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每天傍晚，太阳落山之际，便有近郊农村生产队来收粪便作肥料。

　　“倒桶了！”担着大木桶的农民，天热下雨，头上都一顶旧草帽。他一声吆喝，整条街的人都从自家门后、床下、用布帘遮住的角落里，端出存放粪便的尿罐、马桶和夜壶，小心翼翼，象捧着祖宗八代的灵位似的。不知从哪年做下的规定，倒尿罐是我的任务。往收粪便的木桶里倒完后，用淘菜水、洗衣水和竹涮子涮干净，再捧回家。洗尿罐的脏水顺着石坎流下坡，那一坡树长得又粗又壮，枝叶繁茂。

　　万一我错过了农民收粪便的时间，就只得把笨重的尿罐，提到公用厕所的大粪池去倒。雨后路全是泥水，溜滑，好几次我跌倒在地上，屎尿泼了我一身，黄陶泥的尿罐摔成几瓣。我爬了起来，赶紧奔回家，用篼箕装灶坑下烧过的煤灰，铺在泼洒在坎沟沿和泥地的粪便上。再扫进簸箕，倒进粪坑。弄脏的地很难清除干净，自家灶下的煤灰都扒完了，还不够用，又去求邻居同意扒他们灶下的煤灰。我怕过路的街坊骂街直指父母祖宗的本领，不管有多远，被挨了骂的父母一定能听见，当然要把气出在我头上。

　　每次闯下这种烂祸，我总是觉得哥哥姐姐，还有父母，和街坊一样漠然地站在院外的台阶上，俯视我满身恶臭紧张地忙乱。

　　或许他们那样做，不过是为了提醒我，做错事就得挨罚。但我却无法往心宽处想。他们为什么不肯伸出手帮我，而总让我看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记得十二岁那年一个下霉雨天。母亲见我一动不动，就问我怎么还不走？学校已敲过头遍上课钟声了。

　　我手吊着书包带子，怯生生说，老师说就我未缴学费，放学后，我已被留下来两次。

　　母亲的腰伤应早好了，不知那天她为什么没去上班。她坐在了床头，看着我说：“好象刚缴过学费，怎么又要缴了？”

　　“那是上一学期，”我的声音不大，但脸已涨得通红，要钱是我永远也学不会的，哪怕向父母要钱。

　　母亲半晌没作声，突然发作似地斥道：“有你口饭吃就得了，你还想读书？我们穷，捱到现在全家都活着就是祖宗在保佑，没这个钱。你以为三块钱学费是好挣的？”

　　每学期都要这么来一趟，我知道只有我哭起来后，母亲才会拿出学费。她不是不肯拿，而是要折磨我一番，要我记住这恩典。母亲对姐姐哥哥们，就和我不一样，最多让他们要二三次便给了，不象对我。母亲对我不是有气，而是有恨，我对她说：“当初你就不应该生我。”我把书包紧抱在怀里，身体蹲在门槛边，咬住牙齿，生怕眼泪掉下来。

　　“不错！我当初就不该生你下来！”——可是母亲没说这句话，这是我从她的目光里读出来的，那目光冷极。我扔了书包，出房门，穿过堂屋阴暗的光线，我的心在嚎叫：我不想活，这个家根本就不要我！

　　楼梯在我脚下吱嘎响。我没有抓扶手，而是三步并二步地奔上阁楼。

　　我站在布帘前的床边，摸出四姐枕下一面小圆镜，举起来照自己。如同每次梳头后的动作，可这个清晨我左照右照，都看不见自己的脸。

　　四姐走进阁楼，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听见我的话，双眼马上睁圆了，吓死一般冲下楼梯，大声喊叫母亲，叫二姐，叫三哥。她的声音尖厉悠长，象唱歌一样悦耳。我面对镜子，镜子仍是镜子，没有我。镜子坠落在地板上，没碎裂，只是反了个面，两个胖娃娃拥抱麦穗玉米的丰收景象。

　　我不再属于自己了，我感到自己倒在地板上，双脚奋力朝外一蹬。

　　一片喧哗声，有人凑近盯着我说：“她收尸了。”

　　我收尸了？我死了，才十二岁，就这么死去？我的结局原来是这样。这一刻，我轻飘飘地，不着边际，没根没依的，原来死如此简单、轻快和松驰。

　　很快，另一种感觉升上来：追悔莫及，难以言说的懊丧。我渴望再活一次，哪怕比前一生更痛苦。我还刚刚开始活，我不必死，我就是要活！就是要不顾一切地长大！

　　我在围拢的人群中察寻母亲，我想对她说，要她烧掉我的日记，它在床底下。我看不见母亲，我在拚命找她，用一种只有她和我才明白的语言，继续对她说：别留下我的模样，烧掉我仅有的那几张照片——只要能允许我继续活。

