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世

　　一

　　我是个孤老头子，而且谁都看得见，还是个残废人，拖着一只跷脚。这里的人大多喊我叫跷脚佬，年岁大的则叫我北方佬。我不是本地人，是哪里的，我自己也闹不懂，可能是河南，也可能是陕西，或者其他地方。我是说，我不知晓，也没人知晓。我只记得我们家原来是在黄河岸边上的，是一间用黄泥巴和石头子堆起来的小屋，离渡船口很近。小时候，我曾在渡船上掉下过，但没淹死，反而学会了游水。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四五岁。

　　1941年，也就是我13岁那年，洪水把我们家和整个村子都吞了，死了多少人谁也不知晓，反正死人比活人多。我们家9口人，活下来的只有我和二哥，还亏得河滩上的那棵老水沟树。我们在几丈高的树上吊了三天三夜，把弄得到手的树叶和所有挂在树枝上的死肉烂菜都吃尽了，洪水还没在老树的腰肚上。后来上游漂下来一张八仙桌，四脚朝天地颠着，像一艘破船，二哥和我从树上跳下来，抱住桌子腿逃命。因为熬不下去了，再熬下去淹不死也得饿死。我们在水里漂了一天多才上岸，上岸后又走了十来天，才看不见洪水和死人。从那以后，我和二哥像两条野狗一样乱窜着，窜到这里时，已是第二年的阳春时节，大明溪两边到处都堆着刚砍伐下山的毛竹，等人扎成竹排，漂去下游换大米。那时候，这溪水可不像现在这样，溪流急得连秤砣都冲得走，几十株毛竹，绑扎好了，往水里一丢，飞得比天上的鸟还快。所以，没个好水性，谁也不敢去碰这活，没准两个浪头就把你性命甩脱了。我和二哥的水性都好，就去帮人家干这活，没工钱，但有饭吃。

　　就这样，我们在这块地方留了下来。

　　第二年的麦黄时节，一队日本鬼子到村子里来扫荡，走的时候，我二哥挑着一担子东西，走在队伍的前头。我哇哇大哭，冲上去，抱住二哥不让走。鬼子上来用枪托戳我，想把我打脱手，可我跟团烂泥似的粘在二哥身上，怎么也打不脱手。后来我听到杀人的一声枪响，然后就什么都没了，声音没了，知觉也没了。等我醒来时，看见一只狗正闷着头在我腿脚上叭嗒叭嗒地吃着什么，我想赶它走，却感到小腿骨钻心的痛。我起来看，半个腿肚子没了，地上的血跟杀了只牛似的。不过，幸亏是狗帮了忙，它吃了我的血，也止了我的血，要不血不把我流死才怪呢。

　　可这跟死又有啥两样？二哥走了，谁来管我？一个无家无靠的北方佬。我等着痛死，或饿死。过了两个晚上，学堂里的蒋先生差人把我背回了他家，并找来一些蜘蛛帮我吸干了毒汁，疗了伤。后来我才知晓，蒋先生的老婆那天叫鬼子睡了，跳了水，尸首都没找回来。我不知这跟蒋先生救我有没有关系，反正是蒋先生救了我，后来又留下我在他开的豆腐坊里做活，给我吃和住，我的命才没丢掉。解放后，人民政府镇压了蒋先生，田地和山、房子，包括豆腐坊，都分给了村里其他人，分给我的是这爿小店。几十年来，我一直守着这爿小店生活，挣饭钱，从饭钱里扣一丝养老钱，就这样一岁岁老了。

　　我一直是一个人过。因为跷个脚，干不了农活，没人愿意嫁给我。有段时间，对岸阿根的寡妇对我好像有点意思，我去给她送过几根蜡烛，晚上他兄弟就找到我，说我要再去找她，他就要砍断我另一条腿。我想没女人我照样可以活，没这条腿可怎么活？就不再去找她了，也不想去找其他人。除了每个月去镇上进点货，我哪儿都不去，也去不了。我每天都厮守在这里，像是在等二哥回来似的。二哥是这世上我惟一的亲人，我每天都在想他，等他回来，有时还跟他说话。说实话，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把家乡话都快丢尽了。可是，我连我们家乡在哪里都不知晓，会说那话又有什么用呢？

