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晚饭后我呆坐在桌边，心事重重，看着哥哥姐姐在屋子里出出进进。“六六，别拿脸色给妈看。实话讲，让你活着就不错了。人活着比啥子都强，不要有非份之想。”母亲坐在床边，边说边在手缝枕头套脱线之处。

　　好几天没见母亲，母亲还是纠住老问题不放，考大学在她看来就是不安份。我赌气地说：“你不支持我继续读书就算了，何必死啦活啦的？”

　　“就是死和活的事，”母亲说。“你的三姨，我的亲表妹，比一个妈生的还亲，不就是没活成！”

　　母亲说她最后一次提着草药，到石板坡我三姨家时，那是1961年刚开春。三姨躺在床上，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皮肤透明地亮，脸肿得象油纸灯笼。母亲熬草药给她洗身。三姨夫原是个开宰牛店铺的小商人，雇了个小伙计，日子过得还象模象样。五十年代初，三姨夫不仅不能雇伙计，店铺也“公私合营”了。三姨夫是1957年被抓进狱的，他在茶馆里说，现在共产党当家，样样好，就是他的日子还不如解放前好。被人打了报告，一查，他参加过道门会，就被当作坏分子送去劳改了。

　　三姨为了活命，只好自己去拉板车，做搬运，抚养两个年龄很小的儿子。两个儿子先后得病死了。她没力气拉板车，就到菜市场捡菜根菜梆子，给人洗衣服。

　　母亲听人说她病重，赶过江去。

　　她一见母亲就泪水涟涟，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紧抓母亲的手臂，说，二姐，你看我这个样子，是等不到你妹夫回来了。

　　母亲赶快给她做开水冲黄豆粉羹，那时，都说豆浆营养好，能救命。三姨不吃，说你家那么多口嘴，二姐你带回去。

　　母亲把那袋豆粉留下了，她没有想到三姨会死得那么快。

　　那是1961年初冬一个礼拜日，母亲在堂屋，一个憔悴不堪的男人，挺陌生的，从院门口朝她一步一挪走来。走近了，男人开口叫二姐，母亲才认出他是三姨夫。他七年劳改，坐了四年，还应当有三年。母亲吃惊地问你咋个出来啦？

　　三姨夫也不坐母亲递上去的凳子，就坐在我家门槛上。他衣衫极为破烂，眼睛几乎睁不开，以前他一说话就笑，并且很会说笑话，还能稳住自己不笑，让别人笑个不停。爱干净，头发总梳得有样式，哪象这么一头野草，还生有许多斑疮，而且哪会一屁股坐在门槛上？

　　他说劳改营里没吃的，犯人们挖光了一切野菜，天上飞的麻雀，地上跑的老鼠，早就消灭得不见影子。当地老百姓，比犯人更精于捕带翅膀和腿的东西。劳改犯中有病的，年老的先死。剩下活着的人已经没力气再埋死人。管理部门给他个提前释放，让他回重庆，交给街道“管制”。

　　他说：她走了，就不肯多等几个月！母亲正在苦怎么告诉他三姨饿死的事，可他已知道。

　　三姨夫说，他已没去处了，街道上说这一家已经没有人，就把一楼一底三间房收了交给房管局让别人祝新住户当然拒绝他进门。

　　母亲没有听清楚，她被一个邻居叫到大厨房，那里已站了几个阶级觉悟高的邻居，有男有女。他们直言直语对母亲说：你不能让这个劳改犯留在这个院子！留下也没人敢给他这种阶级敌人上户口，你哪来吃的喂一张本来就该死的嘴。还不快些赶走他，让他赶快离开这个院子！他们不容母亲有一个插话的可能，婆娘们的声音尖又细，故意让坐在门槛上的三姨夫听见。

