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历史命运的改写始于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随着思想解放和妇女解放思潮的兴起，各地相继创办女子高校，从此，中国女性有了在高等学府接受新思想教育的机会。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知识女性”这一群体。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塑造知识女性的作家。他在自己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伤逝》中成功塑造了在苦难生活中觉醒的知识女性的代表——子君。面对着民主、科学、自由风暴的冲击，知识女性以其独有的细腻而灵敏的心性感应着这鲜活的生机，心理上追求个性解放的觉醒，使她们在人性上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复苏，大批女作家用写作的方式参入到民族解放的进程中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石评梅等等，都对女性身份、女性地位等女权问题投入了很大的关注。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知识女性产生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萌生了精神上的“困惑”：人性觉醒，出路何在？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做了形象的回答——在激烈的时代洪流中，受个性解放思想熏陶的莎菲，挣脱了封建思想的牢笼，开始“人”的觉醒，执拗地寻觅着人生的意义，她这种理想追求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也必然碰壁，那是标尺过高而无衡量对象的虚幻。她的呐喊亦如铁屋中的呐喊，终将消失在茫茫黑夜里。从封建家庭出走，争取婚姻自由到又回到封建家庭，莎菲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与大胆反叛，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严峻的危机，那便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40 年代初解放区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抗战转移到国内问题。丁玲敏锐地观察到革命圣地并没有根本改变妇女受歧视的状况，又一次表现出“莎菲式”的叛逆勇气，对革命政权内部实际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和男权中心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审视分析与批判反省，先后创作出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夜》等作品，揭示了解放区妇女的现实困境。张爱玲、苏青是 40 年代上海沦陷区的两位重要女作家。张爱玲关注的焦点是人性，塑造了一群由“怨女”变为“疯妇”的女性形象，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怨女》中的银锑，《十八春》中的曼璐，《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等，这些处在新旧人生交汇点的都市女性，骨子里仍然是“老中国儿女”。《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走出破落的“家”，是为了生存重建一个新的“家”，她用尽心机所争取的只是一个赖以谋生的、功利化的婚姻，只是一座没有爱情的空城。

　　张爱玲通过白流苏恋爱过程的描述，审视特定文化氛围中传统女性的心理特征，传神地描摹了这一形象内心深处的卑弱、虚荣和苍凉。苏青在她写的具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中，反复渲染的是现代女性跋涉在男权社会的无奈与艰难，职业女性“谋生也谋爱”的矛盾心境以及对美满家庭的渴盼和探索。 具有鲜明性别意识的苏青，在她的小说《蛾》中，用飞蛾扑火象征女性的欲望，展现出女主人公寂寞空虚中的性苦闷，凸显了女性强烈而不羁的生命活力。梅娘的水族系列小说《蚌》、《鱼》、《蟹》以象征性的水族名称暗含了女性命运，成为中国女性几千年文化境遇精辟的象喻。梅娘在《动手术之前》中塑造的“我”，是一个经过灵魂的痛苦挣扎，终于冲破贞操观念束缚走向新生的女性形象。

　　“十七年”的知识女性题材小说代表性的有《百合花》、《红豆》、《青春之歌》等。《百合花》是茹志鹃的代表作。作品之所以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正是由于其中流露出的女性视角。宗璞的《红豆》以北平解放前夕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女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的爱情悲剧，揭示了在爱情与政治信仰发生冲突时人生抉择的主题。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其构思和创作明显贯穿着意识形态的主观意图与价值重构策略。作者力图写女主人公林道静“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故事。五六十年代的女知青开始进入人之生存状态及其人性特征的探索在“左”倾错误思想的笼罩下，具有人之尊严感的女知青们没有人的基本尊严，她们的“自我”被扭曲和沦丧，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而重新站立起来，从而陷入“人性回归，出路何在”的精神困惑之中。她们逐步走向对“女性－人－作为知识女性的人”的探索，代表性的作品有女作家竹林的长篇小说《女性－人》（又名《呜咽的澜沧江》）、乔雪竹的短篇小说《荨麻崖》等。

