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离家多年，当我决定走得更远的时候，在1989年年初我回了一次家。

　　快到六号院子门口时，我才有点忐忑不安，不知家里人会怎样对我。父亲坐在堂屋家门口一小炉子边，他把几层外套重叠着穿，缩着腰，怕冷似地双手插在袖子里，正对着院大门。眼睛已完全看不见了，但能感觉是我，能听出是我的声音在叫他爸爸，他笑了。

　　母亲从屋里走出，手里的一节藕掉在地上，她变得很老，背更驼了。她说，“你回来做啥子，你还记得这个家呀？”话很不中听，但她看着我的神情告诉我，对我的回家她又惊又喜。

　　我把随身带的帆布小旅行箱放下，目光四下望着。这儿的一切，包括父母，与我想象的一样，只不过更为朽败，毫无新奇之处，也没有亲切的感觉。而我回来也不过是瞅上一眼，对自己曾径那么多年在这地方生活作个交待，有几分是为了看父母呢？

　　最多后天，说不定明天，我就走。

　　吃过晚饭，天就完全黑了。在屋子里，不管怎么弯着头，也看不到一点窗外掉尽叶子光秃秃的黄桷树。我脱了衣服上床，母亲在给五屉柜上的一尊佛规规距距作揖，嘴里轻轻念叨着什么。那是个和喝水杯子差不多大的瓷人，瓷人的面前放着一个小香炉。母亲信佛更为虔诚，已把佛请到家里来。

　　母亲上床后，与我的身子挨得极近，我很不习惯往里面挪了挪，她扯过她的棉被给自己盖上。架子床靠墙一边横搁了一个窄窄的木板，上面放了夏天衣服，和一个个用布包起来的小包袱。弄得一张床不伦不类的，而且稍不注意，一抬头，就会撞上。我忍不住说，“床下有箱子，还有五屉柜，都装不下了？”

　　“这你就不晓得了，把东西包起来，随时就可以走，”母亲说。

　　还不等我问她走哪儿，她就说，她准备好了，一失火，就可以拎走，先牵走我父亲，再拎包。

　　呼吸着母亲的气息，我想，她不过才六十二岁的人，脑子却真是老了。

　　我眼皮开始打架，粘在一起。奇怪，我在外每夜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一回到家，不必服药，脑子马上昏昏沉沉。

　　母亲关了灯，她说这个月退休工资没领成，几家造船厂都发不起工人工资，退休工人连领一半退休金也不行。大冷天她去了好几次都白跑，有几百退休老年人在公司大门口静坐。她怕冷，怕心脏犯病，没有去。公司若再不发退休工资，他们说要到朝天门港口去静坐。“那么冷，都是上了年龄的人，活不了几天，朝死里奔。”黑暗中，母亲自言自语：“我现在就是去一趟石桥广场买菜，人就累得不行。”

　　这几句我听清楚了，我对母亲说：“我要睡着了，明天我给你钱就是了。”

　　母亲想说什么，果真停了嘴。她那么说，不过是提醒我应当养家一种方式罢了。

　　母亲也不问我的情况，在外边干些什么，她依然不把我当一回事。不过她问，我能说什么呢？假如我告诉她，她的第六个女儿靠写诗写小说谋生，她一定不会相信也不明白。我已经二十六岁，往二十七岁靠了，她也没有问一问我有没有谈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也可能她明白，我这种女儿的生活方式，还是不问为好，省了焦心。

　　2

　　第二天我醒来，就闻见烧香敬佛的大众牌卫生香，气味刺鼻。香炉上弯弯曲曲冒着三根白烟。父亲早起来了，摸下楼。面朝我站着，他喘得很厉害，在喝一种颜色很浓的药水。他看不见我，只是感觉到我站在门槛边。

　　母亲提着菜篮回来，她把白萝卜，还有几两猪肉，一束葱放在门外靠墙放的竹桌上。我过去帮母亲理葱上的须和黄叶，掏出钱给她。母亲把钱仔细地数了数，还了两张给我。我没推辞，就收下了。我对母亲说，我以后还会寄钱给她。