　　邻居们还算对我对三姨夫客气，没直接去赶他轰他。母亲犹犹疑疑走出大厨房，三姨夫已经走掉了。母亲连忙挣脱这群还围着她的人，追出去。

　　三姨夫病歪歪的身子走不快，母亲追上了。坡上坡下，这年树枝光秃秃都还未抽出芽，吃嫩叶还不倒时候。母亲拿出二元钱递过去，三姨夫好歹不收。母亲说你不收，今天随便啷个我也不让你走。

　　三姨夫边收钱边说：我这么落难，你还同情我。

　　他哭了起来。

　　母亲也哭了，哭自己没能力留下这个亲戚。

　　二个星期后，母亲不放心，就乘渡船去石板坡三姨夫原先的住房看他。打听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那儿已有一家六口住着，果真如三姨夫说的，房子交了公，房管局把房子里家什卖了，房子分给了人。

　　三姨夫在周围流浪了几天，无处可去，当然没人给他上户口，给定量的口粮。他脸和身子都饿肿了，这种时候要饭也太难了，乞丐越来越多，给剩饭的人几乎没有。他夜里就住在坡下那个公共厕所里，没吃没喝的，冷溲溲的天连块烂布也没盖的，活活饿死了。眼睛也没闭上，睁好大，住着三姨房子的女人一边比划一边说。

　　尸体呢？母亲觉得自己整个人直在摇晃，连忙扶住门框。

　　弄走了。那女人突然反应过来，对母亲说：你是他啥子人？管你是啥子人，听我一言，别再打听他。他是劳改犯，别惹麻烦。说完女人把两扇木门合拢，母亲只得退出门槛，让那门在面前哐当一声关上。

　　“我怎个就给他二块钱？我身上明明还有五块钱，他是专来投奔我们的。他在我们家有困难时还搭救过我们呢！那阵子我已经怀上了你，我是为了你，活活饿死冻死了他。以前他搭助我们时，真是大方。”母亲用牙齿咬断线，把针线收拾好，瞟了我一眼。那句她说过的话又响在我耳边：让你活着就不错了。

　　那个公共厕所，和每个公共厕所没多大差别，脏，臭，烂，两只脚踩得不小心，就会掉下粪坑。死在那种地方，比死在露天还不如。我觉得母亲的后悔药里，全是自己的自圆其说——她可以顶住一切压力，让又病又饿的三姨夫在家中住下来，起码住几天是可以的。不过母亲如果能顶住那种压力，也太完美了点。她没有那么完美，她自私，她怕。米缸里没米，锅里没油，而头上随时都可能有政治上的“揪辫子”。为了我的姐姐哥哥们，更是为了我，母亲畏缩了。

　　为了我，母亲行了不仁不义，让三姨夫饿死。就这一点，我也不必再与她纠缠读书的事，起码今天我不能跟她闹别扭。

　　这么说来，我还没有出生，就是一个有罪的人？

　　2

　　收拾起碗筷，我到大厨房自家的灶前洗碗。一盏15瓦电灯悬在房中间，投下微光。脏碗都泡在炒菜用的大铁锅里，水是凉的，炉火已灭了，烧热水费煤，好在碗筷几乎没有油腻。父母说：我们穷归穷，但我们得干净。每隔半月或二十天，就用碱清洗碗筷，木锅盖和灶前的竹桌子。

　　女人响亮的哭泣声，从正对着厨房的王妈妈家传出。

　　没隔一会，她家开着的门被一脚狠狠蹬上了。“成天打，有完没完？想逼我进高烟囱呀？”王妈妈在劝架，同时也在骂架。她的么儿和么儿媳都有三个小孩了，还三天两头打架。闹得王妈妈的二个女儿，即使回家也坐不上半天。一家三代人窝在一起，隔不了几天，就有场戏演。

　　王妈妈的二儿子参加解放军，正是1956年康巴藏族叛乱之时，被派到四川与西藏交界的川康地区剿匪。剽悍的康巴牧民马队，在草原上来去如风。夜里摸了帐蓬，袭击部队，砍了所有俘虏的头颅。后来国家调动大批飞机，空投伞兵，用喷火器迎着猛烧，才挡住了狂奔的康巴马队。象王妈妈儿子这样的新兵去剿匪，干脆是去送死。