　　一生世

　　二

　　1976年，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吧，一天晚上，天已经墨墨黑了，我关了门，正准备抽锅烟就睡觉，听到门外响起吃力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的声音。我想一定是来买东西的，就把烟锅一丢，去开门。门是那种老掉牙的门，门栓很难下的，我一边拨弄着，一边对外面喊道：

　　“要什么啊？”

　　外面没人答话。

　　我糊涂自己刚才是不是听错了，就又问：“有人吗？”门又轻轻地响了两声。

　　我再问：“是谁啊？”

　　外面说：“大伯，开开门。”

　　是个女人的声音，幽幽地。

　　我把门刚拨弄开，女人就急煞地挤进来，像有人在追她。我出门看，左看，右看，外面什么动静没有。再回头看她，已坐在柜台旁的板凳上，身子和头都靠着墙，一副累得不得了的样子。

　　村子里的人没有我不认得的，但这人我怎么也认不得，四十来岁的年纪，穿着格子样的衣裳，胸前戴着一枚有铜板大的毛主席像章，头发剪得短短的。应该说，人看起很周正，穿戴也好，只是脸上灰的，眼睛里一点神光也没有，像在生病。听口音，她不是村里人，也不是本地人。

　　我走进柜台，又问她：“你想买什么，蜡烛还是洋火？”

　　一般这时候要买的总是这些东西。

　　她眼巴巴地望着我，犹豫了一会，说：“我想要点吃的。”

　　“吃的？”我看看货架子，“我这里有花生米，蕃芋干，还有点桃酥，你要什么？”

　　“什么都可以，”她说，“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抓了两把蕃芋干丢在秤盘上，准备称个斤两，她却喊我不要称，说她没钱。

　　我看着她：“你没钱怎么来买东西？”

　　她看着我：“我不要东西，只要点吃的就行了。”

　　难道吃的就不是东西啦？我觉得这人有点不对头，问她是谁，她说是过路的。刚才我一直以为她是村子里谁家的亲戚，既然不是这样的，只是个过路人，我想谁认识谁呢，凭什么我给你吃的？我丢下秤，对她说：

　　“我这里没吃的。”

　　她指着秤盘里的蕃芋干说：“这个也可以的。”

　　我说：“我这是要卖钱的。”

　　她说：“大伯，你行行好，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心里想，她这不是在跟我“叫花”吗？可我不打算行这个好。不是说我稀罕这点蕃芋干，也不是说我这人有多自私，没有同情心。如果说人都是没有同情心的，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早已经饿死病死了。我是说，我本来就是在人的同情中活着的，起码的同情心是有的，只是对她，这个像鬼一样在黑夜里冒出来的人，我缺乏应有的同情心。想想看确实奇怪，我开这爿小店已经二十几年，还从没遇到过一个外乡人半夜三更来敲我门的，还是个女的。她这样地出现，又这样可怜兮兮的，我总觉得不正常，像个阴谋。我似乎一下子想到了聊斋里的故事。再看她样子，穿得体体面面的，还挎着时髦的军用挎包，哪像个叫花的人？我这样想着，心肠变得很硬，几乎抹掉了脸上和嘴上的所有客气，对她说：

　　“大妹子，你找错人了。”

　　说着，我从柜台里走出来，故意把跷脚走给她看：“你看，我自己都是个要靠人可怜活着的人，哪能可怜得起你啊。你走吧，村子里谁都比我强，你去找他们吧。”

　　她说：“我找过了，是他们叫我来找你的。”

　　我问：“谁？他们是谁？”

　　想她肯定回答不上，又说：“他们都帮不了你，我就更帮不了你啦，你走吧，我这里的东西都要卖钱的。”

　　她不走。

　　屋里静悄悄的，外面也静悄悄的。

　　往常，这个时候，我经常可以听到孩子闹睡觉的哭声，有时还有零星的狗叫声，或者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或者骂爹日娘的吵架声，或者树上的高音喇叭声，等等。但这天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好像村子里谁都知晓有个神秘的外乡人在我这里，都在屏声静气地偷听我们之间的谈话。所以，我更不想跟她谈什么，只想她尽快走。我走到门口，有意做出要关门的样子，催她走：

