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传体小说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

　　18世纪上半期，西方社会涌现出了众多的回忆录式的小说，菲力浦•勒热讷在其著作《自传契约》描写到：人们“开始意识到每个人自身经历的价值和独特性，人们也意识到个人是有历史的，他并非生来就是成人”。

　　传记和传记体小说的兴起是文艺复兴、基督教改革运动的结果。换句话说，个人和个性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导致了传记的兴起与盛行。传记和传记体小说的兴起又推动了整个小说的发展。小说叙事的重心慢慢地从历史转向了个人。

　　转向成功的代表性作品是英国作家笛福（D. Defoe，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虽然《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故事并非笛福自身的经历，不能称作自传，但是笛福努力将他的小说做成“自传”。他在书中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以及自传性回忆的创作手法，还在小说的序言中极力暗示他本人就是鲁滨逊的原型。伊恩•P•瓦特在其《小说的兴起与发展》中写道：“《鲁滨逊漂流记》开创了小说处理与忏悔自传相竞争的先例，在使我们接近个人的内在道德本质方面，它优越于其它文学形式；它凭借将自传体作为形式基础的方法，实现了这种对主人公内心生活的接近。”可见，该书对于自传体小说的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然而，菲力浦•勒热讷在《自传契约》中称，当时的宗教忏悔式自传仍使自传这种文学体裁处于“史前史”阶段。直到18世纪中期，法国思想家、哲学家、作家卢梭（J. Rousseau，1712-1778）的《忏悔录》问世以后，自传作为一种自足的叙事形式才在欧洲文学界确立。作者也不再局限于作家特别是小说家，而扩展到了各行各业的专业和非专业人士。现代意义上的自传也终于独立于自传体小说的母体。

　　自传体小说是先于自传而存在的。自传体小说的力量并没有因为自传的独立而被削弱。自传强调历史、科学研究等价值，而自传体小说更多地强调艺术、文学和审美等价值。

　　许多西方优秀的自传体小说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如俄国作家高尔基（1868-1936）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大卫•科波菲尔》，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的《简•爱》，英国作家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的《儿子与情人》，英国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的《人性的枷锁》，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的《苦行记》，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的《情人》，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1965-）的《追风筝的人》等等。

　　二、自传体小说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早在诸子百家时候，中国就有了散文或诗歌形式的自传文字。

　　大致从唐朝的传奇文开始，我国开始出现一些带有亲历性质的小说，可以被视为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的萌芽。

　　明末清初时，我国的自传体小说已初具形态，代表作品如明代张岱的《陶庵梦忆》，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刘铁云的《老残游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其中，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出现更是标志着中国小说的成熟。

　　清代沈复著的小说《浮生六记》被学界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在其著作《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处，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为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景，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之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作者浓墨重彩地写闺房情趣和夫妻情感生活，写夫妻间平等和尊重，写两人心灵的沟通和契合，这在封建礼法森严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大胆行为，确是古代小说史上的一个‘例外’，这表明作者的文学观已带有鲜明的近代民主思想色彩。”

　　在梁启超倡导的“小说新民”说与文学改良背景下，中国近现代的自传体小说迅速发展，并在“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中得到巩固。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传或自传体小说的创作更是成为一种风尚。如庐隐（1898-1934）的《海滨故人》是当时都是颇具影响力的自传体小说。郭沫若（1892-1978）的自传体小说《漂流三部曲》、《我的童年》、《创造十年》也闻名遐迩，但后来他转向了具有历史价值的传记创作。郁达夫和沈从文则强调传记的文学性、艺术性。

　　此后，中国出现了众多优秀的自传体小说，如老舍（1899-1966）的《正红旗下》，林语堂（1895-1976）的《赖柏英》，萧红（1911-1942）的《呼兰河传》，林海音（1918-2001）的《城南旧事》，虹影（1962-）的《饥饿的女儿》、葛红兵的《我的N种生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