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于一八九二年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后于鲁迅的诞生十一年。他的童年也是在清帝国日益腐败、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紧、旧民主主义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年代里度过的。幼年时，由于诵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等书，培育了他最早对诗歌的兴趣。庚子(一九年)事变后，清廷为了挽救自己垂危的统治，缓和国内人民的革命要求，开始进行一些表面的改革，变八股为策论，接着又废科举而立学校。因此当时正在家塾读书的郭沫若，除圣经贤传而外，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介绍世界大势和民主启蒙思想的书刊，开拓了胸禁和眼界。在小学和中学时代，郭沫若对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庄子》、《楚辞》、《史记》、《文选》等，作了较广泛的涉猎，并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迪和影响，不满黑暗腐败的学校教育，起来反对，三次遭到斥退，被步显示出他的叛逆的性格。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虽曾给他以短暂兴奋，但革命后的混乱局面却给他带来极度的失望和苦闷，使他产生了离开四川向广阔的世界“奋飞”的愿望。

　　一九一三年底，郭沫若离国经朝鲜，于翌年初抵达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一九一五年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三年毕业后考入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科。郭沫若选择了医学，是想拿它“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在日本的生活，使他感受到军国主义的欺凌，“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注：《三叶集》1920年3月3日致宗白华信)，时时为之激愤之已。爱国的浪潮锻炼了郭沫若的思想。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他更怀着“冲冠有怒与天齐”的爱国义愤，一度回到上海。

　　在日本前四年的学习里，他阅读了不少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从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里汲取了多方面的滋养。因为接近泰戈尔、歌德的作品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的著作，又使他受到了泛神论思想的影响。那是五四运动爆发前两三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即将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个性的自由和解放已成了当时新文化运动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内容。冲决一切网罗和束缚，破除一切偶像和迷信，是当时一般青年的共同要求，也是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十七、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那种否认神是自然界的创造主、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神的泛神论，才能够给郭沫若以较大的影响。显然，郭沫若作为一个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人，不可能真正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神”。他自己就明白地表示过：“泛神便是无神。”(注：《少年维持之烦恼》中译本《序引》，收入《文艺论集》，见《沫若文集》第10卷第178页)他的“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注：《创造十年》，见《沫若文集》第7卷第58页)，一方面是因为泛神论思想跟他当时蔑视偶像权威、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大体上合拍，另一方面也因为泛神论所提供的“物我无间”的境界，正适于诗人驰骋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把宇宙万物拟人化，诗化，视之为有生命的抒情对象。郭沫若之所以会赞同“诗人底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注：《三叶集》见《沫若文集》第10卷《论诗三札》)这种很不确切的说法，原因也在这里。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了青年郭沫若以极大的鼓舞，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欧洲各种新思潮，也使他产生广泛的兴趣。他怀着改造社会的朦胧思想和振兴民族的极大热情，开始文学活动。还同留日的一部分爱国学生一起组织夏社，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工作。一九一九年二三月间，郭沫若写了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小说《牧羊哀话》(注：《新中国》第1卷第7号，1919年11月15日。按《牧羊哀话》写作和发表年月，《星空》(1923年，泰东图书局版)和《沫若文集》第5卷篇末所注，均有错误。应为1919年而非1918年)。不久，他的新诗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宗白华编辑)上发表。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年上半年，是郭沫若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注：据《沸羹集·序我的诗》中提到的时间是“民七民八之交”，疑有错误。《创造十年》中说，“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从《女神》中诗篇写作年月看来，后说较为确切)。他的著名诗篇如《凤凰涅盘》、《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就都是在这时写下的。一九二一年诗集《女神》出版，它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气势奔放，格调峻新，突出地表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女神》不仅确立了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广阔的天地。

　　“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思想具有多种复杂矛盾的内容。但就政治思想来说，革命民主主义占有主导地位。这种以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为主要特色的民主主义，当时已开始受到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的时代光芒的照耀。而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也正是这样的时代所烙下的深刻印记。在《女神》中，郭沫若彻底反抗黑暗现实，热烈追求个性解放，并已初步认识到“私有”制“种下了永恒战争的根本”(注：《女神·棠棣之花》)，进而歌颂十月革命及其领袖，歌颂“均贫富”、“茹强权”的斗争。虽然当时郭沫若思想中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但同时存在的这些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却反正是后来诗人思想能够向前发展的最初起点。从哲学基础上说，当时郭沫若思想中有强烈的个性主义。由于时代条件的区别，这种个性主义同欧洲十九世纪的个性主义已经有了不完全相同的内容。对于郭沫若来说，正如和他同时代的一些先进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个性解放不仅仅是为了个人，而是把它当作求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一种途径。他向往强有力的个人，甚至在想象中塑造了那个具有无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驾驭日月风雷，驱策江河泰岳，其目的还是为了同强大的黑暗现实作斗争。因此，个性主义思想尽管包含着本身的弱点，在当时的中国却仍然有着较大的反封建作用，并且促使郭沫苦去接近泛神论，从反对封建束缚和发展艺术想象力的角度吸取其积极的成分，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泛神论的“一切和谐”、“物我无间”、陶醉于大自然的那种消极的影响。在诗歌理论上，他强调直觉、灵感的作用，主张“自我表现”和感情的“自然流泄”，这些也都是出于个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对于诗歌创作的要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反对封建传统和封建载道文学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把诗歌看成纯粹的自我表现的手段，忽略了它的社会意义，则可以明显地看出纯艺术论思想的影响。

