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术派与史学派

　　神宗与司马光谈及汉代曹参代萧何的事：“汉代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以吗？”司马光说：“不光汉代，三代之君都守禹、汤、文、武之法。汉武帝改了高祖的规矩，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汉代的基业开始衰落。所以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又说：“治天下譬如整理居室，有点儿毛病就修理一下，不是大坏就不要拆了重新建造。”

　　王安石拜参知政事时，神宗对他说：人家都说你只知经术，不晓世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正是用来经划世务的。神宗问他，你施政先做什么事？他说：“变风俗，立法度，最是今日之所急。”他变法后，许多大臣诋毁他，他对神宗说：“陛下如想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就要与流俗权衡重轻。如权衡流俗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如权衡王道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他骂那些不支持新法的人不读书，甚至大胆地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认为经文经过秦火已无真本，现在读经要识其大义，而不拘泥于文章考据。他将编撰解释《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作为官学和科举考试的教科书。

　　司马光是个非常严谨的史学家和非常稳健的政治家，他把当朝的政局理解成一部完整的古代史的自然展开，至多是一部演绎史。王安石则把历史当做创造史，人可以按照理想的模式来创造现实，而不在乎别人有没有做过或别人的经验。他所谓的“新义”以及“三代”政治，其实是他现实理想的假托。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把当时的学术派别分为“经术派”和“史学派”。一主理想，一重经验；一主彻底改革，一则主逐步改良。这个概括虽过整齐，但能说明点问题。如果再用一种也嫌整齐的话来说，即历史的发展是激进和保守两股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我们就能对司马光和王安石多一分理解了。

　　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在回答他儿子“历史有什么用”的那本书里曾举过一例：凡到过法国北部的旅行者，无不对那里田地的奇形怪状印象深刻。几百年来，由于所有权的变更，原先的布局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时至今日，他们仍将可耕地划分为许多七零八落的小块。看见这些紊乱狭长的土地，农业科学家感到迷惑，因为按原样继承这些土地会给耕作带来麻烦。某些急躁的法学家曾言：“通过民法必然解决问题，改变继承法就能消除弊病。”如果他们多了解点历史，如果他们曾询问过一个恪守几百年成规的农民，就不会把问题看得如此简单了。一个社会绝不可以任意塑造，如果那样，其结构必然像无脊椎动物那样软弱无力。马基雅弗利、休谟等人认为，在时间的长河中，至少有某些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人”。这话只是部分正确的。莫说人体器官，人的精神也今非昔比。但你也不得不承认，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或非常难以改变的东西，否则，人或社会这类名称就毫无意义可言了。这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的一个方面的答案。这也正是司马光的立论根据。

　　那么王安石呢？如果我们都成了司马光，世界便滑入宿命论或循环论的逻辑。其实王安石那种总想打破成规的理想主义精神，也是人类普遍的、永恒的本质。王安石是社会列车的发动机，当然十分可贵。但王安石们走得太急迫，司马光辈给点阻力和交通规则，让这部车前进得稳健一点儿，这是司马光的存在价值。司马光也绝对怀抱伟大的理想。社会需要王安石，也需要司马光。

　　有没有第三种人可以做？比司马光血性一点儿，比王安石练达一点儿。苏轼大约是这么个人。王安石创行新法时，他批评神宗：“陛下文韬武略，不怕不明是非，不怕不勤勉，不怕不果断，只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并进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但是后来司马光欲改王安石免役法复为差役法时，他又竭力反对。当时以苏轼兄弟为代表的蜀学，黄老哲学和战国纵横派策士的气味很重，尚权术，主机变，意见常在变换中，不易捉摸。他们不太相信一种确定的制度或理想，于人情世故相当练达。但从政治作为来说，就不可能有太大的施展了。神宗死后，哲宗年幼，高太后秉政，后用苏轼当翰林学士，她对苏轼说：“先帝每诵读你的文章，必叹‘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他听后失声痛哭。不久以后他又受各方排挤被贬到杭州。王安石、司马光在朝中各有信奉者，所以权位可显也可稳固一段时间。苏轼虽有机变，但不易得任何势力的推奉。国人历来鼓吹中庸，中庸作为一种理论结论很是完美，但于现实中，却不大能得势力。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尤其是以政治、军事重大事件为内容的叙述史，已经让许多人看得老眼昏花了。但是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历史学还十分年轻。历史学的魅力绝不会止于司马光，也绝不会因为王安石辈的否定而被丢弃。但是我们读历史可以读得比司马光宽一点儿。了解现实必须超越现实，要探讨历史亦不可囿于历史。布洛赫一再强调：“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他曾记述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的一桩逸事：在斯德哥尔摩游览时，皮雷纳主张先参观新落成的市政大厅。面对同行惊愕的目光，他解释道：“如果我是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只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布洛赫认为，正是这种要求理解生活的欲望反映出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王安石对现实和它的生命活力的重视，今日看起来也是非常珍贵的。我们既要读历史，也要热爱现实生活，这样才能既不失去对历史永久的兴趣，又超越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