　　“一笼鸡不叫，总有只鸡要叫，”母亲说：“我知道你会最有孝心。”

　　“我明天一早就走，”我打断母亲。

　　母亲脸上的笑容顿时没了，她嘴里却说，“你昨天晚上讲，我今天就多买点菜呀，你啷个不早点说嘛？”

　　父亲把炉子边上的扇子拿着，在对着炉子煽。母亲走过去，一把夺了下来：“火燃得又不是不好，煽啥子，瞎起个眼睛，尽添事！”

　　她是有气想对我发，但又不能朝我发，就对父亲发。人还是得长大，我想，起码长大了，母亲不能随便朝你发火。

　　整个下午和傍晚家里空气都异常沉闷。晚饭时，五哥回来了一趟，他变得很瘦，人矮了一截，见了我仅说了句“你回来了。”连他都变得如此陌生，那么不用说其他姐姐哥哥了，我决定明天走是对的。我只想等到黑夜来临，盼望这一天尽快结束。

　　母亲洗了脚，迟迟不上床，墙上挂钟都快夜里十二点，整个院子的人都睡了，她还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似的。她一定是记忆出差错了，总找不着。

　　看着她着急的样子，我躺在被窝里说，“你要找的东西说不定就在我头上的包里。”她拍了一下自己的头，就爬上床，把边上一个布包取下。

　　我懒得看她，干脆闭上眼睛，准备入睡。

　　母亲叫我，我张开眼睛，见她手里拿着一支口琴，摊开的布包上是墨蓝色儿童绒帽。口琴和帽子都是我曾径见过的，她把口琴递给我。“你再也见不到他了，”她说这话时好象带着一种莫名的快感，仿佛是一个击中要害的报复。

　　“为什么？”我问，我知道母亲在说谁。

　　“他得肺癌死了。临死前他希望见到你和我，让他的老母亲去找你二姐，好不容易找到二姐，二姐却没有过江来叫我，即使叫了，你也不在。”母亲拿准我地说，“即使你在，你也不会去的。”

　　“我不在，”我喃喃重复母亲的话。在1986年4月20日生父咽气的那一刻，三年前，二十四岁的我在哪里？在哪个城市潇洒地打发时光？可能和一群人在喝酒闲聊，哈哈大笑，正把身体倒向一个自认为爱我的男人的怀里？我想不起来，感觉脑壳上开始有东西在敲，我从被子里坐了起来，语气平淡地说，“人要死了，我还是得去的嘛。”

　　母亲俯下身的脸，我看不清楚，觉得她在冷笑，但是她的手抹了抹脸，那么说她在流泪。

　　二姐写信从来没提这事，我相信她今后也永远不会给我讲这件事：生父的母亲，我的婆婆，为了儿子临死前想见我一眼，来找二姐。二姐却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来找我们家，不要来找我们家六六，我们家六六不会认你们的。”

　　二姐会一直守住这个秘密，如同她守着另一个秘密一样：曾代母亲收我生父按月寄来我的十八元生活费。

　　母亲后来知道了，也没有一句话责怪二姐。在这件事上，母亲心里一直很虚，她对我们家其他的孩子都总是采取一种卑微的姿态，把一腔委屈和悲痛留给自己。

　　母亲说她有感觉，连续好些天夜里做梦，都梦见我生父象个小儿哭啼，责怪母亲不去看他。以前他在她的梦里不是这副样子，母亲便知道他已走了。

　　癌症晚期，没有医院肯收他，集体所有制的塑料厂不肯出医疗费，家里人抬着他，一家家医院走，只有几张病床的一个乡镇小诊所算是开恩，收下他等死。他的妻子侍候了一段时间，也不干了，连火葬场都不愿去，她心里明白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

　　“死的时候，他就叫我和你的名字，求他的老母亲来找我们俩。”母亲停了停，说我生父平常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他得肺癌是由于缺营养，身体差，在厂里长年做石棉下料。婆婆拉住母亲的手哭着说，他才四十九岁，我这种活够了的白发人不死，他啷个死了，老天爷长的啥子眼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