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早成熟的农耕文明，分布在大体成弧形的地带。这片地带在努比亚沙漠北上到地中海南岸，向东延伸，经过西奈抵达亚洲，夹在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叙利亚沙漠之间，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尼罗河、约旦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为这片土地提供了肥沃的养分。基于其独特的地理禀赋，美国学者为这片土地命名为新月沃土。

　　对于阿拉伯世界而言，ISIS的建国运动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阿拉伯世界世俗化努力再一次遇到严重挫折，作为舞台上主角的ISIS更提出了“穿越”味道十足的政治主张，彻底否定了一切现代元素。

　　世俗共同体的衰落

　　阿拉伯世界百年以来建立的国家，绝大多数为现代民族国家或王国。即使是1979年，波斯什叶派穆斯林创建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接受了宪政，治国方略中吸收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此次ISIS希望创建的国家形态则纯以神权确立合法性，希望在21世纪重现奥斯曼哈里发帝国。

　　该军事团体的名称涉及沙姆和伊拉克，即地中海东岸和两河流域。这一地区加上尼罗河下游的埃及、叙利亚南部的约旦河流域，因形状像月牙并且土地肥沃，被考古学者定义为新月沃土，曾是人类最初发展农业和家畜的地带。

　　新月沃土和北非地中海南岸、阿拉伯半岛及波斯湾沿岸的海湾国家构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大致轮廓。但近代以来的阿拉伯世界发展中，新月沃土除约旦王国外，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在前现代史上，新月沃土便是阿拉伯文明的中心，伊斯兰时期的各大王朝中心大马士革、巴格达与开罗均在这一地带。

　　现代新月沃土的国家边界划分，是一战英法干预的结果。本土的权力精英与思想者，则主张建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所谓叙利亚国、埃及国和伊拉克国等等，只是暂时的分裂状态。

　　在关于国家地理边界的想象上，他们和现在的伊斯兰军区别不大。令人唏嘘地是，百年来，传统精英力求在这片土地上推行世俗化的统治，主张伊斯兰教应停留在指导精神生活的范畴内。与阿拉伯半岛及海湾国家相比，新月沃土原本是阿拉伯世界世俗化努力程度最高的。而今，这片区域却成为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圣战”战场。

　　局面的产生，自然与“阿拉伯之春”有关。自其3年前爆发以来，在埃及执政30年的僭主穆巴拉克垮台，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国家共识至今未达成，而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陷入长期内战之苦；萨达姆政权虽早在10年前被美军赶下台，但民主制度框架下的新政权，激起了族群教派纷争：权力日渐向什叶派过分倾斜，为逊尼派军事集团的梦想提供刺激和空间。

　　“阿拉伯之春”之前，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央权力与市民社会间的冲突。僭主政权致力于以国家干预改造社会，聚拢政治经济资源后，日渐形成一套腐败、僵化的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网络。国家机器惯于以安全为理由，以牺牲部分群体利益、权利乃至性命的恐怖治理，维护勉强运行的社会秩序，直至崩溃。持续3年的动荡，不仅从“阿拉伯之春”走到了“阿拉伯之冬”，更消耗了权力曾努力塑造的世俗国家共识和社会耐心。

　　当权力集团与社会均告疲惫、沮丧乃至绝望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军事集团的兴起理所当然。打破国与国的边界，试图掀起宗教战争7世纪四大哈里发时代伊斯兰最初的荣光，其立场基于原教旨的宗教思想，其主张无视现行的现代民族国家秩序。他们以复兴为名希望重构阿拉伯世界。

　　此前新月沃土政治理念的基石是世俗化、社会主义加泛阿拉伯主义。为达成这三者，历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付出心血无算。但此时这片土地却出现了渴望重演早期伊斯兰初期扩张的宗教军事集团，堪称痛苦和讽刺。

　　由此不能不检讨，究竟是什么让新月沃土上的阿拉伯社会和国家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1841年，穆罕默德·阿里，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的总督，在同僚的陪同下走在开罗街头。

　　3年前，埃及解放广场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导致穆巴拉克政权垮台。解放广场周边为19世纪的埃及总统兴建，完全参照彼时的巴黎街区。

　　拼凑的共同体

　　作为西方的近邻和对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沙皇俄国一样，是最早尝试西化的地区。彼时最为激进的西化，没有发生在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带，而是发生在埃及。

