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是人类智慧的创造，也是人类独有的生活技能的表现。它具保护身体和装饰这两种功能。而在其文化传统方面，既有历史的传承性表现，又有不同时代因文明的发展进步、人们审美情趣和意识的变化而有所革新与创造。

　　中国历代统治者均十分重视冠服之制，既用礼法将它予以约束，又将它作为区分、辨识人们尊卑贵贱、身份地位的重要标记。明代也不例外。早在明王朝建国之初，虽战事频仍，但朱元璋却仍致力于明代冠服之制的确定，并将它作为恢复与整顿礼仪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确立明王朝的封建仪礼、纲纪法度，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璋甫登御极，便 诏复衣冠如唐制。 这是因为元世祖起兵沙漠，以统天下， 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胯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不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服饰制度作为明朝统治者治理天下的一个重要法规，写进了官修的《大明集礼》和《诸司职掌》。明代服制的厘定，循序渐进先后用了近３０年的时间。洪武元年，首先制定皇帝礼服。明太祖认为古代五冕之礼太繁冗，决定祭天地、宗庙，服用衮冕。社稷等祭祀活动，服用通天冠，绛纱袍，其余不予采用。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明政府初步定出冠服之制，主要有皇帝冕服、常服、后妃礼服、常服，文武官员常服之服和士庶巾服等。至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对原定的冠服制度又作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更制范围更为广泛，明代的许多主要服饰之制都是此次确定下来的。而当新的冠服制度颁布之后，数百年间不曾有过大的变易，只是在服装颜色及其禁例等方面，作了些具体的规定而已。如不许官民人等违制僭越服用蟒龙、飞鱼、斗牛图案，不许用元色、黄色和紫色，不许私穿紫花罩甲等等。明初的服饰制度的 斟酌损益 ，都断自朱元璋的 圣心.而明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看重服饰制度及其改定，就是因为服饰最能 辨贵贱，明等威 ，从而有力地维护等级森严的封建政治体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明王朝统治机构的渐趋腐败、法制的松弛，财富的占有者不甘受礼制的约束，凭借金钱恣意享受的风气一旦兴起，往往就可能伴发有大量的越礼逾制的行为发生，且一发不可收拾。在晚明时期即万历以后，明人的服饰文化生活，便发生过剧烈和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从服饰的改变开始的。此一时期，服饰更新最快、最速，百余年间，人们对服饰日鹜新异，以致突破贵贱有别的堤防，流风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全社会的违制与僭越行为，而不受法制的约束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例如，在明代服饰中最高贵的是龙纹，它素为人君至尊的象征。明初廖永忠就因僭用而被处死，但到明末，团龙、立龙却已成为寻常百姓常用的服装花纹。（《巢林笔谈》卷五）文官的礼服，各按自己的品级配以各种禽鸟花样图案，这本是明朝独到的创制，任何人不得混冒；卑贱的教坊司乐工，过去按规定只准戴青卐字巾或绿头巾，用以区别士庶。但到明末，后者却堂而皇之的仿效士大夫。服装上绘以禽鸟，穿戴与朝臣无异。

　　公服如此，便服更是肆无禁忌。明制规定只有官宦之家的贵妇人才能用金珠翠玉作头饰，迄明末时娼优也能满头珠翠招摇过市。明初对于服装的着料与用色限定甚严，如士庶不准用黄色，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而对大红色和金绣闪光的锦罗丝缎的服用禁止更严，对违用者本人、家长和工匠均要治罪（《明会典》）。而到明末，小康之家 非绣衣大红不服 ，大户婢女 非大红衣不华 （《阅世编》卷八），而胥隶之徒更 日用服饰拟于市宦 （《郓城县志》卷七）。难怪有人哀叹说： 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 ， 人皆志于尊崇富移，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 （《松窗梦语》卷八）这一切，表明此时现实生活的发展，早已冲破呆滞不变的单调程式，呈现出绚丽多姿的风采。在衣料方面，先后时行宋锦、唐锦、汉锦、晋锦，不久又皆称为 厌物.改兴千钟粟倭锦、芙蓉锦。在服装不断更新的同时，发型也相应地频繁变换。冠髻原高过二寸，大如拳，其后变扁而小，高不过寸，小如酒盅，不久又以髻愈扁为时髦。妇女们的着装与衣饰，更是争奇斗艳。总之，短短数十年间，服饰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真有令人目不暇接的感慨。间有穿着陈旧者却被邻里 窘且笑之 （《郓城县志》卷七），甚至连儒生的常服布袍也被人 鄙为寒酸 （《云间据目抄》卷二）。

　　可见服饰的市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美 入民家更成为明代服饰文化生活中最为突出的特色和引人注目的社会风尚。