　　王妈妈在一夜之间成了光荣的烈属，逢八。一建军节和春节，街道委员会都敲锣打鼓到院子里来，把盖有好几个大红圆章的慰问信贴在王妈妈的门上。有一年还补发了一个小木块，用红字雕着“烈属光荣”，醒目挂在门楣右侧。王妈妈周身上下落得光彩，脸上堆满喜气。鸡毛蒜皮一件事与人发生口角，不出三句话，她总会说，“我是烈属。”

　　“儿子都没了，你一回也不伤心落泪，”么儿媳骂架时洗刷王妈妈。

　　“我为啥子要伤心，他为革命没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她振振有词地答道。

　　王妈妈死去的二儿子，是她四个儿女中生得最周正，也最听话的，学习成绩一直冒尖，本来该是读大学的料，但十九岁的青年，觉得能当上解放军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

　　“儿子太乖，鬼都要来找，”工休从船上回家的王伯伯自言自语说。每次回家他心头呕气，总还未到工休结束便返回船上。老二放大成五寸的黑白头像，一个中学生腼腆的笑容，镶在玻璃镜框里，挂在立柜和床间的墙上。每次我看见这照片，老是怕去想这颗头颅是怎么滚下地的。

　　三四岁的孩子，一上幼儿园就得被带去参观阶级斗争展览馆。上幼儿园要缴几元学费，我只能在幼儿园的围墙外，眼红地听着围墙内传来的歌声，手风琴伴奏着“不忘阶级苦”。上小学，我七岁，才有这幸运走进展览馆，里面有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用酷刑的刑具、被害的革命战士血肉模糊的照片，还有人民大胜利后，枪毙了的反革命一个个死相狰狞的照片。

　　你们要注意，时刻警惕，有很多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改头换面留下来，革命小说告诉我们国民党溃败前安排潜伏人员，要破坏这座山城，破坏我们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那些在阴暗角落偷偷摸摸鬼鬼崇崇的人，要赶快去派出所赶快找党支部报告。

　　不断的警告和训示，搞得几岁的孩子成天眼睛东瞅瞅西瞧瞧，心里充满了紧张和恐慌，觉得个个人都象特务。下雨天，个个人头上戴着头笠，遮住脸，阴暗的天色下，个个都不象好人。

　　我很少到王妈妈家去，一看到她那革命烈属骄傲的笑容，我就想起阶级斗争展览会，吓得赶紧手捂住嘴。白天一想，夜里就添恶梦。

　　倒掉铁锅里的洗碗水，我把铁锅往木板墙上的钉子上一挂，拿起筷勺，端起一摞碗，赶快离开厨房。王妈妈怕么儿，她只不过借机发泄几句，几句之后就会转移目标。果然，我刚经过堂屋左侧楼梯，还未跨进我家门，就听到她骂起来：“电灯这么早就拉亮！天还亮晃晃的，又不是看不到。政府号召要节约一度电一滴水，这幸福是用鲜血换来的。这个月电费肯定贵到娘心尖尖上去了，”她的声音又伤心，又气粗理壮。

　　我想复习数学，被那没完没了的声音吵得心烦，就只好到院门外去。天都黑得快垮下来，还说成白天？这电又不是你一个人缴费，每家每户分摊。我心里这么一咕哝，就马上想起被枪毙的照片，革命反革命，一张张挂满了墙壁。不知为什么，被枪毙的反革命裤子都掉下来，上面是血淋淋白花花的破脑袋，下面是黑糊糊不知什么东西。说是怕囚犯自杀，怕他们到刑场路上挣扎逃跑，统统没收了裤带。男人的那玩意儿怎么如此丑，而且只要是坏男人，挨了枪子，就会露出那玩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