　　“时候不早了，我要睡觉了，你走人吧，大妹子。”

　　“我没地方去。”她头也不抬地说。

　　我生气地说：“可这也不是你留的地方啊！”

　　她这才抬起头，又喊我一声大伯，说：“我不是叫花子，我是个落难的人，大伯，你就行行好，同情同情我，等哪天我苦出头了，会报答你的。”

　　我问她落了什么难，她说：“这说来话长，你先给我点东西吃吃再说行吗？”

　　说着，目光像着魔似的，从我的目光里，不由自主地转移到秤盘里的蕃芋干上。

　　看来，她真是饥慌了，饥到骨子里去了。我也是饥饿过的人，我知晓，人真正饿急时，眼睛是不听话的，只会跟着食物和食物的香气转，好像看一眼也能解饥似的。其实，看了以后，只会觉得更加饥饿。对自己饥饿的记忆，唤醒了我的同情心，我走过去，抓起秤杆，把秤盘里的蕃芋干，都倒在了她身边的板凳上。但是，我说的话并不好听：

　　“你吃吧。这是我的口粮，我要靠它们卖钱换饭吃的，今天你白吃了它们，哪天我不定就要挨一顿饿。”

　　其实哪至于呢。我也不知晓，都决定给她吃了，为什么还要说这难听的话。也许是我觉得对一个过路人行好，是没意思的，傻的。我们乡下人就这样，认识的人才叫人，不认识的就不是人，感觉气派一点的当龙看，什么事都客气几分，否则就当虫看，该欺不该欺的都要欺。总之，我们乡下人是不大会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一个外人的。老实说，我当时是有点把她当虫看了，所以，都决定给她吃了，还要说这么难听的话。

　　但后来，我逐渐又看出来，她可能真的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落难的龙。比如，她的吃相，虽然饥饿得不行，但吃相一点不难看，不是猴急巴火的，一把把往嘴里塞，囫囵着吞下去，而是一根根捻在手上，从容不迫地往嘴里送，到了嘴里又细嚼慢咽的，不时还拧开水壶，喝口水。水壶是部队上的水壶，她的挎包也是部队上的，好像脚上的胶鞋也是部队上的。从这些东西看，我猜想她可能跟部队上有什么关系，要么她自己是部队上的，要么她有什么亲人在部队上。部队上的人当然是龙，哪怕只跟部队上的人沾一点点亲缘，少说也是条蛇，决不会是条虫。我对门的阿木老师，以前是管山林的，但他有个远房表哥在部队上当连长，那年来村子里走了一趟，阿木就从山上下来，去小学里当了老师。听说阿木当时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连“老师”两个字都不会写，只会写先生。阿木说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可能吧。但一个把老师写成先生的人，总是不大合适当老师的。当然，后来阿木不一样了，有长进了，不但会写老师，还会写教师。教师两个字是不容易写的，村子里的人，除了学校里的老师，可能还没有几个人能写。话说回来，阿木能有今天，全靠他那个在部队上当连长的表哥，还不是嫡亲的呢。

　　再看，她喝水的样子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豁开嘴喝的，更不是仰起头倒的，而是一小口一小口抿的，文文气气的，没有咕噜声，嘴角没有涎水。水是山泉水，她自己说的。她说今天她已经喝了三壶这样的水。山泉水。这是第四壶，是傍晚她下山时灌的。我们村子前后都有山，听她讲的，她该是从前山来的。前山叫蚂蟥山，看上去不高，矮矮小小的，好像上去很快就能下来，等上去了才知晓，没有一天是下不来的，否则怎么叫蚂蟥山呢？蚂蟥山的意思就是它像条蚂蟥一样，细长细长的，还可以拉长，性子是磨人的。蚂蟥叮在身上，不像蚊子和其他虫子，叮一口，人动作一下就溜了。蚂蟥叮在身上，硬扯都扯不下来，想扯下来得有耐心和诀窍，要慢慢地、轻轻地挠它，挠得它痒痒了，才会走掉。很多外乡人经常上蚂蟥山的当，不知晓它的厉害，不备点干粮就上山，结果肚皮饿空了，还只走在蚂蟥的背脊上，离下山还远着呢。我想，她这饥饿一定是走蚂蟥山闹的，否则即使没钱，哪至于这样呢。

