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腾讯文化内容合作方澎湃新闻，原载《读书》

　　在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儿女声讨母亲或以扭曲的母子关系为题材的作品，以至于 “母爱缺失 ”、“母性丧失 ”这些词语曾成了文学评论的热门概念。同时期，在学术界也曾有《发现母亲》（王东华著）这样的专著，以洋洋八十余万言痛陈母爱缺乏之于中国发展之危害，十多年来一版再版，影响广泛。

　　作家的成长，以对童年精神伤痛的展示为方式，原不是特殊的现象。但一代作家不约而同地对“母亲”展开集体控诉，这无论如何是值得关注的。它不只是文学现象，也应该被视为社会事件。此前，笔者因为研究中国历史变动中的“青年”，以及八十年代的青年文化，曾搜集、阅读过一批文化人的童年回忆，那其中多涉及“母亲不在”的情节和感伤，如王朔谈父母对孩子的疏离和冷漠，还有不少人回忆幼年时在全托幼儿园刻骨铭心的寂寞记忆……令人印象深刻。这其中，以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和老鬼的《血色黄昏》《我的母亲杨沫》等为代表的非虚构作品，尤其因为作者以其亲身的经历、对他们的亲生母亲所做的凌厉批判，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反响。

　　中国的母亲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有关李南央的母亲范元甄、老鬼的母亲杨沫，以及她们所代表的革命女性们的母性问题，近些年已经有不少的分析和评论，包括她们的老同事们所做的历史分析，还有李南央和老鬼这些子女们的痛苦反思。相关的讨论深入到了革命历史中的诸多悖论，也涉及了心理学的问题，还有亲人间如何达成 “宽恕 ”这样的严肃话题。但是，笔者在有限的阅读中，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当事人群体其实是沉默的，我们几乎听不到她们的表达或申辩 —母亲们，她们对于自己备受质疑的母性、对于子女们的控诉，是如何想的？

　　那些母亲中不乏女作家、女干部，她们应该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和话语权，但是，很遗憾她们没有留下我们所期待的文字。我们知道，范元甄曾对女儿的某些记忆文字做出过反驳，也曾以她的方式对女儿表达了她的愤怒，且直到告别人世，她也没有原谅女儿的行为。而杨沫做出了另一种回应：她在晚年回归家庭生活，努力扮演了一个正常的母亲角色，母子间也因此相互获得了对方的谅解。

　　但是，对于被问题化的那个时代的“母性”，她们都没有做出自己的解释或辩护。

　　在这里，为便于分析，笔者且将那些被控诉的母亲们大致区分为两代人：革命年代的女性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女性。先说社会主义年代的女性，这里主要是指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经历了生育体验的年轻的母亲们。她们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年代中，被要求全身心地投入到劳动生产/国家建设事业和各种政治运动中，她们的孩子或者被放入各种幼托机构，或者被交托给老人们照看，她们中的许多人在家庭和工作之间顾此失彼、精疲力竭，无可奈何地成了“王朔母亲”式的妈妈。

　　这里所说的革命年代的女性们，正是李南央和老鬼的母亲们。她们是曾经的进步学生、热血青年，由民族危机和正义理想而投身于革命和战争。她们原是追随着新文化的潮流从旧家庭（及其父权/夫权）的束缚中挣扎出来的“新女性”，她们也可歌可泣地为民族国家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但她们在革命岁月中，无可避免地被嵌入到了那一个男性主导的权力体系内，同时又主动或被动地被安排到了一个个“革命家庭”中。一九四九年后，她们成了革命干部或干部太太，在许多回忆文字和文艺作品中，她们被称为“大姐”或“马列主义老太太”，被人崇敬，也饱受揶揄，更有一些人因为儿女的控诉而被当成了 “被政治异化了的母亲”的活标本。