　　仿佛有人在扳起我的头，很重，很痛。上楼梯的脚步声不象是母亲。

　　4

　　天井里人极多，站着蹲着，以舒服但不雅观的姿式，围着一个走街串户的中年男人。无论他在哪个院子停留，都会带动一批人观看。

　　他捉住乳毛未干的鸡公，反剪双翅，小鸡便乖顺地伏在地上，伸长脖子，可怜巴巴地瞧着众人。中年男人去掉绒毛。带刀刃的铁勾轻快地插进去，“擦”地一下拉出一块血肉。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去掏。被阉割的鸡的卵子被放进碗里。鸡主人一般都要卵子，拿去熬汤喝。

　　这里人相信吃啥补啥。杀鸡鸭，经常把苦胆摘下往嘴里吞，说是要大清热，还得趁新鲜。鸡胃鸭胃的内皮剥下，洗净晒干，一个能卖二分钱，化食，通气。菜市场肉案上，牛鞭粗长地挂在最醒目的地方。

　　阉鸡的主人若不留卵子，可以少付一角钱。中年男人将就小刀叉起卵子，从裤袋里摸出盐瓶，撤上盐，然后用一块不知原来是何种颜色的布，对折包好后，放入帆布包里。

　　被阉割的小公鸡，歪倒缩在堂屋楼梯角落，不再有雄性的高叫，没人看它一眼，人不知道鸡也会痛。

　　烈属王妈妈的孙女，有张苹果脸，很稀罕。这条街的孩子，在成人之前，都瘦骨仃伶。院子里的人端着饭碗，到院门外吃走走饭。她要上小学了，有人问她长大做什么？

　　“骟xx巴。”她一清二脆地答道。

　　这个女孩如果明白她说的是什么，长大必是个最彻底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南岸的人认为她没出息，女孩被父母打了一顿。遇到人问她长大做什么时，她不作声了，有时候还是冒出一句：骟xx巴。她可能脑子有问题，阉割xx巴血淋淋的场面，对她刺激太大。

　　我想我可能生病躺了一天，也可能是两天。

　　我挣扎着从床上起来，脚吊在床边，伸进圆口单扣黑布鞋，觉得阁楼不象睁开眼睛时那么旋转，墙仍是墙，桌子仍是桌子，一旁布帘仍挂挡着另一张床。屋里就我一人。我右脚先下地板，落在肉墩墩的一个东西上。我惊异地跳开，低头去看，一个比我脚还大一二公分的老鼠，抽也未抽动一下，躺在那儿。

　　从床底下抽出两根细条的木柴，我把老鼠夹起，一步步走到阁楼门外小木廊，准备下楼梯。老鼠象活了似的，从夹着的木柴中蹦出，弹在楼梯口上，直落在堂屋地上。我终于止不住大叫起来。

　　天井里只有个剃头匠，用一个刷子清扫一个男人的脖胫。还有两个男孩在院门坎上，给白晃晃的蚕喂桑叶。天井靠水洞边，有人在倒涮祸水。

　　我惊骇的叫声，不过是又尖又细的轻轻一嚷。院子里的人仍是各做各的，我叫第二声时，父亲从楼下探出脑袋问：“六六，什么事？”

　　我指着楼梯下死老鼠躺着的方向，喉咙哽住说不出话来。父亲眼睛不好，看不到。对门邻居程光头动作快，拿着夹煤球的火钳，一边夹一边说：“哟，见血了。”

　　“见血了？”他的老母亲这会儿耳朵特清晰。

　　“见血了！”他回答。

　　“见血就好，就顺当。”老太太说。

　　“是一脚踩死的？”他扯开喉咙朝我喊。

　　我点点头。

　　“一脚踩死好。”不知老太太怎么看得见我，虽然她在自家门口内的圆凳坐着。“一脚踩不死，不能再添一脚，就得用别的方法，”她慢吞吞说。

　　“会啷个样呢？”程光头比他的老母亲还煞有介事。

　　“补第二脚，耗子哪怕死了也有二道命，就会生鬼气，缠得院子里鸡飞狗跳喽。”老太太说得很肯定。我听得倒抽一口凉气，回到阁楼里。

　　这天晚上，四姐和德华未回家。大姐也没回家，不知上那儿去，她一定是故意不回家，为了避免我的纠缠，她知道我不向她刨根问底是不会罢休的。夜里又响起婴儿的哭啼，挑人心烦。我感觉身体好多了，手摸额头，温温热热，不象昨夜那么发烫，最多后天就能打起精神去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