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哪里说话

　　葛红兵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不为体制所用的异禀，如籍康、阮嵇、李渔者，但是不成气候。多的，还是那种以治圣人语录为业的尸虫，他们的理想和孔子一样，那就是得到体制的赏识，进入体制，成为官方正统。这些尸虫的核心恐惧是人微言轻，所以他们争道统，争着成为“正道”，所以他们总是借圣人说话，想想康有为为什么弄出个《孔子改制考》来？解放以后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对语录本顶礼膜拜？他们至今还在认真地学“圣人”讲话，又为的是什么？经常地习惯性地靠圣人语录说话，借用圣人语录，拉大旗做虎皮，渐渐地他们自己就不会说话了，甚至有一天他们以为圣人的话就是他们自己想说的话，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但这还是表面。这里真正的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说话。向着体制说话，在体制中说话当然要说体制允许的、体制喜欢的，当然就要小心翼翼，在说话前为了说好话当然就要学习体制指定的“圣人”语录了，然后说一些注解的话或者模仿的话。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说话大多颤颤巍巍，因为他们说话的地方是朝堂，他们跪在皇上的面前，低着头，耸着肩。显然这不是什么自由说话的地方，跪着说话实在太残酷，说得好听还可以，说得不中听，掉了脑袋更是满门不幸。

　　现在知识分子似乎多了一个说话的地方，那就是藏身在大众中以大众的身份说话。但是向大众抛媚眼，搔首弄姿不是知识分子的正途，知识分子将自己降到大众的水平，以大众的乐为乐的标准，以大众的欢为欢的极致，想一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曾见到某年长学者被请到电视直播节目中，他先是被要求玩一种绑腿踩气球的游戏，接着被要求用扇子扇一只毛绒娃娃，然后他又被领到一台磅秤上和一个小姐比了一下体重以证明那位小姐减肥成功，最后他被要求对今天的活动发表讲话，他说：“今天我很高兴。”这样的场合一个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呢？他不如一个歌星、一个影星、一个球星……，在制造大众口味方面知识分子远远不是媒体明星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