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1)

　　“春秋笔法”是指以褒贬评史事的历史学方法。这种以价值评判为主旨的方法，至少在汉代已经定型，并一直为官方首肯。宋代此风甚行。如欧阳修《新唐书》等即“褒贬祖《春秋》”。苏辙大谈“史官助赏罚论”：“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贤人君子之功烈与夫乱臣贼子罪恶之状，于此皆可以无忧其无闻矣。”（苏辙：《栾城应诏集》卷一）这些话不仔细想想，还觉得有道理。《宋史》的主笔之一欧阳玄在《进〈宋史〉表》中论《宋史》编修“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而匡扶”（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三《表》）。确实，这部《宋史》以程朱理学为基本指导思想，采用任情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论是非，重义理轻文辞（《宋史》的文字确实一团糟），崇尚道德而轻视功利，其发凡起例、评断史事、裁量人物，与此一点儿不差。《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宋史》提要评断说：“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你想，如此一部书，读起来能放心吗？我在写作本书之始，深入接触了《宋史》，一开始就怀疑起来。比如关于太祖与太宗的关系，这上面写他们如何如何相善。比如本书《自证政见》里专论的曾布，被列在奸臣传。所论都与事实正好相反。这太可怕了。其他原来我不熟悉的内容，照此读来则不全成了伪知识了吗？

　　历史学家成何居心，要如此铺叙历史？如同王安石压制曾布实事求是的批评而证明自己的见解正确一样，或许正是春秋笔法的原教旨吧。历史是个可打扮的小姑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些话倒说得直言不讳，我也来点“春秋笔法”，称之为“历史独断论”。

　　不过，把《春秋》之笔法说成这样，却是冤枉了孔夫子的。南宋有个大史学家叫郑樵，是巨著《通志》的作者，他早就说过，《春秋》是一部说实事的书籍，所谓《春秋》主褒贬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后儒附会演绎出来的。“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说。”（《通志·灾祥序》）“樵每叹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而事多，载籍本无说，腐儒惑之而说众。”（郑樵：《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儒者“因疑而求，求而迷，因迷而妄，指南为北，俾日作月，欣欣然以自得之学，其实沈沦转徙可哀也哉”（《通志·〈尔雅注〉序》）。郑樵戳穿了这层纸糊的窗户。《通志·总序》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说明任情褒贬的做法所造成的各种混乱和谬误：“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毌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泉。”这种褒与贬皆为主观臆断，以私心或意识形态为标准，不符合客观实际。

　　郑樵主张让史官说实话，认为史书的功能是记载史实。“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通志·总序》）如何才能把史实说好呢？“著书之家，不得有偏徇而私生好恶，所当平心直道，于我何厚，于人何薄哉。”（《通志·氏族略第三》）“私生好恶”是一个道德问题；“平心直道”是理智与理性，当你秉笔直书的时候，“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聪明过头了千万要冷静，才力不够要多下苦功，更不能做“厚我薄人”之事。

　　郑樵还从学理上探讨“实学”治史。他说：“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者义理之学，二者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通志·图谱略》）如此讲义理、讲辞章，正是使史学失当、随意发挥、歪曲事实的重要原因。他对这种“略于事实，详于浮言”的史著，作过这样一个比方，“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通志·总序》）。郑樵认为像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等16类学问，“有书无图不可用也”；认为“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通志·图谱略》）。郑樵还竭力主张史家学习自然科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修出符合实际的史志。学自然科学要把书本知识与实际观察结合起来。如学天文，“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通志·天文序》）。要向“农圃人”学习，“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他说自己“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通志·昆虫草木略序》）。而朱熹却说：“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何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熹：《晦庵集》卷三九《答陈齐仲》）这与郑樵是截然相反的见解。郑樵的实证思想与主流文化反差很大。

　　春秋笔法(2)

　　郑樵还提出“会通”以鉴古知今、察往知来。他说：“修书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仲尼之为书也，凡典、谟、训、诰、誓、命之书散在天下，仲尼会其书而为一，举而推之，上通于尧、舜，旁通于秦、鲁，使天下无逸书，世代无绝绪，然后为成书。马迁之为书，当汉世挟书之律初除，书籍之在天下者，不过《书》、《春秋》、《世本》、《战国策》数书耳。迁会其书而为一书，举而推之，上通乎黄帝，旁通乎列国，使天下无绝书，世代无绝绪，然后为成书。后之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而修，故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夹漈遗稿·上宰相书》）“会”要收###聚天下之书，研究各家学说；“通”要上下通、横通旁通，才能“极古今之变”。郑樵的要求是那么高，要“使天下无逸书，世代无绝绪，然后为成书”，这部书所集聚的知识能量自不待言，这部书的科学性也是无与伦比的。他说自己“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我们至少可以相信他写起书来，不忍妄发一言。

　　史学家在历代的地位不过为皇帝的发言人，他们自己从来未曾想过权可比“天”比“君”。历代正史，除《史记》、《汉书》尚可见著者之人格外，其余均为天下定“是非”，实在都是皇权在做主。即便史官有权力“助赏罚”、动“春秋笔法”，我以为也当削了这个权。史家当在人格上、学术上与“天”与“君”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