　　（一）帝后文武官员服饰礼仪

　　皇帝的冠服及其规制　明代皇帝的冠服有冕服、皮弁服、武弁服、通天冠服、常服和燕弁服等。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明政府定衮冕之制。冕前圆后方，玄表纁里，前后各十二旒，衮，玄衣黄裳，绣十二章。蔽膝随裳色。

　　黄袜，黄舄金饰。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更定，衮冕十二章，衮，玄衣纁裳，红罗蔽膝，朱袜朱舄。凡祭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册拜及正旦、冬至、圣节等活动时服之。该年又定皮弁服制。皮弁用乌纱冒之，前后各十二缝，每缝缀五彩玉十二以为饰，服用绛纱衣，蔽膝随衣色，白玉佩革带，白袜黑舄。凡遇朔望视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外官朝觐、策士传胪等时服之。明初武服是赤色，弁上锐，十二缝，中缀五彩玉，落落如星状。衣、裳、，都是赤色，舄如裳色。凡亲征遣将时服之。洪武元年定能通天冠服，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绛纱袍，深衣制。绛纱蔽膝，方心曲领，白袜，赤舄。凡郊庙、省牲、皇太子诸王冠婚、醮戒时服之。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定常服制。常服后亦名翼善冠，乌纱折上巾，盘领、窄袖、黄袍，前后及两肩各织金盘龙一，玉带皮靴。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皇帝始服常服网巾。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年），明世宗以 虽燕居，宜辨等威 ，因酌古制，定燕弁服，其制 冠如皮弁之制，冒以乌纱，分十有二瓣 ，各压以金线，前饰五彩云各一，弁后列四山，玄色青缘，二肩绣日月，前盘圆龙一，后盘方龙二，边加龙文八十一，领与袖共龙文五九，衽用龙文四九。

　　衬用深衣之制，素带朱里，腰围饰以玉龙九片，玄履白袜（《明史 舆服二》卷六六）。

　　皇后、妃嫔、内命妇的冠服与定制明代皇后服饰有礼服、常服等。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定皇后冠服，永乐初略有更定。礼服为翡翠圆冠，上饰九翠龙，四金凤，大小珠花各十二树，三博鬓，十二钿。祎衣，深青绘翟赤质，五色十二等，间以小轮花。蔽膝随衣色，青袜、青舄，以金为饰。凡受册、谒庙、朝会时，皇后要服礼服。皇后的常服按洪武三年定制，双凤翊龙冠，首饰、钏镯用金玉、珠宝、翡翠。诸色团衫，金绣龙凤文，金玉带。四年（１３７１年）再更定，龙凤珠翠冠，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冠上加龙凤饰，衣用织金龙凤文，加绣饰。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复又更定，冠用皂縠，附以翠博山，上饰金龙一，翊以珠。黄衫，深青霞帔，织金云霞龙文，饰以珠玉坠子，琢龙文。褙子，深青，金绣团龙文。红色鞠衣，前后织金云龙文，饰以珠。大带以红线罗为之，有缘。缘襈裙，红色，绿缘，有织金彩色云龙文。还有玉带和绶（同上）。

　　皇妃、皇嫔及内命妇冠服　　洪武三年，明政府规定，皇妃受册，助祭、朝会服用礼服。冠饰九翚、四凤花钗九树，小花数如之。两博鬓，九钿。青质翟衣，青纱中单，玉革带，青袜舄，佩缓。常服系鸾凤冠，首饰、钏镯用金玉、珠宝和翠。诸色团衫，金绣鸾凤，不用黄。金、玉、犀带。又定，山松特髻，假鬓花钿，或花钗凤冠，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裙褙子，衣用织金及绣凤文。九嫔冠服，嘉靖十年（１５３１年）始定冠用九翟，次皇妃之凤。

　　大衫、鞠衣与皇妃制同。内命妇冠服，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定制，三品以上花钗、翟衣，四品、五品山松特髻，大衫为礼服。贵人视三品，以皇妃燕居冠及大衫、霞帔为礼服，以珠翠庆云冠，鞠衣、褙子、缘襈袄裙为常服。