　　19世纪后半叶，埃及的总督曾说过，埃及从此不是非洲的一部分，而是欧洲的一部分。自默罕默德·阿里以降的历代总督，在尼罗河以东沿岸，传统开罗的南部复制了巴黎的古典建筑及街道。在此后100年这一地区成为埃及世俗精英的聚集地，而其核心地段的解放广场即“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反抗集权的集会空间。

　　阿里总督及其子嗣的现代化运动为纳赛尔时代的埃及留下足够丰厚的遗产，使后者在产业、人才和文化资源的占有，超过同期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总和。如果没有这场运动，纳赛尔时代的埃及便不会成为其他阿拉伯民族仰望的主体。

　　阿拉伯之春图解

　　百余年前，地中海东岸的社会精英以伊斯坦布尔和基督徒地区为跳板接触了现代思想。当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还在过着传统游牧生活时，大马士革、巴格达和贝鲁特的上流精英开始酝酿阿拉伯民族的观念，寻求在奥斯曼帝国中获得更多的自治。

　　在19世纪后半叶至一战前，土耳其民族主义一度成为伊斯坦布尔的主流，并着手清算其他民族在帝国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这自然激起了阿拉伯精英的民族自觉意识。1913年，阿拉伯大会在巴黎召开，这一事件被定义为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起点。问题是，这一大会离民族独立、建立现代阿拉伯民族国家的愿景相去甚远。大会的组织者所期待的，只是奥斯曼帝国的去中心化，实现阿拉伯的联邦自治。此届大会成为阿拉伯贵族与土耳其民族主义势力交换地位的筹码。

　　而当时阿拉伯上流精英中流行的不光有泛阿拉伯主义的民族认同，亦有区域性认同。埃及有基于数千年前的法老和希腊统治历史资源，可建构埃及民族认同；叙利亚有追溯到腓尼基人的叙利亚认同，时至今日主张叙利亚认同的党派——叙利亚社会民族党依然活跃在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党员数量庞大；黎巴嫩山区的亲罗马基督徒又有独立的打算。相比而言，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的嗓门要小得多。

　　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独立运动”由英国人在帝国的边缘地带阿拉伯半岛推动。牛津大学的两位精英劳伦斯和“沙漠的女儿”贝尔女士，先后辅佐来自麦地那的王子费萨尔称雄阿拉伯。

　　1921年，在丘吉尔的统筹下，现代阿拉伯国家划界成形。不过，由于法国的干预，费萨尔王子建立大叙利亚国的努力失败，黎巴嫩国独立。贝尔女士通过亲自勘探和地图上的仓促勾画，决定了今日伊拉克的边界。

　　在巴格达，有无冕之王之称的贝尔女士将费萨尔王子引见给伊拉克部族头领及宗教领袖。她所考虑的重点是，费舍尔虽然是逊尼派穆斯林，但来自先知家族，可以为崇尚圣裔血统的什叶派势力接受，至于库尔德人的地位问题不在考虑之内。

　　某种程度上说，地图划分象征着大英帝国对于现代治理的自信心。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边界，以及伊拉克与伊朗的边界，基本呈直线，完全忽略了本土地理与文化禀赋特征。有人对贝尔提出质疑，其答复是反正边界会改变。她显然无法想象，在若干年后伊朗和伊拉克会因为这条在地图上划出的边界，付出上百万生命的代价。

　　回顾历史，英法列强基于自身战略与石油开采需要划出的格局多遭后世诟病。尤其是扶植以色列的诞生，在地理和思想上成为打入阿拉伯统一的楔子，在激发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同时，也为之造成至今无法逾越的障碍。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要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否认纳粹大规模灭绝犹太民族的言论广为人知，而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曾在餐后吃完新鲜橄榄后吐出核时，对周边的亲信说：早晚有一天，我要像吐出橄榄核那样把犹太人从中东赶走。这并不只是世俗专制和神权共和政体下权力精英的一致想法，在民间也大量存在。

　　无论如何，当时阿拉伯格局由英法两国主导，与本土上流社会精英、酋长、财阀及阿拉伯贵族合谋，硬生生地框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盖子，其国家设计并没有考虑一个极为复杂的前现代社会转型的困难，社会内部的格局错位：上流社会接受了西方现代理念，而下层社会保持着帝国臣民的心理状态。当国家的框架确定，社会自行发育生长，现代化波及到整个社会时，权力的重新分配和诸多意想不到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一战前的地图：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早已没有了昔日围困维也纳的气势。北边的俄罗斯从外部侵蚀着它的疆域，欧洲商人则渗透到权力的内部。上层统治者宁可把垄断经营的权力出租给外国的商人以换取贿赂，也不愿扶植本土的商人、企业家发展商业。

