亚复照内容的那天，同时也是英国政府下定决心的前十天，他发布了一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命令。

　　7月26日，英国舰队正在完成一场动员和作战演习。这次演习，参加的舰艇一律按战时定员配足，但与当前的危机无关。各中队定于翌晨7时解散，有些将去公海进行各种训练项目，有些将返回港口基地，把部分人员遣回训练学校，有些将进坞修理。7月26日，星期天，据海军大臣日后的回忆，是个“大好日子”。他获悉来自奥地利的消息后，便拿定主意，决心“使海军的形势不落后于外交的形势，所以大舰队必须在德国人能够知道我们是否参战前，因而如有可能的话，也必须在我们自己作出决定之前，保持在它的战位上”。（引号内的斜体字[设为加重]是原文如此。）他与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巴登堡的路易斯亲王磋商后，便命令舰队不得解散。

　　接着，他把采取的措施告诉了格雷。经格雷同意后，他向报界发布了海军部的命令，希望这个消息会对柏林和维也纳产生“一种清醒剂的作用”。

　　单把舰队集结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之处于“战位”，这两个字丘吉尔都是用大写字母写的。舰队的首要职责，根据海军上将马汉（他是海战理论方面的克劳塞维茨）的规定，是保持“舰队的存在”。在战时，英国岛国赖以生存的舰队，必须确立和保持对海上贸易航线的控制权；必须保护不列颠诸岛不受侵略；必须保护海峡和法国海岸，以履行英法协约；必须集中足够的实力，在德国舰队讨战时能每战必胜；而尤为重要的，则是必须防范自身不致受到其潜在威胁力量尚未为人所知的新式武器——鱼雷——的袭击。海军部缠绕于怀的，是生怕突然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鱼雷攻击。

　　7月28日，丘吉尔下令舰队开赴远在北方位于北海浓雾弥漫的奥克尼群岛尖端的斯卡帕弗洛的作战基地。29日，舰队驶出波特兰港，夜幕降临时，长达十八英里的战舰行列便已向北驶过多佛尔海峡。此行与其说是为了寻求战功的光荣，还不如说是为了寻求审慎的安全。海军大臣写道，“无论如何，突如其来的鱼雷袭击已成为一场恶梦，一去不复返了。”

　　舰队的临战准备布置完毕，丘吉尔便将他的旺盛的精力和巨变临头的直觉转到为国家做好准备。7月29日，他说服阿斯奎斯授予拍发报警电报的权限，这是预先安排好由陆军部和海军部发出宣布进入预警阶段的信号。英国没有德国的面临战争危险的公告或法国的戒严令可以作为制订戒严法的根据，因此这一预警阶段便被说成是“天才的发明……在时间已经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时……可以让陆军大臣无须通过内阁而径自采取一定的措施”。

　　生龙活虎的丘吉尔深感时机紧迫，他认为自由党非要散伙不可，于是便去找他昔日曾经投身过的保守党接触。联合政府根本不合首相的胃口，首相一心只想维持政府的团结一致。谁都不会认为七十六岁高龄的莫利勋爵能在战时政府留任。政府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不是莫利，而是精力更为充沛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这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所展露的才能，以及他对选民具有影响的缘故。劳合-乔治精明干练，雄心勃勃，又有威尔士人令人着迷的口才，他倾向主和派，但是也可以一脚跨向任何一边。他的盛誉新近遭到几次挫折。他看出一个人已成为和他争夺党魁的新对手，那就是莫利勋爵所说的“海军部的那个杰出的雇佣兵队长”；他的一些同僚认为，“出一张和平牌”来对付丘吉尔也许会在政治上得到好处。劳合-乔治完全是个难以捉摸的危险人物。

　　阿斯奎斯无意领导一个分裂的国家投入战争，他以煎熬难忍的耐心继续等待，以便让事态的发展使主和派认识错误。他在7月31日的日记中，以丝毫不动感情的笔调写道，当前的问题是“我们要投身其中还是袖手旁观。当然，人人都渴望袖手旁观”。在7月31日内阁会议上，格雷的态度倒并不这么消极，而近乎开门见山。他说，德国的政策“是跟拿破仑一样凶恶的欧洲侵略者的政策”（拿破仑的名字在英国只有一个意思），他告诉内阁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是支持协约国，还是保持中立，不容再事拖延了。他说，倘内阁选择中立，他绝不是执行这种政策的人。弦外之音是以去就相争，其影响几乎跟明言直说一样。

　　一个在场的人写道，“内阁好象发出了一声浩叹”，好长一阵子，举座“鸦雀无声”。大臣们面面相觑，顿感他们这个政府的继续存在现在已成问题。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就休会了。

　　那个星期五，正值8月份银行假日和周末的前夕，证券交易所在金融恐慌风潮中于午前10时宣告停市；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首先在纽约掀起了这场风潮，全欧洲的交易所也都相继关闭。伦敦城人心惶惶，预示着末日将临，外汇暴跌。劳合-乔治说，银行家和商人一想到战争就“大惊失色”，战争将“使以伦敦为中心的整个信贷体系陷于崩溃”。英格兰银行总裁于星期六晋见劳合-乔治，告诉他整个伦敦城“全都反对我国插手”战争。