　　文武官员的冠服礼仪明代文武官员的冠服有朝服、祭服、公服和常服等。

　　朝服：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定，公冠八梁，加笼巾貂蝉，立笔，前后玉蝉；侯七梁冠，笼巾貂蝉，立笔，前后金蝉；伯同侯，前后玳瑁蝉，都插以雉尾；驸马同侯，但不插雉尾，衣用赤罗衣，白纱中单，青饰领缘，赤罗裳，青缘，赤罗蔽膝，革带佩绶，白袜黑履。明代官员一品至九品，以冠上梁数为差。一品七梁冠，不用笼巾貂蝉，玉革带加玉佩，绶用四色织成花锦，下结青丝网玉环；二品六梁冠；三品五梁冠；四品四梁冠，五品三梁冠；六品、七品二梁冠；八品、九品一梁冠。其它差别在于革带用犀金、银钑花、银、乌角及绶的纹样和四色、三色、二色以及所执笏板的质用的分别上，唯独御史冠用獬豸。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诏开读、进表、传制时官员服用朝服。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年）时，曾将此制有更定，但无大的损益，较前大致相似。祭服：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定一品至九品官员的祭服为，青罗衣，白纱中单，俱皂领缘。赤罗裳，皂缘。赤罗蔽膝。方心曲领。冠带、佩绶同朝服，文武官员分献陪祀时服用祭服。若在家用祭服时，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领，四品以下去佩绶。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年）再更定，大体与朝服相同，唯独锦衣卫堂上官服大红蟒衣、飞鱼服，戴乌纱帽，束鸾带。文武官员祭太庙、社稷时则服大红便服。公服：明代文武官员公服则穿袍。据洪武二十六年定制，衣用盘领右衽袍，袖宽３尺。材料用纻丝，或者纱罗绢。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末入流杂职官的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袍的花纹以花径大小分别品级，如一品用大独科花，径五寸；以次递减其花径大小，八品以下无纹。首戴幞头，漆纱为之，旁二等展角各长１尺２寸。腰带一品用花或素的玉；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用乌角。鞓用青革，仍垂挞尾于下，着皂靴。凡每日早晚朝奏事、侍班、谢恩、见辞时服之。后改定朔望朝时用之。其余常朝时则用便服，公、侯、驸马、伯的服饰等与一品同。常服：明朝官员常朝视事（即在本馆署内处理公务），则穿常服。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定制，官员凡常朝视事用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一品用玉带；二品花犀；三品金钑花；四品素金；五品银钑花；六品、七品素银；八品、九品乌角；公、侯、伯、驸马与一品相同。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定制，常服用补子分别品级高贵：公、侯、伯、驸马用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用仙鹤，二品用锦鸡，三品用孔雀，四品用云雁，五品用白鹇，六品用鹭鸶，七品用鸂，八品用黄鹂，九品用鹌鹑，杂职用练鹊，风宪官（即法官）用獬淛；武官一品、二品用狮子，三品、四品用虎豹，五品用熊罴，六品、七品用彪，八品用犀牛，九品用海马。由于勋爵品官日常用常服，所以明代人说： 国朝服色以补为别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可见用补子花样以示等第，是明代官服的重要特点之一。

　　明代对于文武官员服饰的样式与尺寸、衣料、帽顶、绣样、色彩、乃至鞋履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总之，明代文武官员的服饰是完全受制度与规章的严格约束的，而其服饰文化的理论又构筑于中国传统的礼教的框架之上。

　　明王朝统治者恰是通过各种官员不同的色彩、线条、图案、花纹的服饰，既显示官序中的高下，由此进而又使封建等级制度更加合法化，在被统治者心目中，更具神秘感和威慑效应。

　　（二）庶民服饰与衣着风尚

　　庶民男子的服饰定制　洪武初年定庶人婚嫁，准许服用九品冠服。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明政府 复制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 ，改用四带巾为四方平定巾，穿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后来又取六瓣瓜拉帽（即后世的 瓜皮帽 ）象意 六合一统 ，为庶民戴用，但不准许用顶。后又颁示十三布政使司 毕裹网巾.庶民即使身为乡中正、副乡约，仍不能服冠，只许服耆老幅巾。还明文申禁，男女衣服，不得潜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只许用绸、绢、素纱，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规定农民只许穿用绸、纱、绢、布。若是农夫可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老农的衣制，袖长要过手；庶人衣长，离地５寸，袖长过手６寸，袖桩广１尺，袖口５寸。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又下令，庶民不许穿靴。

　　明代统治者对庶民服饰的规定是很严厉的，如有违制或僭越，则严惩不贷。除官民界限外，还有良贱之别。明代视商贾为下贱，这在服饰制度中也有体现。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而商贾之人却只许穿绢布，不许穿用绸、纱。并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如农民之家有一人为商贾，就不许家人穿绸纱。

　　再如正德年间的一项服饰制度规定，将商贾与仆役、娼优列为一等。据明人记述，这亦是 国家于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何孟春《纪录汇编》卷一五三）