　　民族国家的巩固

　　二战结束，阿拉伯民族便开始了一系列挣扎与动荡。在国家内部，共识需磨合而成，权力需要结成体系；而冷战及对以色列的战争构成外部刺激。叙利亚仅在1946-1956年的10年间就有过20个内阁及4份宪法；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亦先后出现数次政变。

　　政变往往由来自下层社会的军事集团主导。在原有的格局里，军队成为下层平民获取现代组织资源与权力的狭小通道。军队中的平民军官容易对阶层间的巨大差异形成情感上的排斥，又有着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当阿以间的战事屡屡以阿拉伯一方失败告一段落时，他们认为有钱有势而又腐败的老派统治者应被驱除，国家需要新一代现代精英统治才有希望。

　　上世纪50年代，纳赛尔主持的自由军官组织通过政变颠覆旧法鲁克王朝。但法国大革命式的血腥被避免，老国王被驱逐了事。旧政府中的老官僚被清算。

　　最终获得稳定掌权的一派认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以统一阿拉伯国家为要务。另一方面，则需要彻底改造阿拉伯社会，使之现代化，只有国家权力才能承担这一重任，由此应当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意味着权力的世俗化。

　　基于冷战格局和执政理念，使纳赛尔式的改革更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翻版。在政治上，纳赛尔取消党派，消解政治党派生态的竞争，而以国家掌控下的层级代表大会制设立民意表达的空间和渠道。权力日渐集中。

　　在国家治理上，纳赛尔主持了国家农业用地的改革，通过测绘与丈量土地，将传统模糊的农业地产产权明确，纳入到国家的管理体系之内。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型工程偏好在他身上亦显现无遗。苏联专家指导援建的阿斯旺大坝是其中杰作，改变了尼罗河下游千百年潮汐泛滥的规律。

　　纳赛尔主张国有企业为主，但没有推行清算改造私有企业的社会运动。其将资源和产业国有化的冲动更多基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立场，而没有接受苏联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

　　纳赛尔上台不久后，同样信奉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阿拉伯民族复兴党在叙利亚掌握政权，该党派同样主张以国家改造社会，排斥多党制，但在叙利亚并没有跃出议会政治的框架进行激烈革命。

　　由于担心叙利亚共产党上台带来威胁，叙利亚民族复兴党及部分军官选择与纳赛尔合作，选择两国合并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基础。彼时，纳赛尔因将苏伊士运河成功国有化，成为阿拉伯世界乃至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者的英雄偶像。在泛阿拉伯主义者心目中，纳赛尔仿佛19世纪后期普鲁士的俾斯麦，是完成阿拉伯民族统一大业的最佳人选。

　　有趣的是，在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阿拉伯权力精英中，对于阿拉伯统一大业倒不那么关心。沙特国王在接管阿拉伯半岛时，甚至曾向英国人抱怨过，自己被来自哈希姆家族的敌人们给包围了。

　　牛津大学毕业的劳伦斯以知识、意志力和眼光获得了阿拉伯反抗者最高级的尊敬。他热衷于帮助阿拉伯人建立适合时代的文明秩序，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现代阿拉伯世界最初的轮廓，为此他不惜与伦敦当局的政客发生冲突。

　　当哈希姆家族的王子，叙利亚国王费萨尔抵达巴格达时，贝尔女士一边喝咖啡一边向他引见本地的部族首领。作为大英帝国对阿拉伯世界最为熟悉的人之一。她的意志力和智识让身边的男人无法轻视。热爱考古的贝尔女士为伊拉克留下了一座博物馆。博物馆不幸在战火中遭到破坏。

　　国家改造社会

　　纳赛尔以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信奉两点诉求，一是阿拉伯民族需要统一，二是国家权力应集中，以主导改造社会的任务。累积到今天的历史经验表明，这两个诉求具有内在矛盾。无论是纳赛尔还是民族复兴党，都支持一党执政。由该党负责掌管国家权力机关推行对社会的改造。当国家合并以后，即意味着各国的权力核心需要重新凝聚，原有的权力架构解体。除非两个原有的权力架构均告解体，重新洗牌，否则即变成吞并现象。被吞并一方改造本土社会的诉求必然失望。

