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论二·先秦时“人有十等”探讨

　　“人有十等”云云，见于《左传·昭公七年》，为公元前535年，楚灵王六年。这段话，是楚国大夫无宇对楚灵王说的。楚灵王是楚共王的儿子，名围。他在登王位前任令尹，主兵事，杀掉侄子郏敖而自立为王。即位后就兴造章台宫，收纳其他贵族的逃亡奴隶来充作仆役。无宇的一个看门奴隶也逃到了章台宫里，他就到那里去抓人。守宫的官吏不给人，说：“你竟敢到王宫里来抓人，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行吗?”把无宇抓起来去见楚王。幸好楚灵王心情不错，还请无宇喝酒。无宇不要喝酒，只要讨还奴隶，就说了这段话。这段话，可以证明春秋时存在着人身依附制度，但并不严格。无宇说这话，也有夸张之处。如他一上来说：“天子经略（杜预注：经营天下，略有四海），诸侯正封（杜注：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草木），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似乎天下的臣民，对君主都是人身依附关系，并引诗句为证。果真如此，他也不能到楚王那里来追讨逃亡奴隶，因为他自己不过是楚王的一个奴隶而已。所以，对他说“人有十等”，下一等人对上一等人都是臣属关系，应具体分析。

　　先来看“王臣公”。这里指的“王”应是全社会的首脑，当其时也，应指周天子。“公”是古代五等封爵之首。《公羊传·隐公五年》：“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在这里为诸侯之代称。中国自西周进入宗法制封建社会以后，在观念上，确要将王与诸侯的关系，从兄弟、朋友关系，变为父子、上下关系，但事实上，从未有过真正的公对王的人身依附关系。像楚王，依周制不过是子爵，但在西周夷王时，熊渠就曾封子为王；到东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楚武王就正式自立为王，与周王室分庭抗礼。无宇这话说在楚君自封为王的二百多年后，而且对一个由周王室正统看来为“僭王”的说“王臣公”，本身对此话语构成了反讽。真正形成公以下臣民对君王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话语强权，直要到中国进入宗法制集权社会以后。

　　“王臣公”是如此，“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更是如此。“大夫”是夏、商、周三代时的职官，属卿、大夫、士三等职官之中级，主要为诸侯国的官长，这里代称职官。“士”是职官中最低等级，引申为官吏的通称；又引申为“农工商士”四民中，学道艺、习武勇，以出士为生存手段、生活目标的人。

　　从“王”到“士”，依今天的划分标准来说，大致相当于贵族及其候补者阶层。

　　但从“士”为“农工商士”四民之一，也可以把“士”划到下一层次的平民阶层中。能独立自主地经营事业、产业的“农工商士”，当属平民的上层。下层平民，就要受雇于人，为别人打工。“皂”是官府的杂役，《〈汉书·货殖列传〉颜师古注》：“养马者也。”“舆”，据《〈汉书·严助传〉颜师古注》，则为“主驾车者”。养马、驾车，地位相差无几，也许都属小官吏（士）的领导，但要说“士臣皂”、“皂臣舆”，依“臣”的本义看，未免言过其实。

　　“舆臣隶”、“隶臣僚”也如此。《说文》：“隶，附著也”，也许是助手的意思。“僚”，《〈左传〉孔颖达疏》：“服虔云：‘僚，劳也，共劳事也。’”大概指的是干更粗劣的体力活的小工。到“僚”，虽然干的活很低贱粗劣，但还是为官府服役干事，保持人身自由，所以还属平民。