　　在她一根根地吃着蕃芋干时，我把刚才抽了一半的那窝烟，又点了抽起来。我一边抽着烟，一边思忖着，她到底是个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坏人就是鬼，是来滋事的，闹腾我的。思忖的结果，我觉得她是坏人的可能性不大。就是说，我开始相信她是个落难的人。于是，我决定改变一下对她的冷淡，先是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在她对我表示感谢时，我又想起晚上的剩饭，便对她说：

　　“算了，你等一等吧，我给你弄点吃的。”

　　一听这话，她激动地站了起来，连着表示了几道感谢的话和手势，接着还跟我转到隔壁的灶屋里，要求让她自己来忙。

　　我说：“黑灯瞎火的，还是我来吧，你去外面喝点水。”

　　她说：“吃了蕃芋干，不能多喝水，要反酸的。”

　　我问她以前有没有吃过这东西，她讲吃过的。

　　她说：“战士们从家里探亲回来，都会带点土特产，有的战士带的就是这种蕃芋干，一模一样的，我吃过好几次。”

　　这么说，她还真是部队上的人。但我这么问她后，她又说不全是，只能“算一半”。

　　我问：“算一半是什么意思？”

　　她说：“我只是部队上的家属。”

　　就是说，她男人在部队上。

　　我又问她是哪边的部队，她说这个不好说的，她男人的部队是保密部队。

　　我说：“既然你丈夫在部队上，怎么会落难呢？部队上的人是没人敢欺负的。”

　　她说：“是他（她男人）先落了难，所以我也跟着落了难。”

　　说着，伤心地呜咽起来，好久才平静下来。

　　就这样，她一边看着我给她弄吃的，一边回答着我问的一堆子问题，到她坐下来开始吃饭时，我对她的情况已了解不少。真是不说不知晓，一说吓一跳，他男人不但在部队上，而且还是个大官，团级干部！团级干部啊，那要管多少个连长！这么大的官，还是军官，我想不出还会落什么难。

　　她说：“谁也没想到，简直像做噩梦啊，头天还好好的，还在大会上讲话，读文件，第二天大清早，一队卫兵就冲进我家里，把他从床铺上拖起来，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我问是为什么，她受惊地叫起来：“只有天晓得！”

　　我又问：“押走后又怎么了呢？”

　　她讲道：“过了几天，他们把我也关起来了，关在一个油库里，审问我，要我交代我男人的错误。可我不知晓他犯了什么错，怎么交代？我不交代，他们威胁我，抗拒从严，要枪毙我。”

　　我问：“你就这样逃跑出来了？”

　　她说：“不，都是铁门铁窗的，怎么跑得了呢。”

　　灶膛里的火势萎了，要加柴火。我添过柴火后，她接着说：“又过了几天，也就是前天下午，我男人以前的一个部下来看我，给我带来了我男人写的一张纸条，上面说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上南京去找老首长求救，否则……”她摇着头憋出几个字，“我男人说，只有等死！”

　　我记得，她讲的这位老首长是个真资格的老红军，解放后曾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在南京军区当大官，她男人曾经给首长当过三年警卫员，她自己也曾在首长家当过多年保姆，后来她们结成夫妻还是首长夫人做的媒。可以想，这时候，只有去找老首长，才有可能救他们。但是，怎样才能逃出去？

　　她说：“门窗是锁的，外面还有专人看管，简直没有一点可能。天黑了，夜深了，我想的一个个办法都实现不了，我急得一头撞在墙上，只有哭，没有任何办法。后来，都到后半夜了，门突然被推开，进来的是我男人的老部下，就是下午给我送纸条的同志。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找了一根木棍，递给我，要我狠狠打他一棍逃走。他说我必须打他，否则他说不清的。他几次催我打啊打啊，还把头伸给我。我拿着木棍，试了几次，都下不了手，急得乱打转。最后，他看我实在不行，拿回木棍，自己朝自己头上往死里猛击了一棍，当即头破血流的。我吓得哭起来，上去捂着他伤口，他推开我，喊我快走。当时是夜里两点来钟，他说到明天早上八点会有其他人来接班，就是说我有六个小时逃跑的时间，并且告诉我逃跑的路线。我哭着往外走，刚出门，他又喊我回去，塞给我一把沾了血的钞票，后来我数了，总共是18元4角。这一定是他当时身上所有的钱，也是我现在身上所有的钱。”

