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道学批评

　　葛红兵

　　在批评的领域里集中了为数不少的当代最杰出的头脑。这是当代中国最具活力的学术队伍之一，然而，某种奇怪的力量正在消蚀着他们，使他们渴求自由，却常常成了新的禁锢的牺牲，他们渴望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却反而成了话语鹦鹉，他们说话的唯一方式就是消灭自己，他们说得越多就将自己消灭得越干净，他们的声音越响亮，他们在这个世界的真实存在就泯灭得越彻底。上面所说的假洋鬼子批评家自然如此，他们是没有什么个人观念的，他们的外国主子的观念就是他们的观念，他们以别人的观念为自己的观念；而另外一部分，似乎是有观念的，他们高喊着民族主义的口号，叫嚣着要建立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精神、批评风范，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现实当作自己从事批评的假想象对象，在对这种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中自我陶醉，实际上，他们是回避了对他们直接就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生活的批判，放弃了作为一个有信念的批判家所应当的具有的对现实生活的观察。

　　这其中尤其要主义的是道学型批评。在中国，儒家的对于身体的蔑视（“君子舍利而取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是一以贯之的，中国的反身体、敌视感性（感官）、视肉体为仇寇的道德主义观念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中国人在长达几千年的过程中一直受着这些可耻的道德主义者的愚弄和欺骗，以至中华民族看起来似乎是先天就反身体的，几千年的结果人们获得了一种种族上的身体的颓败形式。如果我们承认人道主义的精髓在于对个体的人的自我选择和决断的权力的肯定，那么我们会清楚地发现道学型批评的谬论是多么地反人道主义，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个体：自由自觉自主的个体，而代之以那些无个性无决断的“群众”。他们把道德抬高到绝对，其目的就是要无数个体放弃个性没入普遍理性和普遍意识之中。进而言之就是要牺牲无数人的个性，使他们不能成为个人，而成为道德主义者的道德容器，执行思想而不是创造思想，甚至连选择思想的权力都没有。对于世界这将是怎样一副图景？世界之舟的最上层是道德主义者“高大”的身影，他是伟大舵手，而其他人都只能在底层的船舱里划桨，对于这船划向哪里他们无权过问。

　　面对道德主义者我总是对自己说：别盲信，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决断。――他们到底是凭借什么来说，90年代的个体性文学是“兽性大爆发和欲望大暴露”的产物，是展示个人经验的“反历史、反哲学、反常识甚至反审美的一方面”，是“让西门庆成为时代的性崇拜者”，是“让达尔丢夫和梅菲斯特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主人”，是在“低级趣味中和平面价值中，在商业炒作和欲望冲突中弄脏自己，并最终成为时代泡沫中的沉渣”？必须认清道德主义者的虚伪的面目。让我们把这个世界简化到只有三个人，这是一个简化的世界模型。假设他们三人只有一个面包作为食物，这是道德主义者会对另外两个人说：“你们应该讲讲道德，应该将面包给有病的人吃（我就是那个有病的人）。”而个体主义者会对另外两个人说：“你们有权选择你们对面包的态度，但是我对面包拥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我将使用这个权力。”第三个人，他听信了道德主义者，他说：“亲爱的道德主义者，其听从您的教导，为了道德的完善，我将面包献给您。”第三天我们将看到道德主义者在吃了双份的面包之后满面红光，他的道德主义说辞越发凌厉辉煌，而那个献出面包的人已经饿得两眼昏花，连说一句“给我一片面包吧”的力气也没有了。不要相信道德主义者的说教，不要将自己降格为一个无思想无个性无决断的人，一旦我们解除了对道德主义者的迷信，人们不再相信关于上帝、圣人、大全的说辞，对于绝对主体的信仰没有了，那么相信一种超凌于个体之上的道德规范为一种绝对的普遍有效的道德规范的信念也会跟着瓦解。人们就会从这里回家，回到那个个人的立场。换句话说，没有普遍必然的道德律，道德主义者无权充当绝对主体，无权对公众指手划脚。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批评必须和它身上的经学传统、道学气息作斗争，批评必须不断返回到个体性经验，返回到身体性范畴，以边缘状态的他者形象，关注“个体”存在的历史性和可能性，呼唤个体的人的诞生、个体文化时代的到来。这是个体批评在新世纪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