　　一般妇女的服饰及其头饰妇女的服饰，主要有衫、袄、霞帔、背子、比甲及裙子等。服饰的基本式样，大多仿自唐宋，一般为右衽，恢复了汉族古老而悠久的服饰传统与习俗。一般普通妇女的礼服，最初只能穿紫色粗布，不准用金绣。袍衫只能用紫、绿、桃红等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和黄色，带用蓝绢布制作。背子的用途更为广泛，其基本形式，大体与宋代相同。普通妇女的便服背子的式样为直领、对襟、小袖。而所谓的妇女服装 比甲 ，是一种无袖、无领的对襟马甲，其样式较后来的马甲为长。据传，它产生于元代，初系皇帝所服，后才普及到民间，转而成为一般妇女的服饰。到明代后期，大多青年妇女盛穿比甲，且形成为一种风气。明代妇女下裳全穿裙，穿裤者较为少见。裙子的颜色，初尚浅淡，即使有纹饰，但却不十分明显。至崇祯初年时，裙子多尚素白。裙幅初用６幅，旨在遵循古仪，所谓 裙拖六幅湘江水 ，就是指此而言。然而到明末时，裙幅开始用８幅，腰间有细褶数十，行动时辄如水纹。女子裙上的纹样，颇为考究。

　　据称有一种浅色画裙，名叫 月华裙 ，裙幅共有１０幅，腰间每褶配用一色，轻描淡绘，色极淡雅，风动色如月华，由此而著称于世。此外还流行 凤尾裙 和 百褶裙. 凤尾裙 是用绸缎裁剪成大小规则的条子，每条绣以花鸟图纹，另在两畔镶以金线，碎逗组合而成的。 百褶裙 ，主要以整缎折以细而成。明代统治者对奴仆、婢女及伶人、乐妓的服饰也有严格的规定。如限令大婢女，只准穿用绢布制作的狭领长袄和长裙；小婢女，只许穿长袖短衣和长裙。而伶人、乐妓，常服则只许服用带有污辱含义的绿色巾。

　　至于乐妓只戴明角冠，皂背子，不许与庶民妻同。这表明明代庶民各阶层妇女的服饰也有严格的等级划分与规定。明代妇女着履习俗，除具有时代风貌与特征外，基本沿用前代旧俗。如按照汉族的传统习俗，妇女大多缠足，穿用的鞋曰 弓鞋 ，以香樟木为高底。如木在外边的叫 外高底 ，有 杏叶 、 莲子 、 荷花 等名称。而木底在里边的一般则称 里高底 ，又称 道士冠.老年妇女则按习惯多穿平底鞋，时谓之为 底而香.明代妇女的发式，虽不及宋代妇女发型丰富多采和多样，但至嘉靖以后，变化较多。有的妇女将头髻梳成扁圆形状，在发髻的顶部，装饰上以宝石制成的花朵作饰物，时称 桃心髻.之后，又有将发髻梳高，以金银丝挽结，远远望去，如同男子戴纱帽，顶上有珠翠装点着。自此，发髻式样名目愈来愈多，花样不断翻新，样式也从扁圆趋向于长圆，故有 桃尖顶髻 、 鹅胆心髻 等名称。更有返朴思古，摩仿汉代 堕马髻者，梳头时将发朝上卷起，挽成一个大髻，垂于脑后。在明代画家的仕女图中，即可常见这种髻式。对此，明万历年间出版的刻本小说插图里，就有不少反映。如富春堂唐氏刻本中的《十义记》、《南西厢记》及继志斋陈氏刻本中的《红拂记》等书中的插图，便刻绘了诸多明代妇女及各式发型的形象。在年轻的妇女中，还有戴头箍的风尚。头箍系由原来的 包头 演变而来，最初以综丝，结成网状，罩住头发。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又出现了纱头箍和熟罗头箍。头箍的形式，初期尚阔，后又行窄，即使在盛暑季节，仍有人戴此。说明它的作用已不限于束发，而变成了装饰。据明代文献记载：头箍裹额的额帕冬季为乌绫，以为御寒；夏季则改用较薄的乌纱，每幅阔约二三寸，长四至六寸；后改用全幅，斜折至阔三寸，由前向后，裹于额上，至后再两抄向前作方结。