　　说到这里，她要我原谅，意思是她刚才说身上没钱是假话，骗我的，只是这钱要留着赶火车用，现在她一分都不敢用。这我是想得明白的，在不知去南京的火车票要多少钱之前，她当然不敢乱用这钱。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要坐火车，其实蚂蟥山那头便有个火车站，是隔壁临水县的，为什么她不在那边上火车，专门翻过山来，难道仅仅是为了节约一两毛钱吗？

　　“不，我是担心有人来抓我。”她解释说，“我们出门都会在那儿赶火车，所以他们要抓我，肯定会派人去那边守着的，我去那儿就是自投罗网。”

　　这么说，她的部队应该就在临水县。后来，她也承认了，就是这样的。

　　这时候，饭菜差不多已经热好，饭是剩饭，菜是半碗老白菜，还有一小碟萝卜干，都是蒸一下就好的。我揭开锅盖，把菜从蒸笼里端出来，她看见了，上前来，把菜从我手上接过去，端到桌子上。然后，我帮她盛饭，用的是一只海碗。锅里的饭大概有一碗多，这本来是我明天早上煮泡饭吃的。我总是这样，煮一锅饭吃两顿、三顿，甚至几顿、几天。什么叫孤老头子？这就是孤老头子，把烧饭和吃饭当作罪受，能偷减一点都是好的。

　　我盛了一铲，又一铲，盛第三铲时，我又把盛好的饭倒进了锅里。我不知她在背后有没有瞅见，瞅见了又会怎么想。怎么想？肯定以为我是心疼这白米饭，不想给她吃这么多。其实，我是想给她捂两块肉在饭里面。是肉啊，两块油汪汪、香喷喷的肉！这肉看起来脏不拉几的，上面沾着蚂蚁一样的黑家伙，那是霉干菜渣子。但吃起来馋人得不得了，香啊，好吃啊。除了过年过节，这是我平时能吃到的最好的菜，这边人都管它叫霉干菜蒸肉。霉干菜是不值钱的，村子里谁家都贮着一两坛子，要从冬天吃到夏天；值钱的是肉，那年头简直比人还值钱，没有谁家不稀罕的。其实，刚才给她准备饭菜时，我是看到这碗肉的，只是想它太稀罕，自己都不忍心吃，藏着，偶尔才打打牙祭，便没拿出来。但听她讲过那些后，我真正有些同情她，所以又决定拿出来了。没有热过，是冷的，重新热一下又太麻烦，所以我把它放在碗底，好让饭把它捂热。

　　屋里只点一盏松油灯，借着灶膛里的火光，才显出一分亮堂。不过，我在往她碗里夹肉时，柴火已经熄灭，屋子昏暗昏暗的，加上她又在我背后，根本不可能看清我往碗里夹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直到她吃掉大半碗饭时，才发现是两块肉。这时候，两块肉已经被饭捂得热乎乎的，钻出一股诱人的肉香和油气，满屋子地窜，馋得我口水直冒。她看着两块肉，像受了我什么大安慰似的，感动得眼眶都湿了。她抹了把眼睛，对我说：

　　“大伯，你是个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我说：“锅里还有饭，都吃了吧。”

　　说着，我往外间走去，又听到她在背后说：“只要我男人翻了身，我一定要报答你，大伯。”