　　1958年，叙利亚与埃及“闪婚”。纳赛尔希望以埃及的一党制改造叙利亚政体，要求叙利亚的民族复兴党自行解散。遗憾的是，解散后的叙利亚政治精英发现，自己在这个新家的中心——开罗中所能做的很少。在叙利亚，他们觉得那些从开罗派来的埃及家伙，各个都以为自己是纳赛尔。叙利亚的资源依附于开罗，但埃及的市场却没有向叙利亚开放。资源匹配的不公、权力体系的消失，导致了“离婚”。

　　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三四年，但达成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共识依然是阿拉伯权力精英挥之不去的情结。70年代，在卡扎菲的策动下，利比亚、叙利亚与伊拉克又曾有过同样失败的尝试。

　　若干次联合的失败与对以色列战争的持续战败，几乎扑灭了新月沃土阿拉伯人民决心统一的期望。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三国除了在国旗上保持着统一的基调，实际已分道扬镳。1973年，萨达特以战促和，将埃以冲突画上句号，从此埃及放下泛阿拉伯主义的旗帜，以色列的对外战争也变成叙以冲突、巴以冲突和黎以冲突。

　　山中无老虎，侯赛因称大王。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接过纳赛尔的大旗，在他治下，伊拉克社会看上去总是处于战备状态。80年代两伊战争爆发，90年代海湾战争，直至2003年伊战溃败。萨达姆的宣传机器总是用军事用语描述政治主张和决策，“油田会战”、“建设攻坚”，颇类似毛时代的中国大陆。

　　叙利亚则更专注于地中海东岸事务和国内建设。放弃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民族复兴主义的实质已经变成以某一权力集团掌控社会，实施“车同轨，书同文”式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改造固然以现代性为价值取向、为目的，但同时约束了社会精英的表达空间和竞争的生态。由此，国家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同样的现象，国家改造社会的问题日渐显现。官僚化，效率低下，腐败滋生。

　　至80年代，党派转化为权力的外壳。家族人脉的庇护网络决定权力的分配与流动。埃及的穆巴拉克、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和伊拉克的萨达姆家族长年把持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权力的固化及对民间社会的管控同步进行，致力于将生机勃勃的社会凝固为盆景。某种程度上说，除去对外战争，那些年倒是内部社会最为稳定和平的年代。

　　冷战为统治者带来充足的外援供给和财政补贴，保证专制的大体稳定。美苏争霸年代的消逝，使独裁者在国际安全与军事格局中沦于“准失业”状态。除了石油能源领域，国家亦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渐处下风。虽然迫于外界压力和内在需求，埃及、叙利亚等国均有“改革”的动作，但成效不大。直到突尼斯小贩自焚掀起“阿拉伯之春”，权力与社会的脆弱关系彻底暴露，噩梦开始。

　　泛阿拉伯主义者心中的俾斯麦，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他的居所。

　　失败的社会

　　经过长期的战争状态和内部管控，新月沃土的三个大国面目接近。社会精英依附权力，靠腐败与人脉获得生存寄养；有信念的知识分子逃亡或被关进监狱；权力机器总有一套法外之法，往往以紧急状态为名抓捕危险分子；官吏和警察靠勒索获得收入。敲诈与谎言无时无地不在发生。当权者靠发放近乎免费的大饼收买穷人，却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无计可施。10年前，记者在大马士革的电视节目里已经看到当地喜剧，一名拿帽子遮挡私处的小胡子抱怨说，他拒绝一切中国制造的物品，只好光着。

　　本地产业被远东的竞争者夺去市场的同时，人口的生产却节节攀高。80年代后期至2010年前后，中东世界人口剧增。在1989-2009年之间，埃及人口增长2800万。叙利亚和伊拉克人口分别增长800万和1000万。人口增长超过50%。远远超过权力所能提供的饭碗。

　　如果平民不能对僭主俯首称臣，那就靠警察和秘密警察强按下他们的头。记者10年前在大马士革游历，随处可见军人的身影。政府机构前则往往有便衣密探乱逛。巴扎里的每一个商铺都挂着领袖阿萨德父子的头像，教堂里也不例外。此次内战期间，每当叙利亚政府军收复一块失地，领袖头像的宣传海报便会重新“占领街头”。