　　明末，额帕多用二幅，每幅方尺许，斜折阔寸余，一幅施于内，另一幅覆于外，又作方结加于外幅的正面。如此日日戴上卸下，较为麻烦，所以妇女们便根据自己的发额头围的大小剪裁，夹衬较厚的锦帛，一般用乌绒、乌绫、乌纱等制作的头箍，又称为 乌兜.用时，一戴即可，极为便捷。明人沈石田诗中所云的 雨落儿童拖草履，晴干嫂子戴乌兜 ，即指此物。富贵权豪势要之家的妇女在头箍和乌兜时，常点缀金玉珠宝翡翠作为炫饰。如在藉没权奸严嵩的家产中便记有 金厢珠宝头箍七件 、 金厢珠玉宝石头箍两条 ①。《金瓶梅》中也曾多次提及妇女头戴这类头箍。在第七十七回中，叙述富商西门庆勾搭贲四嫂， 他急急钻进贲四嫂家中，见他勒着翠蓝销金箍儿。 清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提及的 貂覆额 及 渔婆勒子 等头饰饰物均是由此演化而来的。明代妇女发髻上的装饰饰物，除上述之外，见于史籍的还有 金玉梅花 、 金绞丝灯笼簪 、 西番莲梢簪 、 犀玉大簪 、 点翠卷荷 、 珠翠鬓边花 和 金累丝镶嵌青红宝石珍珠长春花头面 等名色。而且各种发饰常配套使用，这从抄没严嵩家产中收缴的各种名目的发饰之物可见一斑。据《天水冰山录》载：内有金厢（镶）珠玉首饰二十三副，计２８４件；金厢（镶）珠宝首饰１５９副，计１８０３件。其首饰名称有金厢玉宝寿福禄首饰一副，金厢玉凤顶珠宝首饰一付，金厢玉孔雀牡丹首饰一副，金厢玉累丝佛塔首饰一副，金大珠八仙首饰一副，金厢摺丝灯笼狮象珠首饰一副，金厢珠宝蟾宫桂兔首饰一副，金厢三顾草庐首饰一副，金厢张骞乘槎珊瑚首饰一副，金厢玉蟹荷叶首饰一副等等。由此可知：①每副皆由多件构成一组，当是发饰有成套使用之习的估证；②首饰材料弥足珍贵，如大珍宝、大宝石、珊瑚等皆系珍稀之物；③首饰工艺精湛，因为制作金镶珠宝、金累丝等，非有高明技艺，不能造就；④首饰名目之多，题材之广泛，在发饰上，将花草、鸟禽、动物、人物、楼阁、佛塔以及三顾茅庐等历史故事浓缩于其中，这是空前绝后的。此外假髻，又称 鬏髻 ，也是明代妇女常用的发饰之物。《三冈识略》中载：余为诸生时，见妇人梳发高三十寸许，号为' 新鲜'.年来渐高至六、七寸，蓬松光润，谓之' 牡丹头'.皆用假发衬垫，其垂玉，不可举首。这种假髻大多摩仿古制装饰，所以玉丹邱在《建业风俗记》中说，它就是《周礼》所称的 编.它一般用铁丝织圜，外编上发，做成一种固定的装饰物，时称为 鼓.鼓要比原来的发髻大概要高出许多，戴时罩在髻上，以簪绾住头发。到了明末，这类发饰的样式更加丰富多样，如有 罗汉鬏 、 懒梳头 、 双飞燕 、 到枕松 等各种不同名目。在一些首饰铺店里，甚至还有各种现成的饰物出售。甚至到了明初，这些发型和饰物，仍为广大妇女所喜好与饰戴。

　　①　　 参见张显清著《严嵩传》，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三）少数民族服饰风习

　　明代，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民族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的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散处边陲各地的少数民族的服饰风习也显示出北方和南方、山区和草原的巨大差别，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如明代蒙古族的服饰，有袍、裤、无袖短衣、毡斗篷、布衬衫、靴、长袜、帽、围腰等。其衣服式样， 凡衣无论贵贱，皆窄其袖。袖束于手，不能容一指。……袖之制促为细摺，摺成对而不乱。膝下可尺许，则为织线为带，积以虎、豹、水獭、貂鼠、海獭诸为皮缘。缘以虎、豹，不拈草也。缘以水獭，不渐露也。缘以貂鼠、海獭，为美观也。 ①袍子因质地不同，种类很多，除以羊皮、羔皮制作以外，还有丝绸锦缎袍，夏布长袍，虎、豹、狼、獾、狐、海狸、灰鼠、银鼠、貂、野猫、水獭等兽皮制作的袍子。不过，蒙古族服饰因贫富而有差别悬殊，由于连年的战争，一般贫民衣不蔽体。贵族、领主则依靠剥削和掠夺而饱暖有余。自蒙古与明朝广泛展开和平通贡互市之后，蒙古族的服饰花样渐趋丰富多彩，一般平民也 有衣锦服绣者.男女都穿靴子，靴底薄便于骑乘。帽子较小， 仅可以复额，又其小者止可以复顶，赘以索系之项下。其帽之檐甚窄，帽之顶，赘以朱英，帽之前赘以银佛。制以毡，或以皮，或以麦草为辫，绕而成之，如南方之麦笠然，此男女所同冠者。 ②妇女（主要是上层）也戴传统的固姑帽（又称顾姑、姑姑、故故等）。凡衣服冠履，多出自妇女之手。而且不少人 工于刺绣 ③。男女装束和打扮有所不同，男人 皆祝发而右衽 ，自幼至老，头发都剃去，独在脑后留一小辫，其余头发稍长即剃剪，只是在冬天不剪，以保冬暖。女孩初生时即蓄发，编为十数辫，披于前后左右，直到出嫁之日才将头发分为两辫，婚后结为两椎，垂于两耳。耳朵上穿有小孔，依贫富戴各种质地不同的耳环作为装饰，以朱粉施面，也戴项圈、戒指等饰物，具有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的风俗①。