　　一个团长要报答我，这事情光想一想都觉得乐。心里乐着，就又有了烟瘾，于是我坐在门口刚才她坐的凳子上装烟。烟才装好，还没点火抽，我听到她起身又去盛饭的声音，一铲又一铲的，听声音就知晓，她在把每一粒饭都往碗里铲。我想，她平时的饭量不应该会这么大的，那饭量比我还大，还有两块肉。看来，她确实是饥慌了。后来，烟还没抽完，我又听到她起身的声音，把碗筷丢进锅里，还勺了水，是要洗碗的样子。我没有起身，只是喊她别管，我会洗的。她嘴上答应好的，但还在继续洗。我又说，时候不早了，你还要找地方过夜呢。这么一说，她马上丢了碗，出来，立在门口，对我说：

　　“大伯，我没地方去，求你再行行好，收留我一夜。”

　　我说：“我是一个人住，不合适的。”

　　她说：“你是个好人，我相信你，大伯。”

　　我说：“相信我也不行，没地方的。”

　　她说：“就让我在凳子上坐一夜也行。”

　　最后，当然不是她坐，而是我。不过，我也不是坐，而是把柜台放倒在地上，像模像样地搭了个铺。我的柜台以前是有一面玻璃的，只有一面，是朝外向的一面，这样人进来，柜台里有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几年前，治保主任喝醉了酒来我这买香烟，走到玻璃跟前还在往前走，结果一脚把一整面玻璃踢成了几块。他本来答应赔我一块玻璃的，但最后赔的是一块木板，是他兄弟来钉上去的，还上了两层油漆，说这样比一块玻璃还值钱。值不值钱不好说的，但做柜台肯定没有玻璃受用，只是当床铺要比玻璃受用。那天晚上，我就在柜台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朦胧亮，她就起了床，要赶路的。我下了碗挂面，又烙了两张饼，面我们两个人吃了，饼我都给了她。她接过饼的时候，又对我说了晚上的话，说我是个好人，哪天她男人翻了身，一定要报答我。

　　我开开门看，天已经亮堂，要不了一会，村里人就会出来倒夜水。我不想让人看见她在我这过夜，便催她快走。她本来就急着要赶路，说走也就走了。走前，她跟我扎扎实实鞠了个大躬，头低得头发都倒挂了。

　　因为跷脚不便，我只是立在门口送她，她走一会，回头看我还立在门口，又对我鞠了个大躬。就这时候，我突然有种冲动，又把她喊回来，给了她五块钱。

　　说实话，这是我当时身边仅有的钱，剩下的都是毛毛钱，总共加起来也没一块钱。她死死盯着钱，却不敢来接，可能她知晓这钱对我来说很不容易吧。我把钱塞到她手里，对她说：

　　“拿着吧，万一你身上的钱不够买火车票呢。”

　　我想得到，这样说她一定会把钱收下，却想不到，她收了钱会哭起来，跟着还要跪下来谢我。算我手快，及时拉住她，没有跪倒在地。我责怪她：

　　“这又何必呢？”

　　她挂着泪讲我太好了。我说太好你也不要下跪，我受不起的。她讲我比她亲爹还好，受得起的。我的年纪是可以当她爹，有那么一会儿，我真觉得她就是我闺女，嘴上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闺女，催她走。

　　我说：“闺女，时候不早了，你赶早上路吧。”

　　她说：“大伯，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亲爹，我死了也要报答你。”

　　我说：“人出门在外，不要说这种倒霉话，还是活着来报答我吧。”

　　她说：“好的，我活着来报答你，亲爹。”

　　这时，不知谁家传来开门的声音，我觉得再不能耽误了，又催她走。可她又是哭，又是夸我，又是谢我的，老是走不了，我索性把她推出门。我怕她还不利索走，她一出门，我就关了门，躲在窗洞后面看她走。她好像知晓我在窗洞里看她，走几步，回头看看，有时还挥手，就这样拖拖沓沓地走了。

　　天还早，空气里还没有一点白天阳光的热气，屋子里浮着一层凉了一夜的潮气。我立在窗洞后，一直看着她走远，立得脚都觉得凉了。最后，我看见她消失在清冷的天光中，心里突然觉得很难过，好像时光又倒回到很多年前，二哥刚走的那一阵子。那阵子，好多天，我都一个人蜷在蒋先生的豆腐坊里，默默地哭呢。