　　“仆”与“台”也许就是失去人身自由，对主人形成依附关系的奴隶了，这属于第三层次。无宇向楚灵王索讨的“阍”（看门人），就属于这个层次。《说文》：“仆，给事者。”《广韵》：“仆，侍从人也。”《〈左传〉孔颖达疏》：“台，给台下微名也。”仆是近侍者，台是远给事者。仆与台的等差，大概相当于《红楼梦》中袭人、平儿、司棋、鸳鸯、紫鹃等大丫头，与傻大姐等粗使、小丫头之间的区别。从大丫头珍珠可以随便打小丫头傻大姐的嘴巴来看，也有点“仆臣台”的意思。但这“臣”，只不过是“五十步”臣“一百步”，可怜见的。然而，阎王好见，小鬼难过，“仆”与“台”之间的假“臣”关系，有时演得比真“臣”还“臣”，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

　　又据《左传》记载，楚国大夫鬻拳兵谏楚王，以后又自刖（砍去脚）去做了楚国首都看城门的官。楚王兵败逃回来，他又不让进门，逼楚王再去打仗。楚王打胜仗班师回来，病死途中，鬻拳赶去安葬楚王，然后自杀。“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使其后掌之。”也许，从此楚国首都的城门官也世袭了。（见《左传·庄公十九年》）而据《庄子·徐无鬼》中说，齐人南郭子綦的儿子梱到燕国去，途中遇盗，强盗觉得“全而鬻之则难，不若刖之则易，于是乎刖而鬻之于齐。适当渠公之街”，据清代学者孙诒让说，“适当渠公之街”，应该是给齐康公当阍人，看门。从这两例阍人都是受刖刑的来看，阍人可能属于台，甚至由受过刑的奴隶来担任。也可反证台是最低等的奴隶。从“王”到“台”，十等人已俱全。十等人之间有九“臣”关系，其中假“臣”居多，真“臣”很少。但只要有一两种真“臣”关系，即可证明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人与人之间的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占有者对被占有者有凌驾法律之上的生杀予夺之权；被占有者的人身自由、财产与生命为占有者所剥夺，不受法律保护。或者说，中国古代的所谓“法”，首先保护的是占有者对被占有者的生杀予夺的权利。这一点，在《韩非子》里是反复申说，不厌其详。因此，先秦法家之“法”，简直可以说是奴隶主阶级法权。把法家思想视为“法治思想”，把儒家的仁政思想视为“人治思想”，实在是同历史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十等人已说完，但无宇紧接着又说：“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圉是养马人，牧是养牛人。《汉字》依据这段话，把牧（也应包括“圉”）注为：“春秋时最下贱的奴隶。”好像“仆”、“台”虽贱，还是服侍人的，而“圉”、“牧”服侍牲畜，更等而下之。但“皂”不是也有养马的吗?难道为官府养马身价就提高几等吗?况且，前文明说“人有十等”，“圉”、“牧”却是第十一、十二等，这“等外”之人，为何非得论而列之呢?而既言及“圉”、“牧”，又为何不依前例，说“台臣圉”、“圉臣牧”呢?我反复寻味，发现最后一句话其实是比喻，“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是说：“就像马要有圉人调教，牛要有牧人驯养，才能应付各种事务一样，人也需要这样的等级管理。”把君臣关系、官民关系比做驯养人与牲畜的关系，在当时的语境中，并不怎么触目与引人反感。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意识中人与自然界动物的亲密关系，如《列子》、《庄子》、《左传》中说到过“马生人”，或把选贤才比做伯乐相马等；另一方面，也表明周礼文化制度实行了几百年，已经形成了“人分等级”的政治现实与强势话语，为进一步演变到宗法制集权社会提供了基础。中国的“人有十等”的话语，虽然没有发展到印度种姓制度那样严酷的地步，但由“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演变出来的全社会臣属于一个孤家寡人的思维定势，恐怕与给社会、历史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的种姓制度相比，也难分伯仲。

　　当时的有识之士，对这种强势话语，都作出了态度鲜明的批评。最著名的表述，当属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庄子则借哲人长梧子之口，对之嘲讽道：“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汝）皆梦也。”而读者将在以后各章的注解中看到，《老子》全书，不仅一以贯之反等级制度的思想，而且从形而上的高度，给“君为轻”、“为下”，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解说。