　　①　　 《夷俗记帽衣》条。

　　②　　 《夷俗记帽衣》。

　　对于生活西北的维吾尔族的服饰习尚，明代陈诚的《西域番国志》说： 国中男子髠首，以素帛缠头，妇女亦蒙以素帛，略露双眸，如有丧制反以青黑布易之。帷幔皆用青黑，居丧不过百日即释服。 世居海南岛的黎族，明代有生黎和熟黎之分，他们的服饰习俗是：男子着短衫，名为 黎埇，腰前后两幅，掩不至膝，两腿俱露，文其臂，缀耳以银环，髻堆额前，用牛骨为簪拴之，饰以鸡毛。妇女亦着黎埇，下围花幔，髻垂后，刺涅口腮为纹。 ②《琼州府志》卷二十也云：这里黎族无论生熟，衣用布缝如单被，或织吉贝为之，前后下垂，无袖，穴其中央，以头贯之；下体为裙，长不掩膝。 椎髻铣足，插银铜钗，花幔缠头，戴藤六角帽。此为男子的衣着风尚。妇女的衣饰装束是 高髻，钗上加铜环，耳环垂肩；衣裙皆以五色吉贝制作，裙曰黎埇，不着裤。 女子将嫁时， 夫家颁至涅面之式，女家大会亲属，以针笔涅女面，为极细虫蛾花卉，谓之绣面女，婢则否。 此为黎族妇女在衣着装饰习俗异于他族的标志之一。明代汤显祖在《黎女歌》中，对黎族的服饰习俗就有形象入微的描述，他说： 黎女豪家笄有岁，如期置酒属亲至。自持针笔向肌理，刺涅分明极微细。点侧虫蛾折花卉，淡粟青纹绕余地。便坐纺织黎锦单，拆杂吴人彩丝致。珠崖嫁娶须八月，黎人春作踏歌戏。女儿竞戴小花笠，簪两银篦加雉翠。半锦短衫花襈裙，白足女奴绛包髻。少年男子竹弓弦，花幔缠头束腰际。藤帽斜珠双耳环，缬锦垂裙赤文臂。文臂郎君绣面女，并上秋千两摇曳。分头携手簇邀游，殷山沓地蛮声气。歌中答意自心知，但许昏家箭为誓。椎牛击鼓会金钗，为欢那复知年岁。 ①藏族的衣着服饰多姿多彩，主要有藏袍（长袍）、衬衫、裤子、帽子、鞋子、头饰、颈饰、腰饰等，它们凝聚和积淀了藏族各时代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表现了藏民的实用观点、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以及经济生产特点等，并具有不同的地区特点②。哈尼族的服饰习俗特点是： 男子肩发齐眉，头戴笋箨笠，跣足。以布为行缠，衣不掩胫，而凡妇女服饰皆其所办，妇人头缠布，或黑或白，长五尺，以红毡索的一尺余续之，而缀海贝，或青药绿玉珠于其末，又以索缀青黄药玉珠垂于胸前以为饰，衣桶裙，无襞税，女子则以红黑纱缕相间为布，缀于裙之左右。既适人则以藤丝圈束于膝下以为饰，然不谙女工，惟打鼠捕雀以供其夫焉③。

　　③　　 肖大亨：《北虏风俗习尚》。

　　①　　 参见《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参见《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三九一。

　　①　　 《历代风俗诗选》，岳麓书社 1990 年 3月版。

　　②　　 参见佟锦华《藏族传统文化概述》，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见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四。

　　明代云南各地的彝族，因生产、生活方式及自然环境的不同，彼此之间在服饰习俗方面的特点也不相同。如曲靖府的彝族男子椎髻披毡， 摘去须髯，以白布裹头，或里毡缦，竹笠戴之，名曰' 茨工帽'. 他们遇见官长贵人，有脱帽悬于背， 以为礼之敬 的习尚。他们还胫缠杂毡，经月不解，穿乌皮漆履，代刀背笼④。霑益州彝族妇女的装束是 蟠头，或披发，衣黑，贵者以锦缘饰，贱者披羊皮，耳大环，胸覆金脉匍。 ⑤楚雄府彝族居处山林高阜处，以牧养为业，其衣着习尚是 男子髻束高顶，戴高深笠，状如小伞。