　　这两代母亲，生命历程各有不同，对母亲角色的认同似乎也有较明显的差异。但当面临儿女们的激烈控诉或曲折指责（不少作家是通过虚构作品来抒发其母爱缺失的情结的）时，她们总体上都呈现了一种失语的状态。她们应该会感受到愤怒和委屈，但可能不清楚该用什么理由来为自己辩护（除了那些被子女们认为是老套的陈旧教条之外），在经历了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那样的历史转折之后，母亲们很难找到沟通两代人心灵的有效方式。

　　但是，我们其实不难想象，在过去几十年中，同时扮演着革命者和妻子/母亲角色的她们，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岁月。今天我们在一些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到她们被组织安排婚姻时的挣扎，也可以看到她们曾承受妇科疾病和经历难产等的身体病痛，更可以读到婴儿病死或被送给老乡的情节。这些往事，虽然大多是被当作她们革命生涯的一部分而被回忆、被记载，她们的孩子们的保育院记忆在今天也被当成了佐证其身份的光辉历程，但是这其中的种种悲剧性，我们仍不难去读取、去体味——今天我们已经能借助于一些新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文本，去重新梳理、重新审视现当代中国人家庭生活的历史。例如记录并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家庭制度演变历史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它告诉我们，“家庭 ”的价值正当性和现实中正常的家庭生活，是如何被一种意识形态所否定，又是如何被国家制度实际取缔的。

　　又例如，郭于华教授的《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它让我们通过历史过来人的叙述，得以感知到在宏大历史的背后，一个个具体的人是如何承受具体的痛苦的。在着眼于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体的叙事中，郭于华将当代中国农村妇女所遭遇的 “身为母亲无法正常地喂养和照料年幼的孩子 ”的经历，定义为一种 “苦难 ”——“婆姨们每日参加集体劳动所遭遇的另一种苦难 ”。她通过采访，让那些母亲们将生活体验诉说出来，连带她感受到的那些母亲们的 “心痛 ”（“一位母亲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泪水涟涟 ”）。通过她的记录，被强制参加集体大田劳动的母亲们所感受的不亚于身体病痛的 “母亲对于孩子的牵挂心痛 ”，穿越几十年的时空，被呈现在我们面前：

　　满月了四五十天就动弹上了。奶娃娃，人家歇 (晌 )了，我们杠 (跑 )回来奶来了。那照也没人照，我们那老人也不照去，走起急的你哭鼻子，回来看到娃娃又要急的你哭鼻子。我们那二女子 (小时候 )，那阵炕上不铺个毡，就铺个那烂席子，娃娃猴 (小 )着了嘛，娃娃头发又稀，给娃娃头发一满擦的稀烂，脚底上擦烂。可心疼了，迩个也常想着了，真个。

　　在这样的语境中，母亲们既是母爱缺失的责任人，更是特殊文明下母性受到严重摧损的受害者。

　　当然，与投身革命事业的“新女性”们不同，这些农村的“婆姨们”，是被动地被卷入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中，按孙立平教授在郭著的“序”中所做的定义，她们是“被革命卷入者”。

　　用一些革命女性（如杨沫）的话来说，那样地疼爱孩子，是“动物本能”，是没有水平、没有觉悟的“家庭妇女”才会有的表现（老鬼：《我的母亲杨沫》）。觉悟了的 “革命女性”、“职业女性”们，似乎是不屑于，也不愿意将自己定位于母性受损的可怜的旧式妇女的，即使她们为自己自觉不自觉的选择付出了种种代价——这些代价包括对正常的爱情生活 /家庭生活的牺牲，以及与儿女间形成的种种情感隔阂。跨越历史、打破隔阂，需要自我否定的特殊勇气和客观的机缘，也需要对宏大历史的审思能力，这对许多母亲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

　　二

　　问题在于，无论母亲们的社会身份是什么、她们的阶级觉悟有多高，她们都应该是有 “心灵”的。孙立平将他给郭著所写的序言取名为“倾听‘被革命卷入者’的心灵”，或许正是点出了被各种“通识”所蒙蔽了的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性，人是应该拥有心灵的。

