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钱钟书

　　葛红兵

　　关于钱钟书，我在三年前和我的学友王晓华等一起做了一个对话。这个对话中我说钱钟书实际上是个文化恐龙。当时批评我的人不少，但是我的观点没有改变，甚至，比较当年，更激进了。

　　现在，我们重新回头看看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知识分子的人格史，有多少是值得骄傲的呢？那就从钱钟书身上看吧。钱钟书生的人格病，其中一种是道德鸵鸟症，这种病是他在文革的时候得的，此后就一直没有治疗过，想一想一个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中，竟然可以对身边非人道的事实视而不见，却将脑袋埋藏在图书之中的人，他难道不是一只道德鸵鸟吗？

　　这个病，并非钱钟书先生一人的问题。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都很微妙，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他们的人格难免会有扭曲。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不能就此来质疑一下钱钟书先生。

　　第二种病是知识表演狂，他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就坚持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了，在小说中卖弄知识，结果将《围城》弄得像个知识垃圾坑，而这些知识又都是掉书袋的知识。

　　第三种病是知识分子自虐症，利用小说这种形式歪曲知识分子形象，诬蔑知识分子，钱钟书在中国做得是最好的，这方面一部《围城》要比十部《儒林外史》都利害，看了《围城》真的是让人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没得救了，他们已经从根部烂到了骨子里，是一群世界上最丑陋的苍蝇。究其原因，恐怕就是钱钟书的“文人相轻”的毛病犯了，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文人，就轻视其他的文人，把文人往坏里写，无所不用其极。他其实是反知识分子的健将。问题是直到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被钱钟书的这根闷棍打得晕头转向，没有找着北，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他们也只好像钱钟书一样当鸵鸟，因为他们在道德上、人格上已经被一个钱钟书弄得毫无自信心了。

　　以上三点，我在另外的文章中已经讲了，我现在要对上述第三点做一个补充。我得说不管钱钟书先生主观上如何，但是客观上，钱钟书先生是反启蒙的。五四文化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立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启蒙者地位，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操守上高于大众，因而是大众的启蒙导师。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建立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封建时代的仕――帝师王佐，而是新文化的建设者，新时代大众的启蒙导师。但是钱钟书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将知识分子写得一钱不值，――在《围城》中，中国知识分子之委琐，之不可救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仿佛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肩负起启蒙的使命，相反，他们倒是需要被教育教育。钱钟书散布了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的情绪，进而是对知识分子的敌视、诋毁情绪――五四新文化着力塑造的知识分子启蒙者形象就这样被击垮了，而且是以小说的形式，在嘻笑怒骂之中击垮的。

　　对于钱钟书，我们要有正确的定位。说他是中国的文化昆仑，我觉得是神话。从思想家的角度讲他没有创建自己的对于世界的体系性学说，要是把他和孔子、马克思这些中西圣哲比较，对他的定位就可能客观一些。从文学家的角度讲，他当然不是大师，一、他的创作量较小，二、《围城》优秀，但也有局限。它只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题材是知识分子的，语言趣味上也知识分子气；它对知识分子形象做了全盘的否定，缺乏理想的光亮，没有能够真实地反映“五四”后中国新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真实的人格形象。钱钟书是一个一流的知识型学者，看《管锥篇》我是佩服的。

　　但是，我们在看到一个知识型学者的人格魅力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它的欠缺，它可能鼓励一种“充耳不闻”、“视若无睹”的鸵鸟主义生活哲学。一个人，一味地沉浸在书本中，对生活中的不公义、不人道之事报以沉默――这恐怕也不是人生的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