　　一生世

　　三

　　阿木老师以前当老师时，时间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的，现在他得了风瘫病，整日困在床榻上，养成了每天晚上都看电视的习惯，所以时间变成是一夜一夜过了。我的时间一向是一个月一个月过的，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去镇上进一回货。镇子不远，七八里路，只是没有公路，像我这样的就很不方便。村里人一般都走路去，我怎么走？我每次都是坐对门老三的独轮车去的，去一个来回给一个工钱。以前，一个工钱才几毛钱，慢慢长了，长到几块，十几块。去年开始，老三出不了车了，他比我还大三岁，快80的人了，老了，手上脚上都不大有把车的力气，只有喊他儿子送我。他儿子一接手，就要我二十，今年又说要长五块，我好说歹说总算降了两块。可我还是觉得多，23块哪！我一个月能挣几个23块？都看见的，这些年，镇上村里，大店小店，开了一爿又一爿，谁还来我这儿买东西？来人已少得可怜，而工钱又一年年长。所以，阿木老师讲得对，这些年，大伙的日子都是越来越好过了，只有我是越来越不好过了。不好过也得过，一个个月地过，一个个月地去镇上，把货弄回来，挣工钱和饭钱。我的日子就是这样，是在一次次往返镇上的独轮车上翻转过去的。每次，坐上独轮车，我就想起，又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开始了。也只有在这时节，我才觉得时间在往前走，像独轮车的轮子一样地走，吃力地走，吃力得吱吱叫。

　　怪得很，只要坐上独轮车，听着轮子吱吱地响，吱吱地走，我就会想起她。我不知晓她的名字，一直在心里喊她叫闺女。其实什么闺女嘛，只是见过一面的陌生人，时间久了，想多了，连长相也想不起来了。人的脑筋是很怪的，不想了要想不起，想多了也要想不起。我不知晓我为什么会老是这样想她，可就是想，经常想，一坐上独轮车就想，有时到镇上还找人打听她，好像她真成了我亲人似的。想来想去，最后都变成一个盼字，盼她来看看我。我相信，只要她男人翻了身，她是一定会看我的。但是，时间一个个月地翻过去，独轮车的轮胎换了一只又一只，如今连驾车的人都老了，换了，她还是没来看我。阿木老师说，这一定是她男人没翻身呢。我想也是。我不知晓她男人到底犯了什么错，连那么大的首长都救不了他。阿木老师又说，她可能根本就没见到首长，甚至恐怕连火车都没上，就给抓回去了。我想，要真这样，她的下场一定会很惨，少说要坐牢，多说要枪毙，再多说可能连亲眷朋友都要坐牢、枪毙。

　　这么多年了，我就是经常这样的胡乱想着她，越想越觉得这女人命苦，怪可怜的，从天上不知怎么一来掉到了地下，还掉进了窟窿里。我虽然是个孤老头子，无亲无故，但这不是说我心里就无情无意，没有记挂。可能正因为无亲无故吧，这么多年来我总是忘不了她，老是把她当亲人一样想着念着。说实话，她没专门送我啥东西，但还是给我留了一件东西。是一块真丝手绢，乳白色的，上面还绣了一个红太阳和两株绿色的兰草，绣的手艺很平常，可能是她自己绣的吧。我是在她走后理床铺时发现的，当时拿在手上还潮乎乎的，可想她夜里一定哭过。本来，这手绢对我是没啥用途的，但想这是她留给我的一个凭据，所以我一直保留着它，有时候想她时就拿出来看看，看了，就像见了人似的，要安心一些。我想，如果阿木老师不得风瘫病，我可能就会这么惦记她一辈子，也算是我在人世有个牵挂吧。

　　但是，前年夏天，阿木老师在竹榻上睡了个中午觉，起来时一下子像条鱼似的滚倒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这就是风瘫病，死不了，也动不了，活着比死还难受。我说过，我的小店跟阿木老师的家是门对着门的，以前阿木老师还在山上管林木时，经常来我小店坐，关系就这样好了，后来也没不好过。得了风瘫病后，他经常在窗洞里喊我过去他家坐，可我是要看店的，怎么能出门？所以，只要他一喊，我就索性把他弄到我店里来坐，到晚上才弄回去。去年春节，他小儿子从上海打工回来，扛回一台旧电视机，说是老板当工钱抵给他的，他又把它当养老钱抵给了两位老人。从那以后，我和阿木老师白天晚上都在一起，白天他在我这听收音机，晚上我去他房间看电视，一天只有睡觉时才分开。我们这里，白天是看不了电视的，开开机器，上面只刷刷地冒雪花，不冒图像。如果白天也有图像，我就不必要天天把他伺弄过来了，因为我和收音机哪有电视机陪他好。