　　一九二一年七月创造社组成，郭沫若是它的发起人和最主要的成员。这个成立稍后于文学研究会、而同样发生了广泛影响的文学团体，它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巨大贡献，与郭沫若的卓越的文学活动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一九二一、一九二二这两年中，郭沫若曾三次回国，国内的黑暗现实，使他对“五四”后祖国新面貌的美丽的憧憬，以及希望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陡然归于破灭，向来为诗人所赞美的大自然，也一变而为寄托其满怀抑郁和无边寂寞的所在。诗集《星空》中那些含着“深沉的苦闷”、借抒写自然以求解脱的诗篇，就是这种思想情绪的明显的反映。

　　一九二三年，郭沫若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回国。继《创造》季刊之后，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经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这是前期创造社活动的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郭沫若的政治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由于受到“二七”运动以后革命形势的激发，他从忧伤和痛苦中奋起。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个性主义的影响，时而流露着用个人的自觉力量击退传统的重压，以争取社会解放的思想；然而诗人的敏感却又使他开始看到“私产制度的束缚”，不仅高呼“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第3号，1923年5月)，并且指出“唯物史观的见解”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注：《太戈尔来华的我见》，《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10月14日。文末注写作日期为“10月11日”，《沫若文集》第10卷误作“1922年10月11日”)。这种认识自然还不免有点笼统，因而没有从理论上促使他的文艺观点发生系统的和比较彻底的变化，却也已经成为可贵的思想因素出现在创作实践里。从那时起，《星空》里那种对自然的抒写消失了，而在《女神》中已表现出来的对工农的赞美则显得更为热烈。作者声称自己不再迷恋“矛盾万端的自然”的“冷脸”(注：《前茅·怆恼的葡萄》)，却愿意去“紧握”劳苦人民“伸着的手儿”(注：《前茅·上海的清晨》)。作为诗人心灵的写照，《前茅》便是这一变化的鲜明记录。