　　披毡衫衣，穿袖开袴，腰系细皮，辫长索，或红或黑，足穿皮履毡为行缠。 妇人装束特点是 方领黑衣，长裙，下绿缕文，披发跣足 ①。

　　云南白族的衣着风俗是：男子披毡椎髻，妇女不施脂粉， 酥泽其发，以青沙分编，绕首盘系，裹以攒，顶黑巾，耳金环，象牙缠臂。衣绣方幅，以半身细毡为上服。 他们男女头戴 次工，制如中原渔人之蒲笠差大，编竹为之，覆以黑毡。 亲朋故旧之间，久别相见，无有拜跪之礼，但却有 取次工以为馈 的习尚。颇有民族特点②。丽江纳西族妇女的衣着习尚是披毡、皂衣、跣足、耳环高髻，女子剪发齐眉，以毛绳为裙， 裸露不以为耻，既嫁则易之，刀不离身。 ③散处云南湾甸州的傣族妇女的服饰习俗是 衣白布，窄袖短衫，黑布桶裙，不穿耳，不施脂粉。 富贵之家的妇女则有以象牙 作筒，长三寸，许贯于髻，插金凤蛾，其项络以金索，手带牙镯，以红毡束背缠头 的习尚④。

　　聚居于孟定府的傣族男子，在衣着方面则是光头赤脚，黑齿，着穿白布衣，头戴竹丝帽，以金玉宝饰其项，遍插翠花翎毛之类，后垂红缨的装束。而妇女外出却戴藤漆大笠， 状类团牌而顶光，身衣文绣而饰以珂贝。 ⑤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明代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习尚的内容是丰富多采的，不同的少数民族服饰不但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装饰习俗和其中蕴含着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审美追求，而且它还是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较为历史地、全面地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发展和人的意识的丰富。它是明代服饰习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④　　 见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二、卷三。

　　⑤　　 见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二、卷三。

　　①　　 见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二、卷三。

　　②　　 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一、卷四、卷六。

　　③　　 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一、卷四、卷六。

　　④　　 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一、卷四、卷六。

　　⑤　　 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一、卷四、卷六。

　　（四）、服饰习俗与时代基调

　　明代服饰是中国历史上 汉官威仪 的集大成者。 汉官威仪 的本意专指汉朝官吏的服饰制度，在此可用来泛指中国历史上汉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的服饰制度。明初制定服饰制度时，朱元璋按照历史上中原地区汉族统治者所建立的皇朝制定的服饰制度，也就是按照 礼制 严格划分高下，进而恢复与完善服饰之制。这就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了明代服饰要恢复与体现汉官威仪——即中国汉民族的古制、封建的等级与尊卑贵贱。

　　在具体服饰形制的确定上，明代君臣士庶各阶层的服饰，均严格遵循周、秦、汉、唐、宋各代的规定。如皇帝的衮冕，就来自周制王冕中的衮冕。通天冠之名虽在秦汉时已有，但从明代通天冠的具体形制看，实承袭唐制。皮弁亦系改造唐代皮弁而成，唐制皮弁无缝，明代皮弁前后各有缝若干，并以缝数分等第；又改唐白玉珠为五彩珠，珠数同缝数。乌纱折上巾袭自唐太宗所制翼善冠，所以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以后也直称为翼善冠，文武官员朝服与祭服的梁冠承自唐宋进贤冠，公服所用展脚幞头，其形制始自唐中期，经五代到宋代，成为普遍使用的一种服饰，明代则专为品官公服。明代文武官员的补服，据明代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它系 本朝独创.这亦确属如此，上自公侯伯、下至最末一等品官的常服都用补服，这还是历史上未曾有过之事。但品官衣服上绣有文样、却远在唐代时就已出现了，明代补服与唐代纹饰袍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再如明代生员所服之衫有襕，故称襕衫。唐宋时也有襕衫，其制是在衫下部设一横襕，而明代生员襕衫则四面青边攒阑，即领、褾（袖端）、襈（衣缘）均有襕. 由此可知，明代生员服饰是损益汉、唐、宋儒士的服饰而制定的。总之，明代服饰承袭了历史上的汉族服饰古制，但稽古而不复古。朱元璋说： 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能为今，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正因为有斟酌，有损益，明代服饰才可能集中历史上汉族各王朝服饰制度中具有特色的部分，并具有新的时代发展的特点。也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明明代服饰是中国历史上汉官威仪的集大成者。

