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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回家，家里比平日多了一菜：豆豉干煸四季豆，照旧熬了个酸菜汤。

　　我在楼上拖地。说拖地不过是把弹丸大的空地弄湿，降降温。两张木板床几乎把阁楼的空间占满，一张矮小方桌，我学习的时候才架起来放在电灯下。常常忘了拆，人经过得侧着身子。地板薄，二层夹板里，耗子在里面不停地跑着。我尽量把拖把的水拧干，以免水直穿过地板，滴到楼下正屋。敞开的天窗没有引来风，刚洗了澡，又是汗腻腻。

　　“六六，下来吃饭。”四姐站在堂屋叫。

　　我提着拖把水桶，走出来。从木廊望下去，四姐碗里的菜，喷香，绿绿的。她脸瘦了一圈，可能是因为当建筑工人，天天日晒雨淋，面颊皮肤紫红得象个农妇。她比我好看多了，身材苗条，一米六二，比我高整整三公分。只有牙齿不整齐，我们姐妹几个牙齿都长得挤挤歪歪。“换牙齿时尽吃泡酸萝卜，不听话。”母亲骂我们。

　　我下楼和父母一起坐在桌前，刚端起饭碗，五哥悄声无息地进屋，在靠门右侧洗脸架那儿洗手。他的背影象个女孩，肩比较窄，头发也不象三哥那么浓密，五官长得细巧，但上嘴唇有道明显疤痕。五哥生下来，上嘴唇就豁，吃东西时裂得更开，样子很丑。母亲看着伤心，就怪父亲，说父亲在她怀五哥时，在家门槛上用柴刀砍柴，叫他别砍，他不听，还砍得更来劲。

　　半岁时五哥在地区医院作缝合手术，手术做得太差，粗针粗线，拆线又马虎，伤口感染，嘴唇正中间留下一条很不美观的痕迹。他大我四岁，已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晃然一看，却比我还象孩子。他尽量不开口，比父亲还沉默寡言，可能是怕人看到他，就会注意到他的嘴。五哥在造船厂做电焊工，有便船就搭乘回家，没有便船就走二个半小时山路回家。

　　昏暗的灯光下，我们一家五口围着桌子吃饭。

　　院子里的人，喜欢到院门外的空坝和石阶上去吃，邻居乡亲，互相不必请就可以挟对方碗里的菜。一言不合，筷子可能就对准对方脸，破口大骂。火一点爆，碗就扣在对方头上，稀饭混着血往下流。马上，就满街是边看闹热边吃饭的人。

　　桌上清汤寡水，不值得挤在一起，父母却不允许我们端着饭碗到处跑，倒不是我家特别讲礼，而是尽量躲开邻居。院里街上的人瞧不起我家，父母情愿呆在家里，我们家的孩子最多也就在堂屋或天井站着，不象其他人家的孩子吃到院门外，蹲在石坡上，甚至吃过几条街，吃到江边去。

　　五哥端着饭碗，坐到堂屋里一张矮凳上，紧靠房门。

　　母亲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就开始说，她才五十三岁，厂里人事部门说她病多，要她提前二年退休。若回家，只能领一点儿津贴。

　　屋子里的人都握着筷子，停住吃饭。我问母亲，那样一月有多少钱？

　　“二十八块不到。”

　　见我们没说话，母亲又说，“以前二十八块钱还管用，现在就不值钱，工资、退休津贴往上提升，慢得眼珠子都望下来了。看嘛，六六，你上高考补习班，就缴掉二十块，读书有啥用？我们家既没钱又没路子，供养不起你再上学。”

　　母亲在上星期天也提过退休缺钱的事，让我别再考大学。但这次话几乎说绝了：希望我马上去找份工作做，补贴家里。大学教育是个无底洞，再负担我四年的学习生活。哪怕读完大学，没后门，毕业后只能“服从党的需要”不知分配到什么鬼地方。我们全家工人，“权”与我们从来没一点儿缘。虽然这个时候，我们家孩子，除我之外都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也不用象以前去江边挑沙子卖钱。我们家生活与我生下时没有实质改变，邻居有办法的都统统离开这破院子，我们却在老地方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

　　母亲说我不懂做父母的苦心，他们一生就为儿女操劳，假如家里稍微有点钱，父亲的眼睛就不会坏到现在这个地步。要是有点钱，重庆的医院治不好，还可以到上海和北京的眼科医院去治。母亲一边念叨，一边给父亲挟一筷子四季豆。

　　我从小就发誓：等我长大后，我什么都愿去做，什么都舍得，只要能有办法让父亲的眼睛医好。但在这时候，我哑口无言了。

　　母亲没看我，心思很乱。桌上酸菜汤汤已见碗底，酸菜余下不少，母亲往父亲碗里挟。

　　“我已吃完了，你不要挟菜给我。”父亲的浙江口音说快了，本地人听不清他的话，但我听得懂。父亲说，“六六要读书，就让她读，你不是也说过，若有文化就少受人欺侮。”父亲不爱说话，但一两个字就点中了要害。

　　“这事你别多嘴。”母亲寸步不让。

　　我气得起身离座，搁了饭碗，就往阁楼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