　　一九二四年，《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相继停刊，创造社的几个主要作家如郁达夫、成仿吾均先后离散，创造社前期的活动到此告一段落。郭沫若因为刊物在出版上受到挫折，个人生活又十分窘迫，在思想上产生了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注：《创造十年》及续篇，见《沫若文集》第7卷第165、183页)。这年四月赴日本。通过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使他稍有系统地接触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尽管这书有较大缺陷，但在郭沫若思想发展的历程上，的确起过重要的作用。他自己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9页)过去，他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怀着茫然的憎恨，而这本书却使他“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注：《创造十年》及续篇，见《沫若文集》第7卷第165、183页)，“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制度之进行，如百川之朝宗于海，这是必然的路径。”(注：引文出自1924年郭沫若给何公敢的一封信，当时未曾发表。郭沫若于1926年写《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一文引用了原信，见《沫若文集》第10卷第434页。)也就在同一年，郭沫若曾赴宜兴调查齐、卢之战的战迹。军阀混战的罪恶，人民生活的苦难，使他对充满阶级矛盾的现实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在政治思想较快发展的同时，郭沫若这个时期的文艺思想则仍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作为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日益觉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没有给他准备下“象牙之塔”，而目睹“五四”高潮后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水深火热的人民生活，更不能不使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主张中表示对时世的关切；但他一时又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纯艺术论思想的影响，在阐述诗歌的特征和浪漫主义创作要求的时候，往往羼杂着文艺无目的论和非功利主义的主张。同样是一九二三年，他既认为“任何艺术没有不和人生发生关系的事”，肯定“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命”(注：《艺术家与革命家》，《创造周报》第18号，1923年9月9日。文末注“9月4日夜”，《沫若文集》第10卷误作“1924年9月4日夜”)，又认为“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并不在乎使人能得共感与否”(注：《艺术的评价》，《创造周报》第29号，1923年11月25日。文末注“11月23日”，《沫若文集》第10卷误作“1924年11月23日”)。他一方面正确地反对“以为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观点，肯定艺术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却又将文艺对社会的从属关系颠倒过来，夸大文艺的作用，认为“要有优美醇洁的个人然后才有优美醇洁的社会。所以改造事业的基础，总当建设于文艺艺术之上。”(注：《儿童文学之管见》，《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25年12月初版，240页)即使在一九二四年提出了“我们是革命途上的人，我们的文艺只能是革命的文艺”，“促进社会革命之实现”(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300页)之后，一九二五年还没有完全清除纯艺术论思想的残余，在重视“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的同时，他又说过，“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是没有所谓目的”(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文艺论集》第142页。按此文原为郭沫若1925年5月2日在上海大学的讲演词，由李伯昌、孟超合记，最初刊载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编辑的《文学》周刊第3期(1925年5月18)上；后收入《文艺论集》，文末仅注“5月2日”，该书1929年7月第3版注为民国12年5月2日，即1923年5月2日；《沫若文集》第10卷又注为“1924年5月2日”，年代均有错误)的。不过，已经确认“物质是精神之母，物质文明之高度的发展和平均的分配才是新的精神文明的胎盘”的郭沫若，下决心要改变“从前深带个人主度色彩的想念”(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9页)，并且认真地投入了实际斗争，这样，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终于逐渐摆脱了文艺思想上的这种陈旧的羁绊。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经受着严重的考验，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这时的郭沫若，在大革命形势的鼓舞和教育下，世界观包括文艺观都有更大的变化。他进一步批判了个性主义。一九二五年底在《文艺论集》的序文里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的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他还指出：“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生活自由，大家应得同样的生活自由。”在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中，他在《洪水》半月刊上陆续发表了《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新国家的创造》等一系列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和鲜明的阶级观点的文章，有力地回击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歪曲和诬蔑，揭露了他们“在旧式的国家制度之下主张富国强兵以图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的反动实质，主张“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建设公产制度的新国家，以求达到全人类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注：《不读书好求甚解》，收入《盲肠炎》集，见《沫若文集》第10卷第427页、425页)。此外，“五卅”惨案的现实感受还使他写出了象《聂荧》那样紧密地配合当时反帝任务的历史剧，说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对诗人创作思想的影响。

　　郭沫若于一九二六年三月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为大家所熟悉的《革命与文学》一文就是去广州后不久写出的。这篇文章和三月初离沪前写的《文艺家的觉悟》一样，清楚地表明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巨大发展。他从阶级本质划分了革命文学与反革命文学的界限：“你是反对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反对革命的文学，是替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你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和过去一般地否定纯艺术论思想不同，在这里，郭沫若运用阶级观点从文学和革命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作用上，以正面申说的方式批判了文艺的无目的论和非功利主义的观点。同时，《革命与文学》一文还以“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的定义，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实际内容。《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也认定：“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开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尽管这两篇文章还有早期革命文学理论所难以避免的那些简单、笼统的缺点，但它们代表了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大革命浪潮推涌下的觉醒和进步，是我国从“五四”以来就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文学的一个重大发展。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不仅标志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巨大变化，而且也标志了新文学运动在第一个十年内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郭沫若投入了战争的洪流，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当蒋介石叛变革命、杀害革命群众的时候，他在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这篇战斗檄文在关键时刻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在当时传诵一时，可说是二十年代第一张讨蒋的革命大字报。此后，郭沫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同月由周恩来同志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在广东失败后，郭沫若经由香港回到上海，写诗集《恢复》，以“狂暴的音乐”、“螳鞑的鼙鼓”回答了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上海掀起的时候，郭沫若是它的积极的参加者和支持者。

　　一九二八年以后，郭沫若在日本度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在这期间，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学和古代社会历史，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有力地驳斥了托派所谓“唯物史观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还对“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作了积极的支持。此外，写了自传《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一九四六年又写了续篇)、《北伐途次》等。对于这“海外十年”，周恩来同志曾指出：这是郭沫若在革命退潮时“保持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注：《我要说的话》，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的十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有关抗战的文化宣传工作。在文艺创作主面，除写了《战声》、《蜩螗集》等诗集外，还配合现实斗争创作了不少历史剧，这是郭沫若创作中又一重大成就。在皖南事变后写出的《屈原》、《虎符》两剧，演出时曾产生强烈的政治效果。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坚持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一九四八年来到解放区。这以后，他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思想有更大发展。创作上也不断地取得新的收获。

　　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继续不倦地进行多方面的著作活动外，还长期担负着繁重的党和国家的事务，从事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领导工作，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郭沫若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逝世。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