　　就在这个星期五，保守党的领袖人物全都从他们的乡间别墅召回到伦敦会商这一危机。亨利·威尔逊，一会儿冲到这个人面前，一会儿冲到那个人面前，又是申述理由，又是劝告，又是大发议论，说明如果犹豫不决的自由党在这当口退缩不前将会使英国蒙受怎样的耻辱。威尔逊此刻正是英法军事会谈的心脏、灵魂、精神、脊梁和支柱。两国总参谋部给它们的联合计划商定了一个委婉的用词，称之为“会谈”。霍尔丹首先确定了“不承担义务”的措词。这一措词，曾引起坎贝尔-班纳曼的忧虑不安，曾为伊谢尔勋爵所摒弃，但为格雷在1912年致康邦的信中所采用，如今仍然代表着官方立场，虽然它并不具有什么意义。

　　它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克劳塞维茨说得好，如果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延续，那末，军事计划也同样如此。英法联合计划是花了九年时间才把全部细节拟订完毕的，它不是逢场作戏，也不是幻想的驰骋，也不是把军事方面的聪明才智用之于一场纸上谈兵以免他们去惹是生非。这些军事计划如不是政策的继续，那就什么都不是。它和法俄之间的安排或德奥之间的安排丝毫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它在最后还有明知不符事实而仍按习惯采用的法律上的假设，说什么英国无须因此“承担义务”，采取行动。不喜欢这个政策的政府大臣和议员，只是闭上两眼，自行催眠，而对这样的假设深信不疑。

　　康邦先生在与格雷进行了精神上颇感痛苦的会见之后，再去拜访反对党领袖时，连外交辞令也弃置不顾了。“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双方共同拟定的。我们两国的总参谋部都曾进行过磋商。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全部计划和准备工作。请看我们的舰队！由于我们和你们所作的安排，我们的整个舰队都在地中海，因而我们的海岸对敌人敞开着。你们把我们搞得门户洞开！”他告诉他们，如果英国袖手旁观，法国是永远不会原谅它的，他最后满含悲愤，厉声责问，“那么荣誉呢？难道英国认为这就是荣誉吗？”

　　在不同的眼睛里，荣誉有着不同的外衣。格雷知道，必须使荣誉穿上一件比利时的外衣，才能说服主和派考虑它。就在同一天下午，他给法德两国政府分别去电，要求它们正式保证，“在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未受到其他强国破坏时”，它们准备尊重比利时的中立。法国在7月31日深夜接到电报一小时内，就回电表示同意；德国则未作答。

　　第二天，8月1日，内阁讨论了这个问题。劳合-乔治用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条他认为德国人会经过比利时的进军路线，这条路线正好穿过靠近法国的比利时的一个小角落，是直达巴黎的一条最短的直线；他说，这不过是对中立的“小小的破坏”。丘吉尔要求授权他进行舰队动员，就是说，征召海军的后备力量，内阁在经过一番“激烈交锋”后拒绝了。格雷要求授权他履行对法国海军承诺的义务，莫利勋爵、约翰·伯恩斯、约翰·西蒙爵士和刘易斯·哈考特便要求辞职。内阁外边，谣传四起，都在议论德皇与俄国沙皇之间最后一分钟的较量和德国的最后通牒。格雷走出房间去和利希诺夫斯基通电话——他的话被后者误解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最后还引起了毛奇将军一场虚惊。他还会见了康邦，告诉他“此时此刻法国必须独自作出决定，不要指望我们眼下所无法提供的援助”。格雷回内阁会议室去了，康邦则是脸色发白，浑身哆嗦，瘫倒在他的老朋友常务次官阿瑟·尼科尔森爵士的办公室的椅子上。“他们要抛下我们不管了，”他说。一位《泰晤士报》编辑问他作何打算，他回答说，“我要等着瞧，‘光荣’这个词是不是一定会从英语词典里删去。”

　　内阁里谁也不想破釜沉舟，虽然有辞职的传闻，却还没有人正式提出。阿斯奎斯继续稳坐不动，绝少开口，等待局势的发展，好让这种电报往来频繁、如痴似狂的日子快告结束。那天夜间，毛奇拒绝东进，费尔德曼中尉的连队占领了卢森堡名叫三贞女的地方，梅西米在电话中重申了后撤十公里的命令；海军大臣在海军部殷勤款待反对党的朋友们，其中有未来的比弗布鲁克和伯肯黑德两位勋爵。他们吃罢了晚饭便打桥牌，消磨焦急等待的时光。就在打牌的当儿，一员信使送来一只红色公文递送箱——恰巧还是最大号的。丘吉尔从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里面只是一纸公文，上面只是一行字：“德国已向俄国宣战。”他告诉了在座的人，便换下晚餐礼服，“径自走出去，就象是去处理习以为常的事务一样”。

　　丘吉尔穿过禁卫骑兵营的院子，来到唐宁街，从花园门进去，上楼见到格雷、现已出任大法官的霍尔丹以及印度事务大臣克鲁勋爵都在首相这儿。他告诉他们，“不管内阁如何决定，必须立即进行舰队动员。”阿斯奎斯一言不发，但是丘吉尔认为他似乎“十分满意”。格雷陪同丘吉尔出来时对他说，“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对康邦讲了，我们决不允许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或者这是丘吉尔在与格雷交谈中感到难于捉摸他说话的要领的情况下，对他的话的理解。这话意味着现在舰队已承担义务了。到底格雷是怎么说的，他是已经作了保证，还是如学者们后来所肯定的那样准备明天作出保证，其实都无关系，不论何者属实，也不过是对丘吉尔已作的决定加以肯定而已。丘吉尔回到海军部后，便“立即发出了动员令”。

　　丘吉尔的命令，格雷要信守同法国的海军协议的保证，这两者都是与内阁的多数意见背道而驰的。到第二天，内阁势须批准这些行动，否则就得解散，然而格雷仍期待到那时比利时会出现某种“发展”。他跟法国人一样，认为德国会作出这样一个“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