　　那些在革命年代曾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女同志、女战士们，她们除了在极为贫乏的医疗环境、物质条件下承受过巨大的身体之痛，她们也可能因为不得不将亲生骨肉交给陌生的农民而感受过母性受损的心灵之痛。如果不是因为客观情景下不得不为，又如果不是因为她们所承受的痛被赋予了“牺牲”的意义，她们的选择行为被赋予了神圣性，她们如何能承受这样的伤痛？

　　还有一个疑问需要提出来：如果我们相信母性和父性都兼具社会性和生物性，我们又假设每一个孩子都是渴望得到父亲和母亲的关爱与照料的，那么，为什么，在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中曾同样缺位于家庭生活的父亲和母亲们，单单是母性受到了质疑，单单是母亲的角色受到了指责和批判？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男人们不再能安于当一家之主，他们被期待为国奉献。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父亲们同样也曾经历了一个角色更新的历程。只是，男性们在他们所扮演的革命者角色和父亲角色之间，看起来并没有发生新女性们那样的困境。在这些年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理想的父亲形象。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李南央的父亲李锐。这是一个在革命事业中历经磨难而不改初衷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在女儿心目中又是一个关爱孩子且屡遭妻子背叛却还能顾全大局的父亲。

　　另一个丰满的父亲形象可列举《巨流河》中的齐世英先生。台湾作家齐邦媛教授在她的自传录中，以浓重的笔墨描写了齐世英的一生，那是一个为国奉献毕生而又重情重义的志士形象。散文家王鼎钧评论说：“《巨流河》中的父亲，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成功的形象，齐老一生率领志同道合的人出生入死，国而忘家，最后都被大浪淘尽……”身为父亲，虽“国而忘家”，却仍能为儿女所崇敬，更能打动千万读者的心，这说明近代以来的“父亲”，是可以因为“以天下为公”而舍“一家之私”的。

　　这固然可以被理解为“忠孝不能两全”这样的传统政治伦理在现代的延伸，但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样的父亲，即使是将照顾子女的责任交托给了母亲，但时时处处，还会流露出对家庭和子女的责任及关爱，其“父亲”之人性光芒，不仅有女儿的感受及知识成就可以折射，更还有如齐世英在抗战中收留、照顾无数东北流亡学生这样的大爱来证明。换句话说，“志士”与“父亲”这两个角色，不仅没有呈现对立与冲突，反而是可以互相证明的。

　　这样说来，在中国人的父母观的现代变迁中，父亲与母亲的角色更新的机制是迂回不同的。又或者可以说，在启蒙的思潮中，父性与母性受到了不同的对待。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在中国是曾被明确地区分成了新与旧的，“新女性”是跟随了新时代的脚步走出了家庭的娜拉们，她们要挣脱的是社会对旧女性的一切束缚，包括贤妻良母的角色规定。

　　而男性在近代中国似无新旧之分，男人们曾面临的选择主要是 “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区别。新青年是“觉醒了的人”，他们不应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满足于充当家族的统治者，他们必须同时肩负起拯救民族、改造社会的使命。那么，作为新青年的中国男性在家里该怎么重塑他们的父亲角色呢？

　　按青年导师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启示，他们是要告别传统的、压迫妇女和孩子的父亲角色，而成为开明进步的父亲——“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具体来说，一是“理解”（理解孩子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二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而不是命令者），三是 “解放”（让孩子成为自立的独立的人）。

　　“开明进步”，这正是我们评判一个现代好父亲的重要标准。这样的父亲，接受了新式教育及现代文明的熏陶，或受党的教育，在外可以拯救民族，可以以社会事业/职业生涯为重，在家亦可以释放出曾被旧伦理长期禁锢的舐犊之情，其亲子关系模式且符合现代民主、自由之新潮。齐世英、李锐这样的父亲们所以能被他们的儿女所钟爱并为社会所敬重，盖因为他们所呈现的父性，都具有鲁迅倡导的、社会所期待的那一种新父亲的品质（当然社会还广泛地接受另一些带有传统色彩的父性──例如坚韧、奉献、沉默如山的父亲，这一种父性曾由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所呈现）。