　　严格划分、确认君臣庶士的界限，是明代服饰的又一显著特点。明代君臣士庶的服饰规制，较之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更加严格。如冕，按《说文解字》的释义，为 士夫以上冠也。 并不是君王的专用品。照遵《周礼》规定。公可服用衮冕，公侯伯可服毳冕，公侯伯子男可服毳冕，公侯伯子男孤均可服希冕，至于玄冕也是如此，只是旒数、就数和每就玉数不同。这种规定，历经汉、唐、宋代，其基本内容没有变化，只是爵位等第改为官员等级而已。朱元璋建明始，就以五冕太繁而废其四，仅仅保留衮冕，并将之作为皇帝和皇族中郡王以上的专用品。朱元璋把冕的服用者限定在这个范围内，是因为这些人正是君王的法定的或可能的继承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的冕成了君的象征或代名词。除冕而外，皮弁和乌纱折上巾亦为上述范围的人所专享，臣子贵至王公也不许用。明代君臣的服饰界限还体现在女服中。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年）五月，朱元璋 以古者诸侯服衮冕，故后与夫人亦服衮翟，今群臣既从梁冠绛衣为朝服，而不敢用冕，则外命妇亦不当服翟衣以朝。 ①于是，只有皇后、皇妃、皇嫔及贵人等三品以上内命妇才许准服用翟衣，而外命妇贵至一品夫人亦不准服用。这种服饰制度上的极为严格的君臣士庶界限，正是明代封建专制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一个表现，也是明代服饰文明具有显著政治色彩的突出例证。

　　明代服饰的发展演变沿革表明，服饰不但随朝代更迭而变化，即使一代之中，随着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它也有变化。明代后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社会上拜金主义之风的盛行和人们社会价值、伦理道德观念的趋变，以及各种新兴社会思潮的影响与催化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明初严定的服饰之禁不攻自破，服饰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僭拟越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财富占有者突破礼制的束缚，凭藉金钱恣意享受挥霍，各阶层人民开始追求物质生活的丰腴，并着力美化生活，企求达到物质与精神享受的最高境界。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生活方式，此时在各个方面，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人们的服饰冠戴上尤为明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美 开始进入普通人家，这是前所未有的。如织金妆花，本是王府、仕官人家品服专用之物，以别贵贱，今（指明后期）商贾工农之家一概穿着已为僭分。又有混戴珠冠及金银鬏髻四围花，通袖刻丝捺纱，挑绣袖口入领，缘等服。而倡优妆饰金珠满头，至于床门帏帐，浑身衣服，俱用金销。一套销金工价，可买一套衣裳。 又有衙棍市游，绫段手帕滥作裙裤杂色，宽带直与衣齐。 （吕坤《实政录》卷一）又如南京官民士庶的服饰，在隆庆、万历以前犹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迨至万历时期，士人所戴巾子， 殊形诡制，日异月新 ，士大夫所戴的冠巾款式很多，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逍遥巾等多种。甚至还有用马尾织成巾的，这种马尾巾则又有瓦楞、单纱、双丝的区别。因此，时人感叹道： 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 当时人们穿的靴鞋也变化多端，以前仅有 素履 、 云履 ，此时则 有方头短脸球鞋、罗汉鞋、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施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无所不有。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特别是妇女的服饰，万历以来变化更大： 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演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 （同上，卷九）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五。

　　明代中后期这种衣冠服饰上的追求华丽之风，并非南京一地如此，江南其它地方也比比皆是： 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骔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松江则 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绸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从典肆中觅旧服翻改新制，与豪华公子列座。（同上卷二）甚至奴隶也 争尚华丽 ， 女装皆踵娼妓 ， 士宦亦喜奴辈穿着 （同上书）。浙江则 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无涯。 （《松窗梦语》卷八）山西妇女 戴金不戴银，有一簪金垂一两二钱者 （吕坤《实政录》卷三）。四川妇女簪花满头， 稍著鲜丽。丑嫫出汲，赤脚泥涂，而头上花不减（《松窗梦语》卷二）。京师 兵民之家，内无甔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 、 或有吉庆之会，妇人乘坐大轿，穿服大红蟒衣，意气奢溢，但单身无婢从，卜其为市佣贱品。 （史玄《旧京遗事》） 豪富之家，有衣珍珠半臂者。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而在农村则不乏倾囊追逐时髦的素寒之家， 家才儋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 （《客座赘语》卷二）。然而当时最令那些正人君子看不惯、干瞪眼的是： 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士宦漫无分别，而士宦亦喜奴辈穿着，此俗之最恶也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总之，这种种迹象表明，人们已不顾及统治者意在严格区分贵贱和等级的那套服饰制度的明文规定，而是意尚奢华，成了尊卑无等，贵贱不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后期天崩地坼 的大转变时期的社会生活情况。但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的进步，热爱美、追求美，且要用美来充实生活的内容，已成为明代社会各阶层共同的追求目标它从一个侧面透露出社会向前发展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