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古国

  贺兰古国(1)

  元灭西夏诸国后,为辽、金、宋修专史,而独置西夏于不顾,致使西夏典籍散逸,国史湮灭。据说成吉思汗数征西夏而不克,最终在西夏都城兴庆府遭遇地震时才有了取胜的机会,但其在最后的征服战中病逝。由于对西夏怀有特别的仇恨,他在临终时嘱咐属下将西夏末主李和党项一族杀绝。后来元朝不书西夏史,也应与此相关。清代乾嘉学派由治经而治史,始为西夏钩沉辑佚,续缀国史。贺兰山东麓成排的巍峨王冢,其枕山饮河之景象,令人触景生情地感悟到西夏党项族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之气度。而它灰飞烟灭竟至于全族覆灭、为史不载的悲壮,也令人生出哀婉。电视剧《贺兰雪》对西夏的故事作了形象的长篇叙述,其工作定充满艰难险阻,想必作者有点儿感受。

  党项族原居今四川、西藏、青海等省区的交界地区。唐朝初年逐渐向甘肃、陕西北部一带迁徙。唐朝末年,定居在夏州(今陕西横山西)一带的党项族平夏部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其酋长拓拔思恭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从此逐渐形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宋朝初年,李继迁借助辽的势力与宋朝抗衡,于宋咸平五年(1002年)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设西平府。经过李明德一代的继续发展,由氏族部落转变为地方政权。宋宝元元年即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因地处中国西北,史称西夏。

  西夏之崛起和衰败与它同其他几个国家所取的道路不同有关。北方草原地区的党项、契丹、女真、蒙古人,分别建立了西夏、辽、金、元政权。契丹、女真、蒙古是发源于西伯里亚草原的民族,处在东亚文化中心圈的边缘位置。西夏人位居辽、金、元与宋之中间地带,是它们之中的“中国”。相比之下,西夏文明与东亚文明的血缘更近。从地理位置来看,其虽偏于一隅,但可独立自足的条件也更好一些。历史上西夏的确只偏隅西陲保祖业,而无意进中原称帝。西夏人虽然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从来未能从中原汉人那里由精神上独立出去,事实上是那个时代汉文化的一个小标本。宋朝的命运将要如何,西夏的命运也将如何。

  具有动感特征的游牧文化,由风沙碛石、冰冻寒燥所支配。冰冻寒燥导致生活资料的短缺,因之游牧民族的活动便带有攻击性。他们要向潮湿多山的南方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经济重心与南北政治边际区都有向东南迁移的张力。由于辽、金、元的文化品格与中原相距太远,当它们深入进来的时候,遇到陌生的东西太多,文化触角带有相当的盲目性。反过来,中原文化遇着游牧文化也非常盲目。盲目意味着没有理性的克制,因而两种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架屋同构,形成边际文化带。南方温润的气候、舒适的生活环境、古朴悠远的文化氛围,使中原人不断地向内心求世界信念。宋代由北宋的宋学发展到南宋的理学,不断由心外而心内,恰好与国界的一再南移相递序。向内心讨饭吃,必定以胭脂粉黛之气迷蒙遮掩黄沙漫漫的域外风景。盲目中游牧民族最终获益良多。在强悍之上再加了聪明,这是中原人败于其手下的一个原因吧。

  西夏比之辽、金、元要理智得多。其国土本来就由宋分割出去,而其还自有立国的地理条件和生活资源,因而不会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为了生活孤注一掷地到疆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由于与汉文化血缘太近,他们对汉文化非常熟悉,受影响也非常深,因而像宋朝那样立国自给的观念很重。这样束缚了他们的创造性——模仿得太多。自唐代后期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以后,经五代到宋初,当时的政权一直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国家。这个梦想实现以后,在立国方针上面临两种选择:效仿五代的“尚武重法”和效仿宋朝的“尚文重法”。李元昊选择了前者。“尚武”政策当然有出于同宋、辽抗衡争霸的军事考虑,以实现使宋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的理想,后来它的确助西夏取得宋夏陕西之战、辽夏河曲之战等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大胜。但其主要的着眼点是内部军事斗争。李元昊所建立的蕃汉联合统治政权,是以党项酋豪显贵为统治基础的。这些酋帅皆有地分,拥兵自雄,不相统摄。为了驾驭他们,李元昊不能不于“案上置法律”,“明号令,以兵法勒索诸部”,甚至同他们歃血“盟誓”。西夏境内计有党项、汉、吐蕃、回族、鞑靼、吐谷浑、回鹘、契丹等民族,稳定统治也需要武威。所以李元昊制定的政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的。在这一方针下,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繁荣起来。而同时西夏改年号、定官制、建都府、更礼乐、定兵制,则习用宋制。其文字也仿汉字,由汉字取得各类偏旁,增删累加笔画而成,繁冗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的文字在西中国之地竟流传通用近二百年之久。到西夏天安礼定元年(1086年),乾顺开始全面推行“尚文重法”的政策。当时其社会组织已初具规模,经济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巩固,中央集权的帝党、母党之争也告一段落,与宋朝的军事较量转为军事对峙。所以乾顺在当时便提倡“以儒治国”,恢复礼乐科举制度。这一方针带来了严重后果,即讲“君臣之谊”,忍辱退让,给了野心勃勃之母党和大臣以生内乱的机会,原始部落内部的血刃重新暴发,致使“军政日弛”。而随着汉化的加深,一贯尚武强悍的党项民族,逐渐文弱,抵御外侮的能力减弱。西夏由蛮荒而剽悍,由剽悍而儒雅,由儒雅而文弱,由文弱而灭亡。

  

  贺兰古国(2)

  中国自汉以降,各代的更迭多受北方草原民族的掣肘。北方草原充满活力的民族荒蛮而又炽烈,一次次入侵中原,引发无数次抗争、激斗、交融、同化的高潮,实际上也给中国古老文明、古老民族一次次注入新的元气和新的种性。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于北方的草原部落,似乎成为东亚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化的主要外动力之所在。它们导致了中原政治格局的一次次大变动、社会的一次次大动荡。而这些草原民族,则愈是靠近中原文化中心的愈弱,愈边缘的愈强,故初辽胜宋,继而北方的金胜辽,再而更北方的元灭金;待元灭明立,汉又光复,但明又为清所灭。在10世纪到14世纪的中国,不同文化的撞击已经相当猛烈,而那时汉文化的脆弱性已暴露无遗。西夏先宋一步而亡,像宋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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