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得政(1)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北宋时曾官太学学正、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御史中丞，南宋时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右相兼枢密使，绍兴十年（1140年）封萃国公，绍兴十二年（1142年）为左相，封太师、魏国公，绍兴十七年（1147年）改封益国公。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病死，加封申王，谥献忠。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被削去王爵，改谥谬丑。

　　秦桧精通历史，知识丰富，有文化修养，北宋时曾任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太学学正，和高宗一样能写一手好字。性格沉稳，非常理智而机敏，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有政治谋略。金人未破开封前，秦桧一直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靖康之难后，金要求宋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身为职方员外郎的秦桧坚决反对。当时同意割地的有以范宗尹为首的70人，而反对派则只有以秦桧为首的36人。在金人的威逼下，宋朝百官议立张邦昌为帝，秦桧竟站出来反对，认为张邦昌一直趋附权势，干尽了坏事，难为世允。金人因此将其北掳。建炎四年（1130年），金国主和派人物挞懒带兵南进，命秦桧同行。为使妻子王氏免为人质，秦桧与妻子伪装吵架，王氏大骂秦桧受金重用，忘了糟糠之妻。挞懒信以为真，准夫妻二人同行。山阳城被攻陷后，金兵纷纷入城。秦桧等则登船而去，历经磨难，终于南归。关于秦桧的归宋，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其杀了监守金兵逃回，二说被金国有意放回，以便与南宋议和，这在张师颜的《金人南迁录》中有记载。

　　南归不久，秦桧被任命为吏部尚书，继又升任参知政事。绍兴元年（1131年）任右相兼枢密使，明确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遭到许多大臣反对，次年即被贬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八年（1138年）复为右相兼枢密使，专主议和。经过艰苦的谈判，完成“绍兴和议”。其主要内容是：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划定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割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二州及商（陕西商县）、秦（甘肃天水）二州之半予金。金归还伪齐刘豫统治下的河南、陕西部分地区予宋。宋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送还钦宗及徽宗梓棺以及亲族。这个谈判成果是令朝廷上下满意的。但是金国突然发生政变，完颜宗弼撕毁和议，决计不放钦宗，以备万一日后军事失利，让钦宗来做皇帝，和南方的高宗对立。

　　金兵大举分兵南下犯宋，战争成就了岳飞，也成就了他的悲剧。岳家军虽然能打，但毕竟是强弩之末，当时的现实环境与宋朝的国势使他的壮志雄心难以实现。但是，岳飞的死，与秦桧是有直接关系的。秦桧自绍兴八年为相17年，成为高宗对外议和、对内专制的谋臣和助手。他助高宗贬谪反对议和的枢密副使王庶、枢密院编修胡铨等人，又收岳飞、韩世忠、张俊等大将的兵权，独揽朝政，排除异己，兴文字狱，打击政敌，制造了一系列冤狱。岳飞等人是其中的牺牲品。

　　秦桧身后名声不好，但人们对其评价并不十分确定，宋代官方就几经变化。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高宗为其题碑：“决策元勋，精忠全德。”并追封为申王，赠谥“忠献”。谥议上这样评价：“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板荡之后；道德光天地，勋业冠古今，虽备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报之典，严于定谥……虚国忘家曰忠，文贤有成曰献。定赐谥曰‘忠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事隔51年，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倡北伐，使礼部侍郎李壁奏贬秦桧：“秦桧首倡和议，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开于臣子之口，宜亟贬秦桧以示天下。”结果削秦桧王爵，改谥号为“谬丑”。但韩侂胄北伐失败，史弥远等谋杀韩侂胄讨好金人，又恢复秦桧的封谥。这种变更为政治需要，非史家公评。但史家之异调也颇多，甚至今日仍如此。其焦点有二：一为秦桧力主和议为“保全东南”；二为秦桧得政不过迎合了和议主谋高宗。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六中曾说：“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以不和议而亡。”“澶渊盟，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虽韩、范名臣，犹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是，况南渡乎？”赵翼对和议是带有同情的。南宋初年，国家贫弱，军事实力当然更弱，加上朝内不和，能守住半壁江山已属不易。但高宗奉行吕颐浩所谓的“贻书以骄之”、“示弱以给之”、“出其不意”、“乘时北伐”策略，为南宋的发展赢得了机会。从高宗即位到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入相这11年，南宋朝廷颇有政绩。通过安集流民、恢复生产，涵养支撑财政；统一内部，平定靖康以后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形成了比较稳固的后方；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使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特别是养练士卒，形成了可与金人抗衡的军队。绍兴二年（1132年），宰相吕颐浩上书请求北伐，称张俊有兵3万，韩世忠有兵4万，岳飞有兵23万，王燮有兵13万，刘光世有兵4万，杨沂中、巨师古各有兵万人，崔增、姚端、张守忠各有兵2万，共有20余万。事实上，建炎四年（1130年）后，金人每年的秋季攻势再没能渡过大江。倒是南宋于绍兴四年（1134年）挫败金人、刘豫的南侵，绍兴六年（1136年）再次挫败刘豫。而恰恰在此时，即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与金议和。绍兴十年（1140年），金人背盟，在宋军无备的情况下，完颜宗弼南侵而得利。但随即宋军反抗，形势迅速扭转，宋军取得全线胜利，如果不是秦桧从中破坏，宗弼可能放弃开封和河北。秦桧如此作为为当世批评，也为后世许多史家所抨击。

　　秦桧得政(2)

　　明代文徵明刻于杭州岳庙的《满江红》词下阕谓：“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这种高宗怕钦宗归南复位而杀岳乞和之说，相当流行。高宗的这种用心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一个新立的君主，不谈复国，是很难取得人心的。因此他在左右矛盾之中，一边多次议和，一边采取进攻措施。比如绍兴二年（1132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四年（1134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1137年）张浚请求驻跸建康，他都同意。但是担心钦宗南归这一节，却一直成为秦桧和金人挟持高宗就范的筹码。宗弼临死时嘱咐部下，如果南宋背叛金，就把钦宗安置到开封，使高宗北伐变成兄弟失礼之争。我方辅钦宗拼力破敌，可以安中原人心。这一毒计，秦桧是了如指掌的。从当时复杂的斗争局势看，秦桧乞和的另一种用意是为了专权。《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四载，秦桧曾十分有把握、恰到好处地抓住了高宗的心理，提出要“断大事”“不许群臣干预”的条件，“挟虏势以要君”。一个政治家要想为君王所重用，必定要提出某种政治纲领。这种政治纲领要么从国家利益出发，要么投君王所好。国家存亡事求之于战还是和，在艰难局势下已变得很难选择，恰恰主战派又在朋党之争中内耗，秦桧自然有了可乘之机。但秦桧如此做法，也要冒很大的名节风险。对此，也有史家言其识时度势，做了高宗不便做的事，牺牲了个人名节为高宗背了历史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