　　80年代初，谌容《人到中年》、张洁《方舟》、《祖母绿》、《七巧板》，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最后的停泊地》，胡辛《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等文本出现。这些文本表现了知识女性在事业、家庭以及个体生存中的苦苦挣扎，在挞伐造成女性悲剧人生的现实与历史的种种积弊中，初步触及了女性因性别身份导致的生存困境。80 年代中期以后，在对人性复苏的探究中，女性生命意识、性意识浮出水面。如铁凝的“三垛一门”（《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和《玫瑰门》），集中

　　体现了对女性生存状态和命运的整体性思考；还有王安忆的“三恋一岗”（《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作者着意探索性爱在人生中的意义和位置，其作品内涵不仅仅限于女性主题，而是同时包含对人性深度的探询。 经过 80 年代中后期的实验和积淀，到了 90 年代，知识女性题材的小说可说是遍地开花，既有侧重以写实的方法揭示现实和历史中女性处境的作品，如王安忆的《我爱比尔》、铁凝的《永远有多远》、方方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池莉的《小姐，你早》、张欣的《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等；也有以反讽、戏谑的笔调还原男性欲望，颠覆男性性神话的作品，如徐坤的《厨房》、蒋子丹的《桑烟为谁而起》、张洁的《无字》等。最引人注目也最有争议的是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等提供的“纯概念性”的女性写作，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海男的《我的情人们》、徐小斌的《双鱼星座》、陈染的《私人生活》等，在这些作品中，她们回避或绕开社会现实情境，把笔触游进极其个人化的女性经验和女性心理，书写女性成长的历史，那是肉体的也是心理的成长。

　　中国文学史行进到世纪之交，知识女性题材的文学创作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的心灵和精神状态，描写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形而上困惑。这种探索现代人精神困惑的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这篇小说开通了一条通往知识女性心灵与精神的通道。这部作品写的是文革中度过青春的女知青，从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城市后，经过结婚、生育、上班、家务这些人生必经之途，陷入平庸的生活困惑的故事。我们看到，小说中的“她”，毕竟还联结着一个“沉重的昨天”，它是对苦难的昨天的历史控诉。蝌蚪的小

　　说《无以诉说》中的苏佩，就是一个并不曾因“历史”而完全因自身而困惑的知识女性形象，它让我们看到的是现代人生活的另一面，即在所有幸福的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外表下裹着的精神的苦闷、烦恼、和焦虑。刘索拉作品中的知识女性形象也常常流露出如苏佩一样的迷失。《蓝天绿海》中的女主人公反复自问：

　　“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是不是想不出来？想出来又不敢说？想出来做不到？”这是在剧变的现代价值观念洗礼下的现代知识女性的一种精神困惑。赵玫的四部女性知识分子系列长篇：《秋天死于冬季》、《漫随流水》，《八月末》以及新作《林花谢了春红》。赵玫的女性知识分子系列作品独标一格，风格鲜明，她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大都是那些举止幽雅，知识渊博甚至学贯中西的文化女性，她们摆脱了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也较少受到宏大历史政治逻辑的束缚。她们的精神世界往往更为复杂多姿，也更容易遭遇生存的危机感。赵玫更为关注女性更进一步意义上的解放，亦即从经济自由过渡到精神自由，从解放肉体过渡到解放灵魂。蒙古族作家韩静慧的《将谎言进行到底》、《双重面孔》，通过展示现代家庭与事业的矛盾来关注女性问题，小说中的女性惶惑及其家庭的悲剧感，以及所“映射出职业女性在现代都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精神性危机”等，都有普泛的现实意义。 毕淑敏的长篇小说《女心理师》讲述女心理师贺顿自己及其与不同案主之间发生的故事，继续问询着关于女性的身份的确认与建构及其路在何方的问题。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文坛出现一批“教授型”作家,诸如阿袁、朱晓琳、纪华文、史生荣、南翔、黄玲、阎真,他们把题材投向了高校,因作家们也是身处高校的知识分子,熟悉学院生活,所以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仿佛就是他们熟悉的同事、同学。如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朱晓琳的《大学之林》、纪华文的《角力》《底线》,小说中一个个鲜活的面孔一一浮现,知识分子的形象被重新书写,他们或在权力纷争中角逐,或在爱情婚姻中迷茫,或在学术道路上腐败,或在岗位上毫无追求甘愿平庸,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却依然在为房子车子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