　　在这样的社会里，宗教组织几乎是最大限度超脱管制的民间组织，承担着对平民和底层人员的救济功能。当普通人无法从权力资源获取帮助时，他便寻求亲戚或宗教组织的救济。在组织功能之外，宗教与集权者的分歧不仅仅是宗教化还是世俗化的分歧，也有根本的治理冲突。现代集权国家试图将国境内的每一寸土地和人口明确，推行标准化和网格化管理，而忽略本土生活方式和熟人社会的模糊性。宗教和巴扎却是传统生活方式、本土知识的把持者。

　　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势力成为反抗极权的中坚力量，似乎也是无可奈何。其他反对派的组织能力和社运的激情无法与宗教相比。甚至，国家越集权，溃败后的反抗越极端，越具有革命性。中间温和派长期贩卖虚假希望以致政治品格遭人诟病，且因温和立场并不选择组织起来，故丧失了在革命后的接盘能力。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革命者的宗教军事组织伊斯兰共和军和他们的支持者在街头游行，他们高举着革命者的宗教及政治领袖阿伊图拉霍梅尼的头像。

　　宗教革命的力量

　　无论是在埃及、叙利亚还是伊拉克的各个城市，几乎每个社区都分布着清真寺。在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当局可能因为打压某一派别限制清真寺的兴建，但无法承担与宗教传统整体决裂的风险。

　　每个星期五信众在清真寺聚集，共同祈祷，再由阿訇宣讲经文和时事。清真寺可以成为组织与社会动员的据点。这使得当社会动荡时，宗教成为最有效的抗拒权力的组织。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那场攻占卡扎菲“皇宫”阿奇奇亚军营的冲锋信号，即依靠皇宫附近一座清真寺发动。在组织的水平上，唯有军队可以与宗教组织抗衡，但世俗取向的阿拉伯国家军队里却没有那么多的“政委”式阿訇，可以发动群众。

　　1930年代，埃及创立穆斯林兄弟会，以医院和教育起家，日渐成为对阿拉伯世界政治有影响力的宗教社会组织。在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政变中，穆兄会成为军官们在民间最大的支持者。此后，宗教组织滋生繁多，分衍出激进与温和派。二者的共同点均期望于以伊斯兰教义传统作为社会立法基础，分歧在于采取的方法与行动不同。

　　世俗政权与宗教组织相对抗，时有暴力发生，最惨烈的莫过于1980年代叙利亚官方将穆兄会占据的一座城市彻底推平。而在90年代以来，穆兄会亦出现温和转型的势态，与统治者建立一定默契的“停战”关系。遗憾的是，一年多来的埃及政治史表明，军队与穆兄会总统之间并不能进行有效而得体的对话。

　　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什叶派宗教势力成为革命的骨干与成果接收人。伊朗创建了将伊斯兰神权与世俗政权结合在一体的体制，也为其他地区的什叶派与逊尼派伊斯兰宗教组织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案例。虽然寄托传统和清真寺组织信众，但伊朗伊斯兰主张与西方现代思想悄悄做了妥协。革命的斗争经验及其后治国方略吸收了列宁-斯大林式的左翼共产主义主张，其建国后的成文宪法与柏拉图式的教权——政权逻辑，也是伊斯兰世界首创。

　　相较而言，此次逊尼派伊斯兰极端组织似乎没有学到什叶派对手的优点。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在革命之前已经公布了自己的神学政治体系，看上去似乎可以让一个现代性的官僚与权力机器运转起来，且和国际社会接轨。而“伊斯兰国”应该是什么模样，似乎谁也没说清楚。

　　而今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复兴的梦想，都不能给新月沃土的僭主们提供哄骗民众的法宝。而新的治国思想尚未登场，反极权与动荡激发的能量与原教旨的宗教情绪相结合，人人以宗派、宗族划清界限的日子正在降临。

　　接下来的问题是：原有的民族国家会否成为僭主们的陪葬品？冷眼旁观且近乎唯一成形稳定的共同体库尔德人是否会宣布独立？历史经验显示，未来难以预测，曾经微小的“蝴蝶”在巴尔干、柏林扇动过改变无数人命运的翅膀，谁知道这股原教旨军事武装是否也会是这样的蝴蝶呢？（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