　　啊，电视机确实是个好东西，守着它，时间比鬼还溜得快，连个影子都瞅不见。说来简直神奇，有天晚上，我居然从电视上看到一棵有两个人抱都抱不住大的水沟树，长在黄河滩地上，背后是一间用石头砌的抽水机房，我怎么看都觉得它像我家乡那棵救过我命的老水沟树。阿木老师说，如果我能确定这就是救过我命的那棵树，那我应该是河南兰考人，就是焦裕禄那个县上的人。当然，我不能完全确定，毕竟树不是人，可以眼睛鼻子嘴巴地说出名堂来。但我还是有六七成的确定，一个是它长的样子，二个是它长的地方，都跟我家乡那棵树太像了。总之，我基本上是认定它了，认定它了等于认定了我是哪里人。河南兰考人。焦裕禄的同乡。是的，我是河南兰考人，现在我就是这么想的。真想不到，电视机有这么神，还能把我这么老大个谜团都解开了。更叫我想不到的是，那天……啊，简直跟做梦一样的，有一天，我居然从电视机上看到了她——我闺女呢！

　　啊，这个电视机啊，简直是存心要把我所有的谜团都解开，竟然把她的下落也给我折腾出来了。啊，我万万想不到，她还活着，而且看上去活得上好的，用的办公桌比我的床铺还大，出门坐的是亮光的小汽车。阿木老师是识得字的，说这女人现今是一个什么军工厂的领导。党委书记。董事长。三八红旗手。巾帼英雄。电视上是在表扬她，说她把生意做到日本美国去了，赚的钱多得数不清呢。啊，这人是她吗？她没这么胖，这么白，说话也没这精神气。啊啊，这人不是她吗？就是她！她就是再胖一点，白一点，说话气再精神一点，我也识得，认得，就是她。人不是树，不能完全确定，我完全确定得了，她就是她，错不了的。那天晚上，我没看完电视就走掉了，阿木老师问我怎么了，我说人不舒服。我确实不舒服，从阿木老师屋里出来，脚上一丝力气都没有，走路像走在水里一样，非常费力，几步路走得我冒汗，进门时还叫门槛绊了一跌，硬生生来一个劈叉，痛得我叫。

　　屋子里黑作一团，心里面也疼得发黑。我忍着痛从地上爬起来，稀里糊涂地在房间里瞎转着，直到连着碰翻了两张凳子，才想起我还没开灯。我开开灯看，奇怪了，我手上居然已经捏着那块手绢，也不知是怎么拿到手的，它本来是藏在我箱子里的。再看看手绢，就更奇怪了，以前绣的太阳明明是鲜红的，现在怎么成黑的，兰草本来是绿的，活的，现在成乌的，死的。我以为是灯光的原因，凑到灯下看，还是这样，太阳是黑的，兰草是乌的。我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我眼睛里有泪水的缘故吧。我对自己说，不要哭，你哭什么，你没必要这样……可我还是这样，鼻子发酸，眼睛发烫，眼睛里的东西都变了形，染了色。可能这才是真实的，我想。可能吧，我不知晓，我一个孤老头子，一个残废人，能知晓什么，知晓了又有什么用？我只知晓，我要活下去，必须把这爿店开好，但现在着实是越来越开不好了，所以我也活得越来越难苦了。不过，我想，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觉得生活的难苦，那些幸福人的生活又怎么能感到幸福呢？这样想着，我心里要感到好受一些。现在，我并不感到太难受，只是看进来的货老是脱不了手，心里头发慌。我想，如果每一个月都能把进的货顺顺当当卖掉，我觉得我就是个幸福的人。

　　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