　　无论如何，文化启蒙、革命、工业化以及社会现代化等等，让中国的男人在父亲角色与人性之间，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让父性有了符合现代价值的落实。以这样的父亲观为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在家里依然实施“专制统治”的父亲或对孩子施以暴力的父亲们（如王朔的父亲那样），会受到孩子的抵制和谴责，但父亲若是为了革命、为了国家而弃家不顾，则是可以被孩子和社会接受的。

　　但中国的母亲们显然缺少这样的机运。中国人的母亲观是分裂的，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制度也往往让母亲们无所适从。这些年来，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品中，读到许许多多的感念母亲、颂扬母性的动人作品，那里面，有忍受所有苦难、甘心情愿地为丈夫/为家庭/为儿女牺牲一切的伟大母亲，也有具备现代知识却能尽心相夫教子、全力支持丈夫儿女打天下的完美母亲。

　　无数动人故事所呈现的社会的理想母亲观，大多是家庭本位的，是以男性及孩子为中心的。可是这一百多年来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除了一再地教育女性要“解放”、要“独立”外，还持续地将妇女动员、驱赶到革命/战争和生产劳动的第一线。在“家庭”、“国家”与那个可能存在的“自我” 之间，被各种“奉献”期待所撕扯的女性，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母性、能怎样去扮演母亲角色，这成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女人实实在在的一个大难题。

　　三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的故事所以让人难以忘怀，是因为我们正面对着当下。“母爱缺失”是八十年代提示给我们的一个社会议题。那以后，笔者将这个问题带入到了专业的教学和思考之中。这些年来，笔者所指导的学生中，先后有两位同学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确定为论文主题，一位是博士研究生，另一位是本科生。

　　去年春天，当那位博士生结束论文答辩、听到论文获全票通过的结论时，他百感交集以至泣不成声。后来我回顾他的研究历程，多少能意识到，这样的题目对于他意味着些什么。十多年前，当他在研讨会上最初提到留守儿童的问题时，我没有多加思索，就将八十年代的那一个历史议题带了出来：中国的父母们为什么能将孩子的养育责任托付给机构或他人？

　　当时我并没有预想到，这样的一个似是而非的历史命题，给曾经在乡村学校当过老师的这位学生造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困惑：留守儿童们不仅承受着因父母不在而面临的种种生活困难，他们还被社会贴上了种种问题标签，诸如学习成绩差、心理素质差、情感体验缺失等等，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而另一方面，他们的父母难道是应该被指责的吗？

　　最后，他的论文通过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证明了留守儿童的成绩并不比父母在老家的孩子差（在他的调查中，内地农民不外出，往往不是出于对孩子亲情需要的考虑，而恰恰可能是父母的能力不够或责任心不强），而留守儿童的升学之所以能够继续、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较好的学校，正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

　　与此同时，乡村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根子主要在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孩子们无法跟随父母一起外出，则主要是因为他们无力承担城市的生活支出和教育费用，事实上他们还面临着城市教育的种种门槛。

　　这是个让人备感无力的逻辑困境——父母们不得不离开孩子，母亲们无法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理想的母职，不再是因为她们要争取妇女解放或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也不再是为了要为国奉献，她们仅仅是“为了孩子”。这样的生活悖论，这样的选择难题，与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女性所经历的情景固然不尽相同，可是，对身处其中的母亲们而言，这其中的历史连贯性，应该不难被发现（类似的选择难题也存在于城市，由于公共保育设施的严重缺乏，生育与抚育正成为今天无数家庭的沉重话题）。

　　可是困境还将延续——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尚能在价值转型时期对他们的母亲发出质疑，那么，若干年后，当长大了的留守儿童一代回忆起自己母爱缺失的童年，面对 “为了孩子 ”而漂泊于城市打工挣钱、牺牲了正常的亲子生活的老人，他们还能够发出义正词严的指责吗？他们如何才能跨越今天这样的历